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效率论文,资本论文,金融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争论及机制
(一)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影响的争论
关于金融发展能否提高资本的配置效率，经济学界一直存在争论。争论的焦点在于金融压制放松后，利率提高能否保证收益最高的项目得到资金，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丘和斯蒂格利茨等认为由于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存在，这种目的不但不能达到，反而适得其反。但另外一些经济学家却一直强调金融发展具有这种效应。盖尔博和佛莱对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证研究的结论是边际资本产出比与实际利率正相关，实际利率水平每上升一个百分点，边际资本产出比提高0.989个百分点，说明利率的上升提高了资本配置效率。笔者并不否认斯蒂格利茨等分析的正确，应该说确实有一部分资本因为逆向选择和道德风险的影响配置是无效率的，这在金融不发达国家还是金融发达国家都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能否定金融发展能够发挥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整体功能。如何通过金融发展，实现资本的高效配置，恰恰是金融体系的一项重要职能。而金融发展能否实现它的这一职能却又是有条件的，需要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如较低的通货膨胀率、健全的法制环境、没有政府的不当干预等，这也是具体到每一国家，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存在差别的原因，例如泰国利率管制的取消比菲律宾晚，但泰国在利率管制期间的边际资本产出比高于菲律宾，而且菲律宾的GDP增长率低于泰国。
(二)金融发展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机制
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意味着资源配置向帕累托最优状态的逼近，也就是保证资本流向按照投资收益率的高低顺序，依次满足各项目的需要，而且获得资金的各项目的资本边际收益率应相等。在发展中经济中，由于政府信贷配给的广泛存在，能获得贷款的多数是享有特权的国有企业或与政府有特殊关系的企业，加之企业之间缺乏竞争、贷款成本低廉和软约束严重，这些企业的生产和管理效率低下，资本收益率经常很低甚至为负。另外，在大量资本流向公营部门的同时，投资效率较高的私人投资就被排挤了，特别是广大的私营中小企业只能靠内派性融资或者非正规金融市场上的高利贷借款进行投资，因而，这种信贷管制和利率管制的结果就是资本配置无效率。也就是说，政府信贷配给的结果不能保证资本按照帕累托最优路径流向边际收益率更高的项目。政府信贷管制的取消，金融部门的商业化，使得金融部门和其他企业一样追求利润最大化，要求金融部门把资本向收益率高的项目配置，表现之一就是私营部门获得的金融部门配置资本比例不断上升。由于私营部门的投资效率高于公营部门，这种分配比例的变化本身就意味着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这也是麦金农等金融抑制论者希望通过取消利率管制，解除政府有选择的信贷配给的原因之—。
在政府信贷配给和利率管制取消后，值得注意的是一个新现象——金融机构本身选择性信贷分配的出现。这是因为金融市场的信息不完全或信息不对称，使得金融部门即使在可以自由决定贷款利率水平和资本流向的体制下，金融部门也可能不通过利率的高低选择借款者，而对过度的资金需求实行有选择的信贷分配，愿意以较低的贷款利率将资金配给给那些信息透明度高、信誉级别高的企业，将拒绝那些虽然愿意支付较高利率，但信息很不透明且投资风险可能很大的投资者的贷款要求，或者说即使在利率管制取消的情况下，那些可能具有高收益率的投资者不一定能从信贷市场获得资金，因而不一定使资本配置实现帕累托最优。然而，我们应该知道，帕累托最优状态是理想市场环境下的一种理想状态，而常态是资本配置效率向这一最优状态的逼近。金融部门作为经济信息最为集中的地方，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消除信息不对称，降低个体的资产流动性风险，增加非流动性资产投资，并降低示意性成本，使收益率高的项目优先得到资源配置，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即使其不能完全消除这种不对称而出现—定程度的信贷配给，造成效率的损失，但相对于原来的金融抑制状态，资本配置效率显然已经大为改进，推动了资本配置向着帕累托最优方向发展。
二、我国的金融发展与资本配置效率状况
从表1和图1可以看出，用来反映一国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M[,2]/GDP在我国呈不断上升趋势，从1981年的0.46上升到2003年的1.82，而用来反映一国资本配置效率的指标资本产出比却一直在0.32和0.43之间波动，并未与M2/GDP指标表现出相反的变动趋势。计量结果也表明，二者之间并不存在任何相关关系。这说明我国的金融发展并没有有效促进资本配置效率的提高。
表11981-2003年我国的资本产出比率和M[,2]/GDP
年份 资本产出比率 M2/GDP
年份 资本产出比率 M2/GDP
1981 0.32
0.461993 0.43
1.01
1982 0.32
0.491994 0.41
1.01
1983 0.33
0.521995 0.41
1.06
1964 0.34
0.581996 0.39
1.14
1985 0.39
0.581997 0.38
1.24
1986 0.38
0.661998 0.37
1.36
1987 0.37
0.701999 0.37
1.45
1988 0.37
0.682000 0.36
1.51
1989 0.37
0.712001 0.38
1.61
1990 0.35
0.822002 0.39
1.72
1991 0.35
0.892003 0.42
1.82
1992 0.37
0.95
资料来源：作者根据《中国统计年鉴》2004相关数据计算。
此外，我国金融部门对资本配置效率的影响还可以通过不良资产比率来衡量。因为如果金融部门确实保证了把资本配置到最有效率的产业部门，则信贷的风险就会降低，收益就会增加，不良资产比率自然会不高。有关中国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比率，国有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并没有提供这方面的信息，有关数据大多出于各个研究者自己的估计。如美林公司1998年估计中国四大国有银行的坏账平均比率为29％，J．P．摩根银行的估计为36％，IMF1997年的估计为20％，高峰期比率则大于25％。表2列出了亚洲部分发展中国家银行资产的不良比率。从中可以看出，与发展中国家相比，我国的银行不良资产比率是相当高的，而与发达国家和地区低于5％的不良资产比率相比差距则更大。而且，就近几年我国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状况，仍然缺乏全面的数据。据中国银监会公布的资料，主要商业银行包括4家国有商业银行和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不良贷款余额和不良贷款率自2002年以来连续三年“双下降”，到2004年，不良贷款余额为17 176亿元人民币，不良贷款率为13.2％。但与这几年相对应的资本产出率并未出现下降。说明这种“双下降”成绩的取得并没有建立在金融部门的资本配置效率根本改善的基础上，而更可能是靠国家剥离银行的不良资产给华融、信达、长城、东方等四家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处置，国家向国有银行增资充实其资本金，同时银行改变贷款结构(如增加中长期贷款，减少短期贷款等)取得的。巴曙松等专家就估计，我国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在继续增长，融资效率在下降。
资料来源：IMF(1997)，Goldman Sach，胡祖六(1998)。转载自王晋斌《金融控制、风险化解与经济增长》，《经济研究》，2000年，笫4期。
三、我国金融发展未能有效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原因
(一)信贷资本配置结构的非效率是直接原因
从我国金融机构信贷资源的配置结构来看，其贷款对象主要是国有企业。
首先，固定资产贷款中国有经济借款比重过高。虽然缺乏说明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借款占金融机构固定资产贷款比重有多大的具体数据，但从国有经济大大高于其他经济类型的资产负债率(平均80％左右)，且金融机构信贷是其投资的主要来源判断，固定资产贷款在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中所占的比重应该高于它在其他经济类型中的比重。因此，如果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比重高于其他经济，就说明金融机构的固定资产贷款大部分投入到了国有经济中。统计数据表明，在1980-2003年的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对非国有经济固定资产投资的比值趋于下降，由4.5倍下降到1.1倍，但始终高于非国有经济的固定资产投资，也就是说国有经济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总投资的比重始终在50％以上，从而说明固定资产贷款的大部分投入到了国有经济中。
其次，短期贷款中国有经济借款同样占绝对比重，统计数据表明，在1980-2003年间，非国有经济贷款和农业贷款占整个金融机构信贷的比重1996年达到最高值为23.2％，说明在大多数年份金融机构把80％以上的短期信贷配置到了国有经济中。由于国有投资的效率一般低于非国有投资的效率，国有经济投资占社会总投资的比重越高，整个资本产出率就越低。金融机构信贷向国有经济部门的过分倾斜，就使得整个金融机构信贷的信贷产出率降低，资本配置效率下降。改革开放以来，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断下降，非国有经济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在1992年就已经超过了国有经济，到1998年，国有经济的产值仅占国内生产总值的38％。虽然同一时期，对国有经济的信贷占金融机构信贷的比重也呈下降趋势，但下降的速度十分缓慢甚至停滞，远远滞后于国有经济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下降的速度。金融机构如此配置资本的结果必然导致资本配置效率低下，资本产出率降低。由于国有企业长期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因而其投资并不存在被抑制的问题，但其创造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却不断下降，目前仅为30％左右，而以内源融资为主的非国有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却不断上升，目前已经达到70％左右。这样就产生了金融支持部门不断衰退，金融抑制部门不断发展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产生的产出信贷比率下降，只能归因于金融部门信贷资金在支持国有企业产值增长方面的效率不断降低，即资本配置效率下降。
(二)金融发展表现为数量增长迅速而质量不高是根本原因
从我国的广义货币化比率M[,2]/GDP来看，金融发展相当迅速，但金融发展能否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宏观和微观条件在我国尚不具备或尚不完善，具体表现在：
1．政府对信贷规模和投向的过多干预。改革开放以来，政府储蓄在总储蓄中所占比重迅速下降，投资渠道也由财政主导型转变为金融主导型，但这种转变并未意味着资源的计划配置向市场配置的转变。这是因为尽管政府直接控制的财政投资有限，但金融部门的信贷规模和投向仍然受到政府的过多干预，投资项目的审批权仍掌握在各级政府手中。这一方面成为信贷资金过多向国有企业配置的主因；另一方面也成为货币财政化的主因，使金融部门成为弥补政府工程建设项目财政资金短缺的重要渠道。此外，为实现经济发展目标，政府还对金融部门实行变相的“指令性贷款”和其他多方面的干预，金融部门经营自主权难以落实。根据有关分析结果，我国固定资产投资的膨胀是以超额银行负债方式实现的。1978-2000年间，国有资产投资总额中，国家资本所占比重已由75％-80％下降为10％-15％，国有资产投资的内外债务已由10％-15％上升到85％-90％。有关数据表明1991年以来我国国有商业银行在政府干预下实际承担的政策性贷款占信贷总额的比重一直在35％左右。此外，为维持社会稳定，政府还要求金融部门向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发放“安定团结”贷款，为了社会公平，要求金融部门在不同地区均衡投放信贷。而地方政府对银行经营活动的直接干预更为严重。地方政府大搞盲目建设、重复建设，由于决策失误和指挥失当，迫于地方政府压力形成的贷款不久就变成了银行的不良资产。各级政府对金融部门的干预，使信用活动违背了效率原则，直接造成金融部门资本配置效率的下降。
政府对金融部门信贷投放的过多干预，实际形成了新的信贷管制。由于在政府干预下金融资源过多向低效率部门配置，不但造成资金浪费，而且已经形成了“政府干预—金融部门放贷—低效率部门信贷资金软约束—金融部门不良资产增加—金融部门为避免不良资产增加继续向低效率部门放贷—金融部门不良资产继续累积”的恶性循环，更为致命的是这种不良资产的累积已经发展到如果金融部门停止向这些低效率部门放贷，低效率部门就会破产，接下来就是金融部门的破产，如果金融部门继续放贷，不良资产会继续累积，最终的结果可能还是金融部门破产这样令金融部门进退两难的地步。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干预又成为金融部门所需要的。在金融发展过程中，如何解开这一怪圈，已经成为今后我国制度创新的关键课题。
2．利率配置资本的杠杆作用未能有效发挥。改革以来我国的利率市场化进程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我国的主要利率目前还是官定利率，与真正意义上的利率市场化相比有很大差距。这种利率管制的存在对资金配置效率的影响显而易见。首先是差别利率体系的缺陷。差别利率体系应该体现企业资信高低、风险大小的差别，即经营好、信用高的企业可以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贷款，而风险大、信用差的企业则要承担较高的利率。而长期以来我国的差别利率主要体现为政府的政策优惠，类同于税收优惠，这使得金融部门不能通过利率差别来对风险不同的贷款人进行区别，高风险贷款缺乏高利息补偿，处于风险收益不对称状态。这样，利率的优化资金配置、实现风险控制的功能就不能有效发挥，金融部门配置资金的效率也相应降低。同时，我国利率还因浮动幅度小、范围窄，而不能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变化，不能有效引导资金流动。优惠利率面宽量大，使利率失去了作为结构调整工具的作用。目前，相当规模的贷款利率仍保持优惠利率不变，优惠利率成为各地帮助国有企业“脱困”，帮助不发达地区“扶贫”的重要手段。这种做法有悖于优惠利率对国家重点行业、项目进行扶持、引导资金流向的初衷，而向财政补贴、税收减免的方向蜕变，大大降低了金融部门的资本配置效率。利率管制还使得利率水平偏低。合理的实际存贷款利率均应为正值并反映市场的资金供给状况，存、贷款利差保持一定的正值且反映金融部门的经营效率。我国的实际贷款利率显然是不合理的，一是实际贷款利率偏低，甚至还出现了负利率，不能抑制对金融部门贷款的需求，同时存贷款利差过低甚至有些年份为0或负值，这样低的存贷款利差即使在金融效率高的发达国家也不能弥补经营费用，因此不可能反映我国金融部门的经营效率。这种不合理的利率水平，一方面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银行的经营困难和亏损，另一方面鼓励了资金浪费，降低了金融部门的资本配置效率。利率管制还鼓励了各种寻租行为。在我国的利率管制下产生的低利率，必然造成对信贷的旺盛需求，获得信贷本身就意味着获利，因此鼓励了信贷过程中的寻祖行为，各种“人情贷”、“关系贷”大量发放，不但导致金融腐败，也导致信贷非效率原则发放，资本配置效率下降。
3．金融部门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能力差。与发达国家的金融部门相比，我国金融部门消除信息不对称，从而提高资本配置效率的能力相当差。这主要体现在金融部门对企业的历史资料掌握不够全面真实，内部缺乏一套科学合理的企业信用评级体系和信用管理体系，而且不重视对各行业发展前景和国家宏观经济政策的研究，这样金融部门在发放信贷时，处于一种盲人摸象的状态，很难对企业的资本收益和风险状况做出合理的判断，从而不能发挥其消除信息不对称的职能，信贷资本的配置也就不可能有效率，金融部门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职能自然会受到抑制。
由此来看，在上述因素作用下，我国的金融发展只能是有数量增长，而缺乏质量提高，由此获得的金融发展仅能是一种“虚假进步”，不可能促进社会资本配置效率的有效提高。
三、以金融发展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的对策
(一)打破资金供求的恶性循环，建立新型银企关系
由于受原有投资结构惯性和金融改革滞后的影响，我国金融业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资金供求已经形成了恶性循环，使得金融部门促进资本有效配置的功能难以发挥，自身也蕴藏了极大的金融风险。如果停止对亏损国有企业的信贷供给，不但会导致国有企业的破产，而且会导致金融危机，进一步导致经济危机，影响社会稳定。但如果不尽快改变这种恶性循环局面，最终仍然会产生相同的结果。因此，打破恶性循环是最终实现信贷资本合理配置的钥匙。针对目前这种状况，第一，要进一步加快国有企业产权等方面的改革，改善其经营效率，并通过兼并重组、股份化、民营化等形式加快非战略领域国有企业的退出步伐，从而保证最大限度的偿还欠金融部门的债务，避免金融资产质量的过度恶化。在金融部门损失的可承受限度内，对于没办法改造的资不抵债的国有企业进行清算破产。第二，对于金融部门的不良资产通过完善资产管理公司运作进行剥离，最大限度的减少金融部门的损失。第三，加快金融部门改革步伐同样是应有之宜，以提高金融部门的操作效率，提高信贷收益，避免新的不良债权的增加。第四，要尽快完善社会保障机制，保证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生活稳定，避免产生社会动荡。这样，在保证社会稳定和不增加金融部门风险的前提下，改变过去那种主要以国有企业为服务对象的金融资源配置方式，使资源更多的向非国有经济配置，逐步实现按照市场效率原则配置金融资源，提高信贷资本的配置效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在打破金融部门和国有企业之间的资金恶性循环的同时，应通过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主办银行制度，确立相互协作，共同发展的新型银企关系，并注意加强金融监管，避免如日本、韩国的金融部门和大财阀之间的资金供求恶性循环的出现。
(二)进一步放松利率管制，充分发挥利率配置资本的杠杆作用
利率管制使得实际贷款利率偏低，甚至为负数。我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资金作为与土地、劳动并列的生产要素，价格接近零或小于零，在1980-2002年间，有8年实际贷款利率为负数。低利率一方面不能真正反映市场的资本供求状况，另一方面资本价格的偏低，又导致企业对资本的浪费，产生大量的低效企业。取消利率管制，实行利率自由化，利率真正反映资本供求，发挥配置资本的杠杆作用，将会改变经济体各组成部分的发展方式，促进资本配置的优化。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利率自由化应是我国金融改革的方向之一，但鉴于我国改革中经常会出现“一放就乱”的现象，我国的利率自由化改革应周密部署，慎重推进。
(三)重新定位政府职能，减少行政干预
政府职能应重新定位，由“大政府，小市场”转变为“小政府，大市场”，保证银行和企业都按照市场化原则进行经营。政府只是运用宏观经济政策，来间接调控经济发展，而不是直接的行政干预。另外，政府还应注意加强金融法制化，依法治理、规范和维护金融秩序，实现依法放贷、依法管贷、依法收贷，从而为金融工作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具体来着就是要认真贯彻《中国人民银行法》，完善信贷工作中的法律手段，加大金融执法力度，坚决按有效的贷款担保、抵押条件发放信贷，减少和杜绝违规操作、行政干预贷款、发放人情贷款等现象。只有这样才能增强金融法律意识，保障银行信贷资产安全，并促进资本配置效率提高。
此外，还应通过不断完善和加快资本市场的发展，逐步向民间资本开放金融业，发展中小金融机构，增强金融业的竞争性，来迫使金融部门改善经营机制，将更多的资金向高效的产业部门配置，提高社会的资本配置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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