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妖”与“碎片”——对张洁《只有一个太阳》叙事结构的读解，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女妖论文,只有一个论文,碎片论文,结构论文,太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谁是张洁？
什么是张洁？
哪一个是张洁？”
1985年，张洁的好友、女作家张欣辛在专论张洁文章开篇的三个问句象一个预兆，给熟悉张洁的读者对她即将“变异”以警示。（注：引自张欣辛：《撕碎，撕碎，撕碎了是拼接》，见《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76页。）那时， 张洁最具影响力的一批作品如《爱，是不能忘记的》、《沉重的翅膀》、《祖母绿》、《方舟》等，不论创作的基调还是创作意图都甚是显豁，不论她采用“温柔感伤”的语调，还是疾愤昂扬的抒情形式都是在维护着一个乌托邦，一片纯净的心灵世界，一道耸立于时代的分裂、动荡、摧残、扭曲、贬斥——荒诞时间流程中——的精神防线。张洁将一颗“脱俗”的心急切地呈送给读者，试图证明，神圣理想会让现实贫瘠的大地变成精神棲栖的家园。那时的张洁，是“童心般的真诚和执着的五十年代”的缩影和象征。因而，不难发现，她的作品中，钟雨、曾令儿、叶知秋、万群、梁倩、柳泉、荆华、贺家彬们是张洁；那些二元对立的是非判断，以及美学上对揭示真／假，美／丑，善／恶的执着偏好也正是张洁的特点；而那个为弱小个体挑战“历史巨人”作不疲咏叹的诗人就是张洁。
张洁这一阶段的创作，奏出了反思历史时代的沉痛音符，演成了张洁式的“赎救”主题（以坚定的信仰和不可动摇的使命感，义无反顾地为集体牺牲，由此获得自我赎救。）不过，由于作者彻底滤除了人物个体内部存在的是非、善恶、矛盾、混乱等“杂质”，而叙事的比喻关系又仅仅只存在于简单的概念之上（单纯、天真——美；复杂、油猾——丑。）致使作品在认识和表现社会、人性、矛盾、价值时显得肤浅、幼稚、表象、片面、教条，存在着缺陷。
公允地说，张洁的局限不是纯粹技巧和功力的问题，它是五十年代过来的那代人不可一步跨越的历史过程。政治的腥风血雨曾经冲刮过这代人的头脑，对思想的禁锢、惩罚、审判使这代人思维的模式、方法、手段曾经被纳入统一的规格。这是一代特殊的人，他们“把前途看得太顺利、太平坦”，“对理想充满了无比的信心”，“心里只有正义、信念、前景、纯洁、善良、前进”。（注：引自张法：《试论张洁创作个性及其作品的内在意蕴》，见《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74页。）张洁用全部真诚追忆了历史中的这代人。
1989年，《只有一个太阳》（以下简称《》）发表，终于“坚硬的心壳下密封和压抑了多少年”（注：印自唐晓度、王光明：《论张洁》，见《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77页。）的热望、理想不再是张洁唯一的兴趣，它标志着张洁真正走出了已经远去的历史，即使仍然恋恋不舍，还是告别了她那极具个人化评价历史、事物、价值的方式，放弃了“在一种骄傲多于惆怅的心境中培植”（注：印自唐晓度、王光明：《论张洁》，见《张洁研究专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293页。）的一株株“理想标本”。
张洁变了。
她那镌永而热烈的语言不再对读者发挥理想主义的启示作用，反而成为解构乌托邦的咒语。《》中纷纭的事件，碎片似的结构，连同叙事语流（注：叙事语流：叙事学术语，也就是指夹杂着叙述者搁开叙述而在叙述文本时插入的种种议论。参阅马丁·华莱士《当代叙事学》（伍晓明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2月版）第163—165 页关于“叙述者种种”内“隐含作者”部分。参阅布斯《小说修辞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10月版）第19—22页并24页注10、第188—194页。）的突如其来、冲涌碰撞，极大地侵扰、困惑着读者，而隐藏在叙事结构中的作者意图也更加扑朔迷离，复杂难辩。
《》最初发表就引起了孟悦（注：孟悦：当代中国诗学界女学者，就职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目下正旅美访学。）的重视，孟悦对它的评价成为其力作《历史与叙事》中极有分量的篇章（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0—147、 133 、150、150、147—148页。）。孟悦发现，鲁迅与张洁在回忆、记忆、历史、过去这些共同主题中，以不同的方式揭示了同一幕人类戏剧——一个希望与无望、拯救与放逐共生的戏剧，一个乌托邦与现实世界、未来与过去、生命与死亡共生的戏剧。（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0—147、133、150、150、147—148页。）
不过，孟悦忽略了成就小说那“诗人与震惊搏斗”（注：参阅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魏文生译），三联书店1989年版。）的别有用心的叙述形式。她认为，张洁“似乎已经无暇或无意于为这个巨大瞬间营造故事性和形式结构”，“无暇或无意于把多重变幻的感觉和视点整合为性格人物”，“没能把这次西土之行写得再稍微精致、含蓄、讲求形式一些”（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0—147、133、150、150、147—148页。）。作为当代文艺学领域当之无愧的女杰，孟悦对《》意义的挖掘是在理论蕴含极为丰富的思考中完成的。她所破译的《》的神话、话语、心理情结如何反射作家置身的历史瞬间以及作家对这个瞬间的心理体验，其思想走入的深度已经超越了评价作品本身。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她未及深究的《》的叙事结构不但继续被忽略，而且使某些文章作者可以据为理由，不视不见，在否定《》艺术形式的重大突破时敢于那么随便、坚决。1996年11月，一本题为《神话的窥破》（注：陈惠芬：《神话的窥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5页。）的出版物，在抄用孟悦论及《》的观点时，发挥了否定《》的叙事结构的见解。文章说，“张洁在《》中所做的不过是实录历史的这一刻”（注：陈惠芬：《神话的窥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5页。），认为“那碎片式的表达，愤激的语调、速写般的勾勒，都无形中传达出写作者的‘漫不经心’”（注：陈惠芬：《神话的窥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5页。），并认为这正是她在“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来表现”（注：陈惠芬：《神话的窥破》，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67、65页。）。
其实，如果抛弃《》的形式构造，不但读者无从发现张洁观念的巨变，孟悦所挖掘的《》的重大意义也将失去重要的支撑。因为，就单个的人物塑造方式来看，张洁并未大变。被孟悦认为书中“最有华彩”，“最有声色”的人物“东方女神”，从出场到退场，作者始终未改对其大加贬抑、仇恶的口吻，她当然可以归为张洁“憎恶的”那个类别；而司马南江、“表舅舅的她”，作者施用了过多偏爱的温情，对他们的真诚、忍耐那么慨叹、怜惜，他们应该归为张洁所喜爱的那个类别：对代表团正、副团长、秘书、“在西土谋生的他”，这些人们，作者时而贬斥，时而可怜，可以把他们看作张洁“讨厌又可怜”的那一类（这三种人物类别是张洁此前塑造人物的模式）。所以，如果“东方女神”失去了叙述语境，失去“出台”的上下文，就会失去她的特殊意义，仅仅是概念化的又一具“偶人”。
《》不是“杂乱无章”和“信手”之作。顺着主要情节“西土之行”的脉搏络梳理，能够看到插入主线，与主线人物、情节（故事）不交叉、不牵扯、不相关的片段几乎是用一种对称有序的形式安排的。也就是说，把“西土之行”的中心人物司马南江从出场到退场的运动流程作为叙事的横向主轴，可以发现切入“主轴”的片段，既是“对称”的，又是“单纯”的。其实，插进首、尾的片段虽然特写了三个人物“她”“他”“他”（他们在《》中只有代词指称，为便于区分，后面分别称为“洋人她”、“洋人他”、“中国他”。），他们的故事却能归并入一个原型——“在异国它乡苦谋稻梁者的故事”。然后，套插入“主轴”的是另一对对应的片段“东方女神”的故事和“表舅舅的她”的故事——分别讲述她们如何与她们的男人“纠缠”。在“主轴”的中心部位，插入了“文化交流中心”的故事——展览了为谋生“施展伎俩”的中外人物群象。
可以把梳理出来的结构转换成这个图式：
由于上述图式中大小故事和故事中的人物、情节不交叉、关涉，由于主要情节与插入进来的许多片段甚至不能产生意义类比方面的逻辑关联，于是作者“蒙骗”了读者，以表面的“杂乱无章”成功的遮蔽了“潜本文”中的中心角色。其实串联各片段的中心人物是“东方女神”，她虽然只是上述图式的一个“旁枝”，但却与主要情节、各个片段中的人物建立了反讽关系，也就是在类比、反比、并列等关系中建立了内在的意义关联。《》借助叙事结构完成了对人物形象、叙事语流裸现的价值判断的干扰、破坏和颠覆，“东方女神”就是在与叙事“碎片”的“摩擦”中得到了补充、改写和重新辨认。
类比：祛恶
“东方女神”是在这样的修辞用语的陪同下出场的：“她绝对是个下流胚”：“她那个东西长得那么让人销魂，任何一个男人都会心甘情愿地死在那里”，“她是为了挥霍男人的血汗而生的，她庆幸自己生为一个绝色女人从而有享受男人不尽的一生”；“太阳很毒……使她脸上那种近乎残忍的美更加夺目”；“她的眼睛象舌头一样，知道该舔什么地方地舔着那个男孩”，瞧着他“向淫欲里堕落”；“弄上老外的这个女人”；主任“狠透了”，“也瞧不起透了那个伤风败俗、蹲过局子、闹的满世界腥臭的女人”……作者在字面上对她决不姑息、怜悯。而她的作为，那番轰轰烈烈，也不过是终于如愿以偿的“钓”到了一个有利可图的“老外”，嫁入了西土。虽然她的故事的确可以读为孟悦发现的“吃人的女妖诱惑水手”的神话范本和利用“大众神话”的范本，但是，如果截断上下文，把她和更为重大的语义内容进行对应不免显得突兀、赫然、勉强、生硬。因为假如把她当作作者“漫不经心”、“按生活真实”“记录”的一桩事件，只是偶然，“东方女神”熟悉与她交手的男人，并且终于把他们击败的故事，以及填充故事的策略、计谋、失算、得手——所有的情节充其量只不过是在反反复复的说着：女人无聊、女人险恶、女人狡诈、女人堕落、女人无情无义、寡廉鲜耻！（因为角色完成的故事与作者对她评价的基调完全吻合）因此，如果“东方女神”失去了语境，那么从作品中抽离出来的她，顶多只能证明作者“恨”什么，所恨的东西怎么可恶，她这个特殊符号将失去她所具有的调侃、捉弄、反拨、消解、重建和改变其它符号意义的作用，这个人物只能剩下封闭、固定、单一的意义内容。而且，作者恰恰也安排了“洋人她”、“洋人他”、“中国他”、“文化交流中心”的人众来与她进行类比。
与“洋人她”，某使馆女职员进行比较，“东方女神”确实邪而不正。但是，“洋人她”所代表的西方意义上所向披靡的正统和规范并未恩赏予她一份对未来的希望、勇气和信心。相反，她也陷入了个人抵制不了的世俗泥淖，并且“心灰意冷”。“东方女神”没有“洋人她”似的“自命不凡”的本钱，她与“洋人他”倒是同一种“角色”：一样的利用婚姻来达到改换身份、处境的目的的“猎手”。正是“洋人他”逐猎对象的故事使“东方女神”的动机变成了一种社会历史的存在。有意思的是，“洋人他”在猎物面前的生硬、露骨、急切、潦草、匆忙的表演和一次次被“对手”识破、羞辱、拒斥、撵走的结果正好与“东方女神”在“对手”面前的恰如其分的优雅、从容以及处世的谋略、神通形成反比。两种不同的仪态让读者逼视一个事实：他只能生吞活剥异族文化，而她则能精细地分辨和玩赏异域文明；他急功近利地追求单纯的目的快感，而她则同时追求着“游戏”中的“过程”快感。
“中国他”的故事，阐释了在外域发迹如何艰难：除了磨砥筋骨的体肤之苦，还要向贪欲抵押灵魂。叙事对他充满“恶”味的人格格外怜悯。作者不但放弃了她在写这类人时惯用的热辣用语，反而透入到他的内心，挖出他在牺牲人格时如何觉得“侮辱”是那等“痛苦”、“深切”、“严重”。有着“镶黄旗”正宗贵族身份的他，以二十美元在这方陌土起家，则偏要为子孙后代挣得家业、身份和地位，于是只能“奋搏”。但是奋搏的实质却是包括了对“坑蒙拐骗”、“敲骨吸髓”十八般武艺的运用。生存法则逼他“你死我活”、“六亲不认”、“又贪又狠”。他慨叹：“哪一分钱不是他的血汗钱？哪一分钱不要他作出人格乃至良心上的牺牲？”因此，他对能“嫁个外国男人”或“娶个外国女人”的“东方女神”似的“新移民”羡慕不已。叙事隔着纷纭杂乱的线索头绪连接起上文“东方女神”片段设置的一个“关系”：她不屑于“留学、打工、做买卖、熬居留年头去换取国籍”。她所嫌恶的“又苦又笨”当然也包括了这些含意：从处心积虑黑着良心“贪占小便宜”做起。于是，叙事使他们的两种截然不同的“坑蒙拐骗”撞出了另一层意义：她毕竟还避免了一种尴尬，比她击垮朱丽，从朱丽口中“夺食”更严重的尴尬——类如“中国他”对妻舅夫妇苛刻、凶狠的尴尬。与他相比，她“蒙拐”的是高于或等同于自己的“敌手”（高于：菲尔、亨利夫妇等；等同于：汤米、朱丽等）；而他则通通对准了依附于他的弱小者（投上门来的妻舅夫妇，自己的胞弟等）。有了他痛苦的发家史作互文本，她爬往西方上流社会的处心积虑产生了另外的意义：别无选择的选择。
“文化交流中心”片段，简笔勾勒了“为谋生施展伎俩”的人物种种：偷门摸路，向洋人献媚，并不比“东方女神”更有人格、国格的准副省长夫人；为区区小钱忍受屈辱的“画家”、“教授”、“作家”等——一群已被挑逗起贪婪物欲，正在营营苟苟的新移民；正在把中国文化当作一块肥肉零割碎用的西方文化捐客、骗子，他们正象他们的产品那样被历史用批量的方式制造出来。这个片段，渲染了与紧闭国门的中国全然不同的世界面貌，它仿佛也为横空出世的“东方女神”界定了身份，曾到西方留学的她，其实已经是这个光怪陆离世界众魔中的一“鬼”。
类比，凸现出了两个世界间文明的差异和类同。差异是令人震惊的——它使“东方女神”不得不承负来自作者的叙事语流；类同也是令人震惊的——因与类同人物互为参照后“东方女神”的“恶”已有部分被祛除。她的意义不再是单纯关于“坏女人”的，她已成为一则寓言。这个吸食两个世界文明娩成的“东方之女”正在以她的不老之身与大洋彼岸的同类们汇合。这样，就能续接上孟悦的所见：她的故事是中国文明将面临一场悲剧的预兆（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0—147、133、150、150、147—148页。）。“恶”的概念的祛除，将使现行的人们“亲眼目睹自己破碎、变质乃至腐烂”，“目睹掠劫、欺骗、血腥的和纯洁的残杀而无能为力”。（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 第140 —147、133、150、150、147—148页。）也许正因如此，作者才带着自己的观点在叙事的场景中进进出出，以便在这部由片段捏合起来的小说中，在故事与故事的摩擦间竖起一面盾牌，用来遮挡叙述本身所产生的意义（互文关系上的），借助自己直接插入的观点躲避来自她所发现的那个陌生新世界及其由它衍生的“文明”的伤害。
反比：讽喻
主要情节把“语言能力”作为暴露和讽喻的“痛点”。
在“东方女神”段落，作者以“疏远”人物的语态，完成了赋予人物“完满结局”——对“未来”和“无限的可能性”的占有——的叙述。而这一“占有”的过程，演示的则是一出语言操控的妙剧。犹如孟悦析解的：“女妖”达到的令男人不寒而栗的目的正是借助了男人创造的话语模式：大众神话——娱乐性罗曼史的共通欲望模式（关于一个被女人包围的男人终于发现了那个“唯一”的能够使他认真对待生活，使他的生命重归意义的女人的故事。也就是一个对女人颇有戒心的男人，终于对那个“唯一”的女人消除了戒备，她终于唤起了他的欲望，给他安全感，并使他重归自信的故事）。她用男人的话语来展开引诱，她并未施展自己的“伎俩”，她仅仅借用了他的“伎俩”，用他的“伎俩”，把他诱入到使他其乐融融的经典欲望模式之中（注：参阅孟悦：《历史与叙述》，陕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140—147、133、150、150、147—148页。）。“东方女神”作为在第三世界文化语境中被贬的“天生下贱”者，她成功地读解和拆开了以菲尔的身份、地位、文化、信仰、道德人伦（包括性意识）、心理情绪和菲尔的冰箱、厨房、居室、古董、钱财为象征的西方上流文化，完成了与第一世界“精英阶层”的较量（菲尔有贵族头衔，是四星将军之子，自己正在外交官任上）。张洁还特别布下了“制作书信”的场景：她一边“借用”菲尔的话语让菲尔陶醉，从而抓获他；一边对“借来”的语言及菲尔的陶醉冷嘲热讽——与菲尔的话语拉开距离，成为不受干扰，真正控制和把握语言的主体。
司马南江则在“他者”的话语泥沼中受困、被毁。他凝望同伴的照片，却“很难猜透他们的性格、爱好、经历”；反过来“他们”觉得他不是“著名科学家”，更象是“机关行政处收房租、修上下水道、厕所，以及为职工福利到处寻找关系户”的“基层干部”。所以当司马南江领取科学勋章时，“团长”觉得他“欠了一个请示”；“付团长”觉得他“急不可待”，秘书则想他“名利双收”却要“装模作样”。这伙人本是因为司马才得以出访，但“他们恰恰不是因此感念他，而是因此仇恨他”。由此引出了“惨重”的结局：司马心怀忐忑，“遇事”紧张，生怕冒犯，深恐造成“灾难性的后果”，于是，最终有了“失窃”后“不敢”声张的“误会”，并因之溺水罹难。语言是致他于死地的真正“杀手”。张洁将一个能够熟练使用双语（汉、英）的人物窒死于人众与他的双向误解之中，其讽喻是尖刻的。
写司马南江，张洁不惜笔墨，笔触透入到他深层心理，几乎细微到神经末梢的颤动。而且，以他的善良、单纯、呆气、儒雅、厚道、诚恳理当成为张洁所“喜爱的”人物长廊中的好人。不过，有意思的是，这个带有作者自赏性质的人物则遭遇了一次前所未有的待遇——被作者“狠心”地安排了一个不太象话的结局：在赏识他的外国同行的视线内，在与他一同“西行”的旅伴中，死于饥饿（因为64个美元失窃羞于求救）。他不仅表现了张洁式的完美典型在外部世界遭遇到了“不解”、“误解”、“错解”，也反讽了他的“无能”。其实，他早被语言抽为空壳，所以，一遇摧击，便毁灭了。
正是语言能力的差别，使“东方女神”和司马南江的反差那么刺眼：他的笨拙衬托了她的机警。他的消极衬托了她的积极。他的孱弱衬托了她的韧性。他的放弃、退让衬托了她的强攻、硬取。他的被控制、受支配衬托了她的去编导、去操纵……他的黯然颓丧屈从命运衬托了她的无所畏惧挑战命运。在语言能力的交接点上，一面是生命的孱弱、夭折、无可救药；一面是生命继续欲望着、与压抑顽抗、释放着能量。司马之死，使“东方女神”原本十分无聊、无耻的角逐放出了异彩。这个带着世间上沉重耻辱烙印的女人，在本来无意义的生存之中想象、幻构出意义，并在搏击中希翼着、争取着。而且，司马之死还为“东方女神”的“恶”作了另一种诠释：想象她如果背负着传统的人伦道理，几乎可以想见，她如何捂着创口，“司马式”的在地上“爬行”……
司马的失败，不仅仅是人物本身的失败，也是作者借助人物揭示传统功能在现代的失败。司马之死的滑稽、荒诞是幽默，当然在这尖刻冷漠的幽默中，作者讽喻的对象也包括了自己。
并列：换喻（注：换喻：现代语言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相对隐喻而言的术语。在隐喻中，一个符号被另一个所替代，因为它们有些相似：“激情”变成“火焰”。而在换喻中，一个符号被联系于另一个符号：“小鸟”——“翅膀”——“飞机”，前后有一种邻接关系。参阅特雷·伊格尔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陕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参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
“表舅舅的她”，叙述了一个女人长达半个多世纪的爱情梦和寻梦历程。在前面图式里可以看到，它与“东方女神”处在叙事主轴相应的位置上，呈标准对称形式。这种结构造就了某种逻辑暗示：一种换喻。仿佛给了读者关于一个女人的两种版本：她是旧版：“东方女神”是新版，是现代版本。
她有过“水晶梨”般剔透、晶莹、纯净的少女时代。作为那散发着温馨、安全而无忧无虑的美好岁月的馈赠，她得到了一份记忆：对“一身白得耀眼”一派“英国式样”的表舅舅的“一见钟情”。从此，她开始与命运抗衡。明知他“永远不会有一个男人的回答，作一番男人的作为”，却偏要“和命运一争雌性”，“死去又活来”，“用一生一世吃不完的苦头”来肩起“改造”他的“责任”。她不计较他的“犹豫”、“恐惧”、“软弱”、“不可救药”，“一生一世躺在她的身上吸她的血、吃她的肉、抽她的筋、扒她的皮”。从漫长的追求到忘却，再到重新续接，她总想要“把这个已然被命运捏咕成这样的男人再按她的理想捏咕回来”。终于劫难结束的时候，她在“大漠黄沙”中“弄”回了他。但他偏偏要让她在新婚之夜发现，他已“古老得不知日月，槽朽得碰它不得”，“散了神韵”，灵与肉皆被蚀空，成为甚至连男人都不再是的躯壳。就这样，“黑暗中”“一排白牙”的“微笑”吹灭了伴她一生的梦幻。她终生爱着、记着、守护的被还原为生命本身的匮乏，还原为灾难性的历史对生活的凯旋。
“东方女神”没有类似的记忆，那种使“表舅舅的她”盲目、固执的记忆。这种记忆让“表舅舅的她”不懂男人，也没想过要懂、去懂，以为爱唯一可做的就是去抓、去追、去等待、让步、牺牲。到懂的时候，牺牲已变成无谓。
从故事层面看，“东方女神”不爱男人，不相信爱正好与“表舅舅的她”崇尚爱情，地老天荒地只恋着一个男人构成相反的极端。如果没有“她的爱”，“她的表舅舅”一同成为死亡废墟的事实，一同被抛给万劫不复的掠夺，“东方女神”那无端的复仇、那膨胀的邪望、对中国男人的卑夷，乃至对她才将“攀牢”的西方男人的轻蔑、调侃、嘻笑，几乎无从解说。
“东方女神”有当女兵、当工农兵学员、当“富人”之妻、当留学生、当离婚女人等等不凡的经历。然而，这诸多经历却没有给她一份记忆。不过，作者用她“卑劣天性”遮挡掏空的属于记忆的位置处却接续着她对男人的鄙夷、不屑，又确实深刻的见解。她懂中国男人（包括她那老是升迁不了的父亲），懂西方男人（各种类别：下层的——汤米；上层的——菲尔；旧式的——亨利）。知道中国男人不得不小气、卑琐、孱弱；西方男人则情不自禁的自大、夸张、虚荣。也许，正是因为没有记忆，被抹去、劫去了记忆才能使她的认识如此清楚、刻毒。
“东方女神”身上确实秉承了“她”的一些东西：不可折服的顽抗、不肯罢休的欲望。不叹息、不流泪、不哀怨，只是不断地行动，用行动填实想象。“东方女神”继承了“她”——祖母的、母亲的——女性种族被压抑的欲望。也许，她读懂了“她们”终其一生只在假想层面收寻到些许染着幸福色彩的空幻，也许，正是因为她黯悉了那座幽囚自禁的“古堡”，那唯一的结果——那与衰老同时降临的破灭、失落和沉入墓坑似的寂寞——于是才有了一番死命的挣脱。“表舅舅的她”宣告了爱情神话的终结，而“东方女神”则是轮回转世的“美杜莎”（注：“美杜莎”：古希腊神话传说中的蛇发女妖。）。她甩动着满头如“小黑蛇”般“蠕动”、“伸缩”的头发，她展示她杰出的表演：最漂亮的谋略，最大胆的追逐，最有心计的争夺，最成功的征服。
“表舅舅的她”的故事，非但没有使“东方女神”被传统之美比成下品、次品、败品，反而因“表舅舅的她”以悲剧结束而得到了一次补充说明：她的报复的猛烈无情正好与“表舅舅的她”一生的匮乏所意味的“冤屈”扯平。从而，使读者感到，是历史把女人从“表舅舅的她”改写成“东方女神”的“她”，“她”是历史的产儿，“她”证实：历史产生的怪物与其说是女人，不如说是变化。张洁的两个女人，共同完成了一个隐喻（注：换喻：现代语言理论中的一个概念，相对隐喻而言的术语。在隐喻中，一个符号被另一个所替代，因为它们有些相似：“激情”变成“火焰”。而在换喻中，一个符号被联系于另一个符号：“小鸟”——“翅膀”——“飞机”，前后有一种邻接关系。参阅特雷·伊格尔拉《二十世纪西方文学理论》（伍晓明译）， 陕西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108—109页；参阅弗雷德里克·杰姆逊《语言的牢笼》（钱佼汝译），百花洲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1页。）——变化。
在完成了上述以“东方女神”为意义中心的结构分析后，现将这一“结构”归缩为下图：
《》的人物形象和叙事语流容易让读者猛然之间以为自己读到的仍是那个熟悉的、一以贯之的张洁，那个不会含糊是非、美丑、善恶的张洁。张洁叙述中的那份直辣灼热仍然来自她的坦诚，只是这种坦诚没有让她在另一种表达面前却步——用“碎片”式的形式构造，用结构自身形成的张力、反讽、隐喻来“讲述”从她内心萌发出来的一种“分裂”、一种“觉察”、一种混合着犹豫、自疑、恼火、茫然，让她更感沉重的洞见。于是，读者震惊地发现了由“碎片”整合出来的“女妖”寓言：价值基础的丧失和尚未找到克服这种丧失的途径。
可以说《》是张洁迄今为止创作中最暴露矛盾纠缠的一个文本，也是她“炫示（尽管是无意识的）”勇敢的一个文本，同时更是她思维中因果关系发生颠倒、混淆、错接、抵触、难分彼此的一个文本。价值刻度滑动了，道德、人伦、传统、终极是继续死守还是立马放弃，两种观念“你死我活”地在文本中对峙着。但是，张洁终于用“破碎”的叙事完成了人生中一次最痛苦、最折磨、最惨烈，因而也是最重要的自我“蜕变”。她终于不再是那个拼凑起理想的碎片以避免自己毁灭的张洁。
于是，在理想世界坍塌的瞬间，在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东方女神”悄无声息地走来了，从女巫活着的荒野，从潜层的、常规的文化彼岸，从《》碎裂的语言片段间……人们不得不稍作停顿，不得不注目于她那可怕的毁灭能量并震惊于她那“刻毒”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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