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公民论文,社会论文,网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3 文献标示码：A 文章编号：1000—2804(2016)02-0068-13 一、问题的提出 互联网的崛起，正在改变和重塑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组织方式、沟通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引发社会结构的变革与转型。网络空间已越来越成为公民进行自由表达、理性沟通和政治参与的公共平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2010年6月8日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状况》白皮书显示：“中国现有上百万个论坛，2.2亿个博客用户，据抽样统计，每天人们通过论坛、新闻评论、博客等渠道发表的言论达300多万条，超过66%的中国网民经常在网上发表言论，就各种话题进行讨论，充分表达思想观点和利益诉求。”[1]四川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西南地区旱灾等重大自然灾害发生后，中国网民充分利用互联网传递救灾信息，发起救助行动，表达同情关爱，充分展示了互联网不可替代的作用。网民的许多在线行为，都打上了公民参与的烙印，他们对公共议题的关注、表达、讨论、动员和行动参与，都在深刻地影响着公共生活的面貌，改变着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在网络时代，网络公民参与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议题。 公民参与“要求个体参加活动并与他人互动”[2]，因此社会资本一直被许多学者作为分析公民参与的重要视角。林南认为，对社会资本的理解虽然存在着不同的理论趋向，但这些不同理论趋向对社会资本的理解，仍有基本的共同含义，即认为“社会资本是通过社会关系获得的资本”[3]。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社会关系网络、互惠规范以及社会信任。普特南认为，可以从两个方面测量社会资本：首先是政治参与状况，可以用投票率和对政府的信任程度来衡量；其次是参与公共事务的状况，可以用参加各种社会组织的数量来衡量[4]。帕克斯通对这种测量社会资本的方式提出了批评。在帕克斯通看来，公民参与行为应该是社会资本的结果，而非其构成形式[5]。帕克斯通使用信任，包括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作为测量社会资本的指标。而怀特利认为，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即对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和对国家的信任[6]。 从社会资本视角分析网络公民参与，其理论逻辑强调社会关系网络或社会资源作为社会资本，对公共参与和政治参与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拓展了人们的社会关系，因而特别适合于培植社会资本。虽然互联网可能不是发展强关系的理想环境，但却具有发展弱关系和社会资本的潜力[7]。本研究尝试按照这一理论思路，以大学生网民为例，探讨作为社会资本的信任，会对大学生群体的网络公民参与行为发生什么影响。 二、文献探讨 随着网络力量的迅速介入，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形式都正发生着显著的变化。迄今为止，学界已对网络公民参与及其影响因素，做了大量的理论探讨和实证研究。 (一)公民参与 对公民参与的研究源自政治参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是比较传统的用法，亨廷顿将政治参与定义为“平民试图影响政府决策的活动”。随着现代国家职能的扩大，美国“大社会”(great society)法案的推动和代议制不断遭到质疑，政治参与的内涵被逐步拓展至行政决策领域。public or citizen involvement一词意味着行政决策中必须包含公民的作用。当非政府组织和新社会运动兴起以后，政治和公民参与又将各类与社区事务和公共服务相关的行动纳入其中，逐步涵盖公民投身公共服务、展示积极公民资格、提升自主管理能力的民主治理含义。与Political participation概念强调投票和选举领导人等“被动公民资格”相比，Public or citizen involvement概念则体现了“积极公民资格”的观念[8]。 顾训宝从三个角度总结了我国学者有关公民参与的讨论[9]： 第一，行政学视角下的公民行政参与，指行政过程中的公众参与，包括关键公众接触、公民调查、公民投诉、公民创制和复决。 第二，政治学视角下的公民政治参与。俞可平认为，政治参与是公民为影响政府决策而采取的政治行为。王浦劬认为，公民参与是指普通公民通过各种合法方式参加政治生活，影响政治体系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一系列行为。常见的公民政治参与形式包括政治投票和政治选举、参加政党与社团活动、政治表达(主要包括集会、游行、示威和政治言论等)、政治接触活动(包括信访、上访和政治对话等形式)。 第三，社区治理视角下的社区公民参与。社区公民参与是一种区域性的社会公众参与，是社区内民主管理的基本形式。它通过社区公民自觉自愿地参加各种社区公共活动和事务管理，使社区居民都有机会为社区共同利益施展和贡献自己的才能，实现社区居民对社区责任的分担和成果共享。杨敏认为，不同阶层的居民对社区的需求不同，由此产生的参与动机与策略也不一样，形成不同的参与模式。主要的社区参与模式有依附性参与、志愿性参与、身体参与和权益性参与等四种[10]。 总之，随着社会公共生活范围的不断扩展，公民参与的领域也不断延伸，从最初的政治参与，逐渐扩展到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领域中的公共参与。目前，公民参与涉及的领域，至少包含公共权力、公共政策和公共生活三个方面。 (二)网络公民参与 学界主要有两种定义网络公民参与的角度。一种是参照公民参与的定义，将现实生活中的公民参与概念移植至网络空间，认为网络是公民参与的工具或载体，网络丰富了公民参与的路径和方式，但公民参与的本质在网络社会中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如盛馨莲认为，网络公民参与是指“社会公民借助网络表达自己的政治意愿，参与政治活动以达到影响或改变某一政治力量的决策制定的政治行为。网络是公民参与政治的一种工具、方式和途径，是公民参政的基本载体”[11]。齐杏发认为，网络政治参与包括获取时事信息、网络新闻跟帖、网络参政议政、网络信息传播等。Puig-i-Abril & Rojas强调网络公民参与“是公共表达层面上的参与”[12]，具体包括发送政治信息、评论在线新闻、参加在线论坛、评论政治博客、使用社交网站就最近事件发表看法等。 另一种看法则认为，互联网改写了公民参与的内涵和外延，网络不仅仅作为公民参与的工具或渠道在起作用。在网络时代，公民参与的形式、内容和形态，公民关心的议题，甚至公民本身，都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呈现出新的特征[13]。Bennett等发现，在网络时代，传统的尽职型(dutiful)公民正在转向实现型(actualizing)公民。年龄较大的尽职型公民，其公民参与行为，多以参与选举、政党、服务组织和其他以政府为中心的活动为主，而年轻的网络世代，则更倾向于个人化的表达和实现型参与[14]。Schudson也认为，在美国，传统植根于责任和期望的积极公民参与，正在转向一种更为个人化的公民参与[15]，对环境、人权和消费政治等政治议题的兴趣正在提高[16]，并表现为一种流动和变化的自我实现联盟[17]。Jenkins发现，沉浸在网络文化中的青年，喜欢加入松散的网络联盟而非独自获取信息，他们会积极参与内容生产，而不是简单地消费信息[18]。 (三)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因素 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因素，是备受学界关注的议题。其中，网络政治文化、公民参与意识、政治效能感、网络使用等因素较受学者关注。齐杏发对上海9所高校在校大学生的网络政治参与调查显示，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形式包括时事信息获取、网络新闻跟帖、网络参政议政、网络信息传播等方面，并发现影响大学生网络政治参与的主要因素是政治效能感[19]。李亚妤从互联网使用和网络社会交往两方面调查了网络政治参与的影响因素，发现上网时间、网络政治信息接触、社会网络规模、网络社区归属感、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均对网络政治参与有积极影响[20]。Polat通过对学界有关网络政治参与研究的回顾，发现研究者主要从三个方面探讨互联网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作为信息资源库的互联网、作为互动空间的互联网、作为虚拟行动领域的互联网[21]。作为信息资源库，政治行动者可以借助互联网获取和发布政治信息；作为互动空间，互联网让公民之间、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交流变得十分便捷；作为一个扩展的公共领域，互联网使某些新的政治行为如在线投票、在线请愿等成为可能。 在对网络公民参与行为影响因素的已有研究中，基于公民自愿模型和社会资本理论视角的研究，是两种重要的理论范式。 1.公民自愿模型与网络公民参与。从理性选择论视角对公民参与的研究，以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前提，将公民参与行为视为理性选择的结果，强调行动者的参与行为以最低成本获取最高回报为目标。这一理论的缺陷，是无法解释在缺乏选择激励机制的情况下，人们为什么仍会参与公民行动。为破解这一难题，分别有学者提出社会经济地位模型、政治动机模型和政治动员模型来解释公民参与行为。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认为，公民的社会经济地位越高，越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而政治动机模型认为，公民的政治参与动机越强，就越可能参与政治活动；政治动员模型则认为，自愿组织、政党组织或者大众传媒对公民的政治动员越强，公民越有可能参与政治活动。 西德尼·伏巴(Sidney Verba)等人对上述政治参与理论模型提出了质疑。他们认为，理性选择论无法解释为什么当成本大于收益时，仍有人参与政治活动，而社会经济模型没有能够解释社会地位影响政治参与行为水平的机制。为了弥补上述理论模型的缺陷，他们提出了公民自愿模型这一综合性较强的理论模型。在这一理论模型中，他们融合了基于理性选择视角和基于结构视角这两种理论模型的核心变量，在强调政治参与是一种集体行为的基础上，从政治参与所必需的条件角度，把分析的重点放在“是什么因素导致人们不参与政治活动”这一问题上。伏巴认为，人们之所以不参与政治活动，是因为他们缺乏公民技能、金钱和时间等资源而不能参与；缺乏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识等心理动机而不想参与；没有加入自愿组织、教会或政党组织，处于动员网络之外，没有人要他们参与。公民自愿模型强调，影响公民参与的因素，主要包括公民的政治资源、心理动机和政治动员网络状况。 伏巴将社会地位与资源区别开来，认为资源包括时间、金钱和公民技能三个方面；心理动机指的是不同的心理偏好，包括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识和对党派的认同等；而社会动员网络则是指推动公民参与政治的社会网络或非政府组织。按照公民自愿模型，时间、金钱、公民技能、政治兴趣、政治效能感、政治知识和信息以及社会动员网络等因素，是解释公民参与的重要变量。Corinna Di Gennare等人研究了英国线上和线下的政治参与状况，发现互联网使用经验(包括网龄、互联网技能)对个人参与在线政治具有很好的解释力[22]。Bimber认为，互联网大大增加了人们获取信息和知识的数量，降低了信息获取的成本，从而提升了公民参与的水平[23]。还有学者发现，在线社会网络规模、网络社区中开放的人际讨论模式与网络政治参与之间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关联，互联网使用扩大了个人的在线社会网络规模，而这种在线社会网络规模的扩大，促进了网民的网络政治参与[20]。 2.社会资本与网络公民参与。社会资本是个多维度的概念。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关系，包括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及信任，并认为社会资本包括黏结型资本和桥接型资本两种形态。黏结型社会资本存在于同质性、倾向于强化群体内部认同的人群网络中，如亲属关系，以及由宗教、道德和意识形态联结起来的社会网络；桥接型资本则存在于异质的、片断化的人群网络中，是一种具有包容性，跨越性别、种族和地理区隔联结起来的松散社会网络。比较而言，桥接型社会资本比黏结型社会资本更容易接纳外部成员和异质信息。 不少学者强调，互联网特别适合于培植社会资本。“因特网和电子网络的兴起标志着社会资本的革命性增长”。这是因为互联网所具有的开放性、去边界、去中心化、多元化特征，有助于网络使用者通过论坛、邮件、博客、微博、微信等方式方便地进行沟通交流。Polat认为，互联网能够帮助那些在地理上分离的社会团体进行有效沟通，比如兴趣小组、宗教人士、单身母亲等[24]。互联网所拓展的沟通渠道，不仅为人们提供了大量的政治信息，而且提升了人们的沟通能力，扩张了人们的社会网络，提升了社会网络的规模和密度，促进了新交流形态的生产，从而有助于凝聚集体记忆，形塑集体认同，建立与维持社群成员的社会信任。Williams认为，网络不仅能够替代线下社会资本，而且还有助于发展出新形式的社会资本，互联网虽然不是发展强关系的理想环境，却具有建构弱关系和桥接型资本的潜力[7]。Skoric等考察了新加坡网民的政治参与，发现在线桥接型资本与在线政治参与呈正相关，但与传统政治参与不相关，在线黏结型资本与传统政治参与呈正相关[25]。Kobayashi等人发现，在线社会资本会显著影响在线政治参与，并会增强线下政治参与的可能性[26]。郭良等人基于2003、2005和2007年“世界互联网项目”的中国地区数据，发现在中国大陆，网民的网络互动规模与网络意见表达之间呈正相关[20]。但也有学者发现，在线社会资本会阻碍政治知识获取，降低投票参与程度[27]。 (四)信任与社会资本 信任是一种重要的社会整合力量。社会学家认为，信任是在社会交往中对交往对象的一种预期及信念[28]。卢曼把信任与不断增长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风险联系起来，认为信任作为一种期望及信念，是化约复杂性的机制[29]。科尔曼借助新古典经济学的“理性经济人”假定以及成本——效益分析视角，认为信任作为一种特定的社会资本形式，是在风险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是委托人与受托人之间理性博弈的结果。吉登斯认为，信任关系作为与现代性相关联的扩展了的时空延伸的基础，包括人际信任和系统信任两种类型。前者以人际交往中的情感系统为基础，在本质上是一种私人生活中的人际信任；后者则是社会系统中的信任，是对抽象原则和现代社会制度的信任[30]。张康之根据农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的基本历史形态，以及熟人社会和陌生人社会的交往形态，将信任区分为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三种类型。认为在农业社会和熟人社会中，人们之间的信任基本上属于一种习俗型信任，在工业社会和陌生人社会中，发展出了一种契约型信任，而在走向后工业社会这种新的陌生人社会的过程中，正在生成一种合作型信任[31]。 随着社会资本理论的兴起，许多学者开始将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重要内容加以研究。例如普特南将社会资本定义为人们之间的关系——社会网络、互惠规范及社会信任。普特南和奥斯特罗姆认为，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一种形式，是促进志愿合作的重要因素，而社会网络和规范对建构社会信任有着积极的作用。公民网络有助于增进政策过程的公开、透明、回应性与责任性，而规范有助于培育积极的公民参与意识与公民精神。在普特南的基础上，肯尼斯·纽顿进一步提出了社会信任的三种模型，即浅度信任、深度信任和抽象信任，以及与此相对应的三种民主模式(初级民主、次级民主和抽象民主)，用以分析信任与民主之间的关系。福山几乎把社会资本等同于信任，认为只有那些能产生信任的社会关系才能使行动者精诚合作。他认为，社会资本是建立在信任基础上的，而信任是在正式、诚实和合作行动的共同体中基于共享规范的期望。信任可以存在于最基础的团体如家庭中，也可以存在于国家中，以及其他介于二者之间的团体中[32]。帕克斯通认为，集体社会资本概念由两部分组成：个人之间的实际联结(association)以及一种包含了积极情感的人际间的(inter-subjective)联系或关系。实际联结是在个人与邻里、朋友以及参加自愿组织的成员共同进行的社会生活中产生出来的，而积极情感则可以导致对同事的信任和对制度的信任。帕克斯通使用美国全国社会调查(General Social Survey)中的三个问题(分别询问被调查者对他人的善良、公正和诚实的信任程度)来测量人们对同事的信任程度；用人们对有组织宗教的信任、对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来测量人们对制度的信任程度。怀特利认为，只有那些包含了善意的社会关系才可能产生合作行动，因此只有两种类型的信任才可能构成社会资本，即对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国家的信任，并强调信任是测量社会资本的惟一要素[33]。 三、研究设计 (一)理论视角及研究假设 科尔曼把社会资本界定为“个人拥有的社会结构资源”，认为社会资本是社会结构中有助于“做成某事”的社会关系，是作为社会关系结构而被创造出来的；而作为社会关系结构的社会资本推动了个人行动，这些行动可以带来资源[34]。因此社会资本是生产性的，能够推动包括公民参与的各种社会行动。胡荣通过对福建寿宁和厦门乡镇的问卷调查，发现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35]，但他对厦门城市居民的问卷调查却发现，社会资本中的三种信任因子(一般信任因子、普遍信任因子、特殊信任因子)对城市居民的政治参与存在不同方向和程度的影响[36]。孙昕等基于对全国样本的分析，发现村民对乡镇党委、政府的政治信任，对其参与村委会选举行为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而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对村民是否参与村委会选举没有显著影响[37]。梁莹基于张康之对信任的历史形态的划分，通过对南京市的实证调查，考察了习俗型信任、契约型信任和合作型信任的发展现状，并对三种类型的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发现合作型信任、习俗型信任或契约型信任对公民政策参与意识的影响都具有统计显著性。合作型信任的程度越高，公民的政策参与意识越强，而习俗型信任或契约型信任的影响相对较小，且影响方向为负向[38]。余敏江和梁莹利用“社会资本与公民文化调查”数据，也发现公民对政府的信任程度与公民参与意识之间呈正相关[39]。梁莹的实证研究还发现，居民对居(村)委会的信任程度，对居民的社区社会政策参与意愿有显著影响，居民对居(村)委会的信任程度越高，参与社区社会政策的积极性也越高[40]。 本研究尝试基于学界已有的研究发现，从社会资本视角，以大学生网民为例，定量分析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作用。基于相关理论和实证研究，本研究把信任区分为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两种类型，并提出以下研究假设： 假设1：人际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正向影响。 假设2：政治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有正向影响。 (二)变量测量 本研究的主旨是对大学生网络公民参与现状，以及作为社会资本的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进行定量分析。结合文献分析及面对面访谈方法，我们分别编制了网络公民参与、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三个量表，作为网络公民参与和社会信任的测量工具。 1.因变量：网络公民参与。参考国内外相关讨论，并结合我国现实社会背景，本研究从政治参与和社会参与二个维度对公民参与进行测量[2]。其中政治参与的测量指标包括获取政治信息、参与政治讨论、政治接触、在线抗议等；而社会参与的测量指标则包括意见表达、参与社团活动和公益行动等。量表共包括“访问政治新闻网站”“和网友讨论政治话题”“在网上对政府工作进行评价”“通过网络为某个社团或组织工作”等13个题项，采用李克特五点尺度量表进行实际测量。 2.自变量：社会信任。普特南等学者强调信任是社会资本的重要内涵和维度。帕克斯通在研究美国的社会资本时，更是直接用信任对社会资本进行测量，包括对同事的信任、对宗教组织的信任、对教育体制的信任以及对政府的信任。怀特利在研究国家社会资本时，着重考虑了二种类型的信任：对个人(包括家人和一般意义上的他人)的信任以及对国家的信任[33]。本研究从人际信任和政治信任二个维度对社会信任进行测量。学界基于社会资本视角对人际信任的测量，大多从行为意向角度询问被访者对他人的信任程度，本研究也采用这一策略，询问网民对“家人”“同事”和“陌生网友”等人际交往对象的信任程度。政治信任的测量，则通过询问被访者对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公检法司法机关以及学校等的信任程度来展开。 3.控制变量：网络使用程度。社会学经典理论强调社会结构对行动者行为的制约。已有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文化状况和个人特征等因素会影响公民参与。按照西德尼·伏巴的公民自愿模型，金钱、时间、公民技能等社会经济因素会影响公民的政治参与[41]。而Shah等人发现，网络使用频率和时长，对网络公民参与有着积极的正向影响[42]。凯茨等发现，互联网使用时间越长，参与在线活动越广泛[2]。李亚妤对天津、广州和上海三地市民调查也发现，上网时间对网络政治参与有显著的正向影响[20]。张卿卿对台湾地区的网民调查发现，用于工作的上网时间长度，也能有效预测网络政治参与程度[43]。因此，我们将网络使用作为重要的控制变量引入模型(操作化为网龄、上网频率、上网时长。其中平均网龄为6.18年，每周平均上网频率为3.99天，每天平均上网时间为189分钟)，并同时将性别、民族、政治面貌、是否拥有个人电脑等作为控制变量引入模型。 (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本研究的分析数据，来源于我们承担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我国公民网络行为规范及引导抽样调查研究”中的大学生样本数据。该调查采取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在天津、长沙、西安和兰州四城市共发放调查问卷1 466份，最后回收有效问卷1 215份，有效问卷率为82.88%。其中男生比例为50.6%，女生为49.4%；来自城市的学生比例为48.8%，来自农村的学生比例为51.2%；样本平均年龄为21岁。 2.模型。本研究的主要目的，是考察社会信任对网络公民参与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一目的，我们借助多元线性回归模型，对研究假设进行统计分析。模型的数学表达式为：
标签：政治参与论文; 政治论文; 社会资本理论论文; 组织公民行为论文; 因子分析论文; 社会网络论文; 社会因素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