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伸缩性视角下的失业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伸缩性论文,视角论文,工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439-8041(2006)11-0083-06
一、问题的领悟
迄今为止，货币工资是否具有伸缩性(wage flexibility，或称工资灵活性)一直是主流经济学解释失业的基点，但以此为基点，却容易忽视在货币工资满足伸缩性条件下可能产生的失业问题。古典学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信奉市场是出清的，认为货币工资的伸缩性总能使劳动力市场达到充分就业的均衡，长期持续的(非自愿)失业不可能存在。譬如，即使面对1929年爆发的大危机，新古典经济学的代表人物庇古(A.C.Pigou)当时仍然坚称，这是工会人为地把工资规定在过高水平上，妨碍了市场机制的自我调节所致①。对此，凯恩斯曾提出过质疑，认为失业是货币工资刚性与有效需求不足共同造成的，不能把经济制度无法自行调节的责任一味地归咎于货币工资刚性。也许是某些理论性或非理论性的原因，他并没有进一步深究货币工资伸缩性对失业影响的机理，而是在将就业总量、生产总量和国民收入三者当作可以互换的概念使有效需求与就业相关联的同时，却把论述重点转向要提高就业水平，与其降低货币工资，不如增加货币数量②。凯恩斯的分析由于没有也无法撇开货币工资刚性，因而，对货币工资可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问题至多仅是略有触及。关于有效需求不足对失业的影响，倒是巴罗(Barro)和格罗斯曼(Grossman)在区分古典失业和凯恩斯失业时有所讨论③，可他们的非均衡(非瓦尔拉均衡)理论却恰恰又是建立在价格包括工资缺乏伸缩性的前提条件之上的。
凯恩斯革命后，主流经济学包括凯恩斯主义经济学④ 都将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作为解释失业问题的一个关键假设，认为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妨碍了劳动力市场的连续出清，从而造成失业。事实上，无论是隐性合约理论(Azariadis,1975; Rosen,1985)、交错合约理论(Tayor,1980)、议价理论(McDonald and Solow,1981; Nickell and Andrews,1983)、内部人—外部人理论(Lindbeck and Snower,1988)、效率工资理论(Solow,1979; Shapiro and Stiglitz,1984; Akerlof and Yellen,1986)、搜寻和匹配理论(Phelps,1970)，还是分割劳动力市场理论(Leontaridi,1998)、失业回滞理论(Cross,1988)，某种意义上都是在诠释为何工资存在刚性或粘性，都是围绕着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展开分析的。
在笔者看来，主流经济学关于失业问题的既有研究之所以偏聚于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其所暗含的失业微观基础，仍然是古典理论中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相权衡(Samuelson,1992)。在此微观前提下，如果货币工资具有伸缩性，那么，劳动力市场总能达到供求均衡；倘若出现非自愿性失业，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则难辞其咎。诚然，“货币工资缺乏伸缩性”可以探讨劳动力市场缺乏灵活性对失业的影响，但客观地说，以此为基点却会在思维逻辑上妨碍主流经济学提炼出这样的问题：工资具有伸缩性是否一定能够消除失业？或者说，是否存在货币工资可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类型？假如它存在，又是由哪些因素造成的？怎样有的放矢地改进它？这些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究。
本文通过构建一个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就业决定模型，解析出一种笔者称之为“支出约束引致型”的失业类型。这是一种即使在工资具有伸缩性条件下也会出现的失业，是一种主流经济学尚未深究过的失业新类型。
二、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就业决定模型
就业是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对劳动需求曲线，笔者承续前人的研究，将其合理地假定为向右下方倾斜；但对于劳动供给曲线，笔者则提出与本文主题密切相关的新解说。
在主流经济学中，劳动供给曲线由众所周知的经典劳动供给模型(the canonical labor supply model)所刻画。该模型通常以条件极值形式来表达(记为条件极值Ⅰ)：
依次表示效用函数、支出水平、闲暇时间、市场工资率、非劳动收入以及可用于劳动和闲暇的总时间。条件极值Ⅰ表示，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决定了闲暇时间和支出水平。均衡的劳动时间与市场工资率由此也形成了一条向后弯曲的经典劳动供给曲线，见图1中的CBA曲线。其中，A点所对应的工资率w[，r]为保留工资率。
然而，该模型难以解释一些学者已经察觉到的“低工资中劳动供给曲线出现向右下方倾斜”(简称“向下倾斜”)的现象，只能视其为“例外”。究其原因，笔者以为，该模型隐含着“劳动者的支出可以是不超过收入的任意水平”的假设。实际上，劳动者的支出不仅受到收入的限制，而且还有自身的规定性。譬如，一旦劳动者的收入水平低于其最低必需支出，最低必需支出就会对其劳动供给行为构成刚性制约。这里所说的最低必需支出，是指劳动者为了获得基本生存条件而必须支付的刚性支出，包括劳动者作为社会人获得最基本“体面和尊严”的支出。笔者曾以“最低必需支出”为切入点，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从而解析出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⑤。鉴于此曲线是本文建立就业决定模型的基础，在此有必要对其作出一些相关的说明。
将“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引入经典劳动供给模型后，条件极值需相应地修正为如下的条件极值(记为条件极值Ⅱ)：
表示劳动者的最低必需支出。我们将劳动者欲望层次发生变换的转折点定义为拐点⑥，出现拐点时的市场工资率称为拐点工资率
为劳动者在追求效用最大化过程中提供劳动所挣得的劳动收入，那么，在市场工资率w下降的过程中，(1)只要
就变成松弛约束，条件极值Ⅱ此时便可简化成条件极值Ⅰ，劳动供给曲线CBF仍由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所描述，劳动者追求的是第二层次欲望。(2)当
时，最低必需支出构成了劳动者决策的硬约束，从而有
，这是一条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⑦，见图1的FK段曲线，它所追求的只能是第一层次欲望。该段曲线与CBA曲线的交点F则是经典劳动供给曲线的拐点。(3)KJ段垂直线则表示劳动者提供了最大劳动时间，但仍不能弥补最低必需支出。总之，引入最低必需支出约束后，经典劳动供给曲线出现了拐点F，而延续拐点后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异为FK段和KJ段。
推导出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后，我们可以进一步考察建立在其上的劳动力供求组合状态。在最低必需支出约束下，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变异为CBFKJ，但CBFKJ到目前为止还只是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如果将其应用于宏观层面上的分析，则需要进行变换，变换后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形状仍与此类似⑧，见图2。本文的目的主要是在此基础上结合劳动力需求分析它们相互作用的状况，聚焦于由此形成的失业(就业)问题。根据劳动力供求曲线的相对位置，我们大体上可以将劳动力供给和需求之间的关系归结为以下两种组合状态⑨：
组合A：需求曲线D[，1]与FB段供给曲线相交。此时，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相互作用可以获得稳定的均衡。这种状态就是以往主流经济学所着重考察的，也是主流经济学讨论失业问题的微观基础。在失业问题上，古典学派包括新古典经济学信奉“货币工资的伸缩性会消除劳动力市场上任何多余的供给”，劳动力市场是出清的，不存在(非自愿)失业。新古典综合派也持同样的观点，认为一个以完全伸缩性的工资为特征的劳动力市场不会包含非自愿失业。但在笔者看来，以往主流经济学由于没有“劳动供给拐点”的视角，解析不出低工资中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从而，也就难以找到探讨工资具有伸缩性条件下失业的切入点，无法提出并研究组合B的状态。
组合B：需求曲线D[，2]位于供给曲线CBFKJ的左边。在图2中，当需求从D[，1]减少为D[，2]时，劳动力供过于求，这种过饱和的状况会迫使市场工资率下降。当市场工资率低于wF时，劳动力供给曲线进入拐点F以下的FKJ阶段。在FK段劳动力供给曲线上，随着工资率下降，劳动者为获得最低必需支出而须提供的劳动增加，劳动力供给量也相应地增长，在现实经济中表现为已经就业的人在制度劳动时间之外加班或谋取其他兼职，以贴补家用；或者他们的家人中原本不参与劳动力市场活动的某些成员，如未成年工和家庭其他辅助劳动力，也涌入劳动力市场寻求工作。这在扩大劳动力供求缺口的同时也增加了市场对工资率向下的压力，形成正反馈向右下方发散型振荡，趋向于w[，r]所对应的水平线AJ与需求曲线D[，2]的交点H，其结果是在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的同时也造成了HJ数量的失业⑩。组合B这种状态，笔者称之为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就业决定模型。此时所呈现的失业姑且称之为“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它是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从而是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与相对不足的劳动力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它表明，即使工资具有伸缩性，并且劳动者愿意接受不低于保留工资的市场工资，也仍然会出现失业。
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是以往主流经济学没有关注到的。凯恩斯虽然提出了失业是由货币工资刚性和有效需求不足共同造成的，但对于有效需求不足如何影响失业并没有展开论述，倒是巴罗和格罗斯曼等人在非瓦尔拉均衡理论框架下进行过分析。在他们看来，古典失业是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而商品市场却供不应求的宏观非均衡状态，凯恩斯失业则是劳动力市场和商品市场都处于供大于求的一种宏观非均衡。当商品市场供过于求时，商品价格下跌，一般物价水平下降，在货币工资既定的情况下实际工资趋于上涨；这就给原本经由降低实际工资来减除失业的市场机制增添了调节难度乃至陷于某种程度的失灵。也正由于此，尽管凯恩斯和古典学派(新古典经济学)都主张降低实际工资以减少失业，但凯恩斯更强调迂回的方法，即通过增加通货，促使物价上涨来降低实际工资。笔者以为，就失业问题而言，商品市场状态间接地体现在对劳动力市场实际工资的影响上，可以归类于对工资可伸缩性程度的制约；至于失业的微观基础，主流经济学既有的分析仍与古典理论一样，由向右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向右下方倾斜的需求曲线所组成的劳动供求状态来表达，从而，当存在失业时，只要实际工资能够下降，劳动力供给量的减少和需求量的增加便可减除失业。不难看出，工资伸缩性与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相互转换，在降低实际工资的同时也缓解了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简而言之，在主流经济学看来，可以通过增加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来消除失业。因此，凯恩斯之后的主流经济学均将失业归咎于工资的刚性或黏性。然而，本文的分析却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工资可伸缩性与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是无法相互转换的，所造成的失业也不是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所能消除的。例如，在本文的组合B状态下，较之于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劳动力的有效需求不足时，纵使货币工资具有伸缩性也仍然会出现失业。
从失业的形成机理上划分，如果我们把工资缺乏伸缩性造成的失业看成是一种失业类型，那么，本文所描述的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则是另一种类型——工资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解析出这种新类型的失业，我们就不再仅仅囿于探讨工资刚性或黏性的成因、提出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各种措施，还可以针对这种失业类型有的放矢地改进制度安排和劳动政策，提高消除失业的有效性。
三、理论实证与现实分析
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存在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或处在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发展经济学的大师们尽管把注意力集中于经济发展，并没有重点涉及失业问题，但他们的研究在某种程度上也包含着对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的考察。刘易斯在其经典论文《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1954)中所提出的传统农业部门(维持生计部门)在生存工资水平上劳动力无限供给假说，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从现代城市部门视角对组合B状态的描述(11)。纳克斯(R.Nurkse)在1953年出版的《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中，提出了“贫困恶性循环论”(vicious circle of poverty)，认为不发达国家存在一个难以打破“低收入(低工资)—低储蓄能力—低资本形成—低生产率—低产出—低收入(低工资)”的恶性循环，由此得出一个著名的命题：“一国穷是因为它穷”。尼尔森(R.R.Nelson)则于1956年在论文《低水平均衡陷阱理论》中提出了“低水平均衡陷阱”(low-level equilibrium trap)理论，认为不发达国家人口的过快增长是阻碍人均收入迅速提高的“陷阱”，必须大规模投资，使投资和产出的增长超过人口的增长，实现人均收入的大幅度提高和经济增长。诚然，纳克斯和尼尔森都在探究不发达国家贫穷的症结，都从宏观经济运行的角度强调了资本形成的重要性，但在笔者看来，低水平均衡陷阱是组合B状态(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存在HJ数量的失业)在宏观上的一种表现形式，或者说，基于向下倾斜劳动供给曲线的就业决定模型是低水平均衡的微观基础。历史和现实表明，许多不发达国家的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次级劳动力市场(secondary labor market)往往呈现出组合B的状态。
关于不发达国家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拉克施特(Rakshit)作出过有影响的分析(12)。对于一个业已取得一定程度发展的劳动剩余经济，为什么会产生需求约束，王检贵从消费需求梗阻、投资需求梗阻和出口需求梗阻的角度进行了梳理；他还将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归结为“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也就是“劳动力剩余条件下的有效需求不足问题”(13)。鉴于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笔者曾聚焦于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农民工的劳动力供求，并通过计量和分析得出，在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上打工挣钱的农民工尚处于满足最低必需支出的阶段，农民工的劳动供给与工资正反馈向下直至工资锁定于保留工资水平。在笔者看来，假如我们不是从工资决定，而是从就业决定的视角看，这些农民工在现阶段呈现出的相当典型的组合B状态，也会产生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事实上，在中国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巨大的人口基数、严峻的“三农”问题以及现行的制度安排，共同推动着农民工队伍的快速膨胀。中国迄今至少已有9400万农村劳动力在城市就业，还有1.5亿剩余劳动力有可能继续涌向城市。“我国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状态。……据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高达约2亿人，而城市所能吸纳的劳动力远远低于这个数字，这样，就造成了农民工劳动力市场长期处于供大于求的境地。”(14) 而大部分农民工受自身文化素质、城市就业体制和城市发展对劳动力需求的制约，只能跻身于那些工资低廉、工作条件差、就业不稳定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从既有的研究和实际政策看，人们对农民工的关心多集中于工资问题和劳动环境问题，而对他们的失业问题关注不足。不难预计，随着我国统筹城乡发展的深化，农民工的失业问题将进一步凸显。
在考察英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业化初期的工资和失业时，马克思揭示了这样一幅图景：在工人工资趋向于工资的最低限度(劳动力价值的最低限度)的同时，由于资本主义积累规律和相对人口过剩规律的作用，工人的失业问题也如影随形。这一图景其实在很大程度上可以由本文组合B状态来刻画。在失业问题上，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正比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15) 这就是说，资本积累以及相伴而生的技术进步，会不断提高资本的有机构成，使就业相对减少并造成人口相对过剩，因而，作为一种趋势，资本积累必然会形成一个相当规模的失业队伍(16)。不待而言，19世纪中后期，马克思主义革命和边际革命将古典经济学的发展一分为二：前者逐步演绎成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后者则演进为现在通常所说的主流经济学(或称西方经济学)，两者常常被描述成是相抵触的。可是，就经济学本身而言，两者之间仍然存在着可贯通和互补之处。以失业分析为例，本文给出的就业决定模型也可以用于剖析马克思所考察的工人阶级境况，如果说马克思主要是从宏观经济运行角度考察失业，那么，本文的分析模型则侧重于探寻这种失业的微观基础。对于工人恶劣的生产条件、微薄的工资和艰辛的生活，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845)中进行过深刻的揭露。许多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都曾揭露过英国工业革命初期工人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以及普遍的贫困。可以认为，劳动者的工资水平确实在工资的最低限度上下徘徊，而在工资水平处于劳动力价值下限(工人的保留工资)情况下所造成的失业，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因为此时的工资已处于工人维持贫困化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无法再通过降低工资来消除失业。
四、分析结论及政策启示
本文所构建的就业决定模型，在揭示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形成机理的同时，也引申出了一种新的失业类型——工资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这种失业的类型，无论在新古典经济学还是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中都没有深究过。就凯恩斯的分析而言，尽管他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工资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问题，但由于未能解析出低工资中向下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也就难以建立起在工资伸缩性条件下有效需求不足导致失业的微观基础。
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不同于发达国家现行的失业类型，主流经济学没有深究这种失业类型是有深刻的社会历史背景的。我们知道，主流经济学的故乡是英美等发达的国家，经济学研究的重点大多是以这些国家亟需解决的现实问题为导向的。这些国家自20世纪30年代走出大萧条以后，逐步进入成熟的工业化社会和后工业化社会，其经济发展状况、社会保障和福利使他们的国民基本上超越了最低必需支出的约束，消费模式也已从生活必需品时代转向耐用消费品时代；在正常情况下，他们的劳动供给行为基本上可以由经典劳动供给模型所描述。但是，发展中国家包括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其劳动力市场尤其是次级劳动力市场往往呈现出组合B的状态，形成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因此，本文的基本启示是：中国以及许多其他发展中国家尤其是处于工业化初期的国家，不能简单地套用西方某些经典理论，而是要依据本国的现实对模型作出必要的修正。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提出这种新的失业类型，并非否定或取代主流经济学在工资缺乏伸缩性条件下对失业的探讨，而是作为一种有益的补充和完善，使经济学具有更强的解释力和普遍意义。实际上，现实经济中的失业就是由成因各异的不同类型的失业叠加而成的。
解析这种失业新类型，有助于我们针对各种失业类型的不同成因，有的放矢地采取对策措施，提升消除失业的效率。对于由工资刚性或黏性导致的失业，增强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各种措施无疑是卓有成效的，而且，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也是提高工资伸缩性的有效途径；但是，对于支出约束引致型失业，或者更一般地说，对于工资具有伸缩性条件下的失业，如果仅仅依靠市场自身力量、依靠增强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则难免隔靴搔痒，无法有效消除这种类型的失业。在笔者看来，劳动力市场所暴露出来的这种症结问题，首先突出了劳动力市场的制度结构的重要性。要靠最低劳动标准、最低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立法等手段，将劳动力市场可能出现的向下发散失衡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之内，同时，界定和保护劳动力产权，营造良好的劳动关系环境，改善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的劳动者境况。其次，本文的分析还蕴涵着以下的政策性启示：改变造成组合B状态的社会经济条件。政府应采取包括制度安排和政策导向在内的多种措施，尽力将劳动力供求状况推向组合A的状态。这一方面要增加对劳动力的有效需求，另一方面，按照经济发展所派生的对劳动力需求结构的要求，加强人力资本投资，提高工人的知识、技能和收入挣得能力，减少受制于最低必需支出的劳动者的供给，努力使需求曲线与BF段供给曲线相交，以调整供给结构的方式来减缓乃至解决失业总量问题。
注释：
①在货币工资与失业的关系问题上，庇古在《论失业问题》中认为，“如果某一职工会企图强使会员工资高于同类职业中流行的工资，便将引起失业，如果放弃这一政策，就可能在应有的范围内获得补救”(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第112页)。
②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第19章，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③Barro,Robert J.,and Grossman,H.I.1971,A general disequilibrium model of income and employment,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1( 1) ,March,82—93.
④这里所说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包括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New Keynesian Economics)，因为凯恩斯主义与新凯恩斯主义都是以非市场出清、工资和价格缺乏伸缩性为基本假设条件，只不过在缺乏伸缩性的程度上两者存在差别，新凯恩斯主义者用工资粘性(wage stickiness)和价格粘性代替了凯恩斯主义的工资刚性(wage rigidity,或译为僵硬性)和价格刚性。
⑤对于这种“例外”现象，一些直面现实的学者(Lewis,W.A.,1954; Berg,1961; Schultz,1964、1975; Miracle和Fetter,1970; Barzel和 McDonald,1973; Mellor,1963; Huang,1976; Dessing,2002; Sharif,1991)有过见仁见智的探讨。至于笔者提出的这种方法与上述学者的分析差异，参见拙作《中国城市次级劳动力市场中民工劳动供给分析》，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5)。
⑥从劳动者的欲望或需要层次上看，满足最低必需支出可以视作第一层次或者说较低层次，而追求效用最大化则可归类于第二层次即更高层次。劳动者只有在较低层次的欲望得到满足后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欲望，而产生更高层次欲望本身就已经蕴含了较低层次欲望的满足性。
⑦可以证明，在低工资情形下，工资下降时所呈现的向右下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与工资上升时所形成的向左上方倾斜的劳动供给曲线是同一的。
⑧先将作为考察对象的整个经济体(某一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体系)的劳动者的供给曲线水平加总，再在作为横轴单位的劳动时间上除以该经济体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横轴的单位就可变换为就业人数即就业量。由于一个经济体的劳动者的平均劳动时间在一定时期内是相对稳定的，因而，在以就业量(用N表示)为横轴、市场工资率为纵轴的二维坐标图中，劳动力供给曲线的形状仍然类似于代表性劳动者的劳动供给曲线。此外，值得指出的是，倘若考虑到劳动力的流动或迁移，尽管总劳动力供给曲线会发生某些变异，但低工资中仍存在一段向下倾斜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关于这个问题，笔者将另行撰文阐述。
⑨更一般地说，除了组合A和组合B，还可能出现其他一些组合状态。本文限于主题和篇幅，暂将对其他状态的分析略去。
⑩值得指出的是，在向下发散振荡过程中产生的失业情形与凯恩斯对非自愿失业的定义相当吻合：“我(指凯恩斯——引者注)作出定义如下：如果当工资品的价格相对于货币工资作出微小上升时，为了现行的货币工资而愿意工作的劳动供给总量和在同一货币工资之下的对劳动的需求总量都大于现行的就业量，那末，人们便处于非自愿失业状态。”(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北京，商务印务馆，第20页，1999)而在经典理论通常所说的劳动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而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的供求状态下，实际工资下降时，很难使劳动供求同时增加。不过，凯恩斯当时为什么要如此定义，还有待于我们进一步探究。
(11)当处于组合B状态时，从劳动力需求方看，他们可以在保留工资水平上获得“无限”的劳动力供给。是故，此时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常常容易被认知成一条高度为保留工资率的水平线。至于对“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理解，刘易斯认为，只要按这种价格(指生存工资——引者注)提供的劳动力超过需求，则劳动力的供给就是无限的。显而易见，按照刘易斯的说法，组合B也可以看成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状态。不过，与现代部门直接显性的失业不同，传统农业部门的失业大多表现为伪装性失业(the disguised unemployment)。
(12)Rakshit,M.,1982,Labour Surplus Economy:A Neo-keynesian Approach,Macmillan India Press; Rakshit,M.,1988,Underdevelopment of Commodity,Credit and Land Market:Some Macroeconomic Implication,in:Rakshit,M.,1989,Studies in the Macroeconomics of Development Countri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3)王检贵：《劳动与资本双重过剩下的经济发展》，第10—11、57—92、214—227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
(14)李强：《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析》，第8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关于中国现阶段农业剩余劳动力的估算，少则4000多万，多则2亿多人。王检贵和丁守海(2005)在对学术界常用的三种估算方法(古典估算法、新古典估算法和标准结构比较法)比较、修改和完善的基础上，得出当前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约为4600万〔《中国究竟还有多少农业剩余劳动力》，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5)〕。实际上，即便这个数据也会造成农民工市场供大于求的境地。
(1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91、70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16)马克思指出，“社会的财富即执行职能的资本越大，它的增长的规模和能力就越大，从而无产阶级的绝对数量和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大，产业后备军也就越大。可供支配的劳动力同资本的膨胀力一样，是由同一些原因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7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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