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吴梅村的早期诗歌，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诗歌论文,吴梅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吴梅村的诗歌说：其少作大抵才华艳发，吐纳风流，有藻思绮合、清丽芊眠之致。及乎遭逢丧乱，阅历兴亡，激楚苍凉，风骨弥为遒上。暮年萧瑟，论者以庾信方之。
这段话颇具权威性，常常被研究者所引用，以说明吴梅村诗风之变化，或者作为所谓“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便工”的一个鲜明例证，以说明作家创作受社会政治影响之巨大。这里所说吴梅村诗风之变化——由年轻时的“才华艳发，吐纳风流”、“藻思绮合，清丽芊眠”向“遭逢丧乱，阅历兴亡”之后的“激楚苍凉”、“风骨遒上”的巨大转变似乎已成定论，特别是把吴梅村同身世遭际与之有几分近似的庾信相比较，更增强了它的说服力。
后来的诗论家受这段话影响很大，很多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例如朱庭珍《筱园诗话》云：
吴梅村祭酒诗，入手不过一艳才耳。迨国变后诸作，缠绵悱恻，凄丽苍凉，可歌可泣，哀感顽艳。以身际沧桑陵谷之变，其题多纪时事，关系兴亡，成就先生千秋之业，亦不幸之大幸也。
然而，细一推究，就会发现，这些议论其实都是出于主观臆断，缺乏足够的根据。因为《总目》作者和后来的那些清代的诗论家们根本就没有见过多少吴梅村的“少作”。
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诗人都“早熟”，很小就会写诗了。可是，吴梅村则不然，他是到了二十几岁才开始学习写诗。乾隆《镇洋县志》卷十四引《焚余补笔》云：“王中翰昊述吴梅村语：‘余初第时不知诗，而多求赠者，因转乞吾师西铭（即张溥，字天如，号西铭）。西铭一日漫题云：半夜挑灯梦伏羲。异而问之，西铭曰：尔不知诗，何用索解。因退而讲声韵之学。’”这段由王昊转述的吴梅村自己的话告诉我们，吴梅村是在“初第时”即中进士之后不久才开始研习作诗的，中进士那年为明崇祯四年(1631)，他23岁。程穆衡《吴梅村先生诗编年笺注》卷一引述了这段话，但怀疑其真实性，斥之为“陋人语”，认为“谓公少不能诗，诬妄实甚。”然而这段话的转述者王昊可决不是什么“陋人”，他与吴梅村同乡，比梅村小18岁，少年时即聪颖异常，纵笔为诗和古文，兀奡警拔，气概不凡。吴梅村非常赏识他，称他为“绝才”[1]。他属于吴梅村学生一辈，同时又是吴梅村的至交好友，二人交往甚为密切，交情十分深挚。清顺治十七年(1660)，当王昊被“嘉定钱粮案”牵连，无端被逮，押解进京时，吴梅村不避风险，满含悲愤地写下《送王子惟夏以牵染北行》和《别惟夏》（王昊字惟夏）二诗以送之[2]。由二人这种非同一般的关系来看，王昊断不会凭空诬言吴梅村“少不能诗”，必是忠实地转述吴梅村的原话。
吴梅村二十几岁才开始学习作诗由另一条材料也可以得到证明。崇祯九年，梅村28岁时被命为湖广乡试主考官。在楚地游览江山名胜时，副主考宋玫“题咏甚夥”，而梅村“愧未能成章”，但亦勉力赓和。宋攻见后，加以鼓励，“谓可深造于斯事”[3]。这件事出自吴梅村自述，可能有点自谦，但绝不会有半点“诬妄”。宋玫只比吴梅村大两岁，由他鼓励梅村的语气来看，他是知道梅村刚刚学诗不久的。
倘若把吴梅村30岁以前的作品算作“少作”的话，那么，从23岁至30岁，他只写了七年诗，作品不会多，留存的作品就更少，而《四库全书总目》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作品就更少得可怜了，大约也就五六首（这一点，下文将说明）。
不过，品味《四库全书总目》那段话，作者是把“丧乱”“兴亡”发生以前的作品全都算作吴梅村的“少作”的。明朝灭亡于崇祯十七年，那一年吴梅村36岁。我们且不管36岁的作品还算得算不得“少作”，退一步说，即便按照《总目》这种划分作品时限的标准，《总目》作者当时所能见到的梅村“少作”仍然是很有限的和不完全的。
我们知道，《四库全书》编纂于乾隆年间，当时人们所能见到的梅村诗集只有刊行于康熙八年(1669)的四十卷本《梅村集》（前十八卷是诗）一种，也就是为《四库全书》著录的那一种。清代的几种吴诗注本：靳荣藩的《吴诗集览》、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诗编年笺注》、吴翌凤的《吴梅村诗集笺注》所依据的全是这一种本子。吴梅村还有另外两种重要的集子：一种是收录作品最多的《梅村家藏稿》五十八卷（前二十卷是诗），但此集清末宣统二年(1910)才发现，此前一直秘藏于家中，无外人知晓。另一种是刊行时间最早的《梅村先生诗集》十卷，此集刊行于顺治十七年，大约收录梅村入清前的作品最多，但此集在四十卷本《梅村集》问世之后就几近失传，《四库全书总目》作者未曾寓目，否则，即使不著录于《四库全书》之中，至少也要在评介四十卷本《梅村集》时提及了。
由此可见，《四库全书总目》评论吴梅村诗风变化的那段话，其依据只有四十卷本《梅村集》一种。那么，在此《梅村集》中，究竟有多少首诗属于明亡前的作品呢？
《梅村集》是按体编排的，从编排上无法判断作品的作期。上文提到的程穆衡的《吴梅村先生诗编年笺注》虽然按时序编排，但谬误太多，难以为据。笔者判断哪些诗属于明亡前所作，依据主要有三：(1)作品本身所透露出的信息。例如《临江参军》，诗中叙述了明将卢象升与清兵的钜鹿之战，有“去年东师（指清军）来”之句。钜鹿之战发生在崇祯十一年，可知此诗作于崇祯十二年。再如《送志衍入蜀》乃是为送别吴继善（字志衍）赴任成都令而作。据吴近庄《莱阳分支太仓延陵宗谱》卷十二《十一世臣威公传》，吴继善抵达成都的时间是崇祯十六年九月初十，则此诗自当作于同年。(2)收录吴梅村作品的诗歌选本的出版时间。例如朱隗《明诗平论》刊于顺治元年，那么它所收录的梅村的《子夜词》必然作于入清之前。(3)作品在《梅村家藏稿》中编排的位置。《梅村集》中的诗作基本上也都为《梅村家藏稿》所收，《家藏稿》中的诗歌以梅村仕清为界分为诗前集和诗后集，各集之内各按诗体编排，而各种诗体之内又大体以作时为序。知道这一点，我们就可以根据已知的一些作品的作期来判断其他作品的作期了。例如在诗前集七言古诗中，我们已知《送志衍入蜀》作于崇祯十六年，据此可以断定排列在它之前的《行路难》18首、《画兰曲》、《悲滕城》等等作品均作于崇祯十六年之前（包括崇祯十六年）了（从这些诗的内容本身难以判断作期，而它们在《梅村集》中的编排前后错乱，也无法据以判断作期）。
根据以上三条来判断《梅村集》中哪些诗属于明亡前的作品大致不会有什么遗漏，经统计，得80首（具体篇目见后面表格），其中，梅村30岁以前所作只占五六首。
这80首诗远非吴梅村入清前作品的全部。吴梅村在顺治初年为同年举人彭宾（字燕又）的诗集所作序言中引述彭宾的话说：“吾之诗以散佚不及存，以避忌不敢存，故所存止此。”又说昔日那些势位隆盛、声名显赫的人物的诗作在改朝换代的大动乱中“荡为云烟，散为灰烬”、“卷帙磨灭，十不一传”[4]。这种情况其实也包括了他自己。其入清前的作品或在动荡中由于不经意而损失，或出于政治原因自行捐弃，散佚数量一定不少。这里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自行捐弃的作品，这一部分作品应该是最能反映他在易代之际的政治立场与立身处世态度的，而恰恰是这类作品在《梅村集》中删汰最多，因为《梅村集》刊行之时，民族矛盾依然十分尖锐，清廷为消弥汉族人民的反清意识，扑灭反清火种，屡兴大狱，什么科场案、奏销案、通海案、《明史》案等等均发生在《梅村集》刊行前不久，政治气氛之恐怖可想而知。当此之际，凡可能触犯时忌，给身家性命带来灾难的作品在公开发行的集子中想必无一敢存，惟恐删之不尽。这样一来，《梅村集》中剩下来的自然多是赠友、怀人、纪行等表面看起来应该属于闲适、应酬一类的作品了，即使那些涉及了时事的作品也语意隐晦、朦胧，打磨得棱角皆无，避免直接刺激新朝统治者。
所幸的是这类最能反映吴梅村对改朝换代的政治立场与态度的作品并没有完全失传，有一些在他秘不示人的《梅村家藏稿》中保存了下来，还有一些在某些诗歌选本或诗话、笔记中保存了下来，使我们可以略窥其貌。
《四库全书总目》仅仅根据《梅村集》存留的80首诗就做出吴梅村的“少作”总的特色是“才华艳发，吐纳风流”、“藻思绮合，清丽芊眠”的论断，显然失之武断。况且，即使在这80首诗中，真正属于“吐纳风流”、“清丽芊眠”风格的也只是《画兰曲》、《子夜词》等一小部分，不足以涵盖全部。有些诗，如《临江参军》、《洛阳行》、《殿上行》等等倒是颇有些“激楚苍凉”之气的。可见，《总目》的论断过于偏颇，未能全面真实地反映吴梅村早期作品的风格特征。而这一观点站不住脚，那么，它所说吴梅村诗风的巨大转折云云也就失去凭依，纯属信口雌黄了。《总目》作者的毛病在于先有一庾信横在胸中，硬将吴梅村拿来与庾信作类比，根据早年写宫体诗的庾信向暮年以“凌云健笔”抒写乡关之思、身世之哀的庾信的转变，构想出吴梅村诗风的变化，其实，这根本不符合吴梅村诗歌创作发展的实际。
要想全面准确地把握吴梅村诗歌创作的发展，必须对其早期诗歌（这里，“早期诗歌”正是指明亡前的诗歌，笔者认为，这样定义比“少作”要准确得多）重新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而要想获得正确的认识，则必须尽可能多地搜集到其早期的作品。
今人比《四库全书总目》作者优越的地方在于有了《梅村家藏稿》。这部清末才发现的集子较《梅村集》多诗73首，其中属于早期诗作的有10首。此外，笔者陆续从一些诗歌选集、诗话、笔记中钩辑得梅村早期诗作28首（判断这些作品的作期所依据的仍然是上面说到的三条标准，在拙著《吴梅村年谱》中对这些作品的作期差不多都作过考证，可以参看）。两者相加，几乎等于《梅村集》中早期诗作的一半。为了一目了然，兹将所有早期作品列表如下。
认真分析一下上表的作品，就会发现：
1.以时事为题材的诗歌在吴梅村早期作品中占有相当比例，明朝末年的许多重大史实在他笔下都得到及时的反映。例如，崇祯十一年九月，清兵乘明军守备麻痹松懈，从墙子岭攻入塞内，他闻讯作《墙子路》诗；同年十二月，明军与清兵大战于钜鹿，宣大总督卢象升因孤立无援败死，他知晓后接连写下《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临江参军》（按杨参军指杨廷麟，他曾任兵部职方主事，参卢象升军事）等诗篇；崇祯十四年，襄阳为张献忠所破，襄王朱翊铭、贵阳王朱常法被杀，他作《襄阳乐》以记之；崇祯十五年、李自成决黄河灌开封，溺死人畜无数，他作《汴梁》二首以伤之；还有，明末著名直臣黄道周忧心国事，屡次犯颜强谏，从而遭到贬谪，他感之而作《殿上行》；朝鲜被清军战败，朝鲜国王被迫向清奏书称臣，他为此而作《高丽行》；洛阳被李自成攻破，福王朱常洵被处死，其后不久，常洵子朱由崧袭封王爵，他因之写下《洛阳行》。除了这些直接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之外，他在赠友、怀人、纪行之作中也往往语涉时事，如《怀杨机部军前》、《再忆杨机部》（杨廷麟字机部）、《送黄石斋谪官》（黄道周号石斋）、《过沧州麻姑城》等。可见他一直密切关注着明末时局，并且有意识地运用诗歌反映当时的政治重大事件。程穆衡称梅村诗“征词传事，篇无虚咏，诗史之目，殆曰庶几”[5]，赵翼称梅村诗“其所咏多有关时事之大者”[6]，朱庭珍也说梅村诗“其题多记时事，关系兴亡”[7]。这些评论自然都是就吴梅村诗歌的总体而言的，但显而易见，它们所指明的吴梅村诗歌的一个重要特点，即以诗传事，以诗记史，在吴梅村的早期诗歌中就已鲜明地表现出来。
吴梅村早期创作中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之多，就连有“诗史”之誉的杜甫也比不上，杜甫36岁以前直接叙写时事的寥寥无几，那时他还正满怀豪情地歌唱着自己的理想抱负。吴梅村诗歌创作起步虽然较晚，但差不多从一开始写诗就萌生了以诗歌来记录一代历史的自觉意识，他最早的作品便已经显示出浓重的纪实性。他没有像历史上的许多诗人那样走过一个创作的浪漫期。
2.从诗体上说，吴梅村早期作品以七言古诗为最多，共29首，其他依次为五言绝句27首、五言律诗22首、七言律诗21首、七言绝句13首、五言古诗6首。人们公认吴梅村最擅长七言歌行，推为有清第一，号之曰“梅村体”。其所以能在七言歌行上取得这样高的成就，从他早期创作就偏爱运用七古一体便可以略见端倪。而他所以如此喜爱运用七古，恐怕正同他有意识地要以诗传事，以诗记史的创作动机有关，在各种诗体中，七古长短自由，伸缩随意，音韵宛转流动，无疑是最适于叙事的诗体，在运用这种诗体叙事方面，前人留下了大量的可资借鉴的成功经验。
3.从艺术表现上说，吴梅村的早期作品已经形成了自己相对稳定的特色。就拿最具有代表性的七言古诗来说吧，其早期作品显示了如下一些突出特点：(1)喜用排偶。《洛阳行》60句，有36句用了对偶；《赠范司马质公偕钱职方大鹤》58句，有28句用了对偶；《高丽行》30句，有16句用了对偶；《三松老人歌》36句，有14句用了对偶。运用对偶的数量都在一半左右。(2)“韵协宫商”[8]。这主要表现在律句的大量运用和有规律的转韵法上。如《洛阳行》前20句：
诏书早洗洛阳尘，叔父如王有几人？
先帝玉符分爱子，西京铜狄泣王孙。
白头宫监锄荆棘，曾在华清内承值。
遭乱城头乌夜啼，四十年来事堪忆。
神皇倚瑟楚歌时，百子池边袅柳丝。
早见鸿飞四海翼，可怜花发万年枝。
铜扉未启牵衣谏，银箭初残泪如霰。
几年不省公车章，从来数罢昭阳宴。
骨肉终全异母恩，功名徒付上书人。
贵强无取诸侯相，调护何关老大臣。
这些诗句的平仄几乎都合律，用韵则四句一转，平仄互换，全诗等于由若干首平声韵七绝和仄声韵七绝互相穿插交替而成，读来回环往复，琅琅上口。其他七言歌行也大体如此。(3)“熟于运典”[9]。吴梅村的每一首七古都运用了大量典故，如上面所引《洛阳行》中，“洛阳尘”、“玉符”、“铜狄”、“泣王孙”、“华清”、“乌夜啼”、“倚瑟楚歌”、“百子池”、“鸿飞四海”、“花发万年枝”、“铜扉”、“银箭”、“公车章”、“昭阳”、“贵强”、“老大臣”等等就都是用典，短短20句诗，竟用了如许多的典故，足见用典之繁了。其所用典故一般都来源于《史记》、前后《汉书》、《晋书》和南北史，多数引用精切。典故的运用为他的作品增添了浓重的历史感，显得古奥典雅，韵味深厚。但有时肃事过繁，甚或引用不当，牵强附会，也会让人觉得腻滞可厌。除以上三点外，吐辞华艳，善于开阖，一唱三叹，情余于文，也是其七古的显著特点。
4.从意绪上说，像《子夜词》那样缠绵轻快的作品并不是主体，更多的作品表现为苍凉和沉重。吴梅村本来多愁善感，又逢多事之秋，从他写诗之始，明王朝的局势就越来越不妙，境内农民起义此伏彼起，渐成燎原之势，域外满清势力虎视眈眈，不断侵扰，而朝廷又不能振作，党争激烈，吏治窳败，举措失当，左支右绌，眼见得江河日下，于是，对内乱外侮的焦虑，对宵小误国的怨愤，对朝政日非、局势危殆的失望与无奈，很自然地浸透于吴梅村的文字之中，汇成了其早期作品的主旋律，不仅以时事为题材的作品是如此，就是许多赠友、怀人、纪行之作亦是如此。
在以上所说吴梅村早期作品四个方面的特点中，笔者认为，“以诗传事，以诗纪史”这一点最为关键。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吴梅村更喜欢运用适于叙事的七古诗体，并在这种诗体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正是由于这一点，才使得他的诗歌正面现实，少了几分靡曼，多了几分风骨，少了几分偎红倚翠的艳情，多了几分激楚苍凉的气韵。那么，吴梅村为什么很早就有了要“以诗传事，以诗纪史”的自觉意识呢？为什么从写诗之始就喜欢以重大时事作为创作的题材呢？这首先是时代使然，面对明末接踵而至的大事变、大动荡、大忧患，诗人的感情不断受到刺激，很容易产生创作冲动，必欲一吐而后快。除此之外，还有如下几方面的原因：(1)吴梅村很小的时候就喜爱史书，尤好“三史”[10]，而“特厌苦俗儒之所为”[11]，也就是说，他鄙弃当时一般读书人耗尽精神于八股，却无真才实学的状态。对史书的喜爱不仅为他熟练而大量地运用典故准备了条件，更重要的是使他具备了一定的历史意识，从而习惯用历史的眼光去看待当时的种种事变，格外注意发现那种种事变的历史意义。后来他写作《绥寇纪略》，记录崇祯朝政府镇压农民起义失败的历程，并自称“旧史氏”、“外史氏”、“国史氏”[12]，正是这种强烈的历史意识的表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一向有“以诗传事，以诗纪史”的传统。杜甫的诗歌由于逼真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的种种事变，从而赢得了“诗史”的称誉。这对吴梅村显然会有所影响。所以，当他写诗的时候，就会格外注意那些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他知道，“事本易传，则诗亦易传”[13]，这正是赖以不朽的窍门。(2)他在中举之前就参加了复社，并且由于他是复社领袖张溥的及门弟子而成为复社的骨干，被人称为“复社十哲”之一[14]。复社不纯然是一个以文会友的文社，实际上它一成立，就成为一个势力很大的政治集团，以继承东林党自命，以“致君泽民”相号召[15]。复社中的很多人士如张溥、陈子龙、陈贞慧、黄宗羲等等都慨然以天下为己任，成为一时风尚。吴梅村当时正年轻，血气方刚，满怀热情与理想，又被这种风尚所感染，自然就不会仅仅以一己之进退为怀，而能心系天下，关注现实，关注政治动向。另外还有一件事情对他的影响更为直接：当他刚刚考中进士，被授予翰林院编修不久，就受到了张溥的指命，上疏弹劾权相温体仁的私党蔡亦琛，从此他便不由自主地卷进了明末政治斗争的漩涡。这件事使得他对于明末政局会愈加关心、愈加重视、愈加敏感。心之所系，往往会成为文学创作的取材对象。他开始作诗的头几年，接连写下《殿上行》、《怀杨机部军前》、《再忆杨机部》、《读杨参军〈悲钜鹿诗〉》、《临江参军》以及他因钱谦益、瞿式耜被政敌温体仁倾陷下刑部狱而作《东皋草堂歌》（此诗作于崇祯十年，已佚。参见拙著《吴梅村年谱》）就都显示出其取材的重心所在。
吴梅村早期作品在题材、诗体形式、艺术表现、意绪格调四个方面的特点，实际上同历来许多诗论家就吴梅村全部诗歌所阐明的其艺术风格的主要特征合榫合卯，并无二致。可见，吴梅村诗歌艺术风格的主要方面在其早期作品中就已经大致定型了，只不过在后来的作品中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与强化，表现得更为突出罢了。换言之，后来的作品与早期作品在风貌上虽然多多少少会有所不同，但从整体上说，从主要方面来说，却是一以贯之，并没有出现《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后来的诗论家所说的那种巨大转折。完全有理由说，早期作品并非像《四库全书总目》以及后来的诗论家所讥评的那样浮靡、轻飘、没有分量；恰恰相反，早期作品已经为吴梅村后来诗歌创作的发展定了位，它在吴梅村全部诗歌创作中所起的作用，所占据的位置是决不应当被忽视的。
注释：
[1]黄与坚《愿学斋文集》卷三十八《内阁中书舍人王君墓志铭》：“君讳昊，惟夏其字也。生有异质，襁褓中聪慧异常儿。才束发，所授书一过，能记诵。稍长，以时艺窃具草，即有惊人语，师骇，欲避席。已涉猎书史，诸诗古文辞，纵笔为之，并如夙习。作《鸿门行》，兀奡警拔，有睥睨千古之概。梅村叹为绝才。”
[2]见《梅村家藏稿》卷十三、卷十六。
[3]《梅村家藏稿补遗·宋玉叔诗文集序》：“守官京师，从九青（宋玫号九青）游。奉使同视楚闱，登黄鹤楼，俯眺荆江鄂渚间，拊楹慷慨。九青题咏甚夥，余愧未能成章，亦勉赓以纪名胜。九青不鄙而进余，谓可深造于斯事。”
[4]《梅村家藏稿》卷二十八，《彭燕又偶存草序》。
[5]程穆衡：《鞶帨卮谈》。
[6]赵翼：《瓯北诗话》。
[7]朱庭珍：《筱园诗话》。
[8]《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七十三。
[9]朱庭珍：《筱园诗话》。
[10]见顾湄：《吴梅村先生行状》。
[11]《梅村家藏稿》卷三十四，《德藻稿序》。
[12]见吴梅村《绥寇纪略》卷一末之论断，卷四、五、六、七、九末之论断以及《梅村家藏稿》卷五十二《谢封翁传》之论断。
[13]赵翼：《瓯北诗话》。
[14]陈世仪：《复社纪略》卷二、卷一。
[15]陈世仪：《复社纪略》卷二、卷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