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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自美国《国际安全》杂志2009年夏季号
（斯蒂芬·布鲁克斯(Stephen G.Brooks)和威廉·沃尔弗斯(William C.Wohlforth)：《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World Out of Balance: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d the Challenge of American Primacy)新泽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2008年；
帕拉格·卡纳(Parag Khanna)：《第二世界：帝国和新全球秩序的影响》(The Second World:Empires and Influence in the New Global Order)纽约：兰登书屋，2008年；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新亚洲半球：全球力量不可阻挡地东移》(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纽约：公共事务出版社，2008年；
国家情报委员会(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全球趋势2025：变革的世界》(Global Trends 2025:A Transformed World)华盛顿特区：美国政府印刷局，2008年；
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后美国世界》(The Post-American World)纽约：诺顿出版社，2008年。
原文标题：The Waning of U.S.Hegemony—Myth or Reality?）
两大特征已界定了冷战后的国际政治景观：单极——以及随之而来的美国霸权地位——和全球化。美国的权力已巩固了一个以越来越相互连接的、具有跨越国际边界的货物、服务、人员和思想流动显著增加为特征的世界。然而，人们今天普遍察觉到这种国际政治体系处于不断变化中，而美国占有优势的这一后冷战时代正在逐渐结束。
在未来20年里，国际政治将受到国际体系是维持单极还是变成多极的影响。美国能够保住其首要地位，抑或新大国的出现将会重新安排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如果美国的实力正在减弱的话，那么权力更替的动态是否会导致安全竞赛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增加？尤其是，中国的迅速崛起并获得大国地位所带来的影响会是什么？如果美国不能维护其霸权角色的话，那么在它在二战结束之后带头创建的、自此以来已为这种国际秩序提供了基础的安全和经济框架将会发生什么？在一个不再受美国霸权所界定的世界里，美国在二战后建立并在冷战结束后加以扩大的全球化和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将会遭遇什么样的情况？本文所评价的这些论著全都在设法解答这些问题。
美国长久的单极时刻
自从冷战结束和宣布“单极时刻”以来，单极已吸引了美国的国际关系学者、政策制定者和对外政策分析家的注意力。单极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描述了1991年之后的国际体系，在该体系里，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使得所有其他国家相形见绌。单极也有一个政策方面：自从原苏联垮台以来，美国在一个单极体系中维持这种超群地位，这已成为始于老布什总统的历届政府一项最重要的宏伟战略目标。早期迹象是，奥巴马政府将会同样执著于维护美国的霸权地位。
由于消除了对美国权力和雄心的唯一真正约束，因此原苏联的灭亡给美国提供了利用其能力对国际政治体系施加更多控制的机会，而且它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以扩大其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影响。连续几轮的北约扩大已将该联盟不仅扩大到中欧地区而且还扩大到原苏联自身的领土上。此外，美国已对莫斯科的后院发起了挑战，将力量投送到中亚地区。它在2003年入侵萨达姆统治之下的伊拉克，既是为了巩固美国在波斯湾的支配地位，又是为了通过促进民主传播的方式来改造中东地区。美国宣布自由市场民主是世界上唯一可行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并已扶植了一个以“华盛顿共识”和多边机构为基础的开放的、全球化了的国际经济体系。上述论著所解答的关键问题是，美国的首要地位是否可以维持。
美国霸权是例外吗？
回顾往事，美国自原苏联解体以来在单极世界占据支配地位似乎已成定局。然而，几乎从那一刻起，出现了一场涉及学术界和政策圈的异常激烈的辩论，围绕的主要问题是：单极能持续多久？美国的大战略应该寻求保持单极和霸权吗？其他国家将会试图制衡美国吗？
一些新现实主义学者警告说，单极将会让美国自食其果。他们期望单极将是暂时性的。依据均势理论和防御性现实主义，这些学者指出，在国际政治中有一条几乎铁定的规则，即大国制衡——在内部或在外部，或两者兼而有之——有抱负的霸权。通过阐述以往霸权争夺者命运的历史记录这种方式，他们支持自己的预测：哈布斯堡王朝（在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统治时期）、法国（在路易十四和拿破仑统治时期）和德国（在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统治时期），为了获得欧洲霸权地位的各种努力，全都由于其他大国的抵抗而失败了。他们争辩说，美国由于试图维持其后冷战时代的霸权地位而将遭受同样的命运。然而，随着各种事件的发生，先前霸主的这种命运却并未降临到美国的头上。
自1991年以来是否一直就存在着针对美国霸权的制衡行为，这是一个激烈争论的话题。可是，毋庸置辩的是，美国仍然比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享有更大的权力优势。利用新现实主义、霸权稳定理论、威胁均衡论和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一些著名的美国国际关系理论家已经对美国霸权为何持续了近20年而却没有遭遇到重大挑战做出了几种解释，并暗示美国能够将其首要地位延长至遥远的未来。持“单极稳定论”的现实主义者坚持认为，目前有利于美国的单极能力分配是不可逾越的，其他国家将不会抗衡，因为它们从美国霸权地位中获得了安全和经济上的重大好处。而援引威胁均衡论的其他一些现实主义者宣称，美国通过采纳宽松政策来减少其他国家对美国支配地位的担忧，这使得反霸权的制衡行为失效了。自由主义国际关系理论家和持威胁均衡论的现实主义者则断言，美国一直很成功，因为它是一个“仁慈的”霸主。他们说，如果美国通过国际机构以多边方式来行使其支配地位，从而显示自我克制的话，那么其他国家就会默认美国的霸权地位。此外，美国的“软实力”——其政治和经济制度以及文化上的非凡吸引力——把其他国家引至华盛顿的轨道上。
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悄然出现的疑问
直到2007年秋，美国外交政策机构中的大多数成员依然认为美国的首要地位将持续到久远的将来是理所当然的。事实上，美国的外交政策圈子仍然全神贯注于“美利坚帝国”的辩论，这场辩论在“9·11”恐怖袭击以及美国发动推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的战役之后加剧了。可是到了2007年底，有关美国衰落的窃窃私语、对美元作为国际体系储备货币的长远前景的各种疑虑，以及对多极化的牢骚怨言，开始悄然出现在这场外交政策的辩论中。由于2008年秋季出现了严重的金融和经济崩溃——使得美国和全球经济陷入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衰退——这些悄然出现的疑虑已让位于美国霸权时代正在衰弱的公开猜测。上述五部著作都探讨了美国能否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继续维持其支配地位，以及丧失这种地位对国际政治所能造成的潜在影响。
国际政治的转变
要概述未来20年可能影响国际政治的各种趋势，一个很好的起点是国家情报委员会的《全球趋势2025：变革的世界》一书。该书虽不是一本轻松读物，但与典型的政府报告相比，它更具洞察力，而且在知识的探求方面更显胆量。其地缘政治的核心结论是，在未来20年里，受到两个成因机制——新的大国（和潜在而重要的地区性大国）的出现以及可能侵蚀美国能力的经济、金融和内政制约因素——的刺激，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将让位于多极世界。
中国、印度，也许还包括俄罗斯，都是新兴的大国。正如《全球趋势2025》一书指出的，中国和印度上升至大国地位，这将使得它们恢复至“它们在两个世纪之前所处的地位，当时中国和印度分别生产了大约30%和15%的世界财富”。它们地位的上升，正在受到“相对财富和经济权力从北美和欧洲－大西洋世界向亚洲的全球性转移”的推动，这种转移在现代历史上没有先例。到2025年时，中国将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按GDP衡量），它将成为一流军事强国，而印度受强劲经济增速的鼓舞，将“竭力争取一个新德里为其中一极的多极体制”。虽然这两个国家可能会遇到障碍，也许会放缓它们获得大国地位的步伐——或者甚至导致它们出轨，但国家情报委员会相信，中国和印度地位继续上升的几率很大。
在2009-2025年期间，由于经济、能源价格、国内治理各种问题尤其是人口的不确定性，俄罗斯的大国轨迹要比中国或印度的更有疑问，预测俄罗斯的人口数量将从1.41亿人下降到不足1.3亿人，对军方和劳动力资源库的人力的可利用性产生影响。然而，如果俄罗斯克服了人口统计数字的挑战，并继续作为一个大国复兴的话，国家情报委员会相信它“将是反对美国全球霸权的一支主导性力量”，因为其大国地位是与其控制能源资源以及中亚和高加索的输油管道的能力是密切联系的，因此俄罗斯也将会寻求在“近邻”地区重新建立其势力范围。
根据国家情报委员会的说法，除了相对衰落之外，美国在国际性角色上将面临其他的限制因素。美国的军事优势地位将不再像冷战结束以来占据支配地位。随着政治和经济发展的自由模式受到各种独裁或集权的替代性模式的挑战，美国的软实力可能会有所减弱。而在国内，经济和政治上的限制因素可能会逐渐削弱美国的霸权。
《全球趋势2025》刚好是在这场全球性金融和经济危机的整个范围变得明朗之前出版的。然而，国家情报委员会确实对这一崩溃给美国权力带来的潜在长期影响略有所知。特别是该书预言，在未来20年之内，美元作为国际经济最卓越储备货币的角色将会逐渐消失。虽然当时该书已经付印，而美元依旧强劲，并将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继续是储备货币，中国在2009年春要求用一种新储备货币取代美元的呼吁预示国家情报委员会的长期担忧也许是有理由的。
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注意到的，由于美元这种未受到挑战的储备货币地位而赋予美国的各种金融特权，已巩固了自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在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这种举足轻重的角色。因此，“美元衰落”可能会迫使美国难以权衡实现雄心勃勃的外交政策目标与支持那些代价高昂的国内目标。此外，美国对外国资本流入日益增加的依赖性“可能限制美国采用不曾预料到的方式行动的自由”。国家情报委员会得出的结论是，“随着美国选民重新评估担任世界领袖的各种经济、军事及其机会成本，美国扮演一个领导者角色的兴趣和意愿可能会受到更多的限制。”最终，尽管在一个从现在起的20年时间里，美国可能会在多极国际体系中居于首位，但与1945年以来已习惯的情况相比，它拥有的权力会减弱，而其外交政策选项也会更少。
多极化将意味着什么？国家情报委员会的答案是模棱两可的。虽然它预测，除欧洲之外，新的大国将会反对延续美国支配下的单极体系，但它并没有预计到这些新兴大国将会像19世纪和20世纪的德国和日本一样，寻求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不过，存在着一些可能导致一个更令人忧心国际环境的因素，包括：美国承诺的安全保障可信度的日益下降，这可能助长新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争夺自然资源特别是能源的控制权，这可能推动大国的各种竞争；以及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后果，这可能导致国际经济体系变得更趋于重商主义者。最后，在一个多极化的世界里，已确立的各种国际机构可能无力应对经济和金融风暴所带来的各种挑战、能源短缺以及全球气候变化。在这样一个世界里，一个非霸权的美国将缺少让这些机构恢复生机的能力。尽管无人能够确定未来几十年事态将会如何演变，但《全球趋势2025》提出了一个有力的论据，即一个多极化的世界将根本不同于美国占优势的后冷战时代。
亚洲兴起，美国衰落
在《后美国世界》一书里，法里德·扎卡里亚争辩说，在未来几十年，无论中国还是印度都是崛起的大国，是注定要成为世界第二大和世界第三大经济体的。但他采用一种奇怪的表述形式，说自己的书并非“有关美国衰退的而是有关他者崛起的”。事实上，扎卡里亚对美国权力轨迹的看法还是相当乐观的。他坚持认为，中国和印度正在集中于各种软实力的挑战，不是对美国首要地位发起各种传统的地缘政治挑战。因此，中国已采用了由灵巧的外交和经济治国方略构成的一项“非对称”战略，并强调自身的政治和经济发展模式，以便使自身“尤其在一个美国被视为专横霸权的世界里成为一位富有吸引力的合作伙伴”。
虽然书的标题是煽动性的，但扎卡里亚玩了个文学上的诱饵调包手法，因为他断定，美国的相对力量事实上并未显著下降。虽然嘴上赞成1991年之后的单极秩序正在减弱的看法，但扎卡里亚坚持认为，美国能够基本保住其国际政治支配地位。他说，美国正在经历的这种衰落是经济上的而不是地缘政治上的——而且是浅层的而不是深层的。扎卡里亚还认为困扰着美国经济的这些问题——过度消费、低储蓄、经常项目和预算赤字以及依赖外国债权人，都是能够得到解决的，除非一个功能紊乱的美国政治制度无法推行必要的改革。
扎卡里亚看到美国的“衰落”时，他看到的是一个依旧几乎是满的而不是半空的和漏水的杯子。他说，在现代化、全球化、人权和民主方面，这个世界正在走美国的道路。美国仍然有机会“是一个更加富裕、更有活力和更令人兴奋的世界里一个关键性角色”。它必须做的一切，就是放弃表现布什政府特征的单边主义和轻率外交，并通过多边机构和依赖外交和说服手段回归其运作传统。扎卡里亚争辩说，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依然能够处于国际体系的中心，因为“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上的原因，美国权力的行情依然看涨。但更为最重要的是，对它仍然存在着强烈的意识形态需求”。通过缓和新兴大国验证各自地位的迫切要求，避免向世界其他地方强加各种偏好；并参与“协商、合作甚至是妥协”等方式，美国能够继续成为国际政治的核心，扎卡里亚坚持认为，对美国来说，在新兴的国际体系中保住其举足轻重地位的方法是通过软实力而不是硬实力。
马凯硕的《新亚洲半球》与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有着共同的起点：权力从美国（和欧洲）向东亚尤其是中国和印度的戏剧性转变正在改变着国际政治。可是，马凯硕接着就转入了一个不同的方向。他赞美亚洲的崛起并谴责西方囿于过去而无法自拔，称西方全球统治地位的时代已近尾声。鉴于马凯硕作为“亚洲价值观”啦啦队长的名声，《新亚洲半球》猛然抨击西方的政治和经济支配地位以及所谓软实力上的垄断地位，这是令人不足为奇的。
正如马凯硕所述，西方应该欢迎亚洲的崛起，因为亚洲代表着一种和平的文化。马凯硕断言，中国确实致力于“和平崛起”。与扎卡里亚形成对比，马凯硕相信，亚洲的软实力远远要比美国的软实力更具吸引力，因为亚洲要比西方享有更大程度的“真正自由”。他坚持认为西方不适当地从绝对的而不是从相对的方面来界定自由，而是应当把人类自由界定为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安全的自由（例如无政治不稳定的情况）、选择就业的自由以及思考的自由。马凯硕用中国作例证争辩说，今天的亚洲人享有这些自由，其程度甚至要比亚洲人历史上任何时期更丰富。
马凯硕的基本论点是，亚洲是西方应该适应的一支不可抗拒的强大力量，否则它有被压垮的危险。“重构世界秩序的时候到来了，”他写道，“我们现在应做此事。”鉴于美国和欧盟不能胜任全球领袖，西方应从实现全球治理的民主化以便适应亚洲日益增加的影响力入手。各种国际机构——联合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应该有所改变，以反映正在出现的有利于亚洲的权力分配。“西方知道，”马凯硕声称，“它在当今世界所占有的政治和经济空间正在缩小。合乎逻辑的结果是，西方对一些全球性机构的支配地位将不得不减少——这是许多西方国家将不乐于见到的一种前景。”可是，马凯硕显然很乐于见到西方的衰落。他说，在历史上，全球性领导地位是由新兴的大国——如中国提供的，而西方最好适应这一转变。也许是如此吧。但是，西方是否应该像马凯硕所敦促的那样欢迎亚洲的崛起，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帝国之间的冲突？
帕拉格·卡纳的《第二世界：帝国和新全球秩序的影响》一书认为，今后几十年的国际政治将会受到两大力量的影响：一是全球化，二是美国、欧盟和中国三个帝国之间为争夺全球领导地位和“第二世界”的忠诚而展开的地缘政治竞争。“第二世界”由跨越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鸿沟的那些国家组成，处于地缘政治和全球化发生碰撞的地理空间——如俄罗斯、乌克兰、东南亚、北非、中东、巴尔干地区和中亚。与扎卡里亚的后美国世界形成对比，卡纳认为美国将需要让自身适应于一个非美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美国的影响力受到欧盟和中国的挑战与遏制。这两个实体的崛起使得国际政治处于激烈的竞争状态中，因为全球化使得这三个帝国入侵他者势力范围变得容易。卡纳宣布：“全球化曾被视为是美国化的同义词；它反而大大加速了美国治下之和平的灭亡。”
在卡纳的论述里，欧盟占有重要的地位。然而，欧盟作为一个帝国最终的成功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随着它把手伸向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地区，布鲁塞尔是否拥有维持扩张推动力的制度凝聚力仍不清楚。虽然对欧盟帝国计划的结果看法矛盾，但卡纳非常看好中国这个正在崛起的帝国。中国构成了一种双重战略威胁，因为它能够对欧盟控制欧亚腹地以及美国控制太平洋边缘地带发起挑战。随着经济和软实力的强力结合——以及不断增强的军力，中国在亚洲的地位正在变得举足轻重。事实上，在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各国正在期盼美国的首要地位很快将因中国的崛起而黯然失色。卡纳说，中国崛起成为东亚地区一个权力中心，只不过是一个有关回到未来的问题而已——中国正在恢复其历史上著名的、作为地区性霸权的中央王国的地位。
卡纳描绘了一幅美国陷入衰落之中的凄凉图景。美国、中国和欧盟都被锁定在一场日趋激烈的争夺全球支配地位和第二世界效忠的竞争里——这是一场美国不可能获胜的竞争。卡纳声称，由于帝国的过分扩张、国内政治故障、经济弱点以及正在下降的软实力，美国的实力处于一条下降的弧线上。“由于既缺乏有效运作的硬实力也没有有效运作的软实力，”卡纳写道，“美国正在等待历史发生在每个人——甚至每个美国人的身上。”
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呢？卡纳这是在胡扯。一方面，如果美国、中国和欧盟能确立地缘政治平衡的话，那么就可能实现和平与稳定。如果它们不能确立平衡的话，那么就存在着许多可能触发它们之间爆发武装冲突的热点。至于哪一种结果会占上风，卡纳则说：“答案仍是未知数。”
美国高于一切
以上讨论的4部著作，由如下几个共同的主题相互联系在一起：全球权力的分配正在从美国和欧洲向亚洲转移；中国和印度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则是一个正在衰落的大国；世界是多极的（或者正在快速变成如此）；美国影响国际政治发展的能力正在减弱。而在《失衡的世界：国际关系和美国首要地位的挑战》一书中，斯蒂芬·布鲁克斯和威廉·沃尔弗斯却强有力地对这些说法挑战提出了异议。
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论点的核心是，这个世界将在很长时间里依旧是单极的。因此不存在任何严重冲击美国权力的结构性制约因素。虽然他们攻击多个国际关系理论的观点，但主要的攻击目标——鉴于沃尔弗斯本人是一位现实主义者，颇有讽刺意味——是新自由主义的均势论。他们指出，与新自由主义者的各种预言相反，其他国家没有结成一个抵制霸权的联盟以制衡美国的单极权力，其他国家也没有通过展开旨在反击美国军事优势的重大军事集结来参与内部的制衡行为。新现实主义的均势论——有关各国如何应对正在崛起中的霸权——并不适用于被一个现存霸权所主宰的国际体系。他们认为，实际上，在霸权占优势的地方，新自由主义均势论被翻了个跟头：一旦某个国家获得了霸权地位，“它已经跨过了一个门槛，而不断增加权力的后果被颠倒过来：居于领先地位的国家越强大，其支配性地位就越巩固，制衡的动力就越不可能出现，从而也就越没有什么约束性”。
因为美国独一无二地汇集了压倒性的经济和军事力量，所以它在国际体系中享有未受到挑战的优势地位。它相对于潜在挑战者的巨大军事优势阻止了其他国家跟它抗争。此外，与集体行动的各种问题相结合，美国硬实力的各种优势对可能想参与从外部制衡美国的国家构成了一道不可逾越的障碍。此外，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表示，因为与各国邻近地区所面临的各种地区性安全威胁相比，由一个霸权的，但地理位置相距遥远的美国所构成的这一“威胁”显然要逊色得多，所以其他国家将不会参与制衡美国。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还认为，并不存在任何针对美国的结构性软制衡。尽管其他国家在言辞上可能赞成“多极化”，但它们同时希望在跟美国合作中享有各种好处，因此将不会制衡它。
此外，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还争辩说，因为在权力行使上不存在任何体制上的制约因素，所以，通过重塑“国际机构、合法性标准以及经济全球化”的方式，美国既有机会又有动机利用其霸权来改变国际体系。在一个单极世界里，美国能够改变国际体系，而无需担心引起其他国家抵制霸权的反抗。他们援引了爱德华·卡尔(E.H.Carr)的观点，坚持认为，为了推进安全利益，美国应该利用它现在所拥有的“这20年的机会”来重塑国际体系。
两极化、美国权力和国际关系理论
这里评介的5部著作述及了有关未来几年的国际体系结构、美国在世界政治中的角色以及争论中的国际政治理论的有效性等问题。在某种程度上，这些著作都涉及三个具体问题。首先，在未来几十年里，国际体系将会从单极变成多极或者两极吗？其次，美国的权力在衰落吗？如果是，那是为什么？第三，如果美国霸权终结，对全球化和国际经济开放的影响又是什么？
新兴的国际体系结构
单极仍然是国际关系学者中激烈争论的一大焦点，正如上面所提到的，在这个问题上，现实主义者分为三个阵营：单极稳定论学派（其中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是主要的例子）、均势论现实主义学派以及威胁均衡论现实主义学派（他们与自由制度主义者和软实力倡导者关系密切）。
单极稳定论？从表面上看，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为单极稳定论提出了充分的理由。但他们的论点看上去并不那么充分。他们的理由是基于对国际体系中能力分配的一种看法，他们并未利用如下这种论据，即如所有霸权体系一样，美国的单极时代包含了它自身灭亡的种子。各个霸权跃居至大国群体的前列，是因为建立在生产力和科技创新基础之上的经济领导能力。可是，随着时间的过去，专门知识、技术和管理技能在整个国际经济体系中扩散，其他国家就追赶了上来。同样，领导地位的各种成本削弱了霸权的权力并将它推入衰落的境地。一个关键的问题是，21世纪最初几十年是否将会见证美国霸权的衰落。在这方面，单极稳定论的争论是引起误导的。毕竟，尽管在《失衡的世界》一书开始就声称单极地位是牢固的，美国的霸权将会一直持续至未来，但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其实也承认，单极是不可能再持续20多年的。这段时间一点也不长。这不仅是支持单极的一个难以服人的理由，它也是一个含蓄的承认，即虽然尚未取得成果——但其他国家参与了制衡美国，而这正在推动着一个正在行进中的多极化过程。
趋于多极化？新大国地位的上升将是多极化一项最强有力的证据，而这是否正在发生的两个最重要指标是相对增长率和占世界GDP的份额。有证据表明，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卡纳、马凯硕以及（某种程度上）扎卡里亚所声称的，全球经济力量正在从美国和欧洲转向亚洲。经济影响力向东亚地区的这种转移是很重要的，因为它能够推动中国的地位上升，从而加速美国权力的相对下降，而且也因为新出现的区域性多极化可能触发未来大国战争。
当然，中国是亚洲崛起的典型代表，许多分析家——包括国家情报委员会、卡纳、马凯硕和扎卡里亚——都同意中国是最有可能挑战美国霸权的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不出所料，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对中国的崛起持怀疑态度，而且他们毫不理会如下这种看法，即在任何有意义的时间框架内，中国可能变成针对美国霸权的一支能存活的平衡力量。可是，他们的分析是静态的。无疑，美国在他们所衡量的范畴中依然享有令人印象深刻的领先地位。可展望未来，各种趋势线似乎有利于中国，它已经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主要的制造商——这是一顶美国已戴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桂冠。在未来10～15年，中国也许在GDP上超过美国。高盛公司2003年曾预测，到2041年，中国的GDP将会超过美国，但它在2008年又将这个时限修订至2028年。而且，在2009年之初，《经济学家》杂志信息中心曾预测中国的GDP将会在2021年超过美国。凭经验，当时有一些迹象显示，单极时代即将结束，未来数十年可能目睹一次权力的更替。
可是，这些趋势并未确凿地证明国际体系正在变成多极。光是有关未来GDP的预测并不意味着诸如中国（或印度、俄罗斯、日本、欧盟）这样的国家将会变成国际体系中的新权力中心。尽管一些学者做出了重要贡献，帮助人们提高了对这种地缘政治现象的理解程度，但国际关系理论还没有提出一个有关大国崛起的统一理论。然而，人们确实知道，大国的兴起源于各种结构上的限制因素（对安全的担忧）和个体层次的各种决定（地位上升的国家必须决定将其不断增加的财富转化为硬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力）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此外，仅仅渴求大国地位并不能确保成功。调动并将经济和社会资源转化为军事实力和外交影响力是不容易的，而且各国经常为大卫·鲍德温(David Baldwin)所称的“未实现权力悖论”所困扰。这里，国家能力的问题——国家行政和政治机器的有效性、领导人的素质——将成为首要的问题。
评估多极或两极的前景因测量国家权力的难度而要更加复杂得多。举个例子，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人们普遍认为日本将超过美国成为世界占支配地位的经济强国，并可能成为一个羽翼丰满的超级大国，这一看法大错特错了。这种看法的支持者未觉察到最终抑制日本的这些重要因素，包括日本的经济泡沫、不足的国家能力、政治腐败以及不利的人口统计趋势。
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崛起”学派可能是错误的。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直至2006年，中国经历了两位数的年增长率，但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在未来20年也能维持类似的增长。按现行增长速度对未来做出的各种直线预测可能是错误的。此外，目前这场全球金融和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是一个重要的未知因素，现在尚不清楚的是，美国和中国的相对增长率将会受到何种程度的影响。在哪个国家更可能获得相对优势这个问题上也有着不同的看法。最后，其他因素——例如环境恶化、公共健康问题以及人口趋势——可能会破坏中国的崛起，使得它无法获得大国的地位。可是，如果中国仍然在轨道上（正如除了《失衡的世界》之外其余4部作品所预测的），那么它不久之后将是国际体系中一支强有力的军事和经济力量。
用软实力维持美国霸权。像许多美国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政策分析家一样，扎卡里亚相信，通过利用软实力，美国能够维持其在国际政治中的“关键性”地位。然而，正如国家情报委员会和马凯硕所坚持认为的，对加强美国的优势地位而言，软实力也许是一支有效性远远不及预料的力量。原因有二。
首先，这场全球性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已使得美国软实力支柱之一——美国自由市场资本主义以及更加普遍的自由主义本身（经济上和制度上）名誉扫地。正如美国财政部前副部长罗杰·奥尔特曼(Roger Altman)所说，这场危机已“使得美国模式的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失宠”。第二，正如马凯硕所指出的，美国不是唯一拥有软实力的国家。尤其中国在这方面已变得越来越老练。如果中国比美国更加出色地渡过这场经济风暴的话，那么它将有机会扩大其在发展中世界的作用。即使在危机爆发前，中国就利用美国专注于“反恐战争”而将软实力投放至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通过提供不带任何条件的开发援助以及增加军售的方式，中国也开始向拉丁美洲、非洲和中亚地区进军。同样，中国正在利用其金融影响力在世界各地收购大量的原材料和自然资源，从而将这些国家纳入其政治轨道中。
美国霸权和国际机构。布鲁克斯、沃尔弗斯和扎卡里亚都相信国际机构有助于美国支配地位的永久化。通过增强这些机构的方式，美国能够“锁定”它在二战后建立起来的这一霸权秩序，从而确保其在单极终结后得以延续。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还主张，单极给了美国一个为期20年的机会之窗，以便通过增强权力合法性并推进安全利益的方式来重新安排国际体系。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正是在国际机构这个舞台上，一个真正的后美国世界也许正在形成之中，而且最先感受到了多极化的各种影响。
虽然存在着国际机构必须加以彻底改革的一种共识，但与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所开出的处方相比，要求改革的压力却正在朝着相反的方向推进，因为要求变革的动力来自于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这一点在2009年4月伦敦20国集团会议召开前的准备时期就已变得很明显，当时中国和其他新兴大国坚持认为，国际机构需要改革，给予它们更大的发言权，而且也坚持认为必须削减美国和欧洲所享有的各种国际特权。这些事态的发展凸显了制度“锁定”和“20年机会”论点里的一个弱点：如果察觉到美国地位在衰落，那么诸如中国这样正在崛起的大国去重塑国际体系只需等上10年或20年。此外，由于美国硬实力正在下降这种认知，以及因这场危机软实力所遭受到的打击，存在着一个实际性的问题，即美国的霸权是否保住了其领导机构改革的可信度和合法性。
美国在衰落？
本文所评介的这些作品都认为美国是在相对衰落（或者是在走向相对衰落），而只有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否定美国相对衰落这种可能性，但越来越多的分析家提出了不同意见。当前这场经济危机的长期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将决定谁的看法是正确的（公平地讲，布鲁克斯和沃尔弗斯是在经济危机的影响变得明朗之前撰写该书的）。然而，即使在危机爆发之前，长达30多年来一直在不断积累的长期结构性弱点正在导致美国经济实力的衰弱。
有关美国衰落的这些警告信号，来自一场迫在眉睫的财政危机以及对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前景的各种疑虑，两者都与如下那种担心有关联，即在复苏之后，美国将面临严重通货膨胀的威胁。乐观派声称，一旦美国复苏，财政危机的各种担心将会逐渐消失：该国在二战结束后面临着一个更大的债务GDP占比，然而却开始了一个持久的增长时代。可是，战后时代是一个美国工业和金融支配地位、贸易盈余和持久高增长率的黄金时代。然而，2009年的美国跟1945年的美国有着极大的不同，这就使许多经济学家相信，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目前这场危机也将会留下大量宏观经济障碍。在这些障碍中，最主要的是货币供给量的增加（是由美联储和财政部为拯救经济注入流通领域的大量美元所造成），以及美国在至少10年时间里将形成超过1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当这些预计的赤字与始终存在的经常项目赤字、累积的政府津贴以及两场正在进行中的战争费用加在一起时，人们就有理由担心美国长期财政的稳定性。国会预算办公室指出，“即使如同预期那样出现经济复苏，美国在50年后也将面临最高的债务GDP占比以及一个越来越紧迫的和不可持续的财政问题。”如果该预测准确的话，那么它就提前给美元带来了麻烦。
正如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在危机爆发前夕所指出的，美元的脆弱性“对当代美国政治和军事上的优势地位构成了各种潜在意义重大但又未被充分认识的限制”。美元储备货币地位的丧失将损害美国的支配地位，而最近发生的事件已放大了早在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爆发之前的各种担忧。首先，现在国际经济中其他主要角色，要么是军事对手，要么是暧昧的“盟友”（欧洲），欧洲盟友都有各自的雄心，而且不再需要美国的保护以免遭俄罗斯的威胁。第二，因为美元价值将会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减少的各种担心，所以美元面临着一个不确定的未来。正如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指出的，由于这两个因素，如果美元在未来遭受大幅贬值的话，那么就存在着一个出现羊群效应势头而竞相抛弃美元的风险。
为了捍卫美元，在未来几年里，美国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以便通过削减预算、增加税收以及抬高利率的某些组合措施来阻止失控的通货膨胀。鉴于最后两个选项可能会阻断已恢复的经济增长，因此可能存在着削减联邦预算的强大压力。由于如下几个原因，在没有大幅度地削减国防开支的情况下，要在联邦开支上进行重大削减几乎是不可能的。首先，可随意使用的非国防开支只占到年度联邦支出的20%左右。第二，存在着明显的“要么大炮要么黄油”的选择。正如科什纳所指出的，由于美国国防开支处于如此高的绝对水平，因此大幅度削减国防开支的国内政治压力可能会大增。如果这一分析是正确的，那么美国可能被迫收回其所作出的各种海外军事承诺。
全球化的未来
全球化是美国在1991年之后的单极体系里所占据的军事和经济支配地位所促成的。事实上，有人认为，在许多方面，全球化确实就是美国化（和自由化）。可是，正如科什纳所言，“全球化既不是不可阻挡的，也不是不可逆转的。”因此，在全球化依靠美国权力（和喜好）的基础上，未来几年可能会使霸权稳定论面临考验。
霸权稳定理论认为，一个开放的国际经济体系需要一个执行重要军事和经济任务的单一性霸权国家。在军事方面，这个霸权负责稳定关键性地区和守卫全球公域。在经济上，这个霸权通过向其他国家开放其国内市场、向全球经济提供流动性以及提供一种储备货币的方式来提供各种公共产品。
美国能否继续充当一个霸权稳定者，这是一个未决的问题，因为隐现的财政危机可能迫使它进行战略收缩。美国在经济上仍然是一个霸权的观点已遭质疑。在2009年4月伦敦20国集团会议上，奥巴马总统承认，美国不再能够扮演这种角色了，而整个世界正在越来越指望中国（以及印度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成为全球复苏的火车头。此外，美国各种自由偏好已遭受了挫折。各国对这场金融和经济危机未能展示出一项协调的反应：通过各国政府的各自行动，采取经济恢复的政策；通过采取民族主义政策而不是通过增加国际合作的方式，各个国家对这场危机做出了反应。这些趋势对未来意味着什么，这仍有待观察。只说一点就够了，罗伯特·基欧汉(Robert Keohane)《霸权之后》的命题和制度“锁定”理论将受到现实世界的考验。目前尚不清楚的是，在一个去全球化的世界里，国际贸易是否会收缩，各国是否会恢复重商主义政策，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经济开放性的减少是否将会导致地缘政治动荡的增加。
结论
在目前这场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本文评价的5部著作有助于国际关系学者和外交史学家界定一项研究议程。什么因素将会推动向多极化的转变？权力转移理论对正在演变中的美中关系意味着什么？大国缘何崛起——以及它们缘何衰落？什么导致大国安全竞赛和战争？对即将来临的国际政治时代，一次大战之前这一时期以及1929-1939年这一时期告诉了人们什么？国际政治经济与大国政治之间的联系是什么？正在衰落中的霸权能利用什么样的重大战略选择？美国权力与国际体系目前体制结构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如果目前的体制架构无法得以维持或者无法加以改革的话，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以及哪些国家对建立新的国际秩序拥有最多的发言权？
正如约吉·贝拉(Yogi Berra)所说：“做预测很难——尤其是预测未来。”单极和美国霸权是否会在未来20年内终结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然而，如果它们在未来20年内真的终结了，那么国际政治可能看起来会极为不同——尤其当美国霸权的终结触发了去全球化时。假使那样的话，对大国战争的自由限制因素可能会减少，而且未来数十年可能是一个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兴起、地缘政治不稳定和大国竞争的时代。换言之，在享受了美国影响下的和平历史的一个漫长假期之后，国际政治可能又朝着未知方向迈进。实际上，如果这是我们前进的方向，那么美国将需要对自身的世界角色和宏大的战略态势进行重新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