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新中国经济发展原因的再探索，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中国论文,经济发展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新中国成立65年来在发展经济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被称之为“中国经济之谜”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成为学者关注的焦点。这方面的论著真可谓汗牛充栋，其中不乏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但对这样一个宏伟课题在不太长时间内要达到完美地步，实难做到。这样就会有众多问题需要进一步讨论。本文打算依据新中国65年的实践，针对上述问题，侧重用理论分析与历史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新中国经济发展的原因再做一些探索，以就教于学界同仁。但限于笔者水平和篇幅，本文也只能做到有详有简，重点点到。但这样做，可能有别于已有论著，有助于拓展分析的广度和深度，有助于进一步揭示“三个自信”的客观依据。 新中国发展经济的成就，似可归结为以下七个主要方面。 一、新中国先后进行了两次基本经济制度和两次经济体制的变革，使其不断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历史唯物论认为，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社会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推动力量。但历史同时表明作为生产关系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在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方面的作用，是仅次于生产关系的一个重要力量。①新中国成立后进行的两次基本经济制度和两次经济体制的变革就是这样两种力量。 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就消灭了在旧中国占统治地位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经济，建立了由社会主义国有经济占主导地位的，包括私人资本主义、个体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在内的新民主主义经济。②这是新中国建立后实现的第一次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是社会生产力第一次大解放。③ 从1953年开始，在推进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初步基础建设的同时，又对个体经济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并于1956年完成了这个改造，基本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是第二次基本经济制度变革，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新中国建立后还进行了两次经济体制的变革。1928-1949年，国民党执政时期战争连绵不断，实际在很大程度上并在愈来愈大的程度上实行了由官僚垄断资本控制的战时经济体制。1949年新中国建立后，伴随基本经济制度的变革，建立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的雏形。诚然，1949-1952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私人资本主义和个体经济还在很大范围内存在，它们必然而且事实上是由市场调节的，国家对它们实行计划，主要是运用价格手段。从这方面说，当时实行的是部分计划经济、部分市场经济的体制。但因计划经济体制已占主导地位，仍可以说计划经济体制雏形已经建立起来。到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计划经济体制也随之基本建立起来。计划经济体制是适合当时中国具体条件的，其优越性的一面得到了比较充分的发挥，其缺陷的一面得到了较大的抑制，因而促进了“一五”时期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④ 可见，尽管新民主主义社会和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都结束得有些过早，计划经济体制也有局限的一面，但从总体上说，这两次基本经济制度变革和一次经济体制变革，都是大大推动了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的。有的学者依据资本主义国家的实践以及反映这种实践的西方经济理论，根本否定这一点，是忽视了中国当时具体情况，并不符合历史事实。 但是，伴随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其他条件的变化，计划经济体制愈来愈不适合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大跃进”“左”的错误是其在经济上的集中表现，“文化大革命”“左”的错误是其在政治上的集中表现。为了促进中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并巩固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这种体制需要从根本上进行改革。 正是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迫切需要，在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揭开了第二次经济体制改革的序幕，逐步走上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目标的改革道路，中国社会生产力又开始获得了第二次大解放。 但我国经济改革并没有完成，以致在国民经济各个领域都存在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其根本点又在于政企、政事、政资没有完全分开。这一点在政资没有分开方面也很明显。当前只有国家预算资金的统计，而无同时涵盖国家预算外资金的完整的政府投资的统计。但在这方面，改革前后是有重大差别的。改革前政府投资主要就是预算资金，预算外自筹资金少到可以略而不计。而改革后预算外自筹资金增长快、数量大，甚至超过了预算资金。这样，要把握中国政府投资的总量，就必须同时计算预算资金和预算外自筹资金。据宏观经济研究院刘立峰研究员依据相关资料所做的测算，在2012年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409675亿元中，政府投资(包括政府预算投资和预算外自筹投资)占19.3%，企业投资占47.7%，银行贷款占12.6%，利用外资占1.1%，其他资金占19.3%。政府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中的占比已由1978年的62.2%下降到19.3%，企业等投资由37.8%上升到80.7%。这个变化集中地反映出我国市场取向改革已经取得重大进展，并由此推动了我国经济发展。但在我国当前政企、政事、政资还没有完全分开的条件下，政府为了扩大投资，不仅可以在某种限度内动用财政资金，而且能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信贷资金的投放和国有控股企业的投资扩张。2012年，我国财政收入、金融机构人民币信贷资金来源和国有控股企业投资分别为117253.52亿元、1024067亿元和124558.1亿元，三者分别相当于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409675亿元的28.6%、249.9%和30.4%。因此，政府投资在我国全社会投资中实际发生的作用还会超出上述19.3%的范围。但问题还在于：即使是在市场经济改革时期，政府投资本身固有的局限性也还存在。其突出表现为：尽管改革以来国有经济内含的体制膨胀机制总趋势是弱化的，但有时又显示出强化。2008年的4万亿投资以及由此带动的10万亿的信贷投放，就是明显事例。 正是上述部分计划、部分市场的双轨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1978年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多年，尽管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严重失衡的经济结构已有显著改变，但并未根本改变；低水平的过多重复生产和建设，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产能过剩不仅没有得到有效遏制，甚至还有蔓延；经济周期虽然实现了由强波(或超强波)周期到中波周期的转变，但并没有实现到轻波周期和微波周期的转变，而且经济周期波动的频率仍然很高，改革前后各为5次；⑤科学技术虽有巨大进步，但技术创新能力不强的面貌也没有根本改变；生态环境趋于严重破坏；人民生活虽有显著提高，但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改善。这一切都表明：由于改革没有到位，我国经济发展还没有真正完全转到科学发展的道路上。 正是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2013年11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做出了《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提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是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并围绕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文化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和党的建设制度改革这六个重要方面分别提出了它们各自领域的奋斗目标。“2020年，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上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完成本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划、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⑥这是现阶段的改革纲领。从根本上来说，这个纲领的提出是立足于我国仍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又反映了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特征，而且改革以来也为实行这个纲领创造了物质基础、群众基础和经验基础。⑦可见，这个纲领真切地反映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的要求，反映了我国现阶段的客观实际，是一个科学的纲领。因此，完全可以预期：它必将成为2020年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目标的改革纲领，从根本上推动这期间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2014年10月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又做出了《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个决定是推进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纲领，又为全面深化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法律保证。可见，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全面深化改革方面提出的系统全面的战略举措，有助于克服当前改革面临的各种前所未有的严重困难，化解众多严重风险，改变新世纪以来改革停滞局面，继续把改革推向前进，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注入新的强大动力。 但有观点认为，经济改革的作用在以后的岁月中会趋于减弱。实则不然。为此，需要回顾一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这种市场经济从其建立到现在已经经历了300多年。当然，其间是有变化发展的。大的发展阶段有两个：从18世纪至20世纪30年代实行的是自由放任的古典市场经济；20世纪30年代以后实行的是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这种改革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本框架内进行的，因而没有也不可能根本改变这种基本经济制度。但这种改革使它所能容纳的社会生产力高度却远远超过了古典市场经济。这是二战结束以后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水平远远超越以往时代的一个根本原因。当然，正因为它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私有制，因而也不可能消除这种制度固有的经济危机。其中，20世纪70年代由石油危机引发的滞胀危机和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都是席卷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危机。但在这些危机过后，经济发达国家对其实行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做了相应的调整，并继续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这充分显示出这种体制还有其生命力。既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经历了300多年之后，仍然保持着一定的生命力，那为什么中国市场取向改革只经历了30多年就会丧失其生命力呢？ 在这方面宁可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更强大的生命力。其主要依据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依托的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公有制，而不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尽管当前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还落后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生产力，但从历史的长河来看，前者肯定会大大超过后者，前者的生命力也肯定会大大强于后者。即使只就有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这一点来说，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得到发展和完善的条件下，它也会优越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市场体制。比如，尽管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仍然是由作为市场经济基本规律的价值规律调节的，但国家调控是其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在这方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其依托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就拥有其特有的优势。当然，当前我国政府干预经济过多的情况急需改革。因为它不符合价格规律、市场经济规律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其优势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即后发优势。一般都把后发优势仅仅归结为后进国家运用先进国家科技方面。但实际上，这种后发优势也表现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这只包括对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通用的一般人文社会科学，不包括反映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本质特征的意识形态)。不仅如此，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其后发优势不仅一般地表现在速度快和成本低方面，甚至表现在零成本方面。比如，后发国家在运用先进国家的企业管理理论方面就是这样。但这一点又不只限于企业管理方面，在宏观经济管理方面亦复如此。就这点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可能发展得更完善，它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作用也可以更大。 总之，我国市场取向改革不仅在以往30多年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了根本动力的作用，在21世纪上半期仍将起这样的作用。担心这一点是不必要的。 新中国成立后几十年时间内就实现了两次基本经济制度和两次经济体制的变革(第二次经济体制变革还未完成)。它表明社会主义制度在自觉运用社会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以及经济体制必须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生产关系的要求⑧这些客观规律方面远远超过了资本主义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一个十分重要方面。但这一点似乎还未引起学界的关注，甚至还没有提出这一点。诚然，我国在变革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存在着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及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都结束过早的缺陷。但从总体上说来，都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 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的优越性还突出表现在由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方面。中国计划经济体制是在1956年基本建成的，到1978年就开始迈出了市场取向改革的步伐。这中间只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实现由古典的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体制到有国家干预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却经历了比这要长得多的时间。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英国，其工业革命是在18世纪下半期基本完成的。这可以看作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古典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时期。但在1825年，作为资本主义发源地的英国就爆发了第一次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1847-1848年还爆发了第一次世界经济危机。经济危机不仅充分暴露了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私有制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尖锐矛盾，而且明显暴露了作为经济体制的古典市场经济不适应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但这种体制开始实现向现代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却是在100多年以后的20世纪的30年代。这个对比充分说明，社会主义制度在适应社会生产力要求、推进经济体制改革方面，远远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 当然，相对于资本主义条件下经济体制的变革来说，社会主义条件下经济体制变革要困难得多。问题不在于前者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框架内进行。从这方面来说，它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问题在于：尽管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经济，但从历史上看，市场经济自始就是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结合在一起的，改革起来虽然也有阻力，但相对说来要小得多，其困难也要小得多。而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市场取向改革，尽管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但由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却都是脱胎换骨的改造。这样，其阻力和困难都要大得多。但这一点不仅没有表明社会主义制度的缺陷，恰恰相反，它证明了社会主义制度在克服阻力和困难，适应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方面具有更强大的生命力。 以上分析表明：那种认为中国基本经济制度变革仅仅为1次的观点(即是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制度转变为社会主义社会的经济制度)，以及中国经济体制变革仅仅为一次的观点(即由计划经济转变为市场经济)，并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也不能全面揭示中国生产发展的根源；只有把这两种变革分别归结为两次，才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实际，才能全面揭示中国生产发展的根源。 二、不断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使其逐步走上科学发展的轨道 一般都把经济发展战略只是归结为现代社会政府采取的促进经济发展的、具有全局性长期性的政策。但在实际上，从古代社会以来，政府就承担社会公共职能。其中就包括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⑨从原始意义上说，这就是经济发展战略的开端。其后，这种职能还有进一步发展。 当然，从严格、科学、系统、完整的意义上说，经济发展战略这一范畴还是与现代社会相伴生的。在这方面，存在两种经济类型：一是社会主义国家在其初始阶段就是实现计划经济制度。这样，经济发展战略一开始就作为计划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产生了，并且伴随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了发展。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后的苏联就是这样。二战后产生的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也是这样。二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经济发达国家先后实现了由古典的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变。这意味着它们必然要实行而且已经实行了经济发展战略。而那些适合社会生产发展要求的经济发展战略，也确实对经济发展起了重要的积极作用。不仅如此，二战以后新出现的民族独立国家实际上也在不同程度上实行了现代市场经济，因而也实行了经济发展战略。 就我国的情况来说，在新民主主义社会时期(1949-1952年)、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1953-1957年)、计划经济体制强化时期(1958-1978年)和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时期(1979-2014年)这4个时期也都是实行了各具特色的经济发展战略。 但如果不说前三个时期在这方面的各自特点，仅就其相同方面来说，那么，其主要特点就是实行高速发展经济战略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 总的说来，推行这些战略取得了重大成就。其集中表现就是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但也造成了严重后果，主要是：由经济增速长期过高和长期片面推行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导致了多次强波周期甚至超强波周期，⑩经济结构严重失衡，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固化，科技进步缓慢，经济效益下降，生态环境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福祉不仅没有得到应有提高，其中有些方面甚至有所下降。 这样，改革前近30年经济发展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如果撇开基本经济制度以及作为其实现形式的经济体制对经济发展的作用不说，仅就经济发展本身来说，要实现经济的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正确处理速度、效益、比例、科技进步、生态环境和人民福祉的关系。一般说来，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经济的因素，增加经济效益是发展经济的基础，协调经济比例关系是发展经济的前提，科技进步是发展经济的重要动力，维系生态平衡是发展经济的环境，改善人民福祉是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这可以看作是客观的社会主义经济规律和自然规律的反映，是实现经济长期持续健康发展必须遵循的基本原则。我国改革前某些时期经济发展受到严重挫折，从根本上说来，就是由于违反了这些基本原则。 改革以来，依据历史经验的总结，逐步地越来越完善地提出了反映这些原则的经济发展战略。早在1981年，党中央依据改革前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为了“求得国民经济的稳步前进、健康发展”，“就要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走出一条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的新路子。”(11)1982年党的十二大进一步提出“把全部经济工作转到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的轨道上来。”(12)1987年党的十三大提出“把发展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放在首要位置，使经济建设转到依靠科学技术进步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的轨道上来。”(13)1997年党的十五大进一步明确提出“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和可持续发展战略。”(14)2002年党的十六大在完整的意义上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15)2007年党的十七大明确地系统地提出和阐述了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基本要求是全面协调可持续，根本方法是统筹兼顾。(16)显然，科学发展观在更全、更高、更深层次上正确地反映了经济发展中的速度、效益、比例、科技、生态和人民生活的关系。当然，科学发展观的含义不仅限于这些，它还有更宽泛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容。这是就改革后经济发展战略的提出而言的。 就改革后经济实践来看，也是逐步地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贯彻了这些战略。这正是改革后在发展经济方面能够取得更为宏大成就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这些成就的主要表现是：实现了由工业的初期阶段到中后期阶段的转变，并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现代化，实现了向经济大国的转变，并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在实现初步小康社会的基础上，正在逼近全面小康社会的目标。(17) 但直到2012年，经济发展似乎并未真正完全转到科学发展的轨道上来。其明显表现是经济增速长期偏高，脱离了现实经济增长率必须遵循潜在经济增长率的科学轨道。这一点又突出表现在1998-2008年实行的宏观经济调控方面。1997年我国经济增速由波峰年1992年的14.2%下降到9.3%，趋于经济周期下行阶段的低谷。而这年又爆发了亚洲金融危机。其对我国经济形成的巨大冲击，到1998年第一、二季度才充分地暴露出来。这两个季度的经济增长率分别持续下降到7.6%和7.2%。这种双重打压的叠加效应使我国经济面临过度下滑的巨大压力。在这种形势下，1998年实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是完全必要的。正是由于这项政策的实行，才阻止了我国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1998-2002年还相继分别取得了7.8%、7.6%、8.4%、8.3%和9.1%的增速。问题是2003-2004年经济增速又上升到10.0%和10.1%，已经显示出经济偏热。但扩张性的财政政策还一直延续到2005年，以至2007年的经济增速达到14.2%，又一次陷入了经济过热。显然，扩张性的财政政策的过度延长，把原来属于短期的宏观经济政策变成了长期的宏观经济政策，是这次经济过热的一个重要原因。2007年既然经济已经过热，2008年经济增速下降就是经济周期下行阶段必然发生的客观发展过程。这是2008年经济增速下降的主要原因。但2008年又发生了二战以后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这又是一次叠加效应，虽然它不是这次经济增速下行的主要原因，但也是一个重要原因。这样，2008年的经济增速就由2007年的高峰猛降到9.6%，2009年第一季度增速甚至下降到6.6%。在这种情况下，2008年采取适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也是完全必要的。但问题是启动了以4万亿投资为主要内容的过度的扩张性宏观经济政策。这相当于2008年和2009年这两年国家预算投资20639亿元的1.9倍。现在事实已经充分证明：这种过度反映的宏观经济政策，尽管有助于防止经济增速的过度下滑，并加快了某些行业(如高速铁路)和地区(如西部地区)的发展，但也导致计划经济体制在某种程度上的复归和加剧了贪污腐败现象，而且在造成过多的低水平的重复生产建设和产能过剩、固化粗放经济增长方式和阻滞技术创新、加重经济结构失衡、地方政府债务、房地产资产泡沫和银行信贷风险及环境污染等方面都造成了一定影响。 显然，这两次宏观经济调控失误，都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确定年度现实经济增长率必须遵循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客观经济规律的要求，是不符合科学发展要求的。从经济发展客观规律的要求来说，年度的现实经济增长率主要是决定于潜在经济增长率。潜在经济增长率与现实经济增长率是本质和现象的关系，前者是决定后者的。各个年度的现实增长率可以适当高于或低于潜在经济增长率，但从长期看，前者是必然围绕后者这个中心波动的；否则就会引起强烈的周期波动。(18)因此，宏观经济调控只能主要依据潜在经济增长率的客观要求，并参照年度的具体情况(特别是要区分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或下行阶段)适度调高或调低经济增速，而不能过于脱离潜在经济增长率；否则，不仅不能熨平经济周期的波动幅度，而且会加剧经济周期的波动强度。这是已为我国改革前后经济发展事实所反复证明了的。 令人振奋的是：在党的十八大确立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下，在经济增长速度、结构、效益、科技、生态和人民福祉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新的战略举措，把经济发展进一步推向科学发展的轨道。这一点也突出地反映在确定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方面。尽管2013年第1、2、3、4季度经济增长率分别只有7.7%、7.5%、7.8%和7.7%，全年也只有7.7%；2014年第1、2、3季度分别也只有7、4%、7.5%和7.3%。连续两年面临的经济增速局面与2008年大体相同。但是并没有像2008年那样采取过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政策，而是始终坚持把经济增长的预期目标确定在7.5%左右的合理区间内。这最符合现实经济增长率必须遵循潜在经济增长率这一客观规律要求的。这就不仅从经济增速方面保证了中国经济的平稳增长，而且为经济结构调整、提高经济效益、推动技术创新、治理生态环境、改善人民生活福祉，乃至全面深化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宏观经济环境。 总之，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逐步趋向科学发展的轨道，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另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 三、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发展 一般都把规模经济归结为微观经济的范畴，其含意是指由于企业的规模扩大导致生产成本的下降，即规模节约。笔者在这里把规模经济扩展为宏观经济的范畴，即由于一个经济体的经济总量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生产要素总量大而导致的宏观经济成本低和经济增速高。显然，这两种规模的含意是有差别的。但就其节约成本和促进经济增长方面是有共同点的。就这方面来说，从宏观经济方面来分析其在经济增长中的作用也许是可行的。 中国作为大国经历了三次重大历史性变化。在这三个阶段，其具体的内容和作用是有差别的。 1.在历史上，中国不仅是人口大国，而且是一个经济大国。在近代以前，中国在经济和科学文化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这为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诸如精耕细作的农业生产技术在发展农业方面的作用、中医在提高劳动者健康素质方面的作用、优秀文化传统在提高人民道德素质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方面的作用等。 2.新中国建立前已经沦为经济小国，但在自然资源特别是人口方面仍然可以说是大国。诚然，中国许多自然资源人均占有量并不高，但总量是很大的。中国人口文化素质也不高，但总量居世界第一。这就从自然资源和劳动力的供给以及市场需求方面为经济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其中的劳动力供给还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有利条件。1949-2013年，一直作为主要能源的原煤由0.32亿吨增长到36.8亿吨，增长了115倍。1952-2013年，全国就业人员由20729万人增加到76977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由2486万人增长到38240万人，二者分别增长了2.71倍和15.38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276.8亿元增长到237809.9亿元，增长了115.4倍。(19)显然，如果没有自然资源、劳动力和市场这样大幅增长，中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是不可能的。不仅如此，这样丰富的资源还有助于中国在更大程度上发挥比较优势，提高国际竞争力，从这方面有力促进中国经济的增长。 3.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不仅迈入了经济大国的行列，而且正在向经济强国迈进。这不仅意味着中国经济发展拥有更雄厚的资源，而且意味着可以更充分有效地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以促进中国经济的发展。1979-2000年，中国经济年均增速为9.7%，而2001-2013年提高到10.8%。诚然，其中含有经济增速偏高的因素。但它同时表明：在2001年中国“入世”以后，成功迈进经济大国并正在迈向经济强国的过程中，在更充分有效利用两种市场和两种资源、加速经济发展方面的作用。 可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三次历史发展，是促进中国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特有的重要因素。 四、经济全球化获得空前发展时代的对外开放 从历史上看，经济全球化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伴而生的。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发展到垄断资本主义(即帝国主义)以后，世界殖民主义体系随之形成，经济全球化也波及整个世界。但二战以后经济全球化又获得了空前未有的大发展，呈现出一系列的新特点。主要是：二战胜利的一个主要成果，就是帝国主义殖民体系陷入彻底瓦解，产生了一系列的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这样，经济全球化就不是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之间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与殖民地之间的经济关系，而是经济发达国家之间、社会主义国家之间、民族独立国家之间，以及三者之间的经济关系。但在这方面更重要的特点还是：他们之间的经济关系不是原来的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侵略关系，而是沿着平等交换趋势发展的经济关系。当然，由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主导的、以经济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主权不平等为特征的、作为以往殖民主义残余的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当前还严重存在，实现这个趋势还面临严重困难，还需经长期艰苦斗争。但这个客观趋势是确定无疑的。2014年11月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及其通过的文件表明：由中国主导的以平等合作、互利共赢为主要特征的新型国际经济关系，已经在这方面露出了端倪。再者，其经济联系的内容不像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时代，主要限于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落后国家的商品输出，也不像二战前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存在那样，主要限于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资本输出，而是上述各种经济类型国家之间在商品、资本、科学技术和服务等方面的经济联系。 这种社会生产资源按照商品交换原则在全世界的配置，是战后上述各种经济类型国家经济得到较快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在这方面的优势是：经济总量大，经济增长速度快，因而享有了更多的经济全球化的好处。从这个意义上说，它又成为加快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殊因素。这一点在改革后货物进出口贸易以及引进和输出资本等方面已经表现得很清楚。2013年，中国货物进出口贸易总额达到41600亿美元，超过了美国的39104亿美元，居世界第一位；外商在中国的直接投资达到1235亿美元，居世界第二位。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改革以来，长期以引进外资为主。但从新世纪开始，中国对外投资高速增长。2002-2013年，其年均增速高达39.8%。2013年达到1078亿美元，仅低于美国和日本，居世界第三位。2014年有望超过1200亿美元，成为净资本输出国。(20)这意味着中国对外开放开始进入以净资本输出为重要特征的新阶段。 这里有必要辨明两个理论问题。列宁在19世纪初曾经提出：由商品输出到资本输出是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进入到垄断资本主义的一个重要特征。(21)但有观点认为，列宁这个观点是不正确的，或者至少是过时的。这是无根据的。实际上，列宁提出这个观点是完全符合那个时代的实际情况的。而且，尽管二战以后帝国主义殖民体系已经陷入瓦解，但帝国主义制度并没有从地球上消失。诚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经济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已经不可能完全像二战以前那样进行赤裸裸的殖民侵略和扩张。但仍凭借其经济和军事等方面的优势采用各种手段(其中包括资本输出)进行经济掠夺(特别是对作为经济、军事重要战略资源的石油的掠夺和滥发美元等国际货币来剥削发展中国家)，并扩张其势力范围。其突出表现就是：从上世纪末到本世纪先后发生的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利比亚战争和叙利亚战争，都是由美国等经济发达国家直接发动的，或者由他们策划的。即使仅就对外直接投资来说，目前美国和日本仍分别居世界第一、二位，整个经济发达国家仍在这方面占主要地位。问题还在于：这种对外直接投资往往是以侵犯别的国家主权为前提的，具有强烈的殖民主义色彩。可见，列宁关于资本输出的理论并没有过时。当然，资本输出除了列宁已经揭示的它特有的垄断资本主义的属性以外，它像世界上一切事物一样，都是矛盾特殊性和一般性的统一。(22)它也具有作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属性。市场经济的基本特点是社会生产资源的配置由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律(即价值规律)调节的。在它发展的初始阶段只是在一国范围内起这种作用。但在它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必然会超出这个范围，在国际范围内发生这种作用。这是它在更大范围内配置社会生产资源的必然要求，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客观需要。这个一般规律对帝国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和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都是适用的。这个一般规律的作用在二战以后也已经表现得很充分。所以，既不能以资本输出的一般性，来否定列宁揭示的帝国主义经济条件下资本输出的特殊性，从而否定列宁理论的正确性；又不能以这种特殊性来否定其一般性。这是其一；其二，我国资本输出除了一般性以外，也是有其特殊性的。它所遵循的基本原则是平等互利、合作共赢。这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在对外经济关系方面的反映。它根本区别于帝国主义资本输出所具有的掠夺、侵略和压迫的性质。这两种特殊性也是需要严格区分的。 以上分析表明，经济全球化空前发展时代的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一个特殊有利的时代条件。 五、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 如果仅以农业经济、工业经济和知识经济谁在社会生产中占主要地位来划分人类社会发展的阶段，那么可以分为农业经济时代、工业经济时代和知识经济时代。 在农业占主要地位的农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不断地得到了发展，并对社会生产的发展发生了愈来愈大的作用。但以实验手段为基础的、与技术分离而独立、与生产过程直接结合的，并对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发生巨大革命作用的科学并没有也不可能产生。在这种条件下，科学还只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还不能直接构成生产力。 只是伴随资本主义条件下近代工业的发展，近代自然科学才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必要。所谓条件主要是指近代工业的发展为它提供了实验手段。所谓必要主要是适应资本旨在追求利润的生产无限扩张和疯狂开拓世界市场的需要。这样，在工业经济占主要地位的时代，近代自然科学的形成及其在发展和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就发生了重大的历史性变化。一是以近代的实验手段为基础形成的。二是与技术相分离，成为独立的科学。三是与生产过程的直接结合的。四是成为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革命力量。其主要表现是：第一，提高了一般劳动者的技术素质，特别是形成了与体力劳动相分离的脑力劳动者——工程技术人员；第二，使得劳动手段发生了革命性变革。其突出表现为由手工工具的生产变革为机械化生产；第三，使得生产力的构成要素发生了重大变化，即除了原有的土地、资本和劳动以外，还要加上科学技术。(23)这样，科学技术就成为生产力。马克思在19世纪50年末依据已经和正在实现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经验的总结，明确提出：“在这些生产力中也包括科学。”(24) 但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以来，科学技术及其在社会生产力中的作用又在更高层次上发生了革命性巨大变化。主要是：(1)在工业经济时代，一般说来，重大科学发明经历了以下过程：先由生产经验的总结提升为生产技术，再由生产技术的研究升华为科学发明。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许多重要科学发明往往首先是在以现代技术装备起来的实验室完成的，然后再转化为生产技术。(2)在农业经济时代，科学并没有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二者是结合在一起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科学从技术中分离出来，二者是独立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二者又在更高层次上实现了融合，以致在现代化企业中既有工程技术人员，又有科学技术人员；科学与技术二者的界限变得越来越模糊。(3)在工业经济时代，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更是分离的。但在知识经济时代，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二者也开始实现并发展了融合，使得二者的作用相得益彰。(4)由于上述因素的作用，不仅科学发明周期和运用周期大大缩短了，速度大大加快了，作用强度也大大增长了。当然，在这方面，有国家调控的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也起了重要作用。比如，从宏观经济层面来说，当代经济发达国家在财政、金融、法律和政策等方面支持重大科技发明及其运用，已经成为它们提供公共服务的一个最重要组成部分。就微观层面来看，其突出表现之一，就是创业板在为科技创新筹集资金的特殊重要作用。(5)知识经济时代在工业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变了劳动者的构成，以致作为脑力劳动者的科学技术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在劳动者中的占比迅速上升，甚至成为主体部分。有资料显示，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农民占劳动力的5%，蓝领工人占20%，白领工人(即知识分子)占60%—70%；到20世纪末，三者的占比分别为3%、10%和85%。(25)新世纪以来，这种趋势还在进一步发展。(6)在工业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主要是代替了体力劳动。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不仅进一步代替了体力劳动，而且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代替了脑力劳动。(7)在工业经济时代，工业生产技术不仅装备了其本身，而且逐步改造了其他产业。但这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以农业综合机械化来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化是从18世纪下半期开始的，但它们的农业综合机械化直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才基本完成，大约经历了一两百年的时间。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的现代化，特别是现代科学技术则迅速普及到各个产业。经济发展和合作组织(OECD)在1996年出版的《以知识经济为基础》一书中就宣称：OECD主要成员国现有的国内生产总值(GDP)50%以上已是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另一项数据也可以说明这一点。在20世纪初，科技进步对经济发达国家经济增长贡献率约为5%—20%，到世纪中上升到50%，到80年代又上升到60%—80%。知识经济在经济总量中占比的上升，同它的另一个特点也是有联系的。在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农业开始的。在工业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工业开始的。而在知识经济时代，经济发展是从现代服务业开始的，现代服务业又成为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重点。而相对第一、二产业和传统服务业来说，其增长速度要快得多。(8)概括说来，现代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强度、深度和广度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下列经济计量模型可以集中反映这一点：“生产力=科学技术×(劳动力+劳动工具+劳动对象+生产管理)。”(26)科学技术的这种乘数效应在农业经济时代就开始发生了，在工业经济时代已有明显的表现，到了知识经济时代，则无可比拟地极大地提高了。这不仅是农业经济时代望尘莫及的，也是工业经济时代不能望其项背的。邓小平正是依据20世纪下半期以来经济发达国家的实践，在1988年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27) 为了正确把握这个重要原理及其实践意义，需要明确两个理论观点：(1)马克思主义关于科学是生产力不是指的物质生产力，而是指的精神生产力。(28)马克思曾经明确把生产力区分为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并把科学技术在生产中的运用归结为精神生产力。但这一点同他创立的唯物论关于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基本原理，不是矛盾的，而是统一的。因为：第一，就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的来源来说，它是客观规律(包括自然规律和社会规律)的反映。这是符合物质第一、意识第二的基本原理的。第二，但这并不妨碍把科学技术看作物质的精神生产力。因为唯物论的物质概念的基本内涵就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存在。而科学正是反映了客观规律的，是具有这个基本属性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列宁曾经明确肯定了“世界图景就是物质运动和‘物质思维’的图景”的观点。(29)可见，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物质的精神生产力与列宁的这个提法是完全一致的。第三，物质和精神是对立的统一体，它像任何对立统一体一样，二者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说科学技术是物质的精神生产力，就是从它由精神转化为物质的意义上说的。第四，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一客观真理像任何客观真理一样，都是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30)列宁对此做过明确分析。他说：“物质和意识的对立，也只是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在这里仅仅在承认什么是第一性和什么是第二性这个认识论的基本问题的范围内才有绝对的意义。超过这个范围，无疑是相对的。”(31)可见，在确认物质第一、意识第二这个前提下，同时把科学技术看作是物质的精神生产力，不仅同唯物论的基本原理不相矛盾，而宁可说是完全符合辩证唯物论的本性的。 在知识经济时代，确认这个原理，具有它从来没有过的重大意义。马克思的那个时代，正是工业经济时代，尽管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生产力，但物质生产力还占主要地位。因此，马克思在他的巨著《资本论》中主要是分析了物质生产力，对精神生产力的分析并未展开。但在知识经济时代，科学技术已经成为第一生产力。尽管这时精神生产力仍然是以物质生产力为基础的，但它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决定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以致成为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主导力量。当代美国之所以成为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并能顽固推行其霸权主义，除了它拥有美元作为世界主要储备货币和军事上占优势等因素以外，就是因为它在科学技术上居于领先地位。就我国当前由世界经济大国迈向经济强国的制约因素来说，除了体制和机制等因素以外，主要也是由于科技创新能力不强。因此，确认科学技术是精神生产力这个原理，对我国还有特殊的重要意义。它对于提高贯彻执行党的十八大提出的“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32)的自觉性来说，是一个必要的认识基础。 (2)马克思说的科学技术是生产力，指的是与其他各生产要素相结合的、在生产中得到运用的现实生产力(或称直接生产力)，而不是指没有实现这种结合的、在生产中没有得到运用的可能生产力(或称潜在生产力)。对此马克思说过：“不论生产的社会形式如何，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要素。但是，二者在彼此分离的情况下只是可能性上的生产因素。”(33)这个道理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同样是适用的。即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只有在它与其他生产因素相结合才是现实生产力；否则只是可能生产力。事实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说到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时都是指的在生产中得到运用的科学。(34)他还明确说过：“作为固定资本的物质载体机器设备，是物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了直接的生产力。”(35)这就从理论上深刻揭示了当代经济发达国家极为重视科技成果转化的根源。当然，这是现代市场经济体制使然，而且其直接目的是在获取超额利润和垄断利润。而相对他们说来，当前我国科技成果转化率很低。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和机制的制约。但同认识上没有准确把握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这个要义也有很大关系。因此准确把握这个要义，对于克服那种重成果轻转化的倾向，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的自觉性，进一步发挥科学技术这个第一生产力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中的巨大作用，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总之，知识经济时代的科技进步是我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另一个特殊有利的时代条件。 在知识经济时代，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条件下，后发国家在运用经济发达国家科学技术、促进经济发展方面具有更大的后发优势。后发优势上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后发国家能够以较低成本和较短时间运用经济发达国家的先进科学技术(包括人文社会科学)，而且在其他条件下相等的情况下，经济发达国家科技发展水平愈高，后发国家在这方面的差距愈大，其后发优势也愈强。就这点说，我国比20世纪70年代实现经济起飞的韩国和新加坡等国具有更大后发优势。我国在这方面还以其具有的特殊条件，可享有更大的后发优势。这些条件主要包括：人力资本总量大、科技技术有基础、制造业强大等。诚然，有些核心技术后发国家从先进国家那里是买不来的。但更多的先进技术是可以买来的。而且科学技术有其特有的外溢效应，在某些方面是可以不付费的。这一点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比如，在运用经济发达国家某些先进的企业管理和宏观经济管理经验方面，就存在这种状况。 当前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从原来水平很低的基础上上升到了53.2%。这一数据集中反映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我国经济发展中的巨大作用。但由于体制机制被限制，这方面潜力并没有充分发挥，其上升空间仍然很大。 六、长期的国际以及国内和平环境和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二战结束到现在已近70年，而且这种和平局面有望继续保持下去。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作为大国崛起道路上独有的国际和平环境。以往大国崛起总是伴随战争，主要是帝国主义大国之间争夺世界霸权的战争和帝国主义国家对殖民地的侵略战争。而中国崛起面临的是和平的国际环境。诚然，二战以来，由美国发动或支持的局部战争也是不断发生的，但并没有发生世界大战。 形成这种和平局面主要有两方面的因素，一是社会主义中国一直奉行独立自主、互利共赢的和平外交政策。这是根本区别于帝国主义国家奉行的争夺世界霸权和侵略政策的。二是二战以后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已逐步超过了侵略战争的力量。前者主要是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人民，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和民族独立国家的人民。后者主要是以美国为首的推行世界霸权的力量。在这方面只要回顾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得很清楚。1937-1938年世界经济危机是引发二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2007年由美国次贷危机发端的国际金融危机并没有造成这样的结果。其主要原因就是全世界维护世界和平的力量已经比二战前大大增强了。这种力量格局迫使美国霸权主义者不敢也不能从发动世界战争中去找出路。 中国还赢得了长期的国内和平环境。在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中国遭受了多次帝国主义发动的对华的侵略战争，两次军阀混战(1912年以后北洋政府时代的军阀混战和1928年以后国民党政府时代的军阀混战)和两次革命战争(1911年的辛亥革命战争和1928-1949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先后相继进行的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新中国建立以后就从根本上结束了这种局面。不仅如此，新中国还实现了长期稳定的社会政治局面。 显然这些都是中国经济能够实现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重要因素。 七、中国共产党的正确坚强领导 从总体上和根本上来说，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建立以后，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实现了两次飞跃。一次是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主要包括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的理论，以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理论。一次是邓小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开创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党的十八大以后，新的中央领导集体在这方面又有重大发展。正是这些正确理论的指导，才有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胜利，才有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 这是就党的指导思想来说的。在组织方面，中国共产党也是坚强有力的。其突出表现有：(1)中国经过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重创，但党的组织及其作为社会主义事业的核心力量仍然坚持并巩固下来。(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已经顺利实现了由第一代到第五代的顺利交班，并呈现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良好发展前景。这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得以巩固发展和经济得以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根本政治保证。 但那些崇尚西方资产阶级民主的人并不认同这一点，甚至根本反对这一点。但如果否定了这一点，中国经济发展可就真的成为谜了。因为正是这一点恰恰是中国经济能够得到长期持续高速发展的最重要最深层次的奥秘。当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做到这样，总体上说就是实现了上述的两个飞跃。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遵循和发展了历史唯物主义两条基本原理：社会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以及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力量。 以上分析表明：决定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是在国内方面。但上述第四、五点及第六点一部分(即长期的国际和平环境)的分析同时表明：时代条件也是这方面一个很重要原因。如果忽视这一点，那么中国经济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也难得到全面的令人信服的说明。 以上分析不仅揭示了过去60多年中国经济长期持续高速发展是一个客观发展过程，并进一步揭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光辉前景。这是提高“三个自信”的一个重要认识基础。 ①⑧⑨详见拙著《汪海波文选》(第9卷)，经济管理出版社2011年版，第361—363、360—363、343—349页。 ②关于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必须建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问题，详见拙文《毛泽东〈新民主主义论〉研究》，《经济研究》，1993年第12期。 ③关于新中国各个时期经济发展的成就，详见拙文《新中国经济发展的伟大成就及其新的走势——庆祝国庆65周年》，《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10期。 ④详见汪海波、刘立峰著：《中国现代产业经济史》(1949.10—2009)，山西经济出版社2010年版，第105—107页。 ⑤⑩详见拙文《中国经济周期的发展及其走势》，《中国经济年鉴》(2013)。 ⑥《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第3—7页，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 ⑦详见拙文：《对党的改革纲领的历史考察》、《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年第3期。 (11)《中国经济年鉴》(1982)第Ⅱ—8—9页，经济管理杂志社。 (12)《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8页。 (13)《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6页。 (14)《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28页。 (15)《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1页。 (16)《中国共产党第十七大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4页。 (17)详见拙文《中外产业结构的历史考察与启示》，《经济学动态》，2014年第6期。 (18)详见拙文《7.5%的预期经济增长目标重在落实》，《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2年第3期。 (19)说明：本文引用的有关中国经济发展的资料，均见《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和《中国统计年鉴》(2014)，中国统计出版社，不一一注明。 (20)《经济参考报》，2014年11月19日。 (21)(29)详见《列宁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782—787、361页。 (22)详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294—295页。 (23)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606—60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1页。 (25)《知识经济与国家创新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307页。 (26)参见《现代科学技术基础知识》，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5、58页。 (27)《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4页。 (28)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505页。 (30)详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第320、327—333页。 (31)转引自《知识经济和国家创新体系》，经济管理出版社1998年版，第20页。 (32)《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0页。 (3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4页。 (34)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668页，第24卷第44页，第25卷第9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3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219—220页。标签：经济增长率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基本经济制度论文; 经济论文; 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论文; 资本主义制度论文; 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论文; 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论文; 社会改革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经济学论文; 科学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