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鸥[1]2001年在《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与体制变迁（1949—2000）》文中研究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年来，中国电信业经历了一条艰难曲折的发展之路。这一艰辛历程，既有长期国家垄断通信的历史成因，又有我国经济、技术落后等方面的发展因素，更有需要我们深入研究探索的体制渊源。当前电信发展和体制变革都处在一个十分关键的历史时刻，产业结构的重组和管制框架的建立必须既正视历史、又面对现实。为此，本人选定《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与体制变迁（1949～2000）》作为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 建国以来，政府始终是业内发展和体制变迁的主体。改革开放以来，电信业的高速发展主要是由中央政府的产业政策所驱动的；通信体制的变迁主要是由相关工业主管部门间关系的演化所引发的。然而无论是产业政策驱动的电信业历史性飞跃，还是电信超常规发展对通信体制形成的巨大冲击，都渊源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因此，对电信业研究必须以这一时期为基本出发点。基于这一认识，本文在第一章《导论》中考察了传统电信的产业构成与基本特性，简略地回顾了中国古老而悠久的通信发展史后，就进入了论文研究的起点---计划经济时期的通信发展与体制形成。 第2章首先回顾了邮电管理体制的初创与“条块”关系的形成，考察和分析了计划经济时期邮电通信的发展政策与邮电管理体制的基本特征。本文接着论述了中央政府对邮电部门的严格财务控制和计划管理，这些使得邮电部门不但失去了自我发展的基础，而且难以发挥其经济运行中的重要作用。本章最后分析了通信管理体制的组织构成、工业主管部门的基本性质及相互关系，在此基础上得出本章的结论：由于计划体制下的“条块”分割，通信自身发展又极其落后，邮电部仅仅实施其内部管理，根本无须行使其行业管理权限；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使管理权限越来越集中在中央一层，中央政府在通信发展决策上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由此构成的中国通信发展中基本的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这一组织结构和管理体制对中国通信发展将产生十分深远和重大的影响。 第3章在回顾了改革开放初期通信产业定位的基础上，考察了贯穿整个80年代，中央政府为促进通信发展所确立的产业政策的详细内容。产业政策的陆续出台在为邮电通信发展注入巨大投入的同时，也必然对邮电投资体制产生重大影响。一方面推动了邮电通信的超常规发展，另一方面形成了邮电通信发展中高投入、低效率的基本特点。同时通信发展大大超出了邮电系统，遍布全国“条条”与“块块”的各类专用网迅速扩张。通信的高速发展不能不对变革滞后的管理体制产生巨大的冲击与震荡。 第4章以改革开放后区域性通信发展与体制变迁为背景，以地区专用网发展为基础，分析在“块块”通信发展中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通信发展、特别是市话发展离不开地方政府的参与，在恢复了邮电部与地方双重管理体制后，中央政府逐步确立了地方政府参与通信发展的基本方针与政策。随着对投入的增加，电信发展越来越涉及到了地方政府的切身利益；邮电部门在实施以省为单位的经济核算制的过程中，也凸现了其强烈的部门利益取向，并强化了其政企合一的基本性质。这些变化在促进区域性通信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构成了在地区通信发展中体制矛盾的基础。本章最后通过黑龙江省地区专用网和大庆市的典型案例，分析了在区域性通信发展中体制矛盾形成的基本原因。在地方通信发展中，矛盾表面反映在邮电公网与地区专网互连互通的问题上，问题的实质却是双方尖锐的利益矛盾冲突。 第5章分析在“条条”发展中通信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计划体制下形成的交叉重复的生产领域，体制转轨过程中逐渐演化为部门间的相互竞争关系，构成了日趋强烈的部门利益。伴随着巨大的需求与投入，一方面电信发展成为了一个遍及全国“条条块块”的行业，行业管理势在必行；另一方面电信业成为盈利颇佳、前景无限的领域，产业进入成为必然，当集行业垄断与行业管理于一乌的通信主管邮电部，在开始履行其行业管理职贡的同时，也利用其权力阻止拥有部门专网的相关政府部门的产业进入，这不能不但部门间的关系更加复杂：邮电部与相关工业主管部］］，已不仅仅是行业垄断者与潜在竞争者之间的关系，而且成为了行业的管制者与被管制者之间的关系。部门关系的变化使部门冲突与矛盾进一步升级；尽管中国联合通信有限公司最终得以成立，但无可避兔地在全国范围内进一步地激化通信管理体制的矛盾。笔者通过对不同层面上政府部门的基本行为及其变化的分析，特别是联通成立前后邮电部门行为方式的变化，进一步剖析了中国通信管理体制的基本矛盾。 第6章主要内容是市场国家电信发展与体制变革的经验与启示。本章首先考察了市场国家政府进行市场干预的基本理论与历史实践。针对市场失灵，市场国家政府对微观经济的直接经济性干预；主要集中在自然垄断行业，政府针对自然垄断产业所采取的基本手段是国家垄断与政府管制，由此在电信发展中逐步形成了两种政府管理模式：国家垄断、政府经营的欧洲模式与私人企业?
张政[2]2006年在《国民政府与民国电信业（1927—1949）》文中提出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即针对北洋电信弊病,对中国电信业进行了全面的整顿与改革。国民政府通过重组中央与地方电信管理机构、完善电信法律管理体系、整理电信内外债务、整顿官军电欠费、统一电报价目以及改进电信业务等诸多措施,使得中国电信业基本上摆脱了北洋时期混乱无序、发展迟滞的局面,重新回到中央政府的统一管理与建设之下。国民政府在建立初期,还积极通过外交活动,收回了中国丧失已久的部分电信利权。水线登陆专利权、外国电信公司在华对外直接收发电报权等电信利权的收回,起到了维护国家电信主权完整,维护民族尊严的作用,对于中国电信业的长远发展以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国防安全等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国民政府交通部的统一领导下,国民政府展开了全国电信建设计划。1933年前后,全国无线电网建设计划和长途电话网建设计划相继实施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这就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电信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电信作为通讯的利器在抗日战争中作用愈加重要。国民政府交通部为充分发挥电信为抗战服务的功能以及实现电信业在战时的继续发展,在抗战全面爆发后不久,就根据战时需要及时调整了电信管理机构和电信建设的指导方针,将电信建设重心转移到了抗战的大后方。而且,国民政府出台了具有重大意义的《非常时期全国电信统制办法》,明确了电信在政府的集中领导下为抗战服务的总的指导思想。在战时电信业具体的经营管理当中,国民政府及其交通部通过组织战地电信机关,加强对电信行业的监管,加大对电信的财政支持,以及改善电信的后勤管理,包括加强人才培养、改善电信员工待遇等方式,克服了重重困难,调动了广大电信员工的积极性,使得战时电信建设在敌人及炮火的严重摧残下仍取得了发展。战时电信在传达战地军事指令,加强前后方的联系,建设后方防空情报网,以及进行国际宣传,争取国际支持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政府交通部对收复区电信业进行了接收,并展开了积极的电信复员工作。在战后初期,国民政府在加强战后市内电话建设,增设长途电话与电报线路,加装电信通信设备,改进电信业务等方面做出了一定努力。但是,由于蒋介石国民政府不顾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意愿悍然发动了内战,使国统区电信业不得不再一次卷入战争当中。国民政府当局发动的内战不得人心,国民政府在军事上的节节失利,以及国统区政治、
参考文献：
[1]. 中国电信业的发展与体制变迁（1949—2000）[D]. 王鸥.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1
[2]. 国民政府与民国电信业（1927—1949）[D]. 张政. 广西师范大学.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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