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时期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动及动力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变动论文,时期论文,水平论文,动力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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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是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2000年，我国城市化水平已达36.09%[1]，按照世界城市化发展的一般规律，我国城市化发展正进入快速发展时期，回顾我国过去城市化发展的历程，特别是改革开放后的城市化发展特点，分析其一般的动力机制十分必要而且很有意义。
1 研究方法和资料的获取
1.1 研究方法
在GIS技术支持下，以省行政单位为统计单元，从时空角度分析我国近20年来城市化水平变化规律，应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提炼出影响我国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在此基础上，运用相关分析和逐步回归统计方法分析影响我国东中西城市化水平不同的主要因素。
1.2 资料获取
城市化相关数据来源于各年份的城市统计资料，相关评价指标的原始数据取自于中国统计年鉴（2000年）。
2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空特征
2.1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时间特征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治、经济形势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城市建设全面展开，人口城市化水平逐年提高（图1），由1978年的17.9%上升到2000年的36.09%，年平均增长3.2个百分点。从我国城市化进程总体态势看，与世界其它国家的同期城市化发展相比（1975年到2000年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每年提高约0.86个百分点，而1980年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已达39.6%）[2]，具有水平起点低，速度发展快的特点。
图1 中国城市化水平变化图
Fig.1 Variation Trend of Chinese Urbanization
2.2 我国城市化水平空间变化特征
由于自然条件、历史基础、政策因素及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国省际城市化水平的增长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对于城市化水平变化的省际差异，我们引用相对变化率的概念来进行定量分析[3]，某省区的城市化相对变化率可用公式表示为：
R[,id]=(K[,t]/K[,o])/(C[,t]/C[,o])
其中K[,t]、K[,o]分别表示某省区研究基期和研究末期的城市化水平；C[,t]、C[,o]分别表示全国研究基期和研究末期的城市化水平。如果R[,id]≥1，表明该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长较全国平均水平快，相对变化率是衡量不同省区城市化发展的省际差异比较的一种简便易操作的方法。收集1978～1999年全国各省区的人口城市化水平，测算出各省区城市化水平的相对变化率值，利用MAPINFO 6.0的软件，建立相应数据库，制成范围专题地图（图2），从图中可以看出我国各省区城市化水平相对变化率分布大致格局：东部开放省区（除3个直辖市和辽宁外）城市化水平增长快，西部待开发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长速度普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中部省区城市化发展不平衡，一些老工业基地，如吉林、黑龙江和山西等省区速度变慢，其它省区城市化水平增长加快。
图2 中国城市化水平相对变化率分布图
Fig.2 Distribution of the Comparative Ratio of Chinese Urbanization's Variation
3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定量分析
3.1 城市化动力机制的一般解释
城市化的动力机制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而不断变化的，不同时代及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具有不同的动力结构。不同学者在此方面的认识并不一致，辜胜阻、刘传江（2000年）在其《人口流动与农村城镇化战略管理》一书中指出城市化的动力机制主要是产业结构转换引起的[4]；崔功豪、马润朝（1999年）着手研究自下而上的城市化动力机制，他们认为地方政府和居民群体力量是推动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素[5]；而宁越敏（1998年）、顾朝林（1995年）、周一星（1998年）等学者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探讨我国现阶段城市化动力机制问题，他们得出共同结论是我国过去的一元或二元动力已被当今多元动力所代替[6～8]；丁登（2001年）进一步指出“新时期城市化机制应是内生／外生城市化复合的互动过程”[9]。结合上面的研究意见，我们认为我国转型时期的城市化动力机制是复杂的，它既包括产业结构的转换能力、国家政策的调控能力、城乡间推拉力，还包括科技进步能力和外向经济发展能力等。
3.2 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定量分析
根据上面的分析，我们分别选取人均GDP（元）、人均社会固定投资（元）、人均社会零售额（元）、人均农业总产值（元）、人均工业总产值（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元）、人均邮电业务量（元）、教育水平指数、医疗水平指数、交通运输能力指数、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第三产业比重(%)、进出口率(%)等13个指标分别从综合经济、工农业发展水平、社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状况和经济外向度等角度分析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10]。由于以上众多指标变量之间有可能存在着相关关系，甚至有着某种耦合关联，所以我们采用主成分分析方法来进行分析。选取1978-1999年上述指标的标准值作为分析样本，利用SPSS 10.0强大统计功能的软件包对样本进行处理，分别得出特征值、主成分贡献率及旋转后的主成分载荷矩阵（表1、表2）。
表1 特征值及主成分贡献率
Tab.1 Eigenvalues and Contribution of the Components
主成分
特征值
贡献率
累积贡献率
1 10.87883.676
83.676
2 1.315
10.113
93.789
3 0.544 4.186 97.975
4 0.113 0.872
98.848
表2 主成分旋转载荷矩阵
Tab.2 Rotary Loading Marix of the Componenrs
指标变量
第一主成分
第二主成分
第三主成分
人均GDP
0.863
0.384 0.326
人均社会固定投资 0.852
0.379 0.353
人均农业总产值
0.915 0.373
-6.70E-02
人均工业总产值
0.871
0.349
0.340
工业占工农业产值比重 0.350
0.416
0.837
交通运输能力指数
0.655 0.695 0.292
人均邮电业务量 0.937
0.189
0.229
人均社会零售额 0.857
0.409
0.289
进出口率
0.418
0.595
0.706
农民人均纯收入0.876
0.397 0.265
第三产业比重 0.239
0.919 0.182
教育水平指数 0.655
0.673 0.276
医疗水平指数 0.339
0.907 0.163
由表1可以看出，前三个主成分累积贡献率达97.98%，信息损失少，完全符合分析的要求，由此我们进一步得出主成分旋转载荷矩阵（表2），主成分载荷是主成分与指标变量之间的相关系数。从第一主成分载荷值可以看出人均邮电业务量、人均农业总产值、人均工业总产值、农民人均纯收入、人均GDP、人均社会固定投资的载荷系数较大，反映它与工农业及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结合上面的分析我们可以把它命名为“工农业发展推拉因子”，第二主成分与第三产业比重、医疗水平指数、交通运输能力指数、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密切相关，可以命名为“产业结构转换因子”，第三主成分与工业占工农业总产值比重、进出口率相关，我们命名为“出口替代外向因子”。由此可见，我国转型时期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影响因子是城乡推拉力、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和外向经济发展能力三大要素。
3.3 城市化水平区际差异影响主因子分析
在本文一开始的城市化水平分布的空间分析中，我们就发现我国东中西城市化发展速度存在着明显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促进不同地域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因子不同引起的，按照这一设想，我们有意增加一些能区分不同地带城市化发展的特征指标[11]，如人均三资企业产值（元）、人均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元）等，分别与城市化水平作相关分析（表3），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东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社会零售额、第三产业产值比重、人均GDP、人均工业产值、人均三资企业产值明显相关，反映在现阶段我国东部省区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影响因子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及外向经济发展水平密切相关；中部省区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最为相关，表明该地区城市化水平与大中型工业企业发展紧密相关；西部省区的城市化水平与人均工业产值、人均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相关系数明显上升，表明工业化水平依然是影响西部地区城市化水平最关键因素。
表3 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因素复相关系数比较
Tab.3 Comparison Among Correlative Coefficient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s Factors
为进一步弄清楚影响三大地带城市化水平的最主要因素，我们依然采用上面数据系列做逐步回归分析（表4），从以下模型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城市水平影响因素的回归模型只有人均社会零售额被引进，说明第三产业发展水平是东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最主要因素；中部地区的回归模型人均大中型工业企业产值最先被引入，人均工业产值和人均农业产值也相继被引入，但二变量的标准回归系数为负值，说明该地区城市化发展与工农业发展的推拉力密切相关，其中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此布局极为深刻地影响该地区的城市化水平，但就目前的城市化发展情况看，可能存在着两个方面的原因使得工农业发展与城市化发展存在着一定的“错位”，一是中部各省区城市人口的统计口径并不严格一致而造成的城市人口增长与工农业增长在地域上的不一致，二是由于过去“三线建设”不合理工农业生产布局所遗留的问题对本区城市化与工农业生产效率的影响不同步；西部地区的回归模型只有人均工业产值被引入，工业化是西部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推动力。
表4 城市化水平差异影响因素回归模型比较
Tab.4 Comparison Among Regression Models of Chinese Urbanization's Factors
4 结论
城市化动力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动态系统，不同时段、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其城市化动力结构是不同的[12]，从全国总体情况看，在我国转型时期，工农业发展推拉因子、产业结构转换因子和出口替代外向因子是影响我国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动力因子，然而由于我国东中西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其城市化发展的主要因素也表现出明显不同，东部地区已开始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后半阶段，影响城市化水平的主要因素转向多元化，第三产业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转换能力及经济外向化是其主要影响因子；中部地区已进入工业化中期的前半阶段，城乡分割依然严峻，但由于历史原因，大中型工业企业在此广为布局极为深刻影响到当今城市化水平的高低，其次工农业发展推拉力对城市化发展的促进作用也表现得十分明显；西部地区至今仍处于工业化的初期阶段，工业化是推进该地区城市化发展的主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