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中国商人的文学呈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商人论文,传统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国古代的商品经济是在严酷的环境中缓慢地向前发展的，地处内陆的地理环境、自给自足的农业经济基础、高度集权的皇权体制、讲究三纲五常的儒家伦理、以及商人阶层的趋利行为与占统治地位的封建地主阶级以农为本的尖锐矛盾，使得“重本抑末”（即重农抑商）一直成为中国社会占主导地位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政策，成为中国民众普遍具有的传统心态。在浓厚的“抑商”氛围中，商人们很难找到适合自己生存与发展的理论武器，传统中国商人只得在严酷的环境中艰难前行：一方面千方百计寻求商机开拓市场，敢冒风险刻苦经营，精于算计注重效益，坚守其趋利本质；另一方面屈从封建皇权与封建正统思想的束缚，遵循儒家伦理，崇尚权贵，依附官僚，追求享乐，不会用泼天富贵开拓事业，更不会把商业利润用于为社会积聚财富，从而创造一种属于商人自己的社会文化及价值体系，形成一股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新兴力量。文学是社会生活的真实反映，与社会现实相适应，传统中国商人的这种行为准则与精神品格在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中有着真实的展现：
一、追逐财富 敢冒风险
追求剩余产品的商业利润乃是古今中外一切商人的存在基础，以最少的成本获取最大的利润、以尽可能多地占有金钱为人生幸福同样是传统中国商人的价值追求。早在春秋时期，大量的自由商人登上历史舞台后便开始活跃于社会的各个领域，“氓之蚩蚩，抱布贸丝”（《诗经·卫风》）中的小商人，起初游乡收丝，本小利薄，生活困难，受人歧视，被称为地位低贱的“氓”，只得借贸丝之机求娶新娘，多年后他毁弃“旦旦”“信誓”，抛弃糟糠之妻，只因其工于算计，经营致富，一跃而入了社会地位较高的“士”之行列。这是传统中国商人早期的文学呈现。当其时，正如《管子》云：“今夫商萃而州处，观凶饥，审国变，察其四时而监其产之货，以知其市之贾。负任担荷，服牛辂马，以周四方。料多少，计贵贱，以其所有，易其所无。买贱鬻贵，是以羽旄不求而至，竹箭有余于国。奇怪时来，珍异物聚。旦昔从事于此，以教其子弟，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贾。”“商人通贾，倍道兼行，以夜续日，千里而不远者，利在眼前也。”管仲在此精辟地记述了商人的经营手段及赚取利润的谋略。“负任担荷，服牛辂马”、“倍道蒹行，以夜续日”的风险与艰辛，“相语以利”的授业之策，既表明经商之不易也揭示了商人趋利的行为本质。
商品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需要，以追逐财富为本的商人队伍迅速壮大，商人阶层异常活跃，司马迁曾描绘：“工虞商贾，为权利以成富，大者倾郡，中者倾县，下者倾乡里。”（注：《史记·货殖列传》。）商人因趋利掌握了大量社会财富，一时间“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镐。”（注：晁错：《论贵粟疏》。）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商人甚至具备了与统治者分庭抗礼的经济条件，这引起了封建地主统治阶级的极大恐慌。为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经济基础，保证国家机器赖以运转的赋役来源，历代王朝大都实施着严厉的抑商政策，甚至“令贾人不得衣丝乘车，重租税以困辱之”（注：《史记·平准书》。）。风雨如磐中，希图经商赢利的传统中国商人并未销声匿迹，从司马迁笔下那些在繁复微贱的工贸活动中致富的商人、《洛阳伽蓝记》里“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的富商，到唐代的富商大贾，史料记载十分丰富。但作为文学中的商人形象，唐以前竟是一个空白，对商人既没有“货殖”、“经营”的描写，更无冒险以求、孜孜逐利的肯定。重本抑末的思想体系竟然扼杀了文学表现现实的常理，商人的社会价值不被认同可见一斑。
到中晚明时期，商品经济前所未有地繁荣，以儒家思想为规范的封建伦理文化体系的权威性减退，商人的生存空间扩大，社会地位提升，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把商业视为“贱业”、“末业”，这滋润了商人趋利的价值理念，更坚定了商人追逐财富的决心。文学家对此也开始投入较多的关注笔墨：由于认为经商赚钱天经地义，并以谋利多寡定个人身价，波斯胡商自然按客人所带货物轻重安排宴请座次，参与海外贸易冒险的文若虚的座位便戏剧性地由最末再重新设宴而到了“头一位”（注：《初刻拍案惊奇》卷一《转运汉巧运洞庭红》。）；因要赚钱图利，蒋兴哥在与妻子最为浓情蜜意之时，毅然提出“常言坐吃山空，我夫妻两口，也要成家立业，终不然抛了这衣食道路？如今二月天气，不寒不暖，不上路更待何时？”（注：《古今小说》卷一《蒋兴歌重会珍珠衫》。）至于《乌将军一饭必酬》（注：《初刻拍案惊奇》卷八。）更描写了王生经商的传奇故事。王生经商，三次都遭同一伙强盗打劫，最后一次因强盗偶发慈悲，将别处打劫的二三百捆苎麻脱手于他。谁知苎麻中各藏有成锭的银子，加倍于原丢失的本钱。从此再贩运经营“遭遭顺利，不下数年，遂成大富之家。”王生因强盗丢赠苎麻而获银，带有偶然性，并不值得推敲，但王生那种经商百折不挠，不避艰难险阻的心态却值得大书一笔：第一次遭劫，回来后心灰意懒，只想近处作买卖，婶母杨氏却激励他说：“男子汉千里经商，怎说这话？”于是王生再作冯妇，又遭劫，杨氏仍无埋怨，仅以“不可因此两番，堕了家传行业”一番话勉励。传统中国商人为趋利而敢冒风险、坚定执着、败不气馁的性格特征在杨氏与王生身上得到完美的体现。
长篇小说《金瓶梅》展示的是新兴商人西门庆及其家庭的兴衰。西门庆无疑是个“恶人”，他经商致富，以财鬻官，横行乡里，无恶不作，纵欲而亡是他罪有应得。不过作为商人，西门庆无疑具有精明的生意头脑和一定的冒险精神。他重视信息来源，关心市场行情，懂得金钱“好动不喜静”，擅长买贱卖贵，让手头的资本在周转流动中不断增值。他与乔亲家合并缎子铺，资产投入才一千两，后来本利积聚，很快滚成价值一万两的缎绢外加“二十大车”货物，其间贿赂官府，买通新任巡盐史蔡一良，获得三万盐引是关键。但他迅速将盐引变钱换货物，分零贩运到湖州、南京卖出，其间获利甚丰，加上直接定货，成本更低廉，这种经营方式在明代交通运输不太发达的情况下是需要相当雄厚的资本和敢于冒风险的胆识魄力的。
简言之，尽管文人墨客投入的“青眼”有限，传统中国商人勇于冒险、敢于开拓、不屈不挠追逐财富的品格在流光溢彩的文学长河中是有着精彩呈现的，这从一个侧面展示了传统中国商人目标坚定的经济冲动、征服意志和成功欲求。
二、精明理智 缘义取利
然而，传统中国社会以小农经济为基础，小农生产者生产的主要目的不是追求利润。加之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儒家思想以伦理为本体，儒家的“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作为社会道德评判的价值标准，为中国古代的商业伦理规范了德目，社会建构了普遍而又稳定的重义轻利的心理结构，而重义轻利的内核与商业经济趋利的本质又是扦格不入的，因此，鄙视商人和商品经营的传统观念长盛不衰。当深受“商贾末业”观念影响的古代文学家在重义轻利价值观的驱动下对商人群体进行艺术观照时，善即美的审美惯性使他们在道德评判的基础上对商人在追逐财富的过程中必然伴随的重利行为不断予以嘲讽和抨击：
自居易的《琵琶行》就有对商人唯利是图本性的深刻描摹，“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绕舱明月江水寒。”与白居易同时代的诗人元稹则在《估客乐》中写道：“估客无住着，有利身则行。出门求伙伴，入户辞父兄。父兄相教示，求利莫求名。求名莫所避，求利无不营。伙伴相勒缚，卖假莫卖诚。交关但交假，本生得失轻。自兹相将去，誓死意不更。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鍮石打臂钏，糯米吹项璎。归来村中卖，敲作金石声。村中田舍娘，贵贱不敢争。所费百钱本，已得十倍赢……”。“一解市头语，便无邻里情”，一语道破商人的“不义道”；商人对同村邻里也要谋暴利的行为，更教人避之唯恐不及。
也许正是因为传统观念的钳制，经营环境的恶劣，传统中国商人更需要彰显其精明睿智。从伦理规范到国家法规，商人很快明了自己所处的社会是一个权利统治财产的社会，皇权高于一切，封建正统思想具有绝对的中心话语主宰权。针对世人对商人见利忘义、唯利是图、贪得无厌、欲望难填的定论，商人们一方面需要用行动证明其人格的不污，另一方面不得不以“仁义道德”掩盖其苟苟求利的本质，向世俗的社会公德折腰屈从。于是，图利的本性让他们在商业活动中精明理智地大显身手，而为生存他们向“儒”靠拢，演绎出众多诚信经营、以义取利的佳话。对此，文学描述是较为生动的：
文学大家柳宗元曾作《宋清传》，介绍长安药商宋清的经商之道，赞扬他讲求质量信誉，不谫谫求利，以德待人的商业精神。宋人王明清的文言小说《盐商厚德》则称颂重义厚德的盐商项四郎。项四郎乘船经商途中救得一遇盗落水的官宦人家女子，意欲留作儿媳，其妻认为商贾人家不可娶贵家女，想卖女得钱，项坚决反对，并不要分文财礼为女谋了个好归宿，自己也获得好回报。盐商济困扶危，不为色利所动，难能可贵。此外，刘德夫妻在自家的酒店生意中也是“极肯周济人的缓急。凡来吃酒的，偶然身边银钱缺少，他也不十分计较。或有人多把与他，他便勾了自己价银，余下的定然退还，分毫不肯苟取。”（注：《醒世恒言》卷十《刘小宫雌雄兄弟》。）刘家不重钱财重人情，在“善待顾客”上形成自己的特殊魅力，从而赢得良好声誉。讲信誉、诚实不欺诈的好名声甚至让卖油郎秦重获得爱情和生意的双重胜利（注：《醒世恒言》卷三《卖油郎独占花魁》。）。
此类题材更为生动的故事是《醒世恒言》卷三十五中的《徐老仆义愤成家》：阿寄是卖身徐家的老奴，徐家三兄弟分家，他被当作累赘分于孤儿寡母一家，为了人格尊严，为了振兴家业，阿寄不顾年老，用主母凑得的十二两银子为本外出经商，结果大获成功。此前阿寄并没有从商经验，但他工于心计，经营方式灵活，善于瞄准市场行情，把握时机，再加上他含辛茹苦、精打细算地经营，终于发了财。不过，小说的渲染亮点不仅仅是阿寄的精明干练，更有他用赚来的钱为主母买下千亩田产，并通过捐纳令寡妇之子跻身于士人行列，一改门庭为绅商的忠诚仁义之举。
由此可见，传统中国商人深受儒家伦理熏陶也深谙其道，他们以商人特有的精明理智使自身的经商活动不仅仅能“安身”，同时也能立德。他们“以忠诚立信，长厚摄心，以礼接人，以义应事”，正如清代学者戴震所赞：“质重衿气节，虽为贾者，咸近士风。”文学作为相对自律的审美领域，能够把道德价值诗意化，并且通过作家的能动创造，把理性的道德观念转化为作家的情感态度和倾向，从而生产出潜移默化的建设性效果。应该说，以经世致用为己任的古代文学家是明白这一点的，当商品经济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社会轻商观念有所淡化时，他们不失时机地以丰富的伦理学内涵和生动的文学创造实现了传统中国商人道德价值的“诗意化”。
三、置产谋官 附趋世风
传统中国商人与小农自然经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由于先天的不足和历史的局限，他们意识不到自身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抑商”现实又使这一阶层无法出现真正的思想家以形成自己独立的思想体系，传统中国商人因而不具备经世济民的思想抱负和用商业利润为社会积聚财富推动经济发展的雄才大略，难以形成新兴的社会力量。如此一来，在文学表现中，商人们多以聚敛财富为终极目的，致富之后或受小农经济“土地为本”观念的影响而广置田产，或在“富贵无常”的心态支配下肆意挥霍，及时行乐，丧失了创业之初的进取精神。
前述《徐老仆义愤成家》中的阿寄致富后首选回乡为主人置田产，遵循的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古训；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有《王成》一篇，王成经狐仙祖母劝说而经商，靠勤快致富后治良田三百亩的行动与阿寄如出一辙。智慧和汗水换来了商业资本，同时也增添了他们对商业风险的恐惧、脆弱的心灵、低微的社会地位、狭隘的目光将他们依然锁定于土地或抛向纵情享乐的旋涡。《钱多处白丁横带》（注：《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中的郭七郎去京都索债的第二个目的就是去那“花柳之乡”“买笑追欢”。他到京都后果然终日吃喝玩乐，将十来万银子大半使作缠头资费。《金瓶梅》中的西门庆更是贪图享乐、纵欲无度的典型，他虽依据经营有方、生财有道的商人素质和勾结官府、营私舞弊、巧取豪夺的卑劣手段在横征暴敛的经商环境里游刃有余，但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吃喝玩乐、追逐并占有女人身上。他不是在感受事业成功的乐趣中奋起，而是在金钱制造的物质享乐中沉溺。
与此同时，传统中国商人在肩负形成新兴社会力量的历史使命上还有一道无法逾越的屏障。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结构的特点是权利至上，换言之，官僚的意志就是一切。一朝时来运转，爬上官僚宝座，便可荣身荫族，风光万分，财源滚滚。因此，读书仕进，科举为官是世人的追逐所在。相比之下，商人既有跋涉之劳、波涛之险，还要应付来自官方敲骨吸髓的压榨。同时，他们由金钱带来的地位具有不稳固性，统治阶级随时可以利用手中的权力调整政策来剥夺商人已有的利益，制约商人的发展，商人则只能被动地接受，唯一可以主动的就是附趋世风，依附官府。因此，在社会充斥着崇官心理，进身仕途是最高人生追求的文化氛围中，与官本位的社会价值观相一致的商人个体人生观也表现为对高官厚禄、光宗耀祖的膜拜。经商致富后，或为光耀门庭提高社会地位，或为以官生财扩展既得利益，商人会对官僚表现出更强的依附性，这成为他们难以独立发展的群体弱点。
在文学的刻画中，热衷经商的王员外暗中资助穷愁潦倒的外甥裴度读书仕进，使其“一举状元及第”，为时人所称道（注：关汉卿：《山神庙裴度还带》。）；开玉器铺的王宪家中有几十万家私，却一心巴望女婿科举成名，好光宗耀祖（注：《张廷秀逃生救父》。）；郭七郎（注：《初刻拍案惊奇》卷二十二。）家有“鸦飞不过的田宅，贼扛不动的金山”，为“博得个腰金衣紫……那荣耀也是落得的”，花五千银子换了张“横州刺史告身”；而开生药铺的西门庆在发迹有钱后，“交通官吏”，用财产换得县官府行政的参与权，进而通过朝廷权贵蔡太师买得提刑千户的职位，跻身于政治圈内，从此开始其巧取豪夺、为非作歹的官商生涯。至于蒲松龄笔下的商人，致富后大都弃商业儒，或是课子入仕。廉生经商致富后返里，重操儒业，“后登贤书，数世皆素封焉”。任秀本为秀才，经商致富，“遂援例入庠”，同时“益权子母，十年间，财雄一方”，经商业儒两不误，名利双收。而乐云鹤弃儒经商致富后，自身虽未再入闱，但生子则“十六岁，及进士第”，乃父一段儒业未了情，终于得借其子而实现。
传统中国商人或以末致富以本守之，或依附官僚成功入仕，这稳固了他们的创业成就，增强了他们的自重意识。但他们将商业资本转化为土地资本，使本是摧毁封建自然经济结构的武器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巩固这种结构的武器；他们不惜代价地跻身于官员之列，附属于士阶层，屈从于士大夫思想，说明他们看不到自身社会角色的重要价值，对自我的商人身份不认同。创业初期的那种不畏艰难、敢冒风险的蓬勃生机和诚信取利不逊于闳儒的理想追求，就这样迷失在对土地的守望和对官僚政治的恐惧与依附中。
文学创作的价值，并不在于它的社会学效应、政治学色彩或伦理学说教，而在于它是作家主体对人类文化现象进行审美思考的结晶。从上述文学呈现中不难发现，尽管“商人来到这个世界，他应当是这个世界发生变革的起点”（注：《资本论》第3卷101页。），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和群体的弱点，传统中国商人最终无法承担改变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发展历程的历史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