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的反思，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对外开放论文,中国论文,经济全球化论文,背景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125文献标识码：A
全球化既是一种客观事实，也是一种发展趋势，无论承认与否，它都无情地影响着世界的历史进程，无疑也影响着中国的历史进程。作为国际社会的积极成员，改革开放的中国究竟面临着全球化的何种冲击，面对这种冲击，中国的对外开放战略应该采取何种对策，学术界的认识还很不一致，甚至还有许多误区。显然，我们探讨全球化给中国经济发展所带来的不利因素，从中吸取教训，总结经验，对于新世纪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新的路径选择，加速国家经济发展，从而为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 中国融入全球化的历程再回眸
随着15世纪地理大发现宣告了人类对“世界”的构想成为现实，经济全球化从此开启了它的漫漫征途；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止，全球化进程完全呈现为资本在全世界肆无忌惮的扩张和广大殖民地国家被吞噬的二元状态。就中国而言，从鸦片战争的第一声炮响起，那扇紧紧关闭的国门便被强行打开，其结果是经济利益的大量流失、国家主权的沦丧和外交政策的孱弱无力，“开放”所能带给这个古老民族的哪怕是一点点生机也都淹没在拯救民族危亡的怒涛里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至今，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社会生产力突飞猛进，特别是微电子计算机技术与现代通讯、交通的紧密结合，使“世界的时间和空间被压缩”，经济全球化脉络日益鲜明。不过，与早期纯粹的殖民主义扩张相比，当代的全球化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第一，资本的跨国界运动不再以炮艇为先锋，赤裸裸的武力征服为相对平等的国际贸易所替代，宗主国对殖民地的野蛮剥削变成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分工，这一变化为落后国家的经济腾飞提供了历史契机。第二，与经济全球化相伴而生的全球性问题，加强了人类的普遍认同意识，即使占尽先发优势的国家，也注意到维护贫穷国家的环境与秩序对其自身利益的重要性，全球性合作远比冲突更能解决问题。第三，适应全球化的发展，一系列国际组织、国际规则纷纷建立，其权威和作用日益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支持，不同种族、民族、团体的代表心平气和坐下来谈判的时候越来越多，共同安全的观念深入人心。一言以蔽之，经济全球化正由前期的以经济掠夺为目的的博弈态势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共生共存，尽管西方国家主导与非西方国家主导的斗争仍将贯穿其中。
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经济全球化半个世纪的演进中，一道厚重的铁幕曾隔开“两个平行的市场”，冷战不仅将商品、资本、科学技术限制在特定的势力范围内，而且造成东西方政治、文化乃至心理上的严重对峙，经济全球化的长河因为出现分流而在某些地方停滞。作为一个长期处于夹缝之中而又不容忽视的大国，中国对外开放战略的更迭则浸润着时代特色和某些令人无奈的缺憾。第一，从1949年到50年代末，中国对外战略的基本特点是“一边倒”，即在政治上联苏抗美，在经济上主要向社会主义国家和亚洲一些发展中国家开放。这是因为“在战后初期，两大阵营的思想左右着世界上主要国家包括中国领导人对外关系事务的处理，真正的中立和不结盟是不可能的，世界上的国家只能在两个阵营中选择其一。向苏联‘一边倒’，或者说，联苏抗美则被中国领导人视为最符合中国国家利益，同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相一致的战略选择。”[1]（P.255—256）这一战略赢得了苏联的信任和支持，却束缚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独立自主开拓国际关系的手脚，因而不会长久。第二，从50年代末起，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大党专制主义使中苏分歧扩大化、深入化，最终导致中苏分裂；朝鲜战争加剧了美国对中国的防范和敌视，再加上中国当时党内弥漫的左倾思想，从而确立了“两条线”的对外战略。在“大打、早打、打核战争”的国际战略思想的指导下，中国的经济建设走上了歧途。而此时的韩国、新加坡、香港、台湾等亚洲国家和地区，抓住发达国家因产业升级向发展中国家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机遇，完成了由落后农业国（地区）到工业化的飞跃。第三，整个70年代，中国外交取得最令人瞩目的成就——中美关系的正常化。它结束了两国之间长期相互敌视、对立的状态，使得两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的关系得到了全面、飞速的发展。更重要的是，中美两国相互接触和关系正常化，大大推动了中国同世界上众多国家特别是西方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中国也因此摆脱了国际上政治孤立的困境。从一定意义上说，如果没有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也就没有70年代末中国开始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以及中国对外经济关系的蓬勃发展。[1]（P.316）不过，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和美国对华政策的不确定性，中国再次错过了由新技术革命促发的产业大分工浪潮，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步伐再次被延误。第四，进入80年代，苏联被军备竞赛拖得国力日衰，西方盟国集团内部贸易摩擦逐步升级，通过改革拨正航向的中国决心走出超级大国的冷战阴影，明确提出“不结盟”方针，努力消除意识形态在国际交往中的负作用，开始全方位的对外开放。即使90年代初苏东巨变，也没有动摇中国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和在国际事务中作为一支独立力量发挥作用的决心；相反，随着市场体制在世界范围内的扩展，中共十四大确立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伟大创举，不但为国内生产力的解放进一步扫清了道路，而且大大加速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二 经济全球化双刃剑对中国更意味着什么
无庸置疑，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它给人类带来机遇和希望的同时，也播洒着风险和灾难。为此，发展中国家指责它是英美国家的战略陷阱，某些发达国家的民众也抱怨全球化造成了对民主和福利的进攻。在全球性经济交往中，各国利益的增长损益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但发展中国家的“先天不足”注定它们要比发达国家面临更多的全球化挑战和承担更大的经济风险。
第一，“信息贫困”剥夺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参与科技进步与实现经济增长的机会，造成穷国与富国之间难以逾越的“数字鸿沟”。第二，国内市场制度的不完善和国际市场竞争规则的不平等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第三，在以跨国公司为主要载体的资本等生产要素的“跨国化”中，发展中国家的弱势地位也显而易见。如果不加以协调和控制，无论是“信息化”、“市场化”，还是生产要素的“跨国化”，以“三化”为标志的经济全球化[2]（P.17）都会加剧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国除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外，还是一个人口众多、幅员辽阔的社会主义大国，因此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挑战更具有代表性和特殊性。中国的信息技术发展不平衡，高技术创新能力相对薄弱。中国不同产业、部门、地区间的信息一体化差别相当大。与信息技术相关的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的技术创新能力亟待提高。中国目前的科技竞争力位于发展中国家中等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更大。从一个最能代表一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实力和水平的指标——高技术产品和服务的国家贸易来看，中国1997年高技术产品产业内贸易指数为65.5％，但其国际竞争力指数为34％，这表明中国参与全球化产业水平分工的层次较低，基本上还停留在劳动密集型产业。[3]（p.53）
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仍在探索中，体制转轨所暴露的金融安全问题及所引发的就业问题，是影响中国对外开放速度与规模的重要因素。经济全球化的重要趋势之一就是金融业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举足轻重。中国的金融业对外开放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但是，中国的金融系统在长期的计划体制下积累了许多不安全因素。随着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加快，金融安全成为中国经济安全的首要问题。以加入WTO为例，首先按照规定，中国需要进一步开放金融等服务领域，外国金融企业将大批进入，它们不仅将以其雄厚的财力、技术、人才资源优势挤占市场份额，而且会增大中国政府金融监管的难度。其次，中国的银行从体制到运营机制、约束机制要真正转变为商业银行尚需时日，而且改革旧机制，处理呆账和坏账问题都要触及国有企业的深化改革问题，这使形势变得更为错综复杂。第三，在虚拟经济脱离实物经济发展需要而存在的今天，对于各种金融衍生物借助现代科技在国际金融市场上的运转方式、运作技巧，中国金融业都只能算一个初学者，不但熟悉、适应、利用规则是一个长期过程，而且大批专业人才的培养更非一蹴而就的事情。除此之外，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带来的又一大问题是就业问题。中国目前下岗职工已达1500万人，再考虑到农村、城镇的潜在失业人口，考虑到国家机关精简的公务员，失业率已不容忽视。[4]（P.147.P.157）中国加入WTO后，由于外国企业的冲击，从国内企业分流的人员将会更多，而国内农业的比较劣势也会增大农村人口的就业压力。随着失落感和受挫感在失业人群中的增强，一个简单的诱因就可能导致整个社会的紊乱。
中国参与全球化进程中面临的第三大挑战是在世界产业水平分工中的地位太低，对外依赖度偏高。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取得了显著的发展。中国在1979—1997年这20年间的年均经济增长率是9.8％，约为世界平均值的3倍、发达国家平均值的4倍、发展中国家平均值的2倍。[5]（P.3）对外贸易和利用外资也有了长足的发展，1978—2001年，对外贸易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4.5％（注：参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统计，1978年以来进出口增长率。）；1993—2001年中国连续9年成为发展中国家吸引外商投资的最大东道国，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吸引外资的第二大国家。中国外商投资的来源地很多，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与中国建立了投资关系。（注：参见外贸部外资统计，截止1999年外商直接投资情况。）这表明中国参与世界经济分工与合作的能力在不断增强。但正如前文所言，由于技术等方面的原因，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中技术含量低，即使在出口的工业产品中来料加工贸易仍然占相当大比例。这种状况不但使中国经常受到发达国家的技术制约，而且容易遭到相似贸易结构的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更为廉价成本的商品的竞争。另外，外资在中国的分布也是影响中国产业技术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因素。中国的外国投资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类是勘探石油、煤炭和其他原料的自然资源公司；一类是利用中国廉价劳动力的纺织、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企业；还有一类虽然提供相关技术和管理，但对出口不感兴趣，而主要集中于食品、住房和消费品行业。因此，外资的流入，虽然缓解了中国建设资金不足的矛盾，扩大了生产能力，创造了就业机会，但是，目前外商提供的技术中，属于组装技术和后续生产技术的比重较高，造成国内相关产业发展缓慢，难以形成具有国际竞争力的产业。
三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对外开放战略新的路径选择
经济全球化在上世纪中叶完成质的转变，中国的对外开放也由此经历了一个由屈辱被动的“卷入”到自信主动的开放的过程。特别是近十余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推波助澜下，国际政治局势风云变幻，从苏东社会主义国家巨变到北约轰炸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国际霸权主义情绪一时甚嚣尘上，对此，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国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邓小平外交思想的指导下，立足国内，高瞻远瞩，不以意识形态为界，不搞战略联盟，独立自主地提出和实施了一系列双边和多边关系的外交方针政策，不但为中国经济发展开拓了安全稳定的国际环境，而且对世界和平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速度加快，力度加大，中国所面临的全球化的挑战更大也更加迫切，中国的对外开放需要在已有的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作出适当的调整和应对。
中国的对外开放首先要坚持两个战略原则：一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原则。关于这一原则与对外开放的辩证关系在开放的初期即有论证，之所以在各国经济相互依赖程度日深的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再次慎重提出，概源于当今世界仍然是一个靠实力说话的世界，中国特殊的意识形态更让许多发达国家怀有戒心，中国在要求获得技术转让方面仍然困难重重；中国有着巨大的经济潜力，同时也有众多的发展问题，外国投资者看中的是中国的潜力，包括廉价的劳动力，丰富的资源，广阔的市场，但他们不会帮助中国解决与其效益无关的问题。二是国家利益原则。经济全球化并不意味着世界大同，迄今为止包括未来可预测的时间里，民族国家仍将是人类维护自身权益和谋取福利的基本单位，任何国际规则、国际组织发挥充分作用都离不开主权政府的支持。中国一向坚持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同各国开展合作，当然，由于起点低，生产力落后，为了得到先进技术、管理知识以及贸易优惠政策等，在经济合作中作出某些让步是必要的，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但我们明确反对西方的“胡萝卜加大棒”政策，即以经济利益为诱饵，迫使中国成为其经济依附甚至对中国的人权、内政横加干涉的做法，这一立场在对外开放中是坚决不能动摇的。
在两项战略原则的指导下，中国还可以采取更为灵活务实的战略对策：
第一，继续深化改革，切实深入体制里层，少做“为改革而改革”的官样文章，在打破旧体制的同时，及时推进新体制的建立和扩张，有效遏制旧体制的惯性作用和填补因破“旧”而产生的权力真空。尽一切努力为对外开放创造条件，在发展的各个时期不间断地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力求保持与提高对外开放的有效性，经济对外开放与经济体制改革同时并进，使我国经济在日益全球化的今天，充分获得经济开放对我国所具有的最大利益——跳跃式发展的作用力。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促进“国内新体制的主动建立，逐渐形成一个适应全球化的制度结构，来推动和保证对外开放，使改革与开放之间真正形成一种深度的良性互动，这样才能更好地获取对外开放的势能和利益。”[6]（P.69）
第二，加强与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中国企业自身发展能力和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具体的说就是：首先，重视人力资源开发，要培养具有国际商业头脑和全球化经营战略的企业家。培养一批既熟悉国际惯例和市场环境，又具有在海外从事经营和管理能力的人才，是我国企业走向全球化与国际化的关键。其次，建立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提高企业依据国际惯例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水平。要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要求，继续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健全责权统一、运转协调、有效制衡的公司法人治理结构。加入WTO后，我国企业必须作战略上的调整以适应新的形势，按照国际企业的管理规范、国际标准体系，市场需求和经销惯例来组织生产经营活动，更加广泛地参与国际经济，全面系统地按国际规则办事。再次，加强经济技术合作，提高企业创新能力。要加强与国外的经济技术合作，积极引进我国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改造一批重点产业和骨干企业；同时，下大气力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有选择、有重点地加快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尽快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和竞争优势的高新技术产业群。
第三，进一步提高开放的质量和结构水平，改变过去那种横向展开过分，纵向延伸不足的“倾斜局面”，提高国民经济总体素质，在此基础上实行一种更加均衡的“全方位”战略。积极投入世界经济的重大活动，努力参与国际经济活动的原则、框架与规则的制定，关键是要在重大国际经济问题上提出自己建设性的方案，以争取更大的经济发言权和国际规则的制定权，扩大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影响，提高我国的经济地位。转换单一的经济手段或外交手段，以经济、政治、文化的多样手段齐头并进，大力发展双边、多边、区域性乃至全球性的国际经济合作，在融入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国际化、一体化的进程中，不懈地推进世界经济秩序的改革与发展，促成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第四，我国对外开放的程度，也就是参与全球化的程度，要依据经济发展的现实需要和吸纳能力、承受能力来决定。经济全球化的推进不会因团体尚不发达而放慢脚步。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未经精心设计的本国市场的开放，往往会加剧国内的就业困难和国际收支危机，从而激化社会政治矛盾。有资料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有23个发展中国家平均GDP呈下降趋势。因此，在主抓经济增长的前提下，渐进地、有选择地开放市场是必要的，由此可以主动而及时地抗衡外部经济、金融危机对我国产生的冲击与风险传递，在提高对外开放水平的同时，保障国家经济安全。
第五，我国的对外开放应当建立在全球化过程中经济民族化的基础上，优先发展民族工业，发挥民族经济的优势。全球化与本土化或民族化是一对合理的悖论，在经济领域也一样。一方面，经济全球化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壁垒，加速世界经济的一体化过程；另一方面，世界经济的民族化趋势伴随着全球化而日益明显。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全球化与民族化的关系，在大力发展民族经济的同时，加速与全球经济接轨。实质上，各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加快本国民族经济的发展，增强本国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各国经济失去了独立的意义，恰恰相反，各国都力图增强自己的经济实力。世界经济越是全球化，经济中的民族利益就越是突出，民族化倾向就越明显。所以，“那些片面强调开放而忽视保护民族经济的思想和做法是绝对要不得的，只有发展民族经济才是个根本的硬道理。”[7]（P.22）
第六，以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契机，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我国已正式成为世贸组织成员，这是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具有历史意义的一件大事，也是进一步推进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重要契机，对经济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能否把有利条件用足，把不利影响减少到最低限度，关键在于我们自己的努力。各级领导干部要认真学习并熟悉世贸组织的基本原则和有关规则，学习并掌握我国相关的法律法规，转变政府管理经济的方式，增强政策的统一性和透明度，提高按国际通行规则办事的能力。抓紧培养和造就一支精通国际经济和法律的人才队伍。各类企业要抓住过渡期的有限时间，加快技术创新和产品开发，提高质量，改善服务，扩大市场占有率。要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优化资源配置，拓宽发展空间，以开放促改革促发展。[8]（P.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