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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90年代上半期以来，我国陆续推出了苏联作家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以下简称《钢铁》）的好几个译本，报刊上也发表了关于这本书的一些评论文章。某些文章的说法与实际情况有较大的出入。因此有必要根据事实，对小说的创作过程、它所反映的时代和所塑造的主要主人公形象的特点、出版和修订的情况等等作一些说明。
一
我们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因在国内战争中受过重伤，后又患多种疾病，于1926年被迫离开了工作岗位。这是他生活道路上的一个转折点。于是他开始寻找一种适合于自己的、可用来继续进行战斗的新武器，为争取早日“归队”而努力。最后决定从事写作，并为此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开头他只打算把自己经历过的事记录下来，写成回忆录之类的东西。后来听从一位编辑的建议，改为写小说。1927年10月他给友人的信中说，他准备写一部“历史的、抒情的、英雄主义的小说”。到1928年初写完了前几章，把稿子寄给敖德萨的几位战友征求意见。这几位战友集体给他写了一封回信，肯定他的作品，同时也提出了一些修改的建议。不料稿子在往回寄的途中丢失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因几个月的劳动白费而感到很难过，在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写什么。据说，这部分稿子是写作者亲身参加过的科托夫斯基旅的战斗历程的。因稿子已丢失，现在已很难确定这部小说的整个构思以及它与后来的《钢铁》的关系。不久，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完全瘫痪在床。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他除了治病外，就是用各种方式进行学习。1930年9 月他在给友人的信中透露说，他拟订了一个写作计划。不久正式开始写作。经过一年多紧张的工作，写出了《钢铁》的第1部， 托老布尔什维克费杰尼约夫交给了共青团刊物《青年近卫军》。很快小说被采用，于1932年在该杂志上与读者见面。小说的第2部于1934年发表在同一杂志上。
《钢铁》一书具有较强的自传性和纪实性。它的主人公保尔·柯察金的性格特点和生活经历与作者本人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其余的许多人物也大多是作者根据自己熟悉的人写的，有的写入小说时改了姓名（例如彼列德列依丘克改为朱赫来，林尼克变为多林尼克，费杰尼约夫改为列杰尼约夫，拉雅·马秋克改为达雅·丘查姆等等），有的则以原名进入小说（例如瓦西里神父、利锡增、诺维科夫、日吉廖娃等等）。如果把《钢铁》与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传记对照起来阅读，那么就可发现，不仅较大的事件（例如参加战斗和受伤、修筑窄轨铁路、恋爱和结婚等等）是吻合的，而且有些细节（例如往神父厨房里的面团上撤烟末、在车站食堂里干活时没有关水龙头而挨打、解救朱赫来等等）也是一致的，而小说中所写主人公在瘫痪和失明后顽强学习和写作并取得巨大成就的事迹，为奥斯特洛夫斯基所独具，现实生活中别的人未必会有这样的经历。所有这一切证明保尔·柯察金的原型是作者本人，另有原型的说法是无稽之谈。
但是《钢铁》毕竟不是作者的自传，也不是他的回忆录，而是一部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曾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他说，他在写这部作品时，“利用了虚构的权利”。确实，他在创作过程中对情节进行了提炼和艺术概括，虚构了一些人物和事件。例如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曾先后动过9次手术，他所受的病痛的折磨是常人难以想象的，但小说只写了3次手术，对他肉体的痛苦没有多作渲染。又如作者未参加1924年召开的全俄共青团六大，而保尔却参加了。作者少年时代曾对一个名叫柳芭·鲍里索维奇的姑娘有好感。她是车站上的一个普通的值班员的女儿，后来当了幼儿园保育员、图书馆管理员和小学教师。她同奥斯特洛夫斯基之间的关系也同冬妮亚和保尔的关系不大一样。柳芭说过：“我同柯利亚从未吵过架。我们也没有在窄轨铁路工地见过面。”奥斯特洛夫斯基则在赠书上写道：“赠给我青少年时代的亲爱的朋友。”另据作者的同学回忆，他也认识一位居住在谢佩托夫卡的林务官的女儿，常去她家，冬妮亚的形象可能综合了这两个姑娘的特点。保尔的另一女友丽达似乎没有说得出姓名的原型，她的日记是作者“代笔”的。再如保尔的妻子达雅的兄弟乔治被写成一个典型的花花公子，而其原型弗拉基米尔·马秋克却并非如此，他与奥斯特洛夫斯基关系不错，《钢铁》头5 章的许多内容是他笔录的。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因此不能把作者与保尔等同起来。
根据著名学者季莫菲耶夫的统计，《钢铁》一书在其不到400 页（约合中文30余万字）的篇幅里写了200多个人物和大小250多件事；同时又像本书最初的两位编辑卡拉瓦耶娃和科洛索夫所说的那样，它“结构非常严整，人物性格写得惊人地准确和真实，对话听起来新鲜而有趣”。一个只有初等文化程度，而且像作者自己所说的那样，“过去从未想过要当作家……完全是生手……职业是司炉”的人居然写出了这样一部篇幅较大、质量相当高的小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于是就有人怀疑奥斯特洛夫斯基是这本书的作者。当年它被译成英文后，一家英国报纸的记者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其人是布尔什维克制造的神话，而《钢铁》则是一批有经验的作家集体写成的。有的记者还为此打过赌。经过了解，他们的疑问得到了解决。奇怪的是，60多年后，我国居然又有人提出这样的问题。
这里暂且不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在写这本书时克服了多么大的物质条件上的困难，曾经在肉体上忍受过多么大的痛苦。记得高尔基曾对此作了这样的评价：这是“精神战胜肉体的光辉榜样”。现在只讲他如何为写这本书做准备，如何刻苦学习。大家知道，他是一个工人的孩子，没有受过很好的教育，原来文化水平确实不高。他在接受英国记者罗德曼采访时承认自己“文化水平低”，“在1924年前还没有很好掌握俄语”。但是紧接着又说：“为加强自我修养而进行的巨大工作使我成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学习得最多的是在病例之后：我有了空闲时间。我每昼夜读书达20个小时。在全身瘫痪的6年间，我读了大量的书。 ”他在另外几次谈话和给友人的书信里多次谈到了自己学习的情况。他的妻子和当地图书馆的工作人员在他们的回忆录里描述了他贪婪地读书的情景。而在双目失明后，他只好请别人给他读，但求知的欲望有增无减。他学习了俄罗斯古典文学名著和苏联当代作家的作品，还读了西欧各国的许多著名小说。同时应该指出，读书是他从小就有的一种爱好。根据他的亲人、老师和同学的回忆，少年时代他特别爱读英雄人物的故事，读过关于意大利革命家加里波第的书、英国女作家伏尼契的小说《牛虻》、意大利作家乔瓦尼约利的小说《斯巴达克思》。在俄罗斯和乌克兰的作家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果戈理和谢甫钦科。此外，还要指出一点：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小就有很强的叙述能力。他曾不无自夸地说：“我可以一连讲3个钟头， 能使人们一动也不动地听我讲……”而听过他讲话的人也说：“他讲话没有任何提纲，能不停地说。”根据一些人的回忆，他们曾经听奥斯特洛夫斯基讲过某些后来写入《钢铁》中的故事。这位盲人作家的出色的记忆力在他的创作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他曾说过，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我只好把一切放在自己头脑里来做，想好整个整个的章节，然后再进行口授，请人记下来。记忆力好帮了我大忙”。替他记录的人觉得他口授时，“仿佛是在读书”。当时帮他记录的人除家人外，还有七八个热心人。这些“秘书”们是《钢铁》这部小说的创作过程的参与者和见证人。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一些朋友读过他的手稿，并为小说的出版而奔走。他们对《钢铁》的整个创作过程是比较了解的，并多次在他们的回忆录谈到过。所以怀疑奥斯特洛夫斯基是《钢铁》的作者是毫无根据的。
二
上面说过，《钢铁》分为两部。第1部在十月革命前后（1915 ——1920年）广阔的社会生活背景上着重写了保尔·柯察金从一个具有反抗精神的孩子成长为红军战士的过程。故事发生的地点在乌克兰西部重镇谢佩托夫卡。第2部则主要写国内战争结束后这位年轻战士的经历， 写他参加修筑窄轨铁路时的忘我劳动，写他从事共青团的工作和在边境做政治工作的情况，然后写他患重病后刻苦学习，克服各种困难从事文学创作、最后终于写出一部“大受赞赏”的小说的经过。谢佩托夫卡地处边境，国内战争时期经历多次拉锯战，斗争非常残酷，小说真实地描绘出了当时尖锐复杂的斗争画面。小说中所描写的广大共青团员响应号召、冒着严寒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修路的场面也是非常生动和感人的。同时小说写到了实行新经济政策后在经济生活开始活跃起来的同时出现的一些消极现象，写到了对托洛茨基分子分裂党的活动的批判，所有这些也是符合实际的。有的论者不加分析，说什么小说就思想倾向而言是“极左思潮的产物”，它的基本观点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等等。那么我们不禁要问：难道这部小说用将近40%的篇幅写乌克兰人民反对德国占领者和波兰入侵者以及他们的同盟者佩特留拉匪帮的斗争，揭露内外敌人的暴行是极左的表现？难道写广大共青团员为解决城市冬季燃料问题，在天寒地冻而且又有残匪骚扰的恶劣条件下奋不顾身地忘我劳动也是极左？难道一个失去工作能力的残疾人为争取“归队”，为使自己能继续为人民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在死神随时都有可能夺去生命的情况下顽强拼搏，这也是受极左思潮的支配？那些嘴里念叨着人道人性，乱扣极左帽子的人，撇开别的不说，还讲不讲一点人类的同情心？小说里叙述了党内的斗争，具体说，在第2部第5章里用较大的篇幅描写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的争论。这里反映的是1923年下半年到1924年初党内发生的一场反对托洛茨基分子分裂党的活动的斗争。当时托洛茨基趁列宁病重不能视事、国家在经济方面出现某些困难、党内生活中也暴露出一些缺点之机，公然违背俄共（布）十大根据列宁提议通过的禁止派别活动的决议，再次挑起争论，企图分裂党。怎么能把列宁还在世时发生的这场捍卫列宁的路线的斗争与斯大林路线扯在一起呢？怎么能把建立和捍卫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为恢复国民经济所作的努力和主人公自强不息的精神的描写说成是“图解斯大林的政治路线”呢？
上面说过，奥斯特洛夫斯基从小喜欢读书，除《加里波第》、《牛虻》、《斯巴达克思》等外国作品外，还读了果戈理的《塔拉斯·布尔巴》、谢甫钦科的诗集《科布扎歌手》和抒情长诗《海达马克》等作品。这些抒发爱国主义感情、描写乌克兰人民反对波兰统治者的英勇斗争的小说和诗歌对他的性格的形成起了相当大的作用。后来他为了提高自己的文学修养又广泛阅读了普希金、莱蒙托夫、涅克拉索夫、托尔斯泰等俄罗斯古典作家的作品。在苏联作家当中他推崇的是高尔基、绥拉菲莫维奇、富尔曼诺夫。他在读了高尔基的《鹰之歌》后赞叹说：“写得多么好啊！这是对有着坚硬的翅膀、对自己的力量充满信心、满怀着实现过自由和美好生活的最大愿望的青春的颂歌！”由此可见，奥斯特洛夫斯基受过俄罗斯和乌克兰文化的熏陶，这一点必然会在他的创作中反映出来。以作者自己为原型所塑造的保尔的形象既具有作为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新的品质和特点，又体现了那种向往自由、不畏强敌、为捍卫国家的独立勇于献身的爱国主义感情，那种为实现自己的理想，不怕艰险，勇往直前，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顽强斗争精神。在他身上有俄罗斯和乌克兰历史上许多志士仁人的影子。因此，否认《钢铁》这部作品与乌克兰和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联系是不对的，不符合事实的。
根据法捷耶夫的说法，像保尔这样的新的英雄人物的突出特点是：忠诚于劳动人民的事业，具有革命战士的热情，仇恨敌人和热爱战友，以同志式的热诚态度对待异性，具有组织性和纪律性，意志坚强，勤劳谦逊，有自尊心和无所畏惧的革命智慧等。此外，保尔还是一个国际主义者，他的奋斗目标是肃清全世界资产阶级，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人民大众的共和国”。他反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首领彼特留拉及其匪帮，同情遭到虐杀的犹太人。他在和人们交往时看重阶级和立场，不看民族和血统。他在疗养时与俄罗斯人、德国人、爱沙尼亚人、拉脱维亚人友好相处，别的病人叫他们“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目前看到的作者在修改时删除的材料中，并没有写保尔支持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段落。至于马赫诺，他是自诩为农民利益保护者的富农流寇部队的首领，而班杰拉（1909——1959）则是二战期间乌克兰民族主义武装的头子，把保尔和他拉到一起，就成为“关公战秦琼”的笑话了。
《钢铁》一书中的保尔并不是天生的英雄。他有一个成长的过程。他所处的社会经济地位使他从小就有一种朴素的阶级感情和自发的反抗精神，后来在朱赫来和多林尼克等布尔什维克的引导和教育下，开始懂得一些革命的道理。不过他不是一下子成为一个有高度自觉性和纪律性的战士的。甚至在参加红军后，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影响尚未完全消除，这具体表现在他擅自从科托夫斯基的部队转到了布琼尼指挥的第一骑兵集团军上。经过严酷的战斗的考验和实际工作的锻炼，他才逐步克服了这个缺点。在1923年秋季民兵举行演习时，他虽然两腿全都肿了，走路很困难，但坚决服从不准骑马的命令。保尔从小富有正义感，爱憎分明，疾恶如仇，但是有时不免有些偏激。后来他虽然不时提醒自己和克制自己，但他的这个毛病一直未能完全改掉。例如他听到一个叫法依洛的人绘声绘色地讲他如何玩弄和侮辱女同志时，忍无可忍，动手打了他，但又为自己的这种“游击作风”而痛责自己。他是一个坚强的战士，但是也曾有软弱的时刻。例如他在“失去了最宝贵的东西——战斗的能力”后，思想上一度产生过“为什么还要活着”的问题，出现过自杀的念头。然而他立刻认识到这种想法是不对的，决定顽强地活下去。作者没有把保尔写成完美无缺的人，他既是一个英雄，又是一个普通人。这个人物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使人感到亲切。保尔有他丰富的思想感情和内心生活，作者通过对他的行动的描写来揭示他的内心世界。不过小说中也有一些直接的心理描写的段落。例如他在烈士公墓的那段思考生活目的的内心独白以及他在城外海滨公园漫步时内心的思想斗争的描写，就是最突出的例子。后来“人最宝贵的是生命……”和“即使生活到了实在难以忍受的地步，也要活下去，使生命变得有益于人民！”等警句成了许多人的座右铭。
保尔对待爱情的态度是非常严肃的。少年时代他曾与冬妮亚有过一段恋情。但是从一开始就可看出，两人具有不同的思想和志趣，这就预示着他们之间的感情可能会出现波折。国内战争结束后，保尔曾想吸引冬妮亚参加他们的工作，但是这位小姐不感兴趣，他们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后来冬妮亚的个人主义表现使得保尔愈来愈难以容忍，他们的关系终于破裂了。小说中对感情破裂的原因作了明确的说明。保尔对冬妮亚说：“你有勇气爱一个工人，却不能爱我们的思想。跟你分手，我感到遗憾……”作者完全有权作这样的处理，因为这是符合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的。保尔和丽达·乌斯季诺维奇可说是志同道合的同志，而且彼此都有好感，保尔甚至产生过一般恋人常有的猜疑。为了避免爱情带来的不安和痛苦，他借口现在不是谈恋爱的时候而主动“把他们之间的桥梁烧断”。当他们再见面时，丽达已经结婚，事情已无法挽回了。保尔后来自己也认识到用这样的方式处理对丽达的感情是荒唐的和令人遗憾的。至于他同达雅的结合，可以说友谊的成分多于感情，已没有少年时代的那种浪漫色彩了。但是总的说来，保尔对待爱情的态度和处理方式是符合当时的革命青年的总的生活态度的，因而小说的描写是比较真实的。
三
上面说过，《钢铁》的第1、2部于1932年和1934年先后发表在《青年近卫军》杂志上，责任编辑分别为该杂志的副主编科洛索夫和主编卡拉瓦耶娃。尽管他们在30年后联名写的文章里说：“手稿只需作很小修改”，当时“确实几乎没有作多大改动，只在某些地方删掉了一些‘漂亮的字眼’”等等，但是实际上并不如此。科洛索夫对第1 部提了许多意见，几乎要求重写，后来在送稿子去的老布尔什维克费杰尼约夫和作者本人的反对下，才同意只作文字上的润色。他还擅自把女主人公的名字改为冬妮亚（原稿中为伊拉），并要求把这本书的书名《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改为《保尔·柯察金》，理由是以免引起读者误解，把它当做一本讲炼钢技术的书，最后因遭到作者的反对而末成。为了压缩篇幅，这位编辑对小说作了较多删节，甚至删掉了“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一段名言。在第2部发表前，作者根据卡拉瓦耶娃的意见， 对“工人反对派”时期作了更加深入的揭示（后来这个部分完全删除了），对批判托洛茨基分子的情节以及列宁逝世和为纪念列宁而吸收党员的场面进行较大的修改，此外压缩了对主人公患病的叙述和丘查姆家的家庭纠纷的描写。卡拉瓦耶娃在加工时，作了进一步的删节。作者在读了杂志上发表的这一部的前几章后给这位编辑写信说：“我觉得你的‘剪刀’剪得我稍微有些疼。”他承认有些地方删得对，删得有理，而对有些章节被剪掉“真觉心疼”，因为“只是为了节省纸”。可见作者对编辑的修改并不都是同意的。
小说全文发表后，受到读者的热烈欢迎，尤其是青年，热情更高。图书馆里借阅这部小说的人排起了长队，各地自发组织起学习小组，召开学习会和讨论会。由于中央出版社的印数满足不了需要，某些地方出版社便自行出版发行，有的编辑擅自进行了修改和删节，“弄得小说遍体鳞伤，整段整段的话被去掉，而接缝又没有填上，由此出现了情节的跳跃”。于是作者决定作一番校订工作。1935年春夏之交，他邀请青年近卫军出版社编辑戈林娜到他在索契的住处，和这位编辑一起，花了两周的时间，根据手稿对小说全文进行了一次核对。根据戈林娜的回忆，“这不单纯是校读和核对，而是一种创作。奥斯特洛夫斯基有时改变某些说法，使其更加确切，恢复了由于不同原因未进入初版的文字，增补了在小说初次发表后添写的东西”。与此同时，也对某些情节和场面作了压缩和删节。在这次核对时恢复了已在1934年的乌克兰文版本里恢复的“人最宝贵的是生命……”这一段话，不过文字上作了个别的变动：在乌克兰文版本里这段话的结尾是“为共同事业而斗争”，现在改为“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作者把这次校订后出版的版本称为“俄文第3版”，并建议以后这部小说一律按照这个版本刊行。他在逝世前正式确定1936年出版的第5版作为定本， 同时又提出小说中的一些应再作修改的地方（共11处），并在赠给他的妻子的书（此书保存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的扉页上标明了应作修改的地方的页码。由此可见，《钢铁》一书的定本是经过作者几次修改最后确定下来的。他特别强调要自己亲自修改， 不允许他人干预和包办代替。 有一件事可说明这一点。1935年《文学报》发表了批评家代列吉耶夫的文章，其中建议请著名小说家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替奥斯特洛夫斯基修改小说。奥斯特洛夫斯基得知后非常生气，马上给《文学报》发了一份电报，说要砍它一马刀作为回答，并给该报编辑部写信表示不同意文章作者的建议。他在信中承认他的书有很多缺点，离完美还差得远，表示将根据老作家们提的意见，亲手作修改。“如果这本书由尊敬的弗谢沃洛德·伊万诺夫来重写，那么这将是谁的作品？是他的还是我的？”
可是俄罗斯文学界却有人无视事实，散布流言蜚语，对作者进行中伤。那位自称“非常不喜欢奥斯特洛夫斯基及其小说《钢铁》”的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在他的《钢铁是这样炼成的》一文里说，许多年前他在彼尔姆负责一个青年作者讲习班时，听当年担任过《钢铁》一书的编辑卡拉瓦耶娃和科洛索夫说过，他们两人曾受共青团中央派遣，到索契去帮奥斯特洛夫斯基加工小说，他们不只是作简单的修改工作，而且进行了补写，有不少片断是他们写的。接着阿斯塔菲耶夫进一步加以发挥，说人们在读这部小说时可以毫不费力地发现，其中枯燥乏味的东西和富有特色的段落并存，前者是科洛索夫写的，后者则出自卡拉瓦耶娃的手笔。他还说，在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里和他的档案里想必保存着这两位作家的手稿。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塔菲耶夫不早不晚恰恰在这两位编辑都已去世（卡拉瓦耶娃和科洛索夫是先后在1979年和1989年去世的）后的1990年“回忆”起他们的话，大概他认为这样可以“死无对证”。但是谎言总是要被戳穿的。首先，根据记载，共青团中央并未派那两位作家去索契，科洛索夫在奥斯特洛夫斯基去世前根本没有到索契去过，卡拉瓦耶娃也只是在去高加索时顺路去了一下，停留的时间不长。其次，根据奥斯特洛夫斯基纪念馆负责人为澄清事实而发表的文章，他们那里完整地保存着作者的经过司法鉴定的手稿，根本没有两位编辑写的任何东西。可见，阿斯塔菲耶夫完全是信口开河。
1989年出版的《奥斯特洛夫斯基文集》第1 卷（此卷为《钢铁》）的正文后面，作为注释刊印了当年作者删去的部分内容，总共约合中文4万余字。这样做是符合常规的， 把过去删节的文字发表出来主要是为了帮助读者了解和研究小说的创作过程。但是漓江出版社在出版《钢铁》的新译本时却把上述原文版本中作为注释刊登的东西直接植入正文之中，甚至在注释中列出几种异文时也毫不客气地替作者“做主”，选择其中的一种插入正文，最后把这样拼成的译本称为“全译本”。上面说过，作者生前已确定1936年的第5版为定本， 任何人无权进行增删和修改，也无权恢复作者自己删除的东西，这应该说是一般的常识。因此这个出版社的做法是对作者的不尊重，也是对读者的欺骗，这是很不恰当的。可以设想，假如奥斯特洛夫斯基在世，这个译本的策划者和译者们恐怕要挨他一马刀。还有，1989年版本的注释中发表的材料也并不是手稿中被删内容的全部（该书出版说明中明确地说，这只是“手稿的一些片断”，而且有几个注释只注明某处作了删节而没有列出具体内容）。根据我们了解，《青年近卫军》杂志1956年第3 期曾发表过由作者的夫人和索科洛娃整理发表的一些被删的段落，约5000字；1964年在作者60岁诞辰时，《十月》杂志第9期又刊登了5万字左右的被删材料，其中有些段落当时还在《消息报》、《共青团真理报》、《莫斯科晚报》和《莫斯科共青团员报》上登载过。在这两次发表的材料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未收入1989年版本的注释。如此说来，那些喜欢越俎代庖的人所炮制的“全译本”，也并没有包括初稿的全部内容。
我国的个别论者把《钢铁》的作者对自己的作品进行增删修改的正常创作活动说成是“迫于政治形势”而作出的妥协，蛊惑人心地说书中被删的部分是“书中主角保尔·柯察金从英雄到叛逆的悲剧之精华”，以欺骗不明真相的读者。 这位先生所说的被删去的部分指的大概只是1989年版本里的注释里所列的内容。这一部分被删材料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与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经历有关，例如作者对保尔与冬妮亚的关系的描写进行了压缩，去掉了冬妮亚写给女友塔尼亚的一封长信；对丽达与谢廖沙相爱的描述也作了简化。再就是缩减了保尔与丘查姆一家的关系的描写等等。另一类与政治斗争有关。小说的定本完全删除了关于保尔参加“工人反对派”、反对新经济政策、后来在同志们的帮助下认识了错误“回到了党的怀抱”的描写，同时压缩了与托洛茨基分子的分裂活动进行斗争的场面，精简了关于托洛茨基分子杜巴瓦的表现的叙述，去掉了关于新反对派的情况的具体介绍。上面提到的那位论者所说的“精华”大概指的是后一类材料，特别是有关保尔参加“工人反对派”的部分。
上面已对作者修改小说的情况作了详细说明，关于“迫于政治形势”而作删节的说法，是一种毫无根据的猜测，何况被删的某些段落（例如描写揭露托洛茨基分子的章节）恰恰是符合当时政治斗争需要的。作者进行修改，主要出于使小说在思想上和艺术上变得更加完美的考虑。作者的朋友和他的评传的作者特列古勃曾说：作者之所以作那样的删改，有各种原因，其中包括“对小说的结构、情节、文体的关心”，作者“力图做到思想宽阔、语言紧凑”。这些话有一定的道理。举例来说，据批评家安宁斯基估算，小说定本中的各种讲话、发言、报告、书信、日记、公文、告示之类的材料约占总篇幅的十分之一，如果再加上占被删材料的大部分的同类材料，那么比例还要大得多，因此作者对此类材料作大量删节是有道理的，这使得小说的结构变得比较合理，文体变得比较统一，从而提高了总的艺术水平。根据作者自述，他是根据“许多布尔什维克的建议”去掉保尔参加“工人反对派”这一情节的，因为“没有必要让一个坚强的共青团员与反对派搞在一起”。这种说法当然也有一定道理。不过初稿中的那种写法也不无生活依据。1921年列宁提出实行新经济政策，这是一个大的转折，当时思想不通的大有人在，其中甚至包括一些老布尔什维克。像保尔这样的政治上尚不成熟的青年因缺乏认识而起来反对，并不奇怪。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一旦认识了错误，能够坚决改正。所以手稿里那样写，既不违背保尔性格发展的逻辑，也不破坏他的性格的完整性。把一个年轻人犯错误和改正错误的表现说成是“叛逆”，真不知道这是什么道理，什么逻辑。散布这种无知妄说的目的，无非是想否定保尔这位英雄人物。
四
《钢铁》的第1、2部发表后在受到广大青年读者热烈欢迎的同时，在一段时间内并未引起批评家们的重视。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正是文学界的变动时期。1932年4月23 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了各种文学团体，筹备召开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成立统一的苏联作家协会。作家们的注意力都为这些事件所吸引。而更重要的是，在职业批评家看来，《钢铁》一书似乎只是对个人经历过的事情的忠实记录，艺术上的优点并不突出，因此他们在两年多的时间内基本上保持沉默。斯塔夫斯基虽于1934年8 月在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上作《关于我国文学青年》的报告时提到了《钢铁》一书，但仍强调其中“有许多缺点”。在这之后情况并没有多少变化。
但是奥斯特洛夫斯基的创作却受到了一些独具慧眼的老作家的关注。绥拉菲莫维奇曾前去看望奥斯特洛夫斯基，给他讲述了自己的写作经验，并给《钢铁》一书提了不少意见。奥斯特洛夫斯基在1934年5月 14日的信里说：“绥拉菲莫维奇曾3次到我这里来。 老人对我的错误和成绩作了详尽的分析。这次见面对我非常非常有益。他给我留下了美好的印象。”后来他又多次怀着感激的心情提起这位老前辈。
在《钢铁》发表时，高尔基正好在注视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现了他们思想上和作品中的一些问题，发表了《论语言》、《和青年作家的谈话》等文章加以引导。他收到奥斯特洛夫斯基的赠书后，曾打算写一篇评论。而奥斯特洛夫斯基对高尔基极为尊重。他在高尔基提出关于文学作品的语言问题后，立即响应，写了《争取语言的纯洁》一文，并对照高尔基的意见，检查了《钢铁》的第1部， “看到了什么地方写得不好，于是把许多不必要的和装点门面的词毫不吝惜地去掉”。因此当他得知高尔基要写评论《钢铁》的文章时，心里非常激动。他在1934年4月1日写给卡拉瓦耶娃的信中说：“今天是个好日子：接到了你的信和另一封信，得知高尔基近日将发表一篇评论你的学生的所有过失的文章。我要受责骂了，安娜同志，因为我在第一部习作里搞错了不少。我承认自己有点不安：因为这位大师恰好此时正在赏给某些‘躺在荣誉上’的人以沉重的打击。诚然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这个毛病；但是想到高尔基会提什么意见，我心里仍然很不平静。”这段话表达出了奥斯特洛夫斯基当时的心情。根据一位记者回忆，高尔基十分赞赏奥斯特洛夫斯基顽强拼搏的精神，曾对他说：“你知道奥斯特洛夫斯基这个作家吗？……他双目失明，全身瘫痪，但是却在自己身上找到了写成一本关于共青团的书的伟大力量。而且是一本多么好的书啊！我们这里有人对他采取不同的态度，这是他们讲不讲良心的问题。而依我看来，大家都应该向奥斯特洛夫斯基学习！我建议你到他那里去一趟，他病得很厉害，也许说不了话，但是即使看他一眼也是很必要的。那时你就会懂得什么是生活和斗争……”高尔基想了想后又接着说：“我也在仔细观察他，正在再一次读他的书，手痒得想写一篇关于他的文章。等我病好后，我要亲自到他那里去向他致意，因为这是英雄，这是新世界的文学家，新文学的文学家，未来是属于这种新文学的……”可是由于种种原因，高尔基一直没有写奥斯特洛夫斯基所企盼的文章。1936年4月， 在高尔基逝世前两个多月，上面提到过的特列古勃去看望他时，高尔基仍说文章还没有写，但表示一定要写。高尔基逝世后，曾有过关于高尔基已写了关于《钢铁》的文章的传说，可是高尔基研究专家们在他留下的各种材料里并没有发现这样的文章。而在高尔基亲笔写的文字材料中只有一处提到《钢铁》，他在1934年写给《共青团真理报》总编的信中说，这本书的开头部分“编辑工作做得不认真，很粗糙”。根据以上的所说的情况可以断定，说高尔基要写文章“列数《钢铁》的‘所有的罪孽’”是一种曲解，至于说这样的文章“可能压在高尔基档案的底层”，那只不过是一种猜测罢了。
1935年3 月，《真理报》发表了著名记者兼作家柯里佐夫的特定，报导了奥斯特洛夫斯基的生活和创作情况。他写道：“……瘦小而苍白的奥斯特洛夫斯基，双目失明，一动不动地仰躺在遥远的索契的陋室里，为人们所遗忘，可是他勇敢地登上了文坛。他推开了较差的作者，在图书橱窗和图书馆的书架上给自己占了一个位置。难道他不是一个有巨大才能和无限勇气的人？难道他不是一位英雄，不是我们国家可引以自豪的人之一？”这篇特写发表后，如同一位批评家所说的那样，像爆炸了一颗炸弹，从此奥斯特洛夫斯基名声远扬，批评界改变了对他的态度，开始发表有关他的文章，他的书才更加广泛地流传开来。
从以上的叙述中可以看出，普通读者和职业批评家对《钢铁》的接受是不同的。前者主要受作品主人公的巨大精神力量所吸引，把他作为学习的榜样。他们不是进行一般的阅读，而是进行“钻研”，从中汲取精神的营养。而批评家们则以通常的文学标准来衡量作品，比较重视艺术性方面。一般说来，一部好作品应该做到思想性和艺术性的统一。而从艺术性的要求来看，《钢铁》，尤其是它的初版，确实存在着不少缺点。作者自己也承认这一点。这主要是由于作者缺乏写作经验和技巧不够圆熟造成的，而编辑工作的粗疏也是原因之一。奥斯特洛夫斯基在老作家的帮助下，很快认识到艺术性的高低对一部作品的重要性，在进一步学习艺术技巧的基础上，从语言、结构等方面对自己的作品进行了不断的修改，最后使得它的艺术水平有一定的提高。
然而话又要说回来。决定一部作品是不是杰作、有多大生命力和吸引力的不只是艺术技巧，或者甚至可以说主要不是技巧。奥斯特洛夫斯基本人前后的创作可作为例证。大家知道，他在总结《钢铁》的写作经验和进一步提高写作技巧的基础上创作了另一部小说《暴风雨所诞生的》。在这部小说的讨论会上，绥拉菲莫维奇肯定他的“技巧有了长进”，但是觉得《钢铁》读起来更温暖和亲切些。也就是说，他认为《暴风雨所诞生的》的感染力不如《钢铁》。法捷耶夫也有类似的看法，他说，《钢铁》在技巧上虽然不如《暴风雨所诞生的》，但是有后一本书所没有的一个大优点，它“像一支歌，有较多的抒情味”。他还举自己的创作为例，来进一步说明《钢铁》优于《暴风雨所诞生的》：“大家都说我的《最后一个乌兑格人》写得好些，另一些人则说《毁灭》好些。这有什么办法呢？后一本书像是一个人的初恋。这里有时突然出现那种保持本来面目的东西，而在前一本书里这是由于经验的积累而来的。”自然他也把《钢铁》比做初恋。他的这段话说明了这样一个道理：在艺术创作中珍视的是“初次”、“首创”、“开拓”、“独一无二”和“不可重复”，讲究写真情实感而不追求过多的雕琢。从这一点来看，《钢铁》要高于《暴风雨所诞生的》。奥斯特洛夫斯基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在一次谈话中说：“我的第二本书在文体和情节结构上都和第一本不同。也许故事和带有浪漫色彩的内容会使它很有趣和吸引人，但是它未必会有《钢铁》那样的影响。”事实确实如此，在读者当中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有望成为传世杰作的是《钢铁》，而不是那部“技巧有了长进”的《暴风雨所诞生的》。因此借口《钢铁》艺术技巧不高而否定它的文学价值的论调可以休矣。
近年来我国在对待《钢铁》一书的态度上出现了一种有趣的现象。在不同出版社接连出版了七八个译本、广大读者对它仍表现出相当大的热情的同时，知识界的少数几个人却对它进行攻击，大有要把它抛进垃圾箱之势。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偶然的。一方面，这是由于苏联和俄罗斯自由派所宣扬的否定马克思列宁主义、否定革命和建设成就的思想观点被当作“新发现”被贩运到我国，影响了一部分人；另一方面，我国文学界和学术界的极少数头面人物在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同时提出了“消解主流意识形态”、“告别革命”、“躲避崇高”等口号，他们否定理想，宣扬个人本位，搞乱了一部分人的思想。于是有的人或因受两者的“交叉感染”，或因受趋时心理的驱使，对歌颂革命、宣扬无产阶级远大理想和顽强拼搏精神的《钢铁》发起了攻击。马克思曾经说过：“人民历来就是作家‘够资格’和‘不够资格’的唯一判断者。”对一本书来说也是如此。确定《钢铁》是不是好书的将不是少数几个人，而是广大人民群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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