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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传统观点认为是生产关系及其发展规律。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在理论上是片面的，在现实上是有害的。
第一，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原意不符。
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传统观点的直接来源，是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的一段话：“政治经济学的对象是人们的生产关系，即经济关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第58页）斯大林的这一观点，来源于对恩格斯《反杜林论》中一段话的误解：政治经济学是“研究人类各种社会进行生产和交换并相应地进行产品分配的条件和形式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第163页）斯大林认为，他的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的这个定义，就其内容讲来，是和恩格斯的定义完全符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8页）。其实，恩格斯所说的生产、交换和分配的“条件和形式”，除了以生产资料所有制为基础的生产关系之外，还应包括生产力物质技术形式和生产力经济形式。比如说自然经济、商品经济并不反映特定的生产资料所有制，所以它们并不属于反映社会制度特质的生产关系范畴，因而，它们是比生产关系更基本的“条件和形式”。由于它们的存在和发展，直接取决于以工具为主要表现形式的生产力物质技术形式，所以，研究生产力经济形式及依附于其上的生产关系和经济基础，是离不开生产力内容这个基础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第二章论述政治经济学的“对象和方法”时开宗明义地说：“政治经济学，从最广的意义上说，是研究人类社会中支配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交换的规律的科学。”（《马克思恩格斯全集》20卷，第160页）在这里，恩格斯明确肯定的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作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有机统一的生产方式及其运动规律，而不是仅研究生产关系的运动规律。
斯大林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观点，还来源于他对列宁下列一段话的误解：“政治经济学决不是研究‘生产’，而是研究人们在生产上的社会关系，生产的社会制度。”（《列宁选集》1卷，第162页）这里列宁所说的“决不是研究‘生产’”，指的当是“政治经济学不是工艺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8页）的意思，并不是说不研究生产力及其运动规律。斯大林片面地强调经济规律就是生产关系规律错误地把生产力及生产力组织也归结为“生产工艺学”和“社会组织技术”问题。其实，经济规律不仅仅包括生产关系规律。列宁在这里所指的“生产上的社会关系”，实际上并非仅包括生产关系，还应包括生产力经济形式。因为，生产关系固然表现了生产方式的社会性、社会关系，但这并不表明生产力本身就不具有社会性了，实际上，生产力是生产力物质技术形式和生产力经济形式的有机统一。
从马克思的论述中，也可以看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的片面性。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标志着作为政治经济学方法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形成。1847年，马克思运用这一科学方法在他公开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哲学的贫困》中，批判地分析了古典学派确定的政治经济学的对象。马克思说：古典经济学派的“使命只是表明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下如何获得财富，只是将这些关系表述为范畴和规律并证明这些规律和范畴比封建社会的规律和范畴更便于进行财富的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0卷，第156页）。对于古典经济学的这一特征，马克思评论说：“经济学家们向我们解释了生产怎样在上述关系下进行，但是没有说明这些关系本身是怎样产生的，也就是说，没有说明产生这些关系的历史运动。”（同上书，第139页）这就是说，政治经济学不但要研究生产力在一定生产关系下的运行和发展，而且要揭示这种生产关系的历史运动。如果说为了无产阶级革命形势的需要，在一定时期内，在某种程度上，把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侧重点相对地确定为生产关系是正确的话，那么，脱离生产力孤立地研究生产关系，或者至多是联系生产力，而不是以生产力为基本研究对象去研究生产关系，就是把相对的侧重点绝对化为脱离生产力根基的、孤立的、形而上学的、唯心史观的观点了。
1857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为我们留下了系统说明政治经济学对象和方法的唯一手稿。在《导言》中，马克思一开始就写道：“面前的对象，首先是物质生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页）马克思还把作为经济关系理论表现的经济范畴相对地分为两类：一类是抽象范畴，指那些具有单方面关系的简单的概念，指生产的抽象形式；另一类是具体范畴，指具有许多规定和关系的丰富的总体，即生产的具体形式。政治经济学既然是研究一定社会形态下的生产，它所考察的就不仅是具有局部关系的生产的抽象形式，而且必须是具有总和关系的生产的具体形式。但是，从具体开始，从现实的前提开始，“从作为全部社会生产行为的基础和主体的人口开始”，似乎正确而实际上是错误的。因为，人口这个具体范畴“是一个混沌的关于整体的表象”。“如果我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而这些因素是以交换、分工、价格等等为前提的”。这说明，“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因此它在思维中表现为综合的过程，表现为结果，而不是表现为起点，虽然它是现实中的起点，因而也是直观和表象的起点”。所以，从抽象到具体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上的“科学的正确的方法”（同上书，第102页）。在这里，马克思论述了关于范畴的划分以及研究方法，同时也揭示了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即：它所要说明的是具体范畴，而要对此作出科学的说明，就必须从抽象范畴着手。因此，考察抽象范畴是研究的起点，是全部论述的基础，而说明具体范畴即说明生产的具体形式才是研究的终点，才是理论的落脚点。
第二，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传统观点在现实上是有害的。
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把社会主义建立的基础条件简单地不顾现实地归之于生产关系，进而归之于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由于所有制形式只是物质生产条件的法律抽象，离开了物质生产条件，而把所有制形式当作生产条件本身，这就必然导致传统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研究方法上的唯意志论——即公有制决定论，其主要表现是，把生产关系作为研究中心，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中心任务，进而又把不断变革生产关系作为促进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手段。这样也就自然把变革生产关系作为社会主义的中心政治，把经济关系归结为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为阶级关系。在商品（市场）经济问题上，自然认为商品（市场）经济属于私有制甚至是资本主义私有制生产关系的范畴。长期以来，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脱离生产力现实的计划经济体制，我国曾出现的“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搞“穷过渡”的作法，都与片面强调生产关系、用生产关系去剪裁生产力有着直接的理论渊源。
在传统政治经济学僵化观念束缚下，人们往往无条件地、绝对化地强调公有制的优越性，这使我们在坚持公有制问题上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只有破除传统政治经济学上的僵化观念，确立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方式（生产方式并非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简单总和，而是两者的有机矛盾统一体）的正确观点，树立政治经济学上的科学的、辩证的唯物史观，才能使我们如身处迷宫而豁然开朗：是生产力状况决定公有制的形式，而不是“削”生产力的“足”去“适”生产关系的“履”。因此，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更应研究物质生产（当然不是生产工艺），研究当代的生产力状况要求什么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什么样的生产关系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顺利进行。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只有在揭示本质关系的基础上弄清社会主义生产运行的具体形式，才能成为经济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而只有能够指导实践，在实践中得到证实的理论，才是真正科学的理论。
当然，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初级阶段，不成熟的经济关系和不充分的经济实践，还不能为我们提供足够的材料去建立一个新的比较科学的经济科学体系。所以，当前对于我们来说是明确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积极地、锲而不舍地为创建新的科学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体系做一些奠基性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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