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一场论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论战论文,年中论文,领域论文,思想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478(2006)02-0083-04
1943年，中国的思想文化战线发生了一场论战。这场论战是由蒋介石发表《中国之命运》引起的，论战的双方是中国国民党的御用文人和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家，论战的内容包括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论战的焦点是关于中国的命运和前途。时间过去了60多年，中国和世界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但在21世纪的今天，回顾这场论战，应该说仍然不乏借鉴意义。
《中国之命运》发表于1943年3月。它首先阐述了中华民族成长的历史，对中国古代的制度文化大加赞扬，攻击近代以来在欧洲流行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没有历史的根据”。“就民族成长的历史来说：我们中华民族是多数宗族融和而成的。这多数的宗族，本是一个种族和一个体系的分支……”。[1] (P2)“中国固有的社会组织，在血统方面，由身而家而族，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两方面的系统都很分明，两方面的训练和教育，亦最为古来的贤哲而致力。由个人日常生活的箴规，推而至于家，则有家礼，有家训；推而至于族，则有族谱，有族规。在保甲则有保约，在乡社则有乡约和社规”。[1] (P59)“返观我们中国历代的政治，大抵对人民取宽大的态度，人民纳了粮之外，几乎与官吏没有关系。‘中国人民老早就有了很大的自由，不须去争’”。“所以，国父说中国革命的目的与欧洲革命的目的相反。‘欧洲从前因为太没有自由，所以革命要去争自由。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了一片散沙，所以受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个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像把士敏土参加到散沙里头。结成一块坚固的石头一样’”。[1] (P187)
其次，宣扬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赞美中国古代的伦理思想。“……绩五千年的治乱兴亡，以成就我民族明廉知耻，忍辱负重的德性。惟其明廉，故能循分。惟其明耻，故能自强。”[1] (P9)“我们中国古来的伦理哲学，对于人类社会相系相维之道，有详密精深的研究。社会的组织虽有不断的演进，而父子、夫妇、兄弟、朋友之道，上下尊卑，男女长幼之序，乃至邻里相恤，疾病相助，实为社会生活不变的常理。”[1] (P64)“至于社会风气，五千来尤为我国先圣先贤所终身倡导和致力不倦的大业。他们知道社会风气的转移，足以影响国家的治乱与民族的存亡。所以他们尽心于‘树人’，致力于‘种因’，以煦育忠厚笃实的人才，涵养温和质朴的习尚。所以历史上虽治乱相乘，兴亡递见，然而社会的风气仍能精诚笃实，勤劳俭朴，崇礼尚义，明廉知耻，我们中华民族所以能久存于世界，此实为其基本原因。[1] (P59-60)
再次，在思想文化方面，恶毒攻击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就宗教来说：中国固有的人生哲学，……比之于世界上任何派别的哲学实有过之而无不及。”[1] (P66)“若以中国固有的学术而论，中华民族的智能，在历史上著有伟大的奇迹”。“然而，另一方面，近百年来，中国的文化，竟发生了绝大的弊窦。就是因为在不平等条约的压迫之下，中国国民对于西洋文化，由恐惧而屈服；对于固有文化，由自大而自卑。……国民于不知不觉之中，养成了舍己耘人、重外轻内、依赖盲从的风气。于是中国人本为不甘心做奴隶而学西洋的文化，然而结果却因学西洋的文化而在不知不觉之中，做了外国文化的奴隶。”[1] (P68-69)“五四以后，个人本位的自由主义与阶级斗争的共产主义二种思想，突然输入于我学术界之中，流行全国。……对于西洋各种的学说，大抵是只仿其形迹，而不求其精义，以裨益中国的国计民生的。致使一般文人学子，对于西洋文化，袭取了糟粕和皮毛；对于中国文化丧失了自尊与自信。其流风之所至，一般人以为西洋的一切都是好的，而中国的一切都是不好的。……他们思想和主张，在客观上是与我民族的心理和性情，根本不能相应的；而主观上更没有什么根基，不过是人云亦云，……所以他们领导的各学说和运动，只能暂而不能久，而且没有不是自误误人、潦倒一生的。”“至于所谓自由主义与共产主义之争，则不外英美思想与苏俄思想的抄袭和附会。这样的抄袭和附会而成的学说和政论，不仅不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违反了中国固有的文化精神，而且根本上忘记了他是一个中国人，失去了要为中国而学亦要为中国而用的立场。其结果是他们的效用，不过使中国的文化陷溺于支离破碎的风气，这种风气既已构成，于是曲解自由主义和滥用共产主义的学系政派，或明目张胆，或旁敲侧击，或有意，或无意，以某一外国的立场为立场，以某一外国的利益为利益，甚至为帝国主义作粉饰，为侵略主义作爪牙，几乎忘其所本，亦不知其所学何为和所为何事。”[1] (P69-71)“崇西化则舍己从人，尚国学则闭关自大。讲学的人士，轻于发言，不负责任，附和流俗，姑息取容。以个人的私欲为前提，而自以为‘自由’；以个人的私利为中心，而自以为‘民主’。以守法为耻辱，以抗令为清高。利用青年的弱点而自以为‘青年导师’，妄肆浅薄的宣传而自以为‘先进学者’。极其所至，使国家为之纷乱，民族因而衰亡。”[1] (P180)因此，要灌输“知难行易”的学说，提倡力行哲学，“有杀身以求仁，无求生以害仁。”“只要我们全国国民接受辛亥革命的教训，领悟国父‘行易’的哲学，一致起而力行，则我们完成五项建设，以造成文化、国防、与经济合一的国家大业，是一定能够如期成功的。”[1] (P170)
《中国之命运》极力宣扬传统文化，强调中华民族固有文化、固有德性和固有系统，其目的在于攻击中国共产党，宣扬国民党的“一个党，一个主义”。它歪曲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历史，称“使中国国民党的基础几至于破坏、国民革命的生命几至于绝灭的事件，就是民国十六年之间汪兆铭和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国民党中及国民革命军中积极的进行分化工作。中国国民党到了这种情形之下，对于容共政策，就不得不重加检讨了。这段故事，我自然不忍追述，但当时汪共同谋的内幕，我到今天还是不明不白。究竟是汪兆铭利用共产党呢？还是共产党利用了汪兆铭呢？还是汪共互相利用呢？这件事情始终是成了一个谜。然而汪共同谋的事实是很明显的，尤以汪(兆铭)陈(独秀)联合宣言为最著。”[1] (P90)共产党“号召青年，相率鄙弃我民族的固有道德，甚至以礼义廉耻为顽固，孝悌忠信为腐朽，狂澜溃溢。几乎不可挽救。”[1] (P91)只有“三民主义，本于至公，出于至诚，以实行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一本我民族固有的德性，以情感道义、与责任义务、为组党的精神。他绝对不像过去其他党派，用机巧权术，或残忍阴谋，而以利害自私为结合的本能，……永为中国惟一的革命政党，与其他无数党派为时代潮流而受淘汰者，迥然不同。”[1] (P86)“惟有三民主义为荟萃我整个民族的思想，更可以证明中国国民党为代表我全体国民的要求，和各阶级国民利益而组织，为革命的惟一政党。任何思想离开了三民主义，即不能长存于民族意识之中。所以抗战的最高指导原则，惟有三民主义。革命的最高指导组织，惟有中国国民党。”[1] (P108)
《中国之命运》出版后，国民党方面即发动强大的舆论攻势。“奉诵之余，深觉包罗广博，实为中国目前唯一之巨著。其对于我全国青年努力之途径，尤竭诚指示，言重心长，令人感奋无已！”[2]“这是我民族领袖蒋委员长的名言谠论，指示今后建国的重点”，“对于目前中国问题确定最高指导原则”，要求中小学生和国民“人手一册，随时研读”，[3] 并要像康熙时的《圣谕广训》和纳粹德国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一样，“强迫三民主义诵读运动”。[4] 1943年6月，共产国际宣布自行解散，国民党则趁机策动各种文化团体进行反共活动。6月12日，国民党西安劳动营训导处长张涤非召开所谓“文化团体座谈会”，要求“解散共党组织，放弃边区割据。”[5] 并盗用安徽省临时参议会和桂林及鲁山两个新闻记者公会的名义，“捏造了所谓屯溪各法团，长沙失学失业青年座谈会、洛阳文化界座谈会等名目”，由国民党中央社发表电讯，扩大其反共影响。[6] 国民党的反共活动还得到日本帝国主义的喝彩。日本同盟社屡次称《中国之命运》为“名著”，日占区甚至出现了“拥护蒋委员长剿共到底”、“中日合作共同剿共”等口号。[7]
面对国民党在文化思想领域的进攻，中国共产党组织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1943年5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中国思想界现在的中心任务》一文，指出：“中国现在思想界的中心任务，就是从思想上彻底打垮和消灭法西斯主义。”7月9日到10月5日，连续发表了12篇社论，批判《中国之命运》，呼吁停止内战，挽救危亡；连续发表艾思奇、范文澜、吕振羽、齐燕铭、陈伯达等人的十几篇长篇理论文章，对《中国之命运》进行深刻的批判。
这些文章结合当时中国的实际状况，严厉批判了《中国之命运》宣扬的血统论和制度文化。吕振羽在《国共两党和中国之命运——驳蒋著〈中国之命运〉》一文中指出：中式法西斯主义“缘于它是土产的封建专制主义和‘舶来’的法西斯主义杂交的产物。所以它的半个身子是封建主义，即所谓系之于‘血统’的‘由身而家而族’的封建家长主义，‘在地域方面，由家族而保甲而乡社’，‘以至于县与省，以构成……中国国家组织’之秦始皇以来的‘大一统’主义，以‘乡社’为‘国家建设的基层’的豪绅主义”，“另半个身子是法西斯主义”。[8] 陈伯达在《评〈中国之命运〉》中指出：血统论是德意法西斯作为侵略全世界的工具，中国是多民族的国家，而不是一个血统的大小宗支，而工人农民是这个民族的主体。“中国历来和自然界战斗，和黑暗制度战斗，和侵略者战斗的主要力量，是中国劳苦民众，民众是中国历史的主要动力。”是否“切于中国的国计民生”，“必须以民族利益、民众利益为考验，除此以外一切就都是诡辩。”[9]
针对《中国之命运》提倡的传统道德文化，范文澜发表了《斥所谓中国文化的统一性》一文。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论述了文化是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社会历史的不断发展变化导致文化的不断发展变化，提出应该“发扬光大”“新鲜的发展的文化”，“批判否定”“腐朽的衰亡的文化”。当前“在文化问题上的紧急任务，是如何发扬民族气节，鼓励民族道德，如何团结各党各派各阶层进行民主政治，如何挽救私欲横流、罔识大义们的将死或已死之心，如何痛斥日寇、汪精卫及一切不肖之徒的谎言谬论，阴谋诡计。”[10] 齐燕铭在《驳蒋介石的文化观》中指出：“从中国的古代史到中国的近代史，曾经有过无数为民族争生存、坚持反抗异族侵略的民族英雄，有过无数为历史求进步、为人民争自由而进行反专制压迫斗争的革命者，有过无数在学术理论战线上进行反对独裁、压迫、黑暗、愚昧、迷信的思想家，有过无数在科学技术上贡献了增进人类幸福的发明家，……这一切都是中国文化的优良传统，一定要发扬。相反的，另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暴君奸臣卖国贼特务走狗之流，……他们是中国文化的黑暗面，中华民族正是由于有了这群败类，曾无数次的陷于危亡灾难和痛苦。我们对于这种文化的恶劣传统，一定要予以打击消灭，使之永远不得翻身。”《中国之命运》所提倡的封建文化、封建的社会组织，实质上是“改装了的法西斯主义”。“为了中国的命运，为了民族的前途，我们坚决反对这种以中国固有文化伪装了的中国法西斯主义文化；我们并号召全国人民反对这种中国法西斯主义的文化。”[11]
艾思奇则从哲学的角度批判了“知难行易”和“诚”的哲学。《中国之命运》的“政治见解和哲学思想，是以‘国父’主义的名义为标榜的，这就是说，作者自认为是继承了孙中山先生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事实上是很可惜，在《中国之命运》里并没有真正的三民主义和知难行易的思想，而只是关于这些思想的一些空洞的名词，以及这些名词装饰下的中国式的买办封建性的法西斯主义政治学，和反对科学唯物主义，提倡迷信盲从的，法西斯主义的唯心论哲学。”能否成功，在于“有没有可以成功的客观条件。没有一定的客观条件，即是抱着天大的信心去做，也不过是堂吉诃德对风车的斗争，无结果的盲目冒险”，“终归是要失败的”。[12]
这些社论和文章都指出，《中国之命运》“一方面主张完全保留中国封建制度、政治、经济、文化，用不着再来革命；一方面反对共产主义，反对民主，与同盟国政策路线完全相反”，是中国的法西斯主义，是为了消灭共产党。而中国共产党“从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肩负起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历史任务”，“不论在任何时候，都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中流砥柱’”。[8]
《中国之命运》的发表和国民党掀起的反共逆流，在国际上引起强烈反响。“英美盟邦人士对中国法西斯政治大为不满意，熊式辉在纽约、华盛顿、伦敦之招待会上，均被人提出如下问题，要求他答复：(一)中国名为民主国家，对民权政治之产生，保障及巩固之方法如何？(二)劳动营之设立，根据何种目的？以上两个问题，被到会人士反复质问，熊式辉默然无以为答。”[13]《远东研究》第12卷14期发表《论中国在联合战争中的地位》一文指出：该书“反对的目标不是日本而是西方帝国主义者”，表现了“国民党中国内”的“领导人不愿抛弃封建制度的教条”，“官僚主义的统治加紧了”，不利于动员抗日。[14] 苏联塔斯社中国分社社长罗果夫8月8日在莫斯科《战争与工人阶级》上发表文章指出：“这将是对中国人民的背叛和暗害，使日本帝国主义坐收渔利。”
这场论战持续了半年之久，其实质是中国的命运和前途问题。国民党坚持“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方针，配合以军事上的威胁；中国共产党坚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纲领，从理论、思想文化上进行了批判，并在实践中对反共的军事行为给予了坚决反击，其结果已经由中国民主革命的实践给予了最好的回答。60多年后，从学术的角度回顾这场论战，我们认为，当时的论战虽然包括思想文化战线的内容，但主要的还是政治的因素占据了主导地位，而从文化上的评析，还有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内容。
从政治上看，时人已经指出了《中国之命运》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性质和对抗战的破坏作用，其反动性自不待再言。但从文化上评析，有个别观点可以肯定。
第一，它提出了现代化建设的思想，提出了要以“‘工业化’为当务之急”，在“最初10年内”要完成土木、机械、电机、空运、水利、建筑、纺织、卫生、矿冶、化工、农业等11项新建设的指标和所需人才的数量。[1] (P143-161)
第二，当时中国共产党的理论界批判它所提出的传统的制度文化、道德文化、思想文化，是批判它所提倡的文化中的封建法西斯主义，批判它用来维持反动统治，反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性质，而不是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一概否定。对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要“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做到“古为今用”。《中国之命运》的要害在于：它不管是糟粕，还是精华，只要有利于自身的统治，就拿来为我所用，并以之作为打击和镇压进步文化的思想武器，以传统文化的名义掩盖其维护反动统治的真实目的。这也是历史上一切统治者所惯用的手法。
第三，值得肯定的是《中国之命运》对外来文化的态度。它肯定了中国对外来先进文化的吸收，“中华民族对于外来的文化和学术，仍能尽量地吸收和接受以求进益”。“中国文化与学术自有其固有的系统。中国能够吸收各种的文化和学术而融会贯通，就是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的。中国能够以这个固有的系统为中心，融会贯通各种的文化，所以外来的文化移植于中国，即成为中国国计民生的一部分”。“近百年来，西洋的科学对于中国文化，实有很大的裨益，这是不能不承认的”。[1] (P67)“几十年间，中国的应用科学、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介绍比较观摩之中，都有进步。”提出“我们对于西洋的文化，应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学，亦当为中国的独立自强而用。”[1] (P68)这种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是应该给予肯定的。但是，蒋介石在这其中强调“固有”的文化系统，仍然是他所阐述的反资产阶级民主、反共产主义的思想。这是我们不能不指出的。剔除这个糟粕，做到“洋为中用”，以利于中国的独立富强，至今也应该说是正确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