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探析及趋势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探析论文,中国论文,奇迹论文,趋势论文,原因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改革开放事业，将中国带入了一个大发展的时代，数亿人口摆脱贫困，告别温饱，跨入小康，创造了令世人赞叹的发展奇迹：经济持续高速增长，31年间，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9.9％；涉及人口规模占世界20％左右，GDP总量已占世界的9％。探究中国发展奇迹出现的原因，解释中国发展奇迹形成的道理，分析和预测中国发展奇迹的变化趋势，已经成为21世纪发展经济学中的国际性课题。作为身处其间、伴随其发展演变的中国经济学人当然会更有动力、也更有优势去探究这一重大的国际性课题。
一、“五大红利”造就中国发展奇迹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中国发展奇迹的原因主要可以归结为“五大红利”：体制转换红利、全球化红利、人口结构红利、后发展红利和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红利（见图1）。其中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一个原因，就是体制转换红利，即中国成功地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初步建成了一个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体制转换说起来简单，其实实现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在一个具有计划经济体制传统的发展中大国，实现起来非常困难。如最早开始转换的波兰和匈牙利，以及最大的计划经济体——前苏联，还有前南斯拉夫等国家或经济体的转换过程就并不太顺利。到目前为止，中国则可以说基本上实现了体制的成功、平稳转换。究其背后的决定性因素，主要有以下三个：一是中国共产党坚强的领导核心，始终保持了政局的稳定和改革开放这一大方向；二是体制转换的渐进性，使利益相关的方方面面都能够逐步接受，而不致于发生大的波动；三是所谓的“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见图1）。第一和第二点确保了政局稳定、方向正确以及体制转换的可行性，非常重要，道理也很明显，无需展开论述。而第三点，即“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不仅重要，而且十分独特，又同时构成了中国发展奇迹和体制转轨成功的原因。因此，笔者将在第二部分重点予以讨论。本节将主要分析创造中国发展奇迹“五大红利”中的前四个。
图1：中国发展奇迹主要原因示意图
（一）体制转换红利
尽管世界上少数国家还不愿承认中国的市场经济地位，尽管我们还可以在中国现行的经济体制中挑出许多违背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的毛病，但中国已经初步建成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的事实是毋庸置疑的。这主要体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市场正在逐步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95％以上的生产资料产品价格已经完全由市场供求决定；伴随着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自主用工制度的改革，以及2亿左右农民工进入到城镇劳动力市场，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已经形成并逐步走向成熟；资金、证券、保险等资本市场雏形初现；土地市场从无到有，已经开始起步；技术市场初步形成。
2.居民消费品及服务的供求基本上靠市场决定。99％以上的居民消费品均已市场化经营；居民服务市场也已比较发达。
3.多元化的市场主体正在形成。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施，到国有企业改革，按市场供求决定生产经营的劳动者、非金融企业和金融企业等市场主体已经形成，国有企业、民营企业、私营企业、外资企业、股份制企业、个体工商户等多元化的所有制形式共存的格局已经形成。
4.政府行政管理体制逐步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经过多次改革，国家行政管理体制已经逐步从计划经济管理模式过渡到市场经济管理模式。目前，专业经济管理部门已经减少到5个，综合经济管理部门也只剩下1个。而且，管理方式已从过去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变为通过制定法律法规和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的间接管理为主。
5.面向全球的开放型经济已经形成。特别是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WTO，更是使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实现了法律化、长期化、规范化。中国市场已成为全球跨国公司和世界各国商品的角逐地，中国企业和投资的市场疆域也已经拓展到了全球。中国进出口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由1978年的0.9％上升到8.8％，出口总额在世界各国的排名已上升到第1位。进出口总额与GDP之比，也从1978年的9.7％提高到2009年的45％左右。1979～2009年累计，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9530亿美元。
经济学理论和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现有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下，市场经济体制，特别是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是相对比较有效率的一种体制。根据美国伯克利大学经济学家德隆的研究，从旧石器时代到公元2000年的250万年间，人类花了99.4％（即，248.5万年）的时间，使人均GDP达到90国际元（按照1990年国际购买力核定的一个财富度量单位）。然后，又花了0.59％（即13250年）的时间，到公元1750年，使人均GDP翻了一番，达到180国际元。从1750年到2000年，在剩下的0.01％（即250年）的时间内，人均GDP增加了36倍，达到6600国际元。人类在200年前能够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和祖先们几乎差不多，而我们今天能消费的物品与服务则是200年前的人类所无法想象的。1820年的时候，世界的人均预期寿命是26岁，与古罗马时代差不多，到2000年提高到67岁。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在最近200年的时间里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这其中有多种原因，但市场经济体制无疑起到了巨大的、关键性的推动作用。
也许有人会问：世界上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很多，为何唯独中国这一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发展奇迹呢？原因是中国正处于体制转轨过程之中，充分享受了体制转换过程带来的红利，即，各种生产要素从不利于发挥作用的传统体制，向有利于发挥作用的新体制转换时，通过重新配置组合，在传统体制下受到压抑的潜能被充分激发和释放，带来了生产经营效率的大幅度提高。而这种体制转轨的红利是许多已经建成的市场经济国家所无法享受的。
图2：世界各国商品与服务出口贸易占GDP比重（％）
（二）全球化红利
近三十年里，恰逢世界冷战结束、IT产业大发展，信息化、网络化使交通和通讯变得空前便利，整个地球变得像一个村庄，经济全球化潮流锐不可挡。三十年（1979～2008年）来，世界各国商品与服务出口贸易量占GDP的比重由17.7％提高到29.5％（见图2）；全球外商直接投资（FDI）增长63倍，年均增长15％。全球化的快速发展为中国的对外开放提供了难得的机遇。所谓机遇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中国的幸运是，在进行体制转换过程中，碰到了这个机遇，并在内外部压力等各种因素的促使下，抓住了这个机遇，克服重重困难，逐步打开国门，走向世界（特别是加入WTO），融入全球化浪潮，使体制转换的效益与经济全球化红利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充分享受了经济全球化的红利，形成良性循环。
（三）人口红利
该时期的中国人口结构为创造奇迹提供了条件。这一时期，中国人口结构的特点是“三低一高”：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增长率；劳动力人口比重高。这种人口结构特点有利于经济发展，是人口老龄化前期的“人口红利”期。从图3可以看出，中国劳动力（15～64岁）占总人口的比重从1975年开始加速上升，1980年超过世界和亚洲平均水平，1990年超过北美和东南亚水平，1995年超过西欧水平，继续上升到2010年达到最高值73.2％。充裕的劳动力，相对较低的人口负担，是许多国家所无法相比的。
（四）后发展红利
1978年时，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只有381元人民币，在世界188个国家和地区的排位中仅列第175位。进出口总额占GDP的比例还不到10％。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也明显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国内生产总值列世界各国的第10位，货物进出口总额在世界各国中居第29位，钢产量列世界各国的第5位，处在明显后发展位置。根据发展经济学的一般理论，在开放条件下，实行市场经济的后发展国家，有可能通过国际贸易和合作交流等途径，实现技术模仿创新、制度移植变迁和结构动态优化，从而可以快速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成果，赶上先进国家。经历“文化大革命”磨难后的中国，正是通过改革开放，成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图3：中国和世界主要地区15～64岁人口占总人口比重
（五）“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红利
鉴于“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笔者将在下一节专门加以论述。
二、“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利与弊
本节将重点论述“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及其给中国发展奇迹带来的红利。
一般情况下，经济学研究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户与户之间的竞争，机构（或公司）与机构（或公司）之间的竞争。而在中国除了上述竞争之外，还增加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地方政府之间的竞争，其典型代表或概括性的说法是“县际政府”之间的竞争。而正是这个所谓“县际政府”之间的竞争，让中国经济增长充满了活力，成为创造中国发展奇迹的独特因素。对此，张五常先生在其《中国的经济制度》一书中作了精彩分析。以下的讨论，许多来自或总结自张五常先生的观点，但其中也加入了本人的思考和总结，特别是本人指出了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缺陷，这可以说是对张五常先生理论的重要补充，也是这一发展模式能够延续，继续发挥作用的重要保证。
为了说明问题的方便起见，我将张五常先生在《中国的经济制度》中所称的“县际竞争”、“‘县际政府’之间的竞争”等说法，统一归纳为“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并从其定义、特点、积极作用和固有缺陷等四个方面详细阐述如下。
（一）定义
“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是指以县政府为主体、以一个县的地域为边界的县与县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实际上，中国的发展模式是“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即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县际政府之间、乡际政府之间相互竞争的发展模式。就是说除了县际政府间的竞争之外，省际政府之间、市（地级）际政府之间和乡际政府之间也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相互竞争，之所以把“地方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简化或提炼为“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主要是出于以下几点考虑。
一是县级政府的权力相对较大。尽管中央及省级政府提供了关于土地及其他经济政策的指导，有权任免地方干部，有权把不同地区上缴的税收进行再分配等，但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土地使用权变更的决定权主要是掌握在县政府手中。二是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这一问题上具有高度的一致性。以发展经济为标杆，无论是政治诉求（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尽快实现跨越式发展），还是经济利益（财政收入的筹措等），各级政府，特别是各级地方政府与县级政府所追求的目标是一致的。三是县际政府间的竞争最激烈。因为县级政府决定经济发展的实际权力相对较大。而且，在同一个省或市政府辖区内，县与县之间的竞争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地域的边界、权力的边界均比较清楚、所拥有的条件也比较清楚），县领导干部的政治前途（如，在政绩考核中，排名靠前的县其主要领导可以进入到上一级政府班子得到晋升）、县财政的松紧、县领导干部的经济收入（招商引资提成、经济发展奖励）等都与县域经济发展紧密相关。县级政府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的特征。四是县域的数量和规模都足够大。全国有2800多个县级区域，平均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则在45万以上。
（二）特点
“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特点：一是合约竞争。即县政府与上级政府和县域内投资者之间的关系是利用合约的形式来约束的。县政府与上级政府之间通过增值税的分成或其他税费上缴责任制确定经济发展收益的分配合约；县政府与县域内投资者之间也是通过土地转让合同、税收减免规定等确定投资者创造的收益在相互之间的分配合约。在县域内的投资经营者的所得税往往享有“三减两免”等优惠，但增值税都要缴。增值税的分配原则一般是县里留25％左右，其余的75％上缴给上级政府。
二是上下串联、同层竞争。在中国各级地方政府之间都存在着相对的竞争关系，包括横向和纵向的竞争。但在现行体制下，上下级政府之间的关系是串联关系，即政治诉求和经济利益高度相关，一个环节出现问题，整个系统都或多或少会受到牵连。因此，纵向竞争不具有公平性，往往不可比，竞争的程度十分有限。而横向竞争，即同级政府之间的竞争，则相当明显和激烈。因为同级政府权、责、利及资源相对均衡，具有较强的可比性，尤其是在同一个市或同一个省所辖区域内的县级政府之间更是如此。
三是合约安排灵活性较大，竞争激烈。中国现行的一些法律法规原则性较强，但条文不够细致具体，使得执行过程中灵活性大大增加。另外，在合约安排过程中，辖区内的公众，特别是利益受损的公众（如失地农民）的话语权往往较弱，客观上也大大增加了合约安排的灵活性。这种灵活性加剧了县际竞争的充分性和激烈程度。
（三）积极作用
“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积极作用，即“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红利，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竞争带来了巨大的活力和效率。根据经济学原理和张五常先生的分析论证，通过充分的市场竞争（包括合约竞争、在一定条件下变动租金的合约竞争等），往往可以使经济充满活力，使资源的配置效率得到提高。中国的县际政府之间性质类似，在许多方面具有商业机构特征，且能够运用的行政资源较大，相互竞争十分激烈。因此，这种发展模式对推动经济发展、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短期效率的积极作用很大。
二是为在以国有或集体所有制为主的经济体中，顺利地引入竞争机制，建立以市场为主体配置资源的体制发挥了重要作用。回顾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重要作用。1979年开始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进展顺利，效果明显，粮食产量从1978年的3亿吨，迅速提高到1984年的4亿吨，粮食等农副产品供给短缺问题很快得到初步解决，农民的收入水平也得到较大提高。但是从1985年开始，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移植到工业企业，开始搞工业企业承包经营时，却并不顺利。关键是工业企业的要素投入、管理模式较农业远为复杂，如，工业企业厂房设备等资产的折旧、维修保养如何承包？工业企业的长期投资如何承包？企业员工的去留谁来决定？企业生产经营管理团队成员在承包制下的相互关系如何？等等。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初期，企业自主经营问题仍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后来实行了分税制、实行了国有及集体企业转制等改革，特别是逐步形成了县际政府间的竞争，才使得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经济体制得以初步建立。2800多个平均拥有面积在3000平方公里以上、人口在45万以上的县级区域及其政府之间的竞争，完全能够形成竞争格局。“县际政府间竞争”也带动了企业间的竞争，给国有和集体企业转制带来巨大压力，因为在县域内经营效率差的企业难以生存，从而推动了企业改革。
三是促使县级领导积极工作，努力发展经济。“县际政府”间的激烈竞争，促使县级领导积极主动工作，其中，最重要的环节之一是招商引资，因为现行的税收制度导致了“无工不富”、“无商不富”。县里招商引资不单要考虑增值税，还要考虑投资者带来的声望等方方面面的因素。就像一个大型集市的拥有者，县里要仔细地选择租赁摊主，多方面给租赁摊主提供服务，对有号召力的租赁摊主提供优惠。县里要经常派员到临近的县学习，时刻关注各地招商引资的动向，考虑互补性、影响力，考虑自身的基础设施和吸引力，等等。因此，县级领导工作十分努力，也十分辛苦，管理一个县，就相当于管理一盘大的生意。正因如此，许多县级领导干部已成长为优秀的（经济）管理人才。
（四）固有缺陷
在肯定“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在改革开放和中国发展奇迹创造过程中所起的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的同时，也应该看到这一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缺陷（或消极作用）。
一是市场竞争行为导致的负外部性的监管主体缺位或大大弱化。按照经济学原理，市场竞争过程中，因企业或个人生产经营行为而产生的负外部性应该受到严格的监管和约束。如，对企业的排污要进行严格限制及治理；企业对资源破坏性的开采要严格限制及惩罚；企业对劳工要有必要的保护；等等。而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主要是政府，辅助以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一旦政府成为竞争的主体，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监管的主体就无形中消失或大大弱化了。再加上中国非政府组织和普通民众的话语权往往较弱，甚至受制于政府部门，市场竞争负外部性的监管就变得异常困难。更有甚者，某些地区、某些时候、某些县级政府自身就沦为了负外部性问题的制造者，更奢谈监管了。2009年，据国家环保部门对长江、黄河、珠江、淮河、海河、辽河、松花江等七大水系的408个水质监测断面的监测，适应于人类生活直接使用的Ⅰ～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仅占57.1％，部分流域污染仍然较严重。一些著名湖泊时常发生赤潮等污染事件，有些甚至影响到城市的饮用水。近岸海域299个海水水质监测点中，达到国家一、二类海水水质标准的监测点仅占72.9％。一些乡村因炼焦或重金属冶炼而整个受到污染，成为肺病或癌症村，问题十分突出。
二是一些地方干部往往将政绩看得比其他因素更重，导致其决策出现扭曲。如，形象工程层出不穷，经济发展缺乏连续性。有些地方的主要领导，为了尽量避免与前任领导的政绩产生重复，往往独辟蹊径，另外开展政绩工程，致使很多前任领导开展得红红火火的改革和建设事业，到了下一任期就可能会被搁浅。个别领导为了体现自己的政绩工程，甚至会将前任领导所建项目拆掉重建。
三是竞争行为短期化。为了尽快干出政绩，争取干完一届后被提拔，有些干部往往不惜采取各种手段，只顾眼前、只顾在任期间的经济社会发展。
四是抑制了市场的正常竞争。如，为了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地方保护主义措施（地方政府用红头文件推销本地酒、本地烟、本地水泥等做法时常发生）。为了保护地方经济，跨地区的经济案件都争着在本地审理，同一起经济案件，不同地区法院判罚大相径庭，等等。公安、司法等公器演变成了地区竞争的手段。重复建设、资源浪费比较明显。
“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的上述固有缺陷，是目前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主要困难的重要诱因。因为，经济结构不合理——发展过于依赖出口和固定资产投资；分配结构过于向政府部门和企业倾斜；资源和环境约束日趋严重——资源遭到破坏性开采、环境污染严重；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特别是农民工的社会保障问题突出（黑砖窑事件、开胸验肺事件、农民工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形同虚设等）；因房屋拆迁、征地补偿等引发的政府与百姓间的纠纷不断增多；一些地方政府与民争利，导致干群关系紧张等诸多问题，都可以从“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所固有的缺陷中找到根源。
三、兴利除弊，延续发展奇迹
在分析了中国发展奇迹产生的原因后，一个很自然的问题是，中国发展奇迹是否能够延续？我们的回答是，只要措施得当，只要能扬“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之长，避“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之短，中国发展奇迹还能够延续。我们作出上述判断的依据是，创造奇迹的“五大红利”在一定条件下，仍可以继续发挥作用。
第一，关于体制转轨的红利。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还没有结束，通过逐步完成体制转换，还能继续释放出较大的能量。目前，中国只是初步实现了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型经济到开放型经济的转变，初步形成了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但是，这种转换还远没有到位。还没有完全建成以法治为基础的比较成熟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如，土地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等还需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因此，只要我们继续奋力推进改革开放，不断地建立健全和完善以法治为基础的开放型的市场经济体制，就可以继续获得由体制进步所释放出的能量。当然，要进一步推进改革开放，需要更深的远见，更高的智慧，更大的勇气。因为，与30年前相比，外在压力明显减弱、既得利益阻碍明显增加、思想认识有待进一步统一；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资源短缺、环境保护、社会保障、收入差距、法治的统一性、人口老龄化、城镇化等一系列问题也更加突出。
第二，关于全球化红利。全球化这一大的趋势还将继续，尽管与三十多年前相比，这一趋势能为中国提供的利用空间相对缩小，但总体上，积极作用仍大于消极作用。由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导致的全球金融危机和世界经济衰退，使许多国家对经济全球化，特别是金融全球化提出了质疑，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但经济学理论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已经证明，通过资本流动和国际贸易，可以充分发挥资金的作用和各国的相对比较优势，有力地促进人类经济社会发展。因此，经济全球化的趋势是不会改变的。贸易保护主义只是极端情况下政治家们从政治上考虑而提出的缓兵之计。随着经济危机的缓解和逐步复苏，人们会继续认可经济全球化。特别是信息化和网络化的发展，已经使经济全球化成为不可逆转的潮流。当然，由于中国的对外开放程度已经比较高了，而且，过大的贸易顺差、过度依赖国外需求，也造成了中国经济失衡，这需要政府主动加以调整。因此，经济全球化带给中国的红利与三十年前相比会相对缩小，但只要中国能够从全球角度来布局资源配置、调整结构、借鉴提高，仍然可以从更高层次上去享受经济全球化的红利。
第三，关于人口结构红利。人口老龄化前期的“人口红利”期还有20～30年。根据中国目前的人口政策和人口结构，按联合国人口司和有关研究课题的测算结果，中国2030～2035年将进入人口老龄化中期阶段，到2035年，中国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会下降到65％左右（人口负担系数① 会重新回到50％以上，达到53.84％），回归到1985年时的水平，重新低于亚洲和世界平均水平（见图3和表1）。在此之前，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可以暂不受劳动力的制约。但是，从2010年开始，劳动力占总人口的比重已经开始快速下降，劳动力问题逐步显现，刘易斯转折点会慢慢出现。对此，需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要从人口政策、就业政策、养老保障体制建设等多方面着手，采取措施加以应对。
第四，关于后发展红利。中国的后发展优势正在减弱，但还会继续存在。经过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到2010年，国内生产总值已列世界各国的第2位，货物进出口总额排世界各国的第1位，钢产量列世界各国的第1位，工业生产技术水平和科技水平也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中国的人均国民总收入在世界213个国家和地区的排位中，还仅仅列第124位；城镇化水平还只有46.6％；7亿多农村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仅有5000多元；工业化强国的目标还远未实现；科技创新能力还比较薄弱；信息化尚在起步阶段；赶上经济发达国家的路还很长。后发展的优势仍适用于中国。
第五，关于“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红利。尽管“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存在着固有的缺陷，有些还很严重，但这一独特的发展模式是创造中国发展奇迹无法替代的关键因素，只要我们能够扬长避短，有针对性地采取措施加以改进和规范，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仍可继续发挥威力。首先，要加强对“县际政府间竞争发展模式”负外部性的监督和制约。这种监督和制约应主要来自于民众（让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和社会人充分发育、充分发挥作用，不断扩大基层政府领导者的直选范围等）、新闻舆论，以及上级政府。其中，上级政府的监督和制约，可以通过改革，利用体制和机制安排，使其更加有效。如，跨县的案件由市级法院审理，跨市的案件由省级法院审理，跨省的案件由最高法院审理。环境污染、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监管也应尽可能地由上级政府采取垂直管理的模式加以强化。此外，还要在税收、土地转让等经济政策方面做出调整，让县级政府从自身经济利益出发，克服负外部性问题，使“县际政府间竞争”更规范、更理性。如，开征不动产税、消费税，逐步改变地方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增值税等流转税的状况。当然，从长期看，在以法治为基础的比较成熟的开放型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建成、企业改革基本到位的条件下，最终还应逐步弱化县级政府的市场功能，将市场竞争的主体逐步从政府为主转变为企业为主。
注释：
① 人口负担系数＝（15—64岁年龄人口数）/（0－14岁＋65岁以上人口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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