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部名栏·孙子研究】海外孙子兵法研究专题
近代战争、国际局势与日本外交论
——以大谷光瑞的《孙子新注》为中心
范宏涛
(北京师范大学 文学院，北京 100875)
摘 要： 日本对《孙子兵法》的关注、研究乃至运用由来已久。大谷光瑞的《孙子新注》以近代战争，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分析为重点，然后延伸到他对大正时期(1912-1926)国际局势及日本外交的看法。该书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只能说是一家之言，甚至不乏歪曲和臆断，但其目的并非是从文字训诂、字句解释角度来对《孙子兵法》进行纯学术的解读，而是要以所谓“新注”的形式来宣扬自己的“日本国家主义”立场和对华观，并试图以此来煽动日本国民，影响日本外交。
关键词： 大谷光瑞；《孙子新注》；《孙子兵法》；近代战争；国际局势；日本外交
“兵学圣典”《孙子兵法》何时传入日本，学界虽然大体上有“朝鲜传入说”“吉备真备引进说”“中国兵法家携来说”[1]等多种说法，尚无定论，但日本无疑是最早传入并受其影响的国家之一。一千多年以来，《孙子兵法》在日本经历了秘藏家传时期、刊印注释时期和融合拓展等不同时期。总体看来，日本对《孙子兵法》的研究除了传统的文本解读、校勘释义之外，还更加注重将其中的思想广泛应用于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文体等诸多领域。
近些年来，我国学界对《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运用等情况进行了多个层面的关注和研究。如吴荣政的《论〈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2]、苏桂亮的《〈孙子兵法〉研究在日本》[1]、江新凤的《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3]、付红红的《日本〈孙子兵法〉研究百年综述》[4]、熊剑平的《日本的〈孙子〉研究》[5]和《日本对〈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研究与运用》[6]、高殿芳的《〈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简述》[7]等文章，主要对《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和影响进行了总体性地梳理和把握。朱玉红与尹国俊的《从〈孙子兵法〉热透视90年代日本企业国际竞争策略》[8]，王敏的《日本企业文化优势与〈孙子兵法〉》[9]和高婧的硕士论文《〈孙子兵法〉在竞争情报中的应用研究》[10]等，从企业的经营战略角度出发分析了《孙子兵法》对日本企业文化的影响。邬进平的《以孙子情报观看甲午战争中日本对华情报工作》[11]则立足于战争和情报的视角，讲述了《孙子兵法》在日本近代对外战争中的实际运用。从某种程度上说，《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发展、运用和繁荣，既是日本一贯善于吸收其他民族先进文化成果的一大表征，也是其尚武精神和注重实用的客观呈现。但是综上可见，国内该领域的研究成果多以总体把握为主，相关个案研究特别是对近代日本文人、学者以战争为例来阐释《孙子兵法》的研究较少，缺乏较为深入的探索。因此，本文拟以“中国通”大谷光瑞的《孙子新注》为中心，同时聚焦近代史的背景，对《孙子新注》中关于近代战争、国际局势和日本外交的看法进行分析，然后在此基础上呈现大谷光瑞的“国家主义”“亚细亚主义”[注] 关于“亚细亚主义”，可参见王屏所著《近代日本的亚细亚主义》，商务印书馆2004版。 思想。
5) 细骨料：天然中砂，含泥量1.4%，表观密度为2591 kg/m3，堆积密度为1613 kg/m3；
一、大谷光瑞及其《孙子新注》
大谷光瑞[注] 国内目前对大谷光瑞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亚探险”和“大谷文物”两个方面，几乎未涉及大谷光瑞的专著。日本学者对大谷光瑞的研究较为充分，但也尚未涉及对其《孙子新注》的关注和研究。 (1876-1948)，幼名峻麿，法号镜如，谥号信英院，日本净土真宗西本愿寺派第22任门主，日本近代佛教家、大正天皇连襟。1886年，大谷进入学习院，1891年师从足利义山、前田惠云等大师研习佛教经典，后广泛涉猎历史学、地理学、植物学、农学、地质学等诸多领域，并精通汉文、梵文，掌握英语和德语，具有扎实的东西方文化功底。1899年，大谷在随从的陪同下首次来华巡游，其足迹几乎踏遍半个中国，然后于同年末赴欧洲留学。1902-1914年，大谷先后组织了三次影响深远的“中亚探险”，相关踏查和发掘直接促进了近代日本东方学[注] 日本一般称“东洋学”(東洋学)。 的崛起和长足发展。1914年他辞去本兼各职而退居幕后。此后，他开始频繁往来于中日之间，并长期旅居在我国上海、大连、旅顺、台湾等地，以在野身份鼓吹对华侵略并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措施。1919年他创立“光寿会”并自任总裁，1922年发行《大乘》杂志。九一八事变后，大谷利用多种机会发表涉华言论，意在煽动民众，并不断为日本侵华行为摇旗呐喊。七七事变爆发后，大谷先后担任近卫内阁参议、大东亚建设审议会委员、小矶内阁顾问等职，开始由幕后走到台前，直接与日本法西斯主义政客沆瀣一气，甘当他们对华侵略的急先锋。日本战败后，大谷被列为战犯受到拘押，后借机潜回日本，于1948年病逝。其著作方面，除了本文主要论述的《孙子新注》之外，还有《大谷光瑞全集》13卷(1935年)、《大谷光瑞兴亚计划》10卷(1940年)、《世间非世间》(1931年)、《满洲国之未来》(1933年)、《台湾岛之现在》(1935年)、《光瑞纵横谈》(1936年)、《印度地志》(1942年)、《中支地志》(1944年)等，合计约30部(本)。
大谷的《孙子新注》创作于大正十四年，即1925年。全书分“序言”“注解”“结论”三部分。作为全书的主体，注解部分在参考《魏武帝注孙子》的基础上，对《孙子兵法》的内容从头到尾都做了相应的解释。总体来看，该书的注解方式可分为以下两种：
第一，单句逐一注解。比如对于《计篇》中的“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大谷解释为：“不具备此五德则不能为将。不具备五德而将兵，即使按照兵法中的意思行事，胜败也很难预料。所以，应该先有五德，然后遵从书中所说。”[12]5关于《作战篇》中的“夫兵，久而国利者，未之有也”之说，大谷的注解是：“久用兵就会导致国力不足。欧洲大战以来，无论战胜还是战败，双方都面临战后的困难，这就是此话的典型表现。”[12]14-15至于《形篇》中“死而复生，四时是也”的观点，大谷认为这是强调“正奇之变化及其循环无穷之应用”。[12]43如此种种，都是分别对完整的一句话进行解释说明。
如今社会，为求发展，更多的企业盲目的提升生产力，不计成本的加大投入，将更多的人力物力放到日常生产中，导致财会部门出现人手不足的现象以及管理者对财会工作监管不到位等问题，甚至还会导致正常财会流程的缺失，这些现象造成很多企业财务基础工作薄弱，账簿、各种原始凭证的严重缺失会对后期财会工作造成很大的影响，这些重要票据的丢失，会导致管理者对资金的掌控不到位，他们不能准确的了解当前资金使用情况，这会对企业接下来的规划造成影响，如果在公司日常发展中偶遇突发状况，还很有可能导致资金链的断裂，最后导致公司破产等严重后果。
1）钢管：采用外径Φ48mm，壁厚3.0mm的钢管。钢管端部切口平整，严禁采用气割或烧焊割端头，严禁使用有严重锈蚀、弯曲、压扁或裂纹的钢管。
限于篇幅，本文不可能一一列举，但是统观《孙子新注》的注解方式，无外乎上述两种。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大谷的《孙子新注》不同于传统寻章摘句式的文字训诂或简单的意思解读，而是在关键文句、段落的解读中大量列举近代相关战争、国际关系的实例，在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中形成了自己的特色。当然，这也是本文重点关注和探讨的地方。
二、关于近代战争的评述
如上所述，对近代战争，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评判，在《孙子新注》中涉及较多。1914年7月，奥匈帝国以“萨拉热窝”事件为由，在德国支持下向塞尔维亚宣战，随后，俄、英、法等欧洲多国相继卷入战争。此战争前后持续四年多，涉及30多个国家、15亿人口。日本方面为了进一步扩张自己在华势力，便以1902年缔结的“英日同盟”为借口对德宣战，继而迅速占领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大谷正好在以中国为中心的亚洲多国“放浪”，虽然他未在欧洲亲历战争场面，但在中国及其他亚洲国家的游历和他本身对国际关系的高度关注，使其较为充分地了解了战争对国际局势的影响。
《孙子新注》的开篇就对“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12]3的重要性进行了详述。 在大谷看来，这一句是《孙子兵法》一书的核心。对此，他指出第一次世界大战导致俄国发生巨变，德、奥两国因战败而失去昔日之强，英、法、意三国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创伤一时间已难以愈合。日本近来连胜中、俄，国运日盛，但也不可掉以轻心，才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样的评价，总体上符合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列强实力此消彼长的变化。对具体战事，大谷显然也有自己的认识，他借助对“其用战也。胜久，则钝兵挫锐。攻城，则力屈。久暴师，则国用不足”[12]12的解说，提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曾围攻凡尔登，然法军善于防守，致使德军急切之下未能攻取，终使德国战局不利。他认为，如果当时德国在法国边境采取守势，向东侵略俄国，俄国很可能被迫投降。这样一来，东进战略的成功便可获得物资供给，甚至可以压制印度，促使中国长久中立。然而德国却坚持在凡尔登等地死战，终于招致德国最后的败亡。关于“故君之所以患于军者三。不知军之不可以进而谓之进。不知军之不可以退而谓之退。是谓糜军”[12]28之说，大谷认为这句话是意在说明君主可能对军队造成危害的多种情况。对此，大谷列举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法、德、奥等国内对军事的干涉一再发生，致使不少次久战不成。因此，他主张一旦开战，就必须委任名将担当，然后给予其充分的信任，国内统治者不应一会疑虑，一会干涉。此外，“朝气锐，昼气惰，暮气归。故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惰归”[12]67作为《孙子兵法》中的名句，在诸如《三国演义》等后世小说创作中也有提及，此句可谓审时度势、把握战机的至理名言。日俄争夺青岛时期，日军往往在深夜和拂晓偷袭，趁对方在混乱不备时实现战争目的，正是对战机合理把握典型。
对日俄战争的论述，在《孙子新注》中也占有十分重要的位置。甲午战争之后，俄国伙同德、法对日上演了一场“三国干涉还辽”的闹剧，自此，日俄矛盾加剧。加之两国在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地区明争暗夺的加剧，日本因此积极扩军备战。1904年2月，日本首先发动袭击，拉开了日俄战争的序幕。其实早在1886年，大谷光瑞之父就曾派本派门徒多门速明到俄罗斯远东地区来探索在当地传教的可能性，借此实地踏查，了解情况。日俄战争期间，大谷曾派遣大量门徒充任从军“布教使”，主要任务是在战场上鼓舞士气、超度亡灵等，其目的则是协力日本的对外国策。因此，对日俄战争的总体情况，大谷本人确实有一定的发言权。他以日俄战争中的沙河之战为例，对《谋攻篇》中“故知胜有五。知可以战与不可以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12]30进行了诠释，尤其对日本以天皇为大元帅总揽军事、担任最高指挥的优势给予了充分肯定，也显示了他作为“天皇至上主义”者的一贯立场。接着，他指出沙河之战期间，日军首先在鸭绿江佯动，威胁俄国左翼，当俄军将注意力放到左翼时，日军从中线突进，加之后来乃木部队沿辽河北上，致使俄军首尾不能相顾而败北，完全符合《势篇》中“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12]41的精要。关于日俄战争的定性问题，大谷站在国家主义的立场上。对此，他套用《火攻篇》中“故明君慎之，良将警之，此安国全军之道也”[12]127的说法，宣称日本对俄作战，是因为日本外交受辱，而日本原是热爱和平的国家，绝非想轻动干戈。他声言，日本之所以能成为强国，正是因为谨慎用兵之故，将自己包装成被迫应战者甚至受害者。日俄战争是为争夺东亚霸权和在我国东北的利益而展开的一场帝国主义列强之间的战争，根本不存在日本被迫应战的问题。在后来的相关著作和文章中，他也常常故伎重演，将对华侵略说成是被迫举动。
之后，大谷继续将外在影响看作是日本当时所面临的重大“危险”。首先，他阐述了日本古代曾力挫“元寇”，明治时期又连败中、俄，但是近些年来，国民“勤俭尚武”的精神却变成了“仁弱主义”，这都是因为外交上“软弱”的影响。其次，他认为对华外交是失败外交，指出政治上中国处于“无政府主义”和“强盗主义”，因此经济上对华投资是“无谋”之举。[17]1923年，大谷发表《支那论》，成为其大正时期对外思想，特别是对华思想的集中体现。由于对中国国内“抗日”“排日”运动的不满和长期以来的国家主义立场，大谷污蔑中国是“中华匪国”，日美两国却争相“救济”中国，完全是“日美竞愚”的表现。最后，他提出中国“救济策”，其目的就是要让日本单独“指导”“救济”中国。[18]
三、关于国际局势和日本外交的论断
数据显示，截至12月26日，206只QDII基金平均收益率已经从三季度末的4.19%跌至-9.37%，其中82只基金的收益率由正转负，尤其是前三季度业绩排在首位的嘉实原油年内收益为32.11%，收益高于其他各类基金，是QDII基金最惹眼的基金。然而今年10月以来，原油市场持续大跌，让投资原油的QDII基金未能保住正收益。该基金今年以来亏损了12.25%，不禁令人唏嘘。
除了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和日俄战争的评述外，中国国内的军阀混战也是大谷关注的重点。袁世凯死后，国内各派军阀你争我夺，并为此发生多次大规模的军事战争。这一期间，日本为了更好地扩大在华权益，开始扶持国务总理段祺瑞，之后又暗中支持奉系军阀头目张作霖，并助奉系取得了第二次直奉战争的胜利。对于以“中国通”自居并长期旅居中国、关注中国局势的大谷来说，直奉战争的基本情况可谓了如指掌。第二次直奉战争时期直军战败，包括上级军官在内，不少军士都被编入奉军之中。对此，大谷认为这便是《作战篇》中“卒善而养之，是谓胜敌益强”[12]19的具体表现。此外，对于第二次直奉战争时两军都用机关枪在新招募的新兵背后督战一事，他则用《九地篇》中“投之无所往，死且不北”[12]110一语做出了解释。
大谷1925年发表的《孙子新注》显然继承了他大正初期以来的外交观和国际关系论，并在上述基础上继续延伸。关于此前的国际秩序和国际关系，大谷首先谈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缩问题。在他看来，以一纸空文来缔结和平正如朽绳捆大象，实在不可靠。接着，他依据“兵者，诡道也”之说，声称华盛顿会议规定的英、美、日海军比例为5∶5∶3，是日本未能提前预知各方局势而导致权益丧失的表现。在此基础上，他又引用“夫未战而庙算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况无算乎”的观点，提出：
第二，多句一起注解。《谋攻篇》中有言：“不知三军之事而同三军之政者，则军士惑矣。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三军既惑且疑，则诸侯之难至矣。是谓乱军引胜。”[12]30对此，大谷的解释是：“此乃详述上文。即不知军事而干涉之，所言必然不当。如果还发号不当施令，军士必然疑虑。一旦他们疑虑，战则必败。故曰‘乱军引胜’。‘引’者夺也，所谓‘引胜’，就是从自己手中夺取胜利。”[12]30关于《虚实篇》中“吾所与战之地不可知。不可知，则敌所备这多。则敌所备这多，则吾所与战者寡矣”[12]53的说法，大谷注解为：“我方准备发动战争的地方不能让敌方知道，如果让其知道，对方就有各种防备。一旦防备，他们的兵力就不会分散。欧洲大战初期，德国用内线作战的方法屡屡打击俄、法两国，便多少符合这一道理。特别是俄、法两国相隔甚远，不能互相救援，故而陷入大难。”[12]53诸如此类，基本上都是对两句、两句以上甚至一整段内容进行分析说明。
大谷借《孙子兵法》中的相关理论，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军缩问题颇有微词，并延伸到了对日本外交的批评。关于军缩问题，在这里大体上可以分为两方面，一方面来自“华盛顿体系”的硬性约束，即外部原因；另一方面则来自日本自身的调整，即内部原因。需要说明的是，前者主要是由于战后日本在华利益的膨胀使远东地区的局势发生变化，引起了美国的警觉和顾忌，于是在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确立了“门户开放”的原则，否定了日本在华“特殊权益”，次年缔结《华盛顿海军军缩条约》，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日本在远东的影响和对华扩张的步伐。至于后者，固然受到大正民主运动掀起的军缩舆论热潮和战后国内经济萧条的影响，但更主要的是和当时陆军对军事装备近代化的迫切需求密不可分。1924年加藤高明内阁成立后，宇垣一成出任陆相，开始酝酿并推行“军备缩小案”，即后来的“宇垣军缩”。不可否认，大谷所批评第一次世界大战军缩问题只不过是一纸空文，倒也间接地说出了列强之间缔结协约的实质。他反对日本接受军缩，无非是其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亚洲事务应由日本这个“东洋盟主”来主持的“亚细亚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即日本应以实力为后盾，才能支撑其“东洋盟主”的地位。但是作为在野文人，大谷要么对日本政府的军缩欠缺全面认识，要么有意掩饰军缩的本质。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的军缩之举，虽然不容否认地受制过欧美列强的压力，但也在很大程度上出自当时日本军事转型的必要。尤其是“宇垣军缩”，看起来确实缩减了不少兵团、联队司令部等机构和兵员，减少了大量军费开支，实质上则借机制定了八年的军备扩充计划，集中力量发展飞机连队、高射炮连队、战车队，建设通讯学校、工兵学校和陆军科学研究所，加紧军队的现代化更新，加快了国家总动员的步伐。
欧洲大战以后，我外交无不失败，就是未能“庙算”之故。就连庙算有无，都不能不怀疑，恐怕根本就是无算。若有算，也只是误算。最近外交虽有改善，但并非外交当局多算，而是和我国有关系的国家，比我国更加无算。不仅仅是庙堂上的外交，今日我国在各个方面，都是雷声大雨点小，至于“计”“算”，则几乎不加瞻顾，故而一事无成。[12]9-10
由相关性分析结果可知，和消费者图片评估水光感的结果具有显著相关性的参数有：专家视觉评估皮肤光泽度、皮肤粗糙度、色斑明显程度；仪器评估L值、a值、ITA值、R0值、R3值、SESC值、VOLUME值。
1914年“疑狱事件”[注] 主要指大谷因组织“中亚探险”，建立私家别墅和武库中学以及在甲午战争、日俄战争期间协力战争导致负债甚巨而被追责，之后被迫辞去本兼各职。 之后，大谷开启海外“放浪”之旅，其间频繁发表关于国际局势、日本外交的看法。他的《放浪漫记》除了山水之乐的记载外，还包括建议日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应对国际局势，进而使日本利益最大化的问题。1917年3月，大谷发表《帝国之危机》一文，声称日本当前面临内忧外患的问题。其中，“外患”是指美国不仅禁止日本移民，还扩大本国海陆军来压制日本，大有侵凌之意，这是公然与日本为敌。对此，日本政府却傲慢不备，反对扩张军队。另一方面，中国已经无法以大国自存，且屡遭列强蚕食，国内骚乱不止，已成东洋和平之大患。作为邻国，日本却未能积极干预。于是，他提出了“亚细亚主义”，认为是治理日本“外患”的良方。[13]同年4月，大谷撰写长篇大论《慨世余言》，扬言其毕生之努力就是要将“小日本”变成“大日本”。然而要成为“大日本”，当前则面临内外两方面的阻碍。其中，内在阻碍就是本国外交的局限性问题，外在阻碍源于欧美、中国的“嫉妒”以及“中日亲善”的立场。[14]1919年，巴黎和会期间，大谷密切关注谈判的进展，并在五四运动前夕发表《帝国的危机》，批判近几任日本内阁的对华“亲善”外交和日本民众对外交的漠不关心，意在着力强调对华外交应以“谋求增强我帝国之实力”[15]为着眼点，使中国不敢要求收回权利，即推崇实力和强力外交。1920年出版的《大势逆行论》卷首，大谷题写了十三首汉诗，其中第八首“圣代何时闻九韶，凤鸾不到宿鸱枭。藉君欲语西邻事，桀犬至今犹吠尧”[16]1。看似简单，却清楚地表现了他对当时国际局势的看法及对日本外交的间接批判。诗中“凤鸾”暗指日本，“鸱枭”指代欧美，即由于中国缺少日本这个“凤鸾”的干涉，致使国内到处都是欧美这种“鸱枭”的势力，而且还污蔑中国对日本的态度却是“桀犬吠尧”，不知好歹。《大势逆行论》的正文，他直言“近来我国朝野崇尚仁弱之风，忘记了祖先尚武传统，低头屈膝以讨支那之欢心。”[16]125
除此之外，大谷在《孙子新注》中之所以多次提及对日本外交的不满，还和“大正民主”期间日本数任政府采取的外交政策有关。1918年原敬组阁之后，十分侧重与中、美等国的“协调外交”，此后这种外交方式延续多年。1924年加藤内阁任用币原重喜郎为外相，“币原外交”也以“协调”为主，重在以柔性策略保障日本利益的最大化。直到1927年陆军首脑田中义一组阁之后，对华外交才由“协调”转向强硬。对大正以来越发主张对外强硬的大谷来说，对“协调”外交深感不满就不难理解了。在《孙子新注》“结论”部分，大谷进一步提出：
我才疏学浅，然而敢于著此书者，绝非以章句之义，探究支那古文之学。若如此，交由专门的硕学之士即可。不肖欲以此书，告知我帝国之国民，将来要使我帝国成为“上兵伐谋”的大国。现在，我帝国政府当局者及政事相关之人，皆不知此书之精髓，国民亦然。故使人读之、知之、学之，然后以此为准，以此为规矩，以此为法定立外交大策，纵使列强来临，然我国威之彰显，岂非易事？
①根据书中的讯息（书名、序言、目录等），对书籍进行初步分类（是小说类的，还是论说类的？是论说类中实用性的，还是理论性的？）以便决定你的阅读目的。
夫刀光剑影者，下策。在谈笑樽俎之间定伐谋之胜利，乃是上兵。“古之善战者，胜易胜者也。故善战者之胜也，无智名无功勇”之说，即为此理。所谓善战，并非依仗刀剑，必以谋而屈人之兵。外交之要谛便在于此。国民皆曰外交无能。外交当局当有为时而不为，何时才能行？[12]141
由此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华盛顿体系对日本的约束，尤其是军缩的限制以及日本历任内阁“协调外交”的推进，在大谷看来都是日本外交的“无能”。加之中国在20世纪初期连续发生的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各类“抗日”“排日”运动，也成为大谷主张对华强硬的借口。后来在《孙子新注》中，大谷更是多次提到日本如何运用谋略更好地侵略中国问题。比如，他在解释“散而条达者,樵采也。少而往来者，营军也”时，就指出“支那北方干燥风急，故飞尘远飏，以远望探测为佳；江南乃湿润之地，便没有上述问题，故可用飞机侦察。”[12]84可见，无论是对近代战争的评述，还是对国际关系、日本外交的观点，其目的始终不变，那就是：
我再三劝告读者诸君，定要吃透此书的深邃，而不要拘泥于章句的解义。如此一来，使皇威照耀于八纮，国运兴盛于千岁之术，便可跃然纸上。若以此行事，百千之中不出一二谬误，此所谓胜易胜也。故我不知深浅而著此书，是为诸君推荐。[12]142
如上所说，大谷著《孙子新注》的目的，并非是寻章摘句、文字训诂，而是想借此告知日本国民，同时间接地告诫日本政府，应懂得“上兵伐谋”的道理，即主要以外交谋略来谋取本国利益，同时以武力为强大的后盾，以便使“皇威照耀于八纮，国运兴盛于千岁”，实现日本对整个亚洲乃至世界的统治。大谷作为日本国民，从国家利益出发本身并没有问题，其对部分相关问题的解释，也能够就事论事。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大谷在《孙子新注》中对近代战争的评价及国际秩序的分析其立场、出发点和归宿，其最终目的都旨在宣扬自己的“国家主义”“亚细亚主义”乃至“大日本主义”。大谷关于日本对华外交的批评，表面上看确实是对日本大正时期对华外交的不满，但在本质上而言，二者殊途同归，都是为了服务于日本对外政策，追逐本国最大利益而不惜牺牲其他国家的利益。
参考文献：
[1]苏桂亮.《孙子兵法》研究在日本[J].滨州学院学报，2005(5)：151-158.
[2]吴荣政.论《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与影响[J].广西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3)：93-96.
[3]江新凤.日本的《孙子兵法》研究[J].滨州学院学报，2014(5)：73-78.
[4]付红红.日本《孙子兵法》研究百年综述[J].滨州学院学报，2014(5)：79-83.
[5]熊剑平.日本的《孙子》研究[J].军事历史研究，2011(2)：173-177.
[6]熊剑平.日本对《孙子兵法·用间篇》的研究与运用[J].滨州学院学报，2011(2)：27-30.
[7]高殿芳.《孙子兵法》在日本的传播源流简述[J].日本研究，1988(4)：58-59.
[8]朱玉红，尹国俊.从《孙子兵法》热透视90年代日本企业国际竞争策略[J].现代日本经济，2000(4)：23-27.
[9]王敏.日本企业文化优势与《孙子兵法》[J].企业文化，2002(2)：27-28.
[10]高婧.《孙子兵法》在竞争情报中的应用研究[D].哈尔滨：黑龙江大学，2014.
[11]邬进平.以孙子情报观看甲午战争中日本对华情报工作[J].滨州学院学报，2013(4)：17-21.
[12]大谷光瑞.孙子新注[M].汤浅邦弘,监修.东京:大空社,2014.
[13]大谷光瑞.帝国之危机[J].中央公论，1917(3)：1-30.
[14]大谷光瑞.慨世余言[M].东京:民友社,1917.
[15]大谷光瑞.帝国的危机[M].东京:民友社,1919.
[16]大谷光瑞.大势逆行论[M].东京:民友社,1920.
[17]大谷光瑞.危险思想论[M].东京:民友社,1921.
[18]大谷光瑞.支那论[M].东京:民友社,1923.
On Modern Wars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Japanese Diplomacy ——Centering on Ootani Hikarumizu’s New Annotation of Sun Tzu
FAN Hong-tao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China ))
Abstract ：In Japan,The Art of War has been focused on,studied and employed for a long time.The New Annotation of Sun Tzu written by Ootani Hikarumizu,a China Hand,focuses on modern wars,especially the analysis of the First World War and extends to his opinions on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Japanese diplomacy during Taisho Period (1912-1926).Ootani Hikarumizu’s New Annotation of Sun Tzu ,to a large extent,just represents his own academic ideas and has much distortion and assumption,and the purpose is not purely academic interpretation of The Art of War from the angles of literal exegesis and words explanations but the publication of his own Japanese nationalism position in the form of so-called “new annotation” and view on China,which can be used to incite the masses and influence Japanese diplomacy.
Key words ：Ootani Hikarumizu;New Annotation of Sun Tzu ；The Art of War ;modern wars;international situation;Japanese diplomacy
收稿日期： 2018-11-2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方学’体系建构与中国的东方学研究”(14ZDB083)
作者简介：
范宏涛(1986—)，男，陕西富平人，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东方学、中日比较文学研究。E-mail:263032886@qq.com
中图分类号： E 892; K 304
文献标识码： A
DOI : 10.13486/j.cnki.1673-2618.2019.01.004
(责任编辑：许 金)
标签：大谷光瑞论文; 《孙子新注》论文; 《孙子兵法》论文; 近代战争论文; 国际局势论文; 日本外交论文;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