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关系的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毛泽东思想论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文,理论论文,关系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1](P11) 由此，本文想就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关系谈些看法。因为十七大以后，它成为人们议论的热门话题之一，其核心是对毛泽东思想主要是其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及其实践的评价。过去流行的说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薄一波语）还能否成立？有人在因特网上发文明确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应该包括毛泽东思想。笔者在此力图回答这些问题。
一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最重要经验之一，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形成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程中的重大成果。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开端，既包括中国革命理论，也包括社会主义建设理论。那么，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既没有将毛泽东思想从总体上纳入其中，也没有具体指明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我们知道，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关于中国革命准确地说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它是毛泽东思想当中逻辑最清晰、最完整，内容最系统、最成熟的部分。与之相比，社会主义建设思想则没有那样系统、完整，有些只是确立了大原则，并没有展开论述，有些仅是思想火花，并非经过深思熟虑。1981年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在界定毛泽东思想的关键性表述中讲“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2](P773) 这表明，革命理论构成毛泽东思想的主体是共识。当然，也不否认毛泽东思想中有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决议》在概括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时，第二个部分讲的就是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过，该部分内容明显薄弱（不是指文字数量而是指理论内涵）。在列举集中体现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重要思想的著作时，仅举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和《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P775) 这和阐述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的经典著述不胜枚举形成鲜明对照。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指导下的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事业的成功，充分验证了这一理论。而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虽然其意义不能低估，但毋庸讳言，其在实践上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例如，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丰富。可是在毛泽东时代，大部分时间这一思想没有发挥实际作用。正是在严重混淆敌我的反右派斗争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正式发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中，对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也没有停止过。再如，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原则下，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思想，也没有得到完全贯彻。在毛泽东时代结束的时候，中国的产业结构是畸形的，重工业特别是与军事工业相关的重工业一马当先，飞速发展，而农业、轻工业长期跟不上，发展十分缓慢，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明显改善，继续下去中国社会主义前途堪忧。所以，十七大报告中讲我国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当然，“失之桑榆，收之东隅”，正因为毛泽东时代优先发展重工业，所以才奠定了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必需的工业基础，才有中国后来在航天等领域的巨大成就等等）。[1](P9) 又如，毛泽东提出著名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可是毛泽东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单一和沉闷恐怕是不争的事实。毛泽东吸收苏联理论界的探讨成果，提出社会主义分为不发达的和比较发达的两个阶段的战略思想，然而毛泽东时代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举措可谓尽人皆知。如果我们愿意，类似的例子可以继续举下去，但我想这已经能够说明问题了。当然，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没有得到充分贯彻，主要是因为当年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没搞清楚。阶级斗争的惯性思维、对战争危险估计过于严重等也是制约因素。问题是，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理论，同自1957年开始持续20年之久的“左”倾错误理论相比，显然不占主导地位，否则，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就不会有那么多的弯路。此外，这些理论不可能完全脱离当年整个的思维和理论框架，很多情况下它们是纠结在一起的，把它们做出一种过分机械的划分，正确的一切正确，错误的一无是处，或者换句话说进行简单、抽象的肯定或否定均没有充分的说服力。这就需要一种客观、严谨的分析，这正是下面要做的。
二
对于毛泽东思想中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要历史地加以分析和评价，而不能认为可以直接应用到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来。就拿新中国建立后毛泽东最系统最富理论性的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来说，一方面，应肯定其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和发展，它所反映的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力图尽快完成由革命者向执政者角色转变的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该理论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毛泽东放弃了阶级分析和阶级斗争的思维与思想。实际上，阶级分析特别是阶级斗争理论依然根深蒂固于思想深处，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共处一体。这就能够解释为什么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提出后不久，便很快回到以阶级斗争观点审视社会关系、社会矛盾、社会问题的旧思维轨道上来。事实上，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前提是两类矛盾，两类矛盾的依托概念是“人民”和“敌人”的二分法。而“人民”和“敌人”是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下的政治概念。这一概念对于革命党是十分必要和重要的。所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无产阶级（通过共产党）执掌政权后，与“人民”和“敌人”的二分法相联系的最重要概念之一是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即对人民实行民主、对敌人实行专政。按照习惯的解读，专政是与镇压、暴力密切联系在一起的。不能否认，专政与法治存在内在紧张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说，专政有一种冲破法制或制度约束的本能要求。新中国建立后，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每当强调专政作用的时候，往往是法制遭到破坏起码是不起作用的时候，是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时候。这一历史事实值得我们深思。也就说，只有改变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树立“依法治国”的执政理念，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才可能发挥其能够发挥的作用。否则，以为有了这一思想就可以带来正常的国家政治生活，是不可能的。而“依法治国”更需要“公民”这一概念（当然，这里不是否定“人民”概念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如此才能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更需要认识到国家政权的公共权力特征（当然，这里也不是要否定国家政权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这一马克思主义原理，而是说与此同时要看到国家政权的公共权力的一面）。上述分析旨在说明问题，而不是一味苛求前人。任何个人和政党都不可能阻断历史经验的延续，都摆脱不了习惯思维和做法。而阶级斗争和革命思维构成的“路径依赖”是一个复杂的历史和社会现象，对此，需要客观、缜密的分析。
毛泽东思想中有关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类似情况并不少见，如“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毛泽东当年的阐释和我们今天从字面上的理解还是有很大区别的。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一方面，对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总方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是明确的；但另一方面，却又未能从文化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出发来深入地论证之，例如，从文化的源泉——社会生活的多样性、文化创作的主体——知识分子的独创性劳动、文化服务的对象——人民群众需求的丰富性等角度来论证。考察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可以看到，他的一个重要理论出发点是认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各种各样的矛盾，“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暴露矛盾和解决矛盾的有力工具，特别是在思想领域。由此出发，他特别强调“双百”方针所具有的思想教育功能、斗争功能和除“毒草”的功能，偏重于从对立统一规律出发，阐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过程中，真理、香花、真善美总是在同谬误、毒草、假恶丑做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并最终战胜后者的；强调在“双百”方针实施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要敢于并善于同各种非马克思主义思想作斗争；强调实行“双百”方针，就是用说服的方法、自由辩论的方法，而非粗暴的方法，向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进行长期的、耐心的、细致的马克思主义的宣传，以克服他们当中程度不同地存在着的唯心主义思想及其他非无产阶级思想。从真理论的角度看，从思想政治教育和道德建设上看，这些论述是有价值的。但问题是，这种认识对于处理复杂的文化问题又显然过于简单、机械了。它表明毛泽东等人的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囿于是与非、正确与错误、真理与谬误的两极对立中，追求谁胜谁负的结果，其哲学基础是一元真理观。
我们再举一个经常被人们提起并给予高度评价的例子，即《论十大关系》中阐述的关于中国经济建设和工业化道路的思想。毛泽东提出的充分利用沿海工业已有优势支援内地工业，通过发展经济带动国防建设，统筹兼顾国家、生产单位与生产个人的利益，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等思想，作为大原则有长远的指导意义。但是，不能忽略毛泽东谈这些问题的特定时代背景和具体指向，那就是抗美援朝战争发生后，出于中国东南沿海容易遭受攻击的考虑，“一五”计划的投资重点在东北和内地；同时国防工业发展速度过快，与国民经济实力不符；单一公有制确立后，忽视生产单位和生产个人利益的现象比较普遍；高度集权的经济管理体制束缚着地方因地制宜搞建设，等等。毛泽东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并在农业、轻工业和重工业的协调发展中实现工业化的思想，其意义也主要是历史的，面对的主要是当年中国贫穷落后的状况、较为单一的产业结构、尽快建立强大国防的目标追求等。而中共十六大明确概括的新兴工业化道路，则主要是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在复杂的产业结构中，在日趋严峻的资源、环境压力下力图走出一条科学发展之路。前后两种关于工业化道路的思考，没有理论上的直接关联。
其他，如毛泽东提出的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法则等思想，其实都是有严格前提和特定背景的（毛泽东讲的商品生产是单一公有制基础上的、主要限于生活资料领域的商品生产，并且他反复说明我们的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的不同，不会导致资本主义。显然，这和我们现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多种所有制结构基础上的、几乎涵盖了所有生产领域的商品生产是有区别的；毛泽东讲价值法则的前提则是社会主义实行计划经济等），它们在社会主义思想史上的理论意义不能否定，但是绝不能简单地抽象地谈论和肯定。
对于思想遗产必须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我们需要理解前人的思想与行为，并在此基础上给予实事求是的评价。但我个人认为，在解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上，目前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是脱离特定思想背景、历史背景抽象地加以关联，把毛泽东思想中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理论当代化或当今化，赋予其并不具有的意义。例如，报纸杂志上时常出现这样一些诸如以毛泽东改革开放思想、毛泽东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为题目的论文。对此，我深不以为然。一种理论、一个概念或范畴，均有其特定的思想体系支撑，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和问题意识，有标志性的内容，绝不能泛化。例如，我们日常谈论的改革开放实际上是特定指称，它只有在中国经历自我封闭20年后，在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弊端充分暴露之后才会有，而且是以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特区或开放区、大规模吸纳外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市场经济、国有企业产权制度改革等一系列重大举措为标志性内容的。不能因为毛泽东讲过要学习其他国家的一切长处（其实这属于常识，谈不上创见。一个理性的执政者恐怕都有这种认识）、要适当扩大地方权力等思想，就说他有了改革开放思想。再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是在中国改革开放将近30年之际，在与改革开放相伴而来的社会问题如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收入分配差距过大、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等等，已经不是暂时性的而是必须长期面对的问题之际提出的，它是要在改革开放形成的新的社会结构、社会关系、社会利益格局的基础上，在阶级分析与阶级斗争理论之外另辟蹊径来认识和处理社会问题，在承认差别承认矛盾、在妥协与共识的基础上，实现社会公正、安定有序同时又充满活力，达到一种新的不同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统一、平等、平均的新的良好的社会状态。不能因为该理论吸收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思想，就去毛泽东那里解读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思想，这就把一个富有时代感的特定概念泛化了，是一种非历史主义的态度。当然，一个新理论不可能凭空产生，它总要吸收以往理论中的思想因子，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毛泽东思想同属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那么后者从前者吸收思想营养更是顺理成章。割断历史联系，无限拔高某一理论的创新或独创性，固然不对，但绝不能因为某一理论吸收了以往理论中的一些思想因素、提法、论点，就拿当今的概念硬往前人思想上套，努力去挖掘其中的微言大义，硬拼硬凑，这种过度阐释很难产生说服力。
三
对于理解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之间关系的关键，恐怕是对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理论与实践的总体评价。这里首先需要辨析一个概念，即“中国特色”。“中国特色”是一种总体评价，也就说要在整体上形成富有特点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国特色”需要参照物，否则无从谈起。那么，这个参照物无疑主要是以前苏联为代表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摆脱了苏联模式，形成举世公认的中国模式，这一点应该没有疑问。而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均没有冲破苏联模式，当年所做的只不过是在苏联模式内避免或克服已经暴露出来的弊端而已。下面我们将展开论述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于时代和历史的局限，一度有过大体上说来是照搬苏联经验和做法的时期。自1955年冬天开始，毛泽东对此有所批评。1956年春天，他又明确提出“以苏为鉴”的口号，也就是说要避免或克服苏联模式已经暴露出的问题。他还提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3](P9) 此后，在历经20年的探索中，毛泽东提出和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特别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关于中国工业化道路的理论，以及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尊重价值规律等思想。这些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起点。从实践上说，经过20多年努力中国建立了一个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特别是打下了国民经济发展的重工业基础。当然，20年探索也有曲折和失误，这主要表现在经济建设上急于求成，其极端是“大跃进”，要“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政治上“以阶级斗争为纲”，其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带来十年动乱。这些失误为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历史的教训和借鉴。从某种意义上讲，正是20年探索累积的经验教训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全面启动做了历史铺垫、提供了重要性与紧迫性的历史证明。
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应该得到尊重，问题是它是否具备冲破苏联模式的意义。这里首先要搞清苏联模式的内涵。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究竟什么是社会主义或者更准确地说什么是科学的社会主义，长期以来困扰着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无疑，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未来社会主义的描绘或设想，构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然而，他们的设想主要是在经济方面，这和他们的唯物史观是一致的。例如，提出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有计划地组织生产；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总量，“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4](P633) 实行按劳分配等等。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社会主义的原则设想，是作为对他们所生活的那个时代也就是19世纪资本主义的制度缺陷的校正物提出的。换句话说，19世纪资本主义已经充分暴露出的矛盾和弊端，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设想未来社会主义的依据之一，否则难免堕入空想。自19世纪以来，整个世界包括资本主义世界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如果马克思恩格斯仍然在世，他们也会根据时代和实践的变化而调整他们的某些设想和结论的。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世时就一再强调，他们的理论是活的行动理论而不是一成不变的教条，不是先验的一劳永逸的有关未来社会的详细蓝图。正如邓小平所言：“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5](P291)
列宁领导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但由于列宁去世较早，所以没有形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系统理论，只提出过一些原则设想，如“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6](P520) “共产主义就是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等。[7](P156) 我们日常所讲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当然是斯大林时期形成并在斯大林身后延续了数十年的“斯大林模式”。如果我们对这个模式加以高度概括，其主要内容和突出特征是：单一公有制；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无产阶级专政；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追求政治正确的单一文化。[8] 以这个模式为参照，看一看毛泽东时代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有没有冲破苏联模式便一目了然了：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从社会向国家集权，从地方向中央集权，从政府向党集权；一元化的意识形态和追求政治正确、“灵魂深处闹革命”的文化与道德建设。这些无法否认的特征和苏联模式并无二致，甚至在某些方面某些时候比苏联模式还要极端，如党的一元化领导、一元化的文化建构等，如此便很难称为“中国特色”。
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及其指导下的实践，已经冲破苏联模式、形成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经济形式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的多种分配方式共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三者有机统一思想指导下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稳步推进；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形态地位、大力倡导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同时，承认大众价值取向的多元存在，认可弘扬主旋律下的多元文化发展；以及社会自主空间的逐渐生成（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包括中国和苏联在内，国家扮演全能者角色，因而在某种意义上社会在国家面前消失了）等等，所有这一切均是对苏联模式的突破，同时是新模式的生成。由此不难看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毛泽东思想的分立是合乎实际的界定。
此外，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构成部分看，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无论从所处时代（及对“和平与发展”的时代特征认识）的连续性上看，还是从理论主题上来看，确属于一个体系，一脉相承，这个“脉”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其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基干内容继承性和连续性很强，如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本质和根本任务理论，市场经济理论，改革开放理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和分配制度理论，“一国两制”与和平统一祖国理论，和平发展理论等等，它们基本上是在邓小平理论中成形或奠基，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中进一步丰富和发展。当然，也有许多内容阶段性和创新性较强，换句话说，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有各自的侧重和创新，否则就没有必要分列了。如执政党建设理论特别是执政能力与执政经验问题，主要是从“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开始特别突出的。再如，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等重大战略思想，则主要是胡锦涛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着重阐发的。当然，不管是连续性、继承性的内容，还是反映时代和实践发展的阶段性内容，都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同时又富有中国特色。
而毛泽东思想就其所处时代（及对时代特征的认识）和理论内容而言，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直接联系很弱。毛泽东时代的中国正是东西方冷战的高潮期，战争与革命是当年中国共产党人对世界局势的主要认识，反对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是中国的主要对外方略。而且毛泽东思想中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思路，与我们上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思考和回答，很少有共鸣或者思考对象的一致或重叠。所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可以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而很难将毛泽东思想纳入其中。自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始于毛，成于邓”的说法，就需要修正或加以限定、重新解释才能成立。
任何一种思想或理论都要受到时代和实践的制约，要求毛泽东思想中有反映20世纪80年代以后时代的内容是苛求；同样，千方百计地力图从其中解说当代才有的思想也是荒唐的。同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不可能一劳永逸地解决日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所有问题。所以，十七大报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一个开放的不断发展的体系，将随着时代和实践的演进而不断调整、不断丰富。
四
毛泽东思想没有被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不影响其历史地位，更不会导致对它的贬低。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讲：“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1](P7) 这是对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为代表的那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地位与作用的高度评价。没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之后的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民主政治制度便难以建立和巩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便不会确立；马克思主义的主导意识形态地位也难以确立和巩固。没有这些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制度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便失去了根基和前提；没有毛泽东那代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艰辛探索和经过数十年努力建立的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改革开放便会失去立足点或启动的平台，所有这些都必须给予充分肯定。
另外，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都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如人们最熟悉的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等等，构成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哲学基础、方法论基础和立论出发点。尽管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具体内容不同，但都属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话语系统（而不可能属于自由主义或者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这一点连西方大多数政治家和学者都是认可的。况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还吸收或继承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某些具体内容，更重要的是继承了其活的灵魂——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实事求是，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从这个意义上说，毛泽东思想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脉相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对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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