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经济学与人口可持续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可持续发展论文,贫困论文,经济学论文,人口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人类的进步，从总体上讲必然带来更多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但由于不平衡发展规律，相对贫困又不断转化为绝对。因此，消除贫困就成为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重大课题。中国要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人口经济学家就必须对贫困经济学加以研究。
一 人口可持续发展的第一理论：贫困经济学
西方发达国家从实际应用的角度，创建了众多的经济学理论。但是，这些经济学大都属于“富人经济学”，几乎很少涉及解决穷人贫困的问题。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W·舒尔茨却是例外。这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在1979年领奖时曾发表了一篇演讲，提出了“穷人经济学”。1950年，舒尔茨发表探讨贫困问题的文章《农业内部贫困的反映》和《一项经济进步之损失的再分配政策》（注：[美]舒尔茨《一项经济进步之损失的再分配政策》，《农业经济学杂志》1961年第8期。），另外在《劳动力和农业人口》（注：[美]舒尔茨《劳动力和农业人口》，衣阿华州立大学出版社1961年版。）中也谈到了贫困问题。60年代以来，根据一些发展中国家战后经济发展情况，有人强调农业的重要性，主张从重点改造传统的农业着手，实现“绿色革命”来解决贫困问题。1965年5月，《美国经济评论》第40卷发表了舒尔茨的重要文章，题目叫《贫困经济学》（一位经济学家关于对穷人投资的看法），他认为：“虽然经济学家们已经对经济稳定和经济增长作了大量的分析研究，但在经济学中却仍然缺乏带有理论色彩的贫困问题的专门研究，也没有提出解释有关贫困的一些重要经济问题的经济学假说。经济学家没能形成一种理论以指导有关贫穷状况的组织和分析工作。倘若必须要指责什么人的话，应当批责经济学家，因为他们没有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注：[美]舒尔茨《论人力资本投资》，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90年版，第54页。）。在这里，舒尔茨已明确提出经济学家应将关于贫困问题的理论纳入经济学的研究范畴，建立专门研究贫困问题的理论性学科“贫困经济学”，这一重大课题提出本身，就是对新学科的重大贡献。舒尔茨关于贫困经济学的富有创见的重要思想，为中国经济学界开拓贫困问题的理论研究，提供了极其重要的启示。
在研究贫困问题的当代西方著名学者中，最有代表性的经济学家当推冈纳·缪尔达尔了。缪尔达尔自40年代起转向制度经济学研究，成为新制度主义的代表人物，着重从社会平等角度研究经济发展问题。缪尔达尔于1968年出版了他的里程碑式的3卷本巨著，《亚洲的戏剧：对一些国家贫困的研究》，对南亚不发达国家状况进行了详尽的分析；《世界贫困的挑战——世界反贫困大纲》则为《亚洲的戏剧》的姊妹篇；1957年伦敦达克沃恩出版公司出版了他的《经济理论和不发达地区》，1958年在美国出版时书名为《富国和穷国》。1969年3月，他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家学术研究院以“富国与穷国：70年代的发展战略”为总题目作了三次讲座。可见，贫困经济学的开始不过是近30多年的历史，远远滞后于传统经济学的典型代表——政治经济学。
其次，从贫困理论的提出来看，最早也可以追溯到英国资产阶级庸俗政治经济学鼻祖马尔蒴斯的《人口原理》，该书于1798年匿名出版。马尔萨斯根据虚构的“人口规律”，断言工人的工资水平取决于人口数量。马尔萨斯认为，工人的工资水平和生活状况随人口的增减而进退，周而复始地反复下去。从时间上看，马尔萨斯在《人口原理》中提出的关于贫困问题比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提出的生产力理论早120多年。
马克思在分析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建立了自己的贫困理论。马克思在巨著《资本论》中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有机构成随着资本积累的增长而提高，用于购买生产资料的不变资本相对地增大，用于购买劳动力的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可变资本相对地减少，从而雇佣工人也相对减少，因而不断地产生出一个相对的超过资本增殖所需要的过剩人口。这个过剩人口不是同生活资料相比而成为绝对多余的人口，而是同资本积累相比变为过剩的。马克思写道：“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注：马克思《资本论》（卷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3，第692页。）。
发展经济学作为一门新兴学科，所涉及的贫困理论问题研究取得了新的进展，以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问题为研究对象的各种经济理论和政策思想不断出现。50年代初，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纳克斯在《不发达国家的资本形成问题》一书中，系统地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存在着一种“贫困恶性循环”理论，以解释低度发展国家的经济为什么长期停滞不前。有两方面含义：其一，资本的匮乏造成了低水平供给，又造成了低水平需求，从而突出了资本在消除经济停滞、促进经济增长中的特殊地位。其二，第一个循环侧重资本存量、收入和储蓄三个主要环节之间的联系，第二个循环侧重市场容量、收入和投资三个主要环节之间的关系。把两个循环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即使有了投资引诱，也缺少储蓄可以用来投资；同时，即使有了储蓄，也缺少投资引诱足以消化储蓄。这两个循环很难打破，更难由向下的循环转变为向上的循环。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贫困和经济停滞难免，因而对穷国的发展前景持相当悲观的态度。
二 贫困经济形成的第一外部因素：自然与历史
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既应有历史的回顾，又应有现状的客观描述，但更重要的还是应对导致贫困的成因进行系统分析，以求找到破译贫困的“密码”，研究和制定脱贫致富的良策。
1.自然原因
自然条件差是造成贫困地区贫困的前提性原因。就中国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其一，区位上的边缘性和山区内的分散性。据有关资料，目前国家和省定的600个贫困县，绝大多数地处与邻国交接的边界上或省区之间的边界地区，地势险峻且多远离中心城市。这种区位边缘性的影响，又由于贫困县内人口和经济活动空间的高度分散性而被进一步放大。其不利影响有四：一是任何连接贫困地区与中心城市的基础设施建设所需投资十分巨大；二是县内的教育、卫生和能源等设施难以形成经济规模，建设设施利用率不高；三是社会经济活动的交易费用高，限制了正常活动的进行，严重影响贫困地区商品的竞争能力；四是由于不发达地区的边缘、分散和贫穷，人才难招进，分配的人才难留住，即使拥有丰饶的资源，也难以摆脱贫穷的困扰。
其二，地形的复杂性和气候的恶劣性。我国西部地区地势较高，高山、高原多，共有山区、半山丘陵县601个，占全国39%。这些地区海拔大多在1000米以上，有的高达3000米以上，除云贵高原外，多属于干旱半干旱农牧区。西北各省区年降水量在400毫米以下大都存在干旱危机。干旱缺水是西北地区长期贫困落后的主要原因之一。西部地区的开发不仅受水制约，而且受恶劣气候影响。除西南省区外，大部分地区年积温在摄氏2000～3000度以下。植被差、森林覆盖率低，特别是宁、青、新三省区覆盖率只有0.3～0.9%，干旱和风沙威胁很大，沙漠化日益加剧。与此同时，西部地区的水土流失也很严重。据估计，黄河平均每年输沙量为16亿吨，长江5亿吨，大部分来自西部地区。该区水土流失面积占全国水土流失面积的40%。不利的自然条件，不仅影响了本地区农牧业生产发展，也使长江和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受到不利影响。
2.社会历史原因
对贫困地区的原因分析不能割断历史联系。解放前，由于种种原因，各少数民族处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如布朗、独龙、怒、佤、赫哲等少数民族仍残存某些氏族公社遗迹，生产工具相当原始、简陋，铁制工具不足，木制、竹制、石制和骨制工具同时并存，“刀耕火种”仍是主要耕作方法，物物交换占主导地位。部分彝族、珞巴族停留在奴隶制社会，藏族大多封闭在农奴制社会形态，手工业没有从农业中分离出来，无专门从事商业活动的商人。建国后，少数民族从不同的社会形态向社会主义过渡，生产关系发生了根本变化，然而后进民族地区却有相当多的群众仍然保持与原来相去不远的生产力水平，沿用古老、落后的生产工具，有些民族地区甚至还保留着刀耕火种的生产方式。近50年来，国家在人力、物力和财力上给予后进民族地区巨大的支援，也没能有效地改变旧的生产方式。
在落后民族地区，教育这种通过文化科学知识传播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有效手段难以取得应有的效果。越是贫困落后地区农民群众的文化素质越低，越是文化素质低的群众也就越不重视教育投资的重大作用。他们的生产和生活经验仍然从前辈那里获得，致使落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习惯得以延续下来。科学技术或先进生产方式在后进民族地区的推广受到传统习惯的阻碍。特别是在牧区，科学养育、合理畜群结构、改良畜品种、牲畜人工授精技术等在部分少数民族牧民中难以推广，他们仍然按照传统习惯从事“靠天养畜”的畜牧业生产，养长寿畜的现象仍较普通，缺乏商品经济的成本观念、核算观念。鬼神旨意仍然是部分少数民族的精神支柱。杀牲祭鬼的陋习在部分落后民族地区仍相当盛行，以致使正常的生产生活受到影响。
总之，越是自然条件差的贫困落后地区，习惯作用越大，传统观念越根深蒂固，越难以冲破旧习惯势力束缚，突破贫困的循环难度也就越大。
3.外部原因
首先，贫困落后地区的成因在于国家对该地区扶持开发的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长期以来，政府为了帮助老少边山穷地区的群众战胜饥饿威胁，每年投入大量的扶贫救济资金和大批物资，从绝对量上说是巨额的。从1985年开始，国家每年用于贫困地区的财政、信贷资金和物资均超过了50亿元。如果再把各级地方政府的配套资金和物资加在一起，估计全国每年用于扶贫的资金和物资不少于100亿元。但如果按1985年的200元贫困线相当于1997年的600元计算，每个贫困人口平均占有的扶贫资金只有172元。因此，对于自然条件差、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生产力水平低下的贫困落后地区来说，扶贫资金和物资相对不足是外部原因之一。
其次，环境不利也是形成贫困的外部原因之一。自然环境对贫困地区的影响和制约作用，在前面曾谈过。社会环境对贫困地区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综合性的。比如社会文化环境，贫困地区文化观念不强，文化设施落后，文化投资不足，不利于启迪人们的思想，更新人们的传统观念。再比如社会舆论环境，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中国的经济活动和经济生活出现了许多新变化，资源配置市场化，市场主体多元化，竞争日趋激烈化，利益目标明朗化，利润追求最大化，在新形势、新冲击、新挑战面前，扶贫开发的舆论环境被利益主体追逐自身利益的扩张力污染和淡化，影响金融部门对贫困地区扶持资金的意识和责任。从区位环境来讲，老少边山穷地区地不平、路不通、战线长、人分散，急需的资源和原材料运不进，营销的农副牧产品运不出，信息含量和价值含量低的产品，经过遥远的运途之后再进行交换，其结果是产品价值低，交易成本高，得不偿失，由此造成“富饶的贫困”。
三 贫困经济形成的第一内部因素：人口与素质
分析贫困的成因，不能仅从外部条件和环境来分析，必须把视角和注意力着重放在贫困的内因上。
1.思想不解放是贫困地区的关键制约
如果说客观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贫困地区的经济发展，那么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经济行为，则加剧了宏观环境对经济发展的影响。长期以来，禁锢着贫困地区人们头脑的“守贫”思想和落后观念，归纳起来，主要有十个方面（注：阎文学、毋青松《贫困地区应破除十种旧思想》，《经济探索》1987年第7期。）：(1)人穷志短的依赖思想；(2)无所作为的懒汉思想；(3)“宁愿一块穷，不愿个人富”的平均主义思想；(4)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思想；(5)怕担风险的胆怯心理；(6)因循守旧的落后观念；(7)固步自封的落后观念；(8)华而不实的“浮夸风”；(9)落后保守的小生产意识；(10)“温饱即安”的自满自足思想。
2.贫困落后的本质规定是人的素质差
如果进行动态的深入分析，就不难发现，生产方式落后和生产力水平低下，都在于人的素质差。贫困地区人口素质差的原因，同样由先天和后天两方面构成。其先天素质差，主要表现在“弱智”人口所占比重过大。造成“弱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概括起来主要是自然和社会两个方面。据对全国最贫困的109个贫困县调查，有血吸虫病、克山病、大骨节病、气中毒等主要地方病94种，占86.3%，贫、病、愚交加使贫困地区人力资源优势锐减。除了自然因素中的水质和生态环境对人的影响外，后天人为因素对人的“弱智”影响也是很大的。由于老少边山穷地区地僻人稀，婚配圈子狭小，同村人之间的婚配比例高，近亲婚配、换亲、娃娃亲、买卖婚姻屡见不鲜。这种落后乃至违法的婚姻方式，加上后天不利的社会经济环境，严重影响了贫困地区的人口生产素质。低劣的人口素质，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物质财富，而且还会单纯地消耗掉大量物质生产资料，既构成所在家庭的精神和经济负担，又给社会带来压力，导致贫困的恶性循环。“越穷越生，越生越穷”和“越傻越生，越生越傻”的恶性循环难以遏制！素质低不仅表现在人的生理素质方面，而且表现在人的文化技术等社会素质方面。由于经济贫困限制了教育发展，教育落后使贫困地区劳动力素质十分低下。据1997年统计，全国600个贫困县中每万人文盲、半文盲人数为2000人，小学文化程度的人数为4000人，这种文化低质状况在地处边远偏僻的贫困地区尤为突出。在秦巴山区智能低下的70万人中，2/3以上由后天造成。调查资料表明，家庭人均收入水平同劳动力素质之间存在强正相关关系。从地区分布看，文盲率西高东低。中、东地区大部分省、市文盲率低于20%，而西部却比全国平均数高出20个百分点左右。例如，辽宁、吉林、黑龙江分别为13.15%、17.27%、18.47%，而甘肃、青海分别为43.92%、51.61%，西藏则高达70.17%。这充分说明，东西部地区富贫差异的根本原因是人口素质。更值得注意的是，落后省、区，目前人口文化素质与过去相比，出现下降趋势。以青海省为例，1987年全省12岁以上人口文盲率为36.81%，1997年却上升到41.61%。尤其令人担心的是，12～19岁青少年中，文盲半文盲人口占该年龄组人口的比重为38.41%，比1987年上升了0.43个百分点，90年代以来又出现一批新文盲，形成了贫困——受教育少——人口素质差——更贫困的恶性循环。资源的富饶并不等于富裕，资源的贫乏也不等于贫困，关键在于人的素质。
人口与素质是制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步伐的重要因素。一方面人口增长过快；另一方面人口素质降低。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茵教授1981年在费城曾对中国访问学者说，中国经济有两大问题，一是农业，二是人口。如果解决了这两个问题，人口控制住了，这个国家就了不起。有人估计，到2000年，中国仅仅为填饱肚子，每年至少得增加9000万吨粮食，而那时中国人均自然资源已经下降了1/6！尤其在集中了95%农业人口、92%耕地的中国东南部地区，将会变得无发展余地。人口和农业问题，与其说是中国经济的两个问题，不如说是中国贫困地区的两大难题。
中国改革开放初期，处于贫困的农民达2.5亿之多，1995年底减为6500万，平均每年减少1156万人。1996年底贫困人口减至5800万，1997年底已减至5000万。一些调查表明：越往后，减贫的人数虽然越来越少，但难度却越来越大，需要付出数倍于以往的人力、物力，才能取得相等的效果。越是“剩到最后”的，总是自然环境最恶劣的，不仅是一般恶性循环，而且是几何级数负增长的恶性循环，沿着“重力”加速下沉。一方面，为了自我生存与上缴提留，不得不继续破坏已十分恶劣的生存环境以换取所需，换取率随生态环境恶化越来越低，并呈负加速。另一方面，贫困地区农民由于缺乏计划生育观念、知识与医药，人口的增长处于失衡状态，顽强地表现为几何级数差。这是“剩下的最后一批”贫困农民所面对的严峻事实。依靠自身力量希望渺茫，“自力更生”对于他们来讲，只能理解为“放任自流”“撒手不管”、“不负责任”。
人才缺乏是制约贫困地区脱贫致富的核心因素。人才是一个广义概念，既包括自然科学，又包括社会科学方面的人才。在贫困地区的人才拥有和使用方面，也同样存在着相互矛盾和令人困惑的现象：一方面人才严重缺乏，另一方面人才闲置不用或没有很好的发挥作用；一方面是国家动员科技人员支边、扶贫，另一方面又出现科技人才逆向流动，人才缺乏和流失，是西部地区的关键制约。
3.落后的生产力是贫困的经济根源
农业经济学家陈吉元教授对贫困地区的经济特征、贫困产生的经济根源以及脱贫途径等问题提出独到见解，他认为，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严重阻碍着经济发展，是一个地区长期陷入贫困的经济根源；封闭的自然经济长期存在，是多种因素包括经济、政策和观念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提高商品化程度是脱贫致富的关键。商品化是扶贫工作的中心环节，把握住这一点才能抓到根本，避免扶贫工作流于形式（注：陈吉元《商品化——脱贫致富的关键》，1989年危地马拉国际粮食政策学术交流会论文。）。
在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生产力构成要素都是低水平的。首先，从构成生产力的三个实体性要素来看。排在生产力实体性要素之首的是劳动者素质。囿于小生产方式下的劳动者，普遍受教育程度低，文盲半文盲占有相当比例，与现代社会化分工和生产无缘。区位边缘，交通闭塞，观念上的封闭，经济上的贫困，使生活在小生产方式下的群众养成了排斥先进科学技术知识和有价值的商品信息，习惯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田园式生活方式，生产技术难以大幅度提高。劳动资料（也称劳动手段）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二个实体性要素。局限于传统小生产方式下的基本劳动资料，则是简陋的手工生产工具，如镰刀、锄头、木犁等；此外就是土地、山林、草场等。劳动对象是构成生产力的第三个实体性要素。与前两个实体性要素相联系，贫困落后地区的劳动对象，既不可能是技术含量高的高、精、尖产品，也不可能是价值含量高的工业品，而是一些农林牧副类的初级产品。
4.封闭格局难以打破
封闭是贫困山区贫困的又一个主要成因。在贫困地区地型分布上，贫困山区占有较大比重。在全国贫困地区划分的6大类中，4大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在21个亚类区中，有16类属于山区贫困类型。贫困山区的贫困原因错综复杂，相互交织。在众多因素中，主要因素就是封闭。
贫困山区的封闭带有多层次相交叉的特点：(1)从空间上看，一方面是贫困山区本身与山外隔绝，形成一个区域性的自封闭圈；另一方面，在山区内部封闭圈的各个经济单元又互相隔绝，形成一个个小封闭圈。(2)从时间进程看，贫困山区的封闭表现为发展的迟缓与停滞，与整个社会发展进程不协调。如果说整个社会是建立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之上，那么，贫困山区的封闭只不过是整个封闭社会中更为封闭的组成部分。贫困山区的时间进程与整个社会的时间进程视为同质、同轨、同步。从这个意义上说，封闭性贫困山区经济的存在，是中国经济尚处于“不同质的二元经济结构”的重要原因和特殊表现。(3)从内容上看，贫困山区的封闭不仅包括经济封闭，而且也包括文化、观念意识、人际关系、信息交流的封闭。经济封闭是基础，而文化、信息、观念意识和人际关系封闭反过来又强化了经济封闭。如同贫困地区贫困由多种原因形成，贫困山区的封闭也由多种原因造成。概括地讲，形成封闭的主要原因是贫困山区内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所酿成的商品经济不发育；主要症结在于社会分工的不发育，而社会分工不发育的首要原因是人口居住的极度分散化，使社会分工缺乏内在动力和物质前提。据测算，山区的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约为68人。贫困山区的人口密度显然低于山区的平均数值。越是深山区、高山区，人口密度越低，也就越贫困。人口密度也是一个相对概念。交通、通讯的现代化，将使那些人口较少的国家也能有比较密集的人口。中国贫困山区，不仅每平方公里居住人口的绝对数值小，居住分散，“三户一村，五户一庄”，而且交通阻塞、通讯落后，恶化了居住人口的极度分散化，本来已很低的人口密度更低，使得散布于大山之间的小山林更显得孤立、分散、封闭。据有关资料，四川省有792个乡和50%的村不通公路，基本上都属于贫困山区。湖南汝城县叶窝村，5口人家居于高山之上，把猪赶到食品站出售，需要花费2天时间，交通艰难，可见一斑。在人口居住极度分散、交通阻塞、通讯落后的贫困山区，很难形成经济意义上的社会分工。阻塞的交通、落后的通讯极大地限制了人们从事生产和交换活动的空间地域。在十分狭小的空间地域、居住人口数量稀少且极度分散的情况下，脱离耕地独立从事手工业的艺匠难以产生，更不用说专事流通的商人。同时，囿于人口居住的高度分散，加上交通通讯的极端落后，地域内外的人们连见面都感到困难，更不用说信息交流、思想交流和观念更新了。同一活动区域内基本相同
的生产方式必然带来基本相同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阻碍了社会分工发育，形成封闭→落后→贫困→封闭的恶性循环。
5.贫困开发受到二元结构制约
其一，交通运输邮电通讯落后是西部地区脱贫致富的“瓶颈”制约。特别是一些自然条件差的老少边山穷地区，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对于以“物流”、“人流”、“信息流”、“价值流”为载体的商品经济发展，是关键制约。从经济角度看，交通功能是运输，运输功能是交换，邮电通讯功能是传递，传递载体是信息；没有运输就没有交换。落后地区运输困难的约束，意味着对商品交换总量和频率的严重束缚；意味着任何产业的发展，都将承担一笔较发达省份高昂许多的“交换税”，使起点差距极大的落后地区产业发展处于不平等竞争地位。老少边山穷地区远离城市和物资中心，漫长的运输距离和交易半径，意味着任何产业发展和产品价值实现，都要比发达地区付出高昂的运输成本费用。问题的关键在于，交通运输对商品交换的约束，只是在平均意义上；而不同的商品相对相同的运输条件，都具有物质、价值和信息含量的不同结构。西藏5%以上的进藏运力都在运输购销倒挂的粮食，另外大部分运力，则忙于“进口”砖瓦灰石一类的基建物资。运输产品结构层次太低，既是运力紧张的原因，同时也是运价低、交通运输无法发展的原因。
其二，保护主义政策妨碍了贫困落后地区的企业进步和社会分工的发展。贫困落后地区在由自然经济、产品经济向商品经济转换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扩大商品流通，引入竞争机制，另一方面又人为地设置重重关卡和围墙。本地生产的农副产品在外地有销路、有市场，且能卖得好价钱也不许“肥水外流”，外地物美价廉的工业品也不容易打进来，害怕冲击本地的落后工业和落后企业。这种地区保护主义门槛政策，从短期看似乎可以缓解困难，但从长期看却压抑了贫困落后地区农民发展市场经济的积极性，妨碍了工业、乡镇企业的进步，致使闭塞落后的状况得不到根本改变。
中国正处在由“二元经济”向“现代一元经济”转换的过程中，对于贫困地区来说，一方面要求加快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另一方面贫困开发的空间结构又很松散（城乡联系松散、军工与民用、产业之间的联系松散），二元经济反差特别大。有不少大型企业是孤岛式的“飞地企业”，附近大片古老落后的农村沾不到工业化实惠。实行市管县以后，数十上百万人口的大中城市还叫苦：“小马拉不动大车”。城市实力有限，对农村的辐射力、扩张力和吸引力不强，农村自然经济保护层又很厚，习惯势力强，惯性大，城市辐射和农村接受辐射的机制没有形成，功能作用不能充分地发挥出来，从而制约了贫困开发进程。
其三，贫困开发受到总需求相对不足的制约。贫困地区的经济开发，除了其他方面的制约因素外，其中一个重要的制约因素就是消费需求相对不足，即人均占有社会商品零售总额水平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此外，落后地区投资需求不足，是对总需求发生约束性影响的另一个方面。贫困落后地区一方面是惊人的贫困，导致总需求不足；另一方面又受传统文化影响，产生不合理消费，或者说是一种惊人的浪费。越是穷困、愚昧、落后地区的群众，越缺乏正确的消费指向，妨碍了生产性投资规模的扩大，影响了贫困开发的进程。
6.“等靠要”的自我积累机制形成贫困怪圈
贫困的又一个关键成因是没有建立起自我积累机制。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是资金不足。资金是加快脱贫致富步伐的基本前提。贫困地区资金短缺的主要原因是自身积累不足。过去，由于国家对贫困地区采取“输血”政策和救济式扶贫方针，弱化了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形成“等靠要”型的积累机制，使贫困地区患上了“败血症”，只“输血”不“造血”。贫困县财政赤字较为普遍。目前全国贫困县中有70%是赤字县，少则几百万，多则2000万元以上。据初步统计，目前全国贫困县累计财政赤字约25亿元，由于财政困难，收入缺口大，建设资金严重缺乏，有限的资金基本上用于人头经费开支，是典型的“吃饭财政”，形成“负债经济”。贫困县没有足够的财力支持本地经济发展，形成“经济落后→收支逆差→资金短缺→投入不足→经济落后”的恶性循环（注：陈吉元《冲破贫困的循环》，《经济纵横》1993年第1期。）。
资金短缺是当前制约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客观因素。在贫困地区，一方面资金严重缺乏，另一方面银行贷款乃至扶贫资金寻不到适度开发的投资项目；一方面许多企业尤其是乡镇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另一方面银行又有大笔款项拆借到外地，寻找高投资回报率。越是穷的地方、越是需要脱贫起动资金的滞后农村，储蓄转化为投资的潜力越小、能力越低，借钱发财的本领越弱，开发增殖的冲动越小。虽然发展中西部和少数民族地区的乡镇企业是摆脱区域贫困的必由之路已成为共识，且形成了舆论环境，但由于资金紧缺，严重制约着刚升温的脱贫致富。一是新的“半拉子”工程大批出现；二是停产企业大量增加；三是大批有市场有效益的好项目无法上马；四是新的“三角债”形成，使许多企业因贷款回笼难而陷入困境，严重影响了企业的正常生产。由于信贷紧缩，乡镇企业贷款往往被固有商业企业、银行和其他企业大量占用。在经济活动中，由于法律法规不健全，商业信用被破坏，使“欠债有理，欠债有利，欠债拖欠”现象又有抬头。
四 反贫困的第一外力：政府行为
贫困经济学研究表明：贫困经济学对于绝对贫困来讲，同时又是一种“外力经济学”，它要研究“外力”以什么方式、途径去解决贫困问题，尤其是绝对贫困。外力来自何处？可以来自发达地区富裕城乡、富裕企业，也可来自银行。但这些外力的援助，少量的无偿支援尚能应付，大量的无偿支援就力所难及了。因为，扶持贫困是一种天生的政府职能。
1.政府是一个国家国民财富再分配的中心，它有能力、有义务扶贫。中国每年财政收入达6000多亿元，任何一个大企业也无法与之相比。凡去过贫困地区尤其是绝对贫困地区的人都知道，那里的自然环境极其恶劣，改造它必须付出巨资而且要长期坚持下去。谁能胜任？自然是政府。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是：税收是作为义务无偿缴纳给国家的。物流对应规则在这里表现为：国家以无偿方式收入税收资金，又以无偿方式投入贫困地区，帮助他们改善生存环境，这是公义的。惟其如此，贫困地区农民在维持生计之后才有“剩余”力量增加生产，实现对生存环境的再改造。这种能量的积累运动一次又一次进行下去，开始，以正积累抵销负积累，坚持下去，最后使贫困地区能量积累出现净正积累，跳出下沉的漩涡。唯有此时，才可脱贫、致富，向国家最初的无偿支援作出物质对流的回报。这种运动轨迹表现为：政府向社会以无偿形式收取税收——又以无偿的支贫资金投入到贫困地区——贫困地区年复一年地有了双份财富：自己创造的+政府的无偿投入——积累出现净正积累后，贫困地区也参与了向政府缴纳无偿税收。这个复杂过程可归结为一个等式：政府以税收支贫——贫困地区最终以税收还报政府。在这个过程中间所存在的时间差，不仅是必须的、绝对的，而且是漫长的，否则，这个等式就不可能出现。据此，可以获得这样的结论：政府的扶贫要有“耐心”，要持久，使正积累抵销负积累、超过负积累，出现净额后，扶贫任务才算完成，而不能搞“蜻蜒点水”式的扶贫。以往扶贫行动收效甚小或失败，正是忽视了这一点。
2.政府集中高素质人才之多，任何大企业无法比拟，有义务、有能力做好扶贫工作。政府公职人员，在调动、组合自然力为社会创造财富的能力上，同贫困地区无文化、无技能的农民相比，往往要高成百上千倍。政府活动经费及公务员薪金均来自税收，理应以无偿方式派出大量工作人员义务扶贫，不能坐在办公室里发号施令，更不能增加农民负担一味索取。政府应遵守物流的对应规则：社会向政府提供无偿税收——政府以无偿形式向社会派出工作人员扶贫（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中国跨世纪区域协调发展战略》，经济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67页。）。这里有四个问题必须得到很好解决：一是下去的工作人员与在机关的工作人员“关系”协调问题，其中包括物质利益协调、晋升协调、使用协调等；二是激励问题，怎样能更好树立起下乡包村人员的事业心；三是生产技能的培训；四是安排好他们的家庭。总之，在贫困地区，政策要向“下乡包村”倾斜。
3.贫困经济学又是政府经济学，政府有必要重新制定政绩衡量指标体系。政绩衡量指标体系是指导政府官员行为的“北极星座”。制定科学的政绩衡量指标体系要遵循以下原则：首先，要使政绩衡量体系中的指标，既有正指标，亦有负指标及正净指标。以往的都只有正指标，只有“增加”，如增加的各种农作物产量、产值，各种工业产量、产值，利润、人均收入、储蓄、就业等，但没有“负指标”。所谓负指标，是指减少效益，如受各种灾害造成多大损失，砍伐多少树木，新增多少污染源，污染面积及造成多大损失，沉重的农民负担给农业带来多大损害等。其次，在政绩衡量指标体系中，农业与二三产业不能“平等”对待，不能将农业产值与人均收入同二三产业放在同一标准上汇总。农业与二三产业之间存在着一个不可同等条件对比的问题，一是仍存在工农产品价格剪刀差，同样的投入，工业增加值总是远远高于农业。二是因为同样是名义货币值，但在实际受益上，农村高于城市。贫困经济学所涉及的问题远不只有贫困农民问题，政府职能与行为尤为重要。政府必须担负起反贫困这一“天生”的职能，从而卓有成效地推动中国反贫困可持续发展的良性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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