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出墓志与唐代文学研究的拓展——以《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墓志论文,大唐论文,博物论文,唐代论文,新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919(2013)04-0042-07
唐代长安的集市有西市和东市，西市尤为繁华。创建于这一遗址上的大唐西市博物馆，不仅可以使得人们领略逝去千年的繁华，更可通过其中收藏的文物而跨越遥远的时空回到盛世的长安。在为数众多的收藏品中，墓志堪称一大宗，计有九百五十余方。大唐西市博物馆理事会选择其中五百方，由胡戟和荣新江两位教授主编，数十位学者参加，整理而成《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三巨册①。胡戟教授写了一篇分量很重的前言，带领读者“走进隋唐人的精神世界”，重点论述了墓志所反映的唐代政治事件、唐人的财富观和价值观、唐人的隐居习尚、唐人的门阀观念、唐代的妇女生活、唐人的宗教信仰等。因此，我在这里就着重阐述该书在文学研究方面的重要价值。
一、文学名家研究的视阈拓展
唐代文学尤其是唐诗至为繁盛，名家辈出，导引了传统的古典诗学对于唐诗高度推重，千百年来，传世文献也被利用殆尽，而出土文献则打开了新的视野。《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收录的墓志，涉及唐代的文学名家众多，仅诗人就有贺知章、李白、徐坚、徐彦伯、杜甫、常衮、韦应物、刘长卿、杨巨源、杨嗣复、裴夷直、张文规、蒋防等多达数十人，通过新出墓志，可以对唐代文学家有更为全面的了解，从而拓展传世文献的研究视阈。特别重要的文学名家，我们举出贺知章、李白、杜甫和韦应物四人为例。
就贺知章而言，本书收录贺知章撰写的《大唐故司空窦公夫人邠国夫人王氏(内则)墓志铭并序》，对于全面研究贺知章的文学成就，颇为有用。贺知章的作品，历代传世者以诗为主，其文仅有《上封禅仪注奏》及《唐龙瑞宫记》两篇，而新出土墓志公之于世者已有《唐故朝议大夫给事中上柱国戴府君墓志铭并序》、《大唐故中散大夫尚书比部郎中郑公墓志铭并序》、《唐银青光禄大夫使持节曹州诸军事曹州刺史上柱国颍川县开国男许公墓志铭并序》、《大唐故银青光禄大夫行大理少卿上柱国渤海县开国公封□□□□并序》、《大唐故大理正陆君墓志铭并序》、《□□□银青光禄大夫沧州刺史始安郡开国公张府君墓志铭并序》、《皇朝秘书丞摄侍御史朱公妻太原郡君王氏墓志并序》、《大唐故金紫光禄大夫行鄜州刺史赠户部尚书上柱国河东忠公杨府君墓志铭并序》、《唐故光禄少卿上柱国虢县开国子姚君墓志铭并序》等九篇。贺知章作为盛唐著名散文大家的面目逐渐为人们所了解。本书收录了贺知章撰写的《王内则墓志》则更应该引人注目，其要有如下几点：一是该志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皇子侍读贺知章撰。”②墓主卒于开元十五年二月廿三日，葬于同年三月廿九日。该志提供了贺知章仕历方面更多的信息。因为此前出土贺知章开元十五年所撰的《杨执一墓志》，题署“右庶子集贤学士贺知章撰”，而《王内则墓志》除了“右庶子集贤学士”，又多了“皇子侍读”。这与《新唐书·贺知章传》所记：“开元十三年，迁礼部侍郎，兼集贤院学士，一日并谢。……玄宗自为赞赐之。迁太子右庶子，充侍读。”③颇相吻合。二是该志是贺知章所撰墓志中文字较多的一方，朱拓影印，更显书法精美，尤其能够凸显唐玄宗时期流行八分书的风气。三是这篇墓志体现了贺知章叙以散文、述以骈体的文章风格，相比贺知章其他以散体为主的墓志如《戴令言墓志》，则又别具特色。
就李白而言，本书收录的《许肃之墓志》是探讨李白与许氏家族婚姻的绝好材料，由此能够进一步研究李白生平的一些问题如安陆见招的真相④。墓志云：“曾祖圉师，金紫光禄大夫，左相兼户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上柱国，平恩县开国公。祖自然，尚辇直长，常州司仓。考止栖，朝议郎，襄阳郡安养县令。”(563页)参以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见乡人相如大夸云梦之事，云楚有七泽，遂来观焉。而许相公家见招，妻以孙女，便憩迹于此，至移三霜焉。”⑤这一墓志的出土，为研究李白的婚姻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和思考的空间，在李白身世的考证上，也体现了重要的文学史意义。
就杜甫而言，本书收录的《杜该墓志》云：“京兆杜陵人也。曾祖懿，随殿内监，甘棠公。祖乾福，皇大皇太中大夫，曹、遂二州司。父嗣及，皇曹、宁、青三州刺史。……嗣子韶等。”(531页，原书校记：“皇大”二字衍。)杜该先世与杜甫相关⑥，杜该之子杜韶是杜诗直接提及之人。杜甫有《季夏送乡弟韶陪黄门从叔朝谒》诗：“令弟尚为苍水使，名家莫出杜陵人。比来相国兼安蜀，归赴朝廷已入秦。”原注：“韶比兼开江使，通成都外江下峡舟船。”仇兆鳌注引张远曰：“乡弟，故乡同姓之弟。”⑦再如，杜甫的著名诗篇《饮中八仙歌》吟咏饮中八仙之一李琎：“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⑧饮中八仙都是富于文才之人，但以前我们读杜诗时没有李琎的作品加以印证，本书收录李琎《让皇帝第十一男琯母夫人韦氏墓志铭并序》，题署“兄昆孤子光禄大夫前行秘书监上柱国汝阳郡王琎撰”(525页)。这是迄今所见的第一篇李琎的作品。志主韦贞范作为一位女性，可以叙述的经历并不多，墓志的主体就侧重其品行的描写：“二八之年，容华婉丽，属椒房妙选，皆是良家。宸眷一临，便参紫掖。授礼经于保傅，习女诫于姆师。去泰去奢，守真守素。”(525页)而且通篇以骈体文字出之，诸如“均雨露于万方，布风猷于百郡。兔园修竹，岂独在于宋郊；桂苑文台，亦□闻于岐部”(525页)，俪偶而不繁缛，整饬又显凝重，说明李琎也是骈文名家。这篇仅见的李琎之文，对我们解读杜甫的诗篇具有重要的印证作用。
就韦应物而言，本书收录了《韦端夫人裴氏墓志》，末署“大理评事韦端□”，志云：“唐京兆韦氏，曾祖待价，皇朝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祖令仪，梁州刺史。父锜，京兆府兵曹参军。嗣子宣德郎、行大理评事端，娶河东裴氏。”(659页)韦端是韦应物族人，参以新出土《韦应物墓志》：“皇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三品待价，[君]之曾祖。皇梁州都督令仪，君之烈祖。皇宣州司法参军銮，君之烈考。”“堂弟端，河南府功曹，以孝承家。”⑨知韦端与韦应物是堂兄弟。韦应物诗中，赠与韦端的诗作有《休沐东还胄贵里示端》、《九日沣上作寄崔主簿倬二季端系》、《将往滁城恋新竹简崔都水示端》、《闲居寄端及重阳》、《岁日寄京师诸季端武等》、《送端东行》、《答端》等。这篇《裴氏墓志》，不仅证明韦端长于作文，而且说明一个文学家族对于造就韦应物文学成就的影响。再如二○一《韦嘉娘墓志》：“五代祖夐，周处士，逍遥公。遗荣知足，乐道全真。志不屈于万乘，节独超于千古。曾祖挺，皇朝吏部侍郎，银青光禄大夫，黄门侍郎，御史大夫，扶阳公。祖待价，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金紫光禄大夫，尚书右丞相，扶阳元公。父令仪，司门郎中，少府少监，银青光禄大夫，宗正少卿，褒州都督，扶阳肃公。”(445页)也是了解韦应物家世的重要材料。且其五代祖“遗荣知足，乐道全真”的志节，对韦应物淡泊心境的形成或许不无影响。
二、被埋没诗人诗作的重新发现
唐代是诗人辈出的时代，但唐诗因在印刷技术普及之前主要靠写本的流传而埋没了很多诗人和诗作，从新出土墓志中挖掘被埋没的诗人和作品，钩稽出隐而不显、潜而不彰的诗人事迹，也是学术研究的重要任务。通过本书收录的墓志，我们可以对唐诗研究作四个方面的挖掘。
首先是诗人事迹的考证。唐代不少诗人，因史料缺乏，有些事迹不为人知，本书则提供了新的材料。如二五五《王婉墓志》，题署“左卫仓曹参军摄监察御史郭密之撰”(559页)。其题署也颇有助于考订郭密之的仕历。郭密之作为一位诗人，《全唐诗》卷八八七仅收其《永嘉经谢公石门山作》一首，编入无爵里世次诗人之中，亦无作者小传。而这篇墓志志主葬于天宝五载十二月二十二日。通过这篇墓志的题署，即可确认郭密之的仕历和年代。再如三三○《唐故处士陆公墓志铭并序》，题署“将仕郎前守同州夏阳县尉杨巨源□”(715页)。杨巨源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但他在贞元中的事迹，除了贞元五年及进士第之外，大多难以详考。本志志主为陆翘，贞元十六年四月廿一日卒，十七年二月四日葬，是知杨巨源在贞元十七年前曾为同州夏阳县尉。
其次是作诗过程的钩稽。有些唐代诗人，因为诗作散佚而文学声名不显，墓志对这些诗人作诗过程的记载，能够使我们了解这些长期被埋没诗人的生活和创作状态。本书四一七《于汝锡墓志》：“季父少知名，尤工诗赋，赋累百、诗至千首。京师人喜仿有司意，每岁采时事声称，私第贡士名，以季父为唱，十八九焉。季父高简夷淡，脱略时势，洞然无所蓄。尝治城外小墅，与子弟讲磨议论，或时引水移竹，啸歌终日，尽忘其所趋。秋至，及期方来，不第辄复去，未尝以得失动于色，士流乐推之。”(899页)这样的文字，无疑是唐代诗人诗歌创作过程的原生态记录。我们阅读唐诗文本，通常少见作诗过程的记述。这篇墓志尽管没有具体写出志主所吟诵唱酬的具体诗作，但对其作诗过程的叙述，诗歌交往的记载和诗歌数量的呈现，已经将这位诗人展现在读者的眼前。而其中有关贡举进退的描写，更让我们能够了解诗歌在唐代科举选才过程中的作用。
再次是群体交往的考察。有些墓志不仅可以考察个体的诗人，还可以考察以诗人为中心的各种相关群体。四○四《李从易墓志》，就能够为一个诗人家族提供交游还往的线索。该志题署“山南东道节度行军司马朝议郎检校秘书少监兼御史中丞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吕让撰”，又“朝议郎行尚书左司员外郎上柱国赐绯鱼袋裴夷直书”。(871页)这位李从易是让皇帝的后人，属于唐代皇室家族，而吕氏家族在中唐以后是源远流长的文学世家，因而这一墓志提供了唐代宗室家族与文学世家交往的见证。⑩
最后是散佚作品的辑集。本书最大的作用是所收墓志大多是《全唐文》等唐代总集所未曾收录的作品，而墓志本身就是特定的文体，这一重大价值乃学者所共知，故不烦费辞列举，仅就诗歌辑集以作论列。四四一《崔文龟墓志》记载了崔文龟的诗作：“大中十二年冬，君始被疾，不果与计偕。明年三月□极，四日谓璐曰：‘予之疾不可为也。前十一月时，赋咏题诗云：“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是日嗀血，盖有征焉。……读浮图书，雅得其奥。每自咏曰：‘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旨哉斯言，可以味于人矣。”(949页)崔文龟是一位既早逝又被埋没的诗人，墓志的出土，使得这样一位“不第不宦，不后不婚”的年轻诗人的事迹和文学得到了彰显。这篇墓志不仅留存了他的诗篇和诗句，还记载了“君生平所为古文七十首，赋十首，歌诗八百二十首，书启文志杂述共五十三首。又作《玄居志》十八篇，拟诗人之讽十篇，尚未绝笔”。从这里也可以看出唐代文人应举之前在文学方面所作的努力。其诗“惆怅春烟暮，流波亦暗随”，感伤意味非常浓厚；“莲花虽在水，元不湿莲花。但使存真性，何须厌俗家”，是其读浮图书以后的感悟之作，颇具禅意和玄味。诗仅两首而内容极为丰富，韵味亦颇醇厚，确为难得的佳制。
三、传记文学的特殊形态
墓志是特殊的人物传记，它在程序规范和变化发展的交融过程中不断演进，几乎是每篇墓志都要叙述墓主的字号、籍贯、家世、经历、卒年、葬地等内容，这是程序规范，同时还在追求变化发展，尤其是追求变化中体现出很好的传记文学特点。本书收录的墓志呈现出一些特殊形态，特别是一些特殊身份的女性墓志，堪称优秀的传记文学作品。
其一，再嫁女的人生安排。二五五《王婉墓志》是一方很特殊的墓志。志主王婉先嫁郭氏，后嫁邵氏，“初归于大理评事太原郭诲，生二女。琴瑟改易，再归北平郡守邵承鼎”，故死后不合葬，并在临终前交待其女：“古不合葬。我死之后，可卜闲地以安吾神，尔其识之。”王婉无子，其女“以外孙长孙懿苴麻当室，哀护丧事”(559页)，这样的过程描写很真实，也很生动。
其二，继室妇的艰难处境。三一五《徐府君夫人侯莫陈氏墓志》记述了志主与其夫前妻之子的关系，写得委婉曲折。侯莫陈氏是徐浩的继室，这篇墓志叙述其为继室的曲折过程和艰辛处境，盖因前室薛氏生二子徐
、徐现，且都年长于侯莫陈氏，尽管侯莫陈氏视如己子，饰善掩咎，但未足以动二子之心。故在徐浩临卒之际，矛盾更加激化。在这种情况下，侯莫陈氏低首忍让，其后栖身道门，离家徙寓于咸宜观，死时亦未能与徐浩合葬。这段文字运用犀利的笔触写出了唐代贵族家庭的复杂性，不仅情节曲折，也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家庭中后母与子女之间的关系。
其三，名门女的风范彰显。四六五《卢虔懿墓志》，记载了中唐以后的著名文学家族：“曾大父之翰，皇任魏郡临黄县尉，赠尚书兵部郎中。王父纶，皇任河东朔方副元帅判官，检校尚书户部郎中，赠尚书右仆射。烈考弘止，皇任检校刑部尚书，义宁军节度使，赠尚书左仆射。”(1003页)卢虔懿的祖父就是中唐著名诗人卢纶，卢纶一族以文学传家，其子卢简辞、卢弘止、卢简求既有文才，又有吏才。卢虔懿之夫韦审己亦颇有文学。卢氏、韦氏家族的联姻，昭示出姻亲关系作为士族社会的余绪，在晚唐时期还具有重要的影响。墓志云：“年二十，适于审己，审己名循，名德之嗣也。韦之族大而衍，其壶范为搢绅所法者多矣。审己色养称孝，而夫人奉上之道，惕若履薄，谦恭畏顺，动必由礼。审己先娶裴氏生一男，他室有一男一女，而夫人均养之仁，人莫之知。为妇为母之道，可谓有余裕矣。……韦氏家尚俭而贫，审己他令季多随计未振者，繇是口体字育之，细大皆取赡审己禄中，夫人辄未尝以饰翠钿而新裾袂为事，所谓宜家之室矣，是宜享遐淑而昌韦氏之门者欤。”(1003页)这篇墓志的感人之处，在于通过三件生活琐事的叙述，表现卢虔懿出嫁之后尽力光大族门的主旨：一是奉上之道义尽于孝，二是抚养丈夫前妻及他室之子女，三是虽身在贵门而持家尚俭却乐于帮助兄弟。这样的叙述平白自然，而形象刻画逼真可感，具有浓厚的文学色彩。
其四，皇室女的身份表现。四六四《杨府君夫人李氏墓志》记载宝应县主李氏为儿子乞官的过程曲折迂回，悲怆感人：“每元正便殿，朝会诸亲，有以无衣而求赉者，有以求耕□庇风雨者，咸遂下托，无不应愿，独夫人无是。上常曰：‘何独异乎？’进曰：‘厚家煖躯，人之大欲。然妾衔悲，未敢发冀。陛下宽之，一日当发，移□朝请。’上曰：‘有欲当发，无为后叹。’声噎久通，含辛言进，上默左右，听我□词曰：‘妾连帝枝，蒙降良配。不幸夫族家焰疢灭。今一农室，尚能绪班，亡夫遗嗣二子，少而提育，粗闻诗礼，今已逾冠，无路仕进。幸帝哀奖，越例超赐，及妾□视，睹其敛板是固，不敢他求。久不发者，心难之也。’上惨容曰：‘能不利一时而欲大夫族，真可哀也。可□疏来，为姑行之。’长子泌乃授左清道率府录事参军。又明年，次子珫授右司御率府胄曹参军。”(1001页)通篇墓志大体由对话构成，人物的容貌与神态，性情与格调，也在对话中表现出来。而其神情举止，又与志主作为县主的身份融合无间。
四、文体研究的重要载体
墓志出土的偶然性和未经选择的原始状态，最有助于文体的发生和演变研究。本书收录的墓志，以骈体为主，从中可以窥见唐文发展的整体趋势。同时，还有几方特殊形态的文体，很值得我们重视。
1.骈体的模式化和超越性。二二二《大唐故梁国夫人贺氏墓志铭并序》，题署“朝议郎守尚书比部郎中张鼎撰”。该志是一篇难得的骈体文，如其中一段：“在荣思降，处丰能约。所乐者，吟德象遗篇；所重者，悟色空深旨。虽古有学以知礼，公孙敖之妻也；廉而有化，田稷子之母也；贤明孤立，齐管婧之风也；节义纷备，鲁师氏之烈也。窃比于我，彼犹不及。”(489页)张鼎是盛唐时期的文学家，《贺睿墓志》通篇以骈俪出之，但骈俪之中，又有三言、四言、五言、六言的变化，偶尔插以散句和问句，这样既文气连贯，又文情起伏，臻于潜气内转、辞情外张的境地。因此，大量唐代墓志的出土，可以大大扭转五四运动以来研究文章学偏重于“唐宋八大家”古文而忽视骈文的倾向。
2.墓志铭和哀册文的融会。二六七《李琮(靖德太子)哀册文》是刻于石的墓志形式，文体却是哀册文，很值得重视。作为墓志，与其它墓志有着一些不同，首先称为哀册文。通常哀册是玉制的，限于皇帝、皇后、太子等高级皇室贵族使用。具有这样身份的人死后不用墓志铭，而是将哀悼之文刻于玉册之上，埋于陵墓之中。目前出土的哀册有让皇帝李宪哀册、恭皇后元氏哀册、节愍太子李重俊哀册、惠昭太子李宁哀册、懿德太子李重润哀册、惠庄太子李
哀册、唐僖宗李儇哀册等，另有五代前蜀君主王建哀册。李琮为靖德太子，故死后为撰哀册。但这一哀册不是刻于玉册之上，故与以上哀册几乎都是铭辞的情况是不同的；其刻石形制又是墓志，故大体表现出墓志的形态，有序有铭，但又因称哀册文，故体现在序和铭的比例上又与其它墓志差异甚大，不仅铭文是序文的三倍多，而且序文的语气和有些措辞也与铭文接近。
3.自撰墓志的体式变化。三六八《通议大夫尚书刑部侍郎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广平刘公自譔志文并序》，志题称“自
”属自撰墓志的体裁则毋庸置疑。而志文的撰写是他生病时“遽命笔札，口占斯铭”的，则又是口授墓志的一种。“升名筮仕，载自志文”，说明刘伯刍生前自撰志文，而其卒后又由“孤子宽夫等号奉遗旨，谨直书自监察御史已后践履”而成。铭文以自己的口吻出之：“□□□□，□□此者，或生于彼，达士谓之春秋，隶人悲其生死。妻子环哭，兄弟聚泣。物反其真，曾何嗟及。□□□□□□世德具。”(793页)而志文则在其自撰的基础上又以刘宽夫的口吻叙述。志文长达两千余字，凡践履、著述、子孙、卒葬，都有所记载，这与纯粹自撰的墓志又有所不同。
4.镇墓石与祝告文体的影响。四七九收录《李义珪镇墓石》五方，所用的是祝告文体，第一方东方九炁青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东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第二方南方三炁丹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南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第三方中央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中央九垒土府洞极神乡四统诸灵官；第四方西方七炁素天承元始符命告下西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第五北方玄天承元始符命，告下北方无极世界土府神乡诸灵官。(11)这五方镇墓石的文字都是告文文体，这样的文体在唐代不是很多，但在宋代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宋代在很多场合运用这样的告文和祝文。如《欧阳修全集》中的近体乐府《西湖念语》前就有《圣节五方老人祝寿文》五篇祝文，即《东方老人》、《西方老人》、《中央老人》、《南方老人》、《北方老人》。
五、著述活动的文学关联
唐代是学术繁荣的时代，当时文人的著述很多，但由于印刷术的产生在晚唐五代以后，且多用于刻印佛经，尚未普及到其他著作，故而不少著作不易流传下来。而本书收录的墓志当中，保存了很多唐代文人著述的重要材料。
首先，唐人著述，在此书中可以辑录不少。五八《朱延度墓志》“预修《括地志》，以君损益尤多，超加四阶，并赐绢帛”(127页)。五九《徐德墓志》“凡所撰述，且数万言。公不以才艺高人，不以声名留己。所制文笔，多不存记。今余篇集，十有五卷。斯可谓存道立言，殁而不朽者也”(130页)。八九《徐齐聃墓志》“所著文章，并行于代。总百川于笔海，吟万籁于词条。太宗贤妃，先君之姊也。文词绮艳，标冠前修。贤妃掞左芬之才，先君韫太冲之笔，然每不欲以雕虫尚人。成辄削稿，今编次遗失之余，成集卅卷，及所撰《经典至言》二卷”(198页)。一五三《柴朗及夫人杨氏墓志》：“尤好《庄》、《易》，为之训解。综妙核微，理畅幽秘。引而伸之，触类而长之。大而不摦，细而不失，存象寓言之能事毕矣”(339页)。一九四《窦知节墓志》“常著《大乘论》十余篇，传于族”(431页)。二五九《宋琇墓志》“尝著《道训》十卷以见志，由是遐迩聆声，莫不钦尚矣”(567页)。二六五《卢朓墓志》“开元廿一载，寝疾终于饶阳之官舍。文集十卷，行于代”(579页)。二九○常衮撰《常无名墓志》“撰《开元注记》三十卷，藏在太史”(629页)。三六八《刘伯刍墓志》“明年，有西国竺乾僧奉敕翻译《大乘本生心地经》十卷，诏公详润其文，御制序引”(793页)，又“其所述作，必本《春秋》褒贬之旨。尤善楷、隶及八分诸书，凡搢绅名流有愿叙先德而刊琬琰者，皆不远千里赴愬于公，以咨文翰之饰。得其请者，为时荣观。著《后集》十二卷。夫人广平县君陇西李氏，太宗文皇帝之裔孙，汝州别驾之萼之季女。明而恕，柔而不随，奉养顺承，孝感天地，言不病物，煦如春阳。公常著《画赞》六章，以纪淑德”(794页)。四四一《崔文龟墓志》记其撰《宣居志》等作品(详见前引文)。四八四《苏建初墓志》“烈考冕，京兆府士曹参军，怀道积学，不偶于时，著《会要》卅卷，行于天下”(1047页)。
其次，通过本书收录的墓志，可以印证唐代著作家的著述活动，他们的著述活动也往往与文学具有一定的关联。兹略举数例以说明之：《会要》作者苏冕。四八四《苏建初墓志》，题署“季弟侍御史内供奉特”，志云：“公姓苏氏，讳建初，字子敬，世为武功人。……烈考冕，京兆府士曹参军，怀道积学，不偶于时，著《会要》卌卷，行于天下。”(1047页)按《旧唐书·苏冕传》：“冕缵国朝政事，撰《会要》四十卷，行于时。”(12)《六臣注文选》撰者之一吕向。二二七《高婕妤墓志》题署“中大夫行给事中侍皇太子及诸王文章集贤院学士上柱国吕向奉敕撰”(501页)。可以了解《六臣注文选》作者之一吕向的事迹，以及唐代朝廷对于《文选》学的重视。《初学记》撰者徐坚。八九《徐齐聃墓志》，题署“令子坚述”(197页)。一九二《窦思仁墓志》，题署“银青光禄大夫国子祭[酒]丽正殿修书副使东海郡开国公徐坚撰”(425页)。《三教珠英》预修者徐彦伯。一四五《仇立本墓志》题署“给事中徐彦伯撰并书”(323页)。一四七《孙行墓志》题署“鸾台给事中徐彦伯纂文”(327页)。《贞观政要》撰者吴兢。一八○《杨献墓志》题署“卫尉少尉兼修国史弘文馆学士长垣县开国男陈留吴兢撰”(399页)。又三○五《郭雄墓志》：“父讳味贤，□川郡司士参军，外氏曰吴，大父讳兢，恒王傅”(661页)。《姓氏录》等书撰者刘子翼。二二八《明琰及夫人刘氏墓志》：“大父皇朝朝散大夫、著作郎、弘文馆学士、修国史讳子翼，名在皇朝《实录》及《词林文人传》。显考皇朝朝散大夫、给事中、太子中允讳懿之，名在唐《姓氏录》。惟合二氏，实在一门。忠孝代著，轩裳朝列，家谍国史存焉。府君天倪特秀，日用成德。尚圣人法，为君子儒。”(503页)知刘氏为史学世家。志中述及《实录》、《词林文人传》、《姓氏录》，对于我们研究唐代历史文献具有重要价值。《旧唐书》实际监修者赵莹。四八九收录了五代《赵莹墓志》，记载赵莹历经数朝，出将入相，升沉起落的复杂过程，堪称五代政治、军事、文化等各方面的缩影。史载其为宰相时监修过《旧唐书》，本志虽未提及《旧唐书》，但记载了他监修国史的经历，也为考察《旧唐书》的源流提供了可资参证的材料。
①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47页。按：为节省篇幅，以下征引该书，页码均见于文内括注。
③《新唐书》卷一九六，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5606—5607页。
④有关《许肃之墓志》与李白的关系，朱玉麒：《许圉师家族的洛阳聚居与李白安陆见招——大唐西市博物馆藏〈许肃之墓志〉相关问题考论》一文具有较为深入的研究，载荣新江主编：《唐研究》第17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3—112页。
⑤《李太白全集》卷二六，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1244—1245页。
⑥参拙作：《出土碑志与杜甫研究》，《文史哲》2012年第6期，第17—27页。
⑦《杜诗详注》卷一九，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1648—1649页。
⑧《杜诗详注》卷二，第82页。
⑨《韦应物墓志》拓片图版见于西安碑林博物馆编：《纪念西安碑林九百二十周年华诞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年版，第311页。
⑩徐畅：《中唐宗室与文学家族的互动——让皇帝后人与东平吕氏交往考》，《文献》2012年第3期，第59—73页。
(11)刘屹详细讨论了镇墓石的源流、命名及其理论依据、道教属性等，有助于从多层面认识中古时期各类刻石的文学和文化内涵，参刘屹：《唐代的灵宝五方镇墓石研究》，《唐研究》第17卷，第7—38页。
(12)《旧唐书》卷一八九下，第497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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