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大学的保守性——美国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耶鲁大学论文,美国论文,品格论文,保守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648.1 文献识别码：A 文章编号：1003-7667(2003)03-0001-08
美国耶鲁大学成立于1701年，是美国最早成立的3所大学之一。耶鲁大学在2001年庆祝300周年华诞的时候，回顾往昔的成就，可以骄傲地宣称，它为美国社会的发展，人类社会的进步，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耶鲁大学有4位校友在美国《独立宣言》上签名。耶鲁大学培养了5位美国总统，其中最近3位（布什父子和克林顿）均毕业自耶鲁。耶鲁大学不仅是美国政界精英的摇篮，不仅培养了站在政治舞台上的指挥人物，更重要的是，还培养了这个金融帝国的统治基础，它所培养的美国大公司的领袖人物比其它任何大学都多。耶鲁大学是造就学术领袖的地方，美国许多著名大学和学院，诸如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加州大学、威斯康星大学、芝加哥大学、达特姆斯学院和威廉姆斯学院等的第一任校长都是耶鲁的校友。耶鲁大学是美国文化和艺术教育的中心，培养出了许多大师级的人物，如第一部美国英语词典的编撰者韦伯斯特，创立了在美国，甚至在世界都具有广泛影响的刊物《时代》、《幸福》和《生活》的亨利·卢斯，以执导《推销员之死》和《欲望号街车》等话剧闻名于世的伊利亚·卡赞，以及美式足球之父瓦尔特·坎普。耶鲁大学在科学研究和学术上也是硕果累累，共有20名校友和教师获得了诺贝尔奖。耶鲁大学拥有在美国科学发展史中有重大影响的科学家本杰明·西利曼和乔西亚·吉伯司，以及发明了电报的赛谬尔·莫尔斯和发明了无线电的李·福来斯特。
耶鲁大学的成绩举世公认，早已被广泛承认为世界一流大学。但是，其成为一流大学的道路却有独特之处。在耶鲁大学创建250周年的时候，美国《时代》周刊曾撰文指出，“耶鲁在传统上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等待其他人去探路，观察他们的进程，然后选择一条中间道路。如果说它的进步不快，其进步却是有选择的和基本上正确的。如果它开拓了新疆界，它就迅速去坚持传统的、实实在在的原则。在最好的和最真正的意义上，耶鲁大学一直胜利坚持从创建就有的保守主义。”[1]在这里，《时代》周刊为我们勾勒了一条“不可思议”的耶鲁大学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道路，即：在保守中创新，在稳定中发展。保守和稳定是其灵魂，创新与发展是必然之结果。
一、耶鲁大学的建立及其保守文化品格的形成
17世纪的新英格兰主要由自英格兰移民来的清教徒组成，他们的行为方式、文化生活和生活哲学都受卡尔文教义的巨大影响。在清教徒眼中，人皆是罪人，世界则是充满了罪恶和诱惑的地方，因此人活在世上就是要拯救自己的灵魂，同时他们还认为人是理性的动物，人能够认识自己的行为，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们坚持信仰与理性的和谐与统一，乐于接受科学知识，把科学知识作为信仰的补充与支撑。清教徒们强调勤俭持家、艰苦奋斗和工作不息的重要性，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赎罪和拯救自己的灵魂。这样，清教徒们就把劳作和教育放在了至关重要的地位，认为通过教育和艰苦奋斗才能超越物质世界，使灵魂获得拯救。这种对知识的追求和对工作的重视正好适应了新英格兰地区经济生活的需要，在新英格兰的城镇中迅速形成了以商人和船主为主体的贵族阶层，他们与清教徒牧师结合起来，不断强化清教徒的价值观念，清教徒价值观念的广泛传播又反过来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这样，知识、信仰、财产和殖民政府在新英格兰有机地结合起来，为教育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障、制度保障和广泛的群众基础。
1701年一些清教徒牧师发起在新英格兰康涅荻格殖民地的蛮荒之中建立一所学院。他们希望通过自己培养牧师来教化新移民，发展其教派，光大其教义。其实同属一个教派、设在马萨诸塞殖民地的哈佛学院就近在咫尺，早在1636年就成立，完全有能力培养足够的牧师。但是，康涅荻格的清教徒们感到哈佛正在偏离真正的、纯粹的卡尔文主义教义，因此，向康涅荻格议会提出建立一所真正属于自己教派的学院。1701年10月9日，议会通过“自由建立一所学院法”。该法规定，在学院中，“可以教授年轻人文理科目，从而使他们在万能上帝的庇佑下可以从事教会和政府工作”。[2]1701年11月11日，学院依法建立。学院建立初期，议会每年补助相当于120英镑的拨款。1718年8月，学院从在东印度公司工作过的英格兰巨商艾里胡·耶鲁那里获得一大箱书、一幅乔治一世画像和东印度公司盘存的价值200英镑的货物，于是在1720年4月20日正式被称为“耶鲁学院”。这是一所在教会、政府和商界共同支持下建立的带有强烈宗教色彩并负载沉重宗教使命的大学。正如罗兰·白顿在《耶鲁与牧师》一书中所指出的，“耶鲁在未建立以前就具有了保守的品格”。[3]
耶鲁成立之后的近200年间基本上保持着教派学校的特点，学院的培养目标主要是“训练一代又一代的有知识的正统牧师”。[4]董事会、校长和教师都由牧师来充任；课程以古典文理科目为中心；教学完全依靠背诵；对学生的教育主要通过实施纪律制裁养成品格，学生的校园生活充斥着早晚祷告等宗教活动。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逐渐淡出校园，耶鲁也逐渐地改变其教派学校的特征，但是与其它美国非教派的一流大学相比，耶鲁始终更多地受宗教的影响：哈佛早在1708年就已经有了第一位世俗校长，而直至1899年5月耶鲁董事会才打破了近200年选举牧师任校长的传统，选举了第一位世俗者出任校长，而且这位世俗校长在上任前还要特别向董事会声明，“我是耶鲁学院基督教会的成员，我相信保持耶鲁基督教特性的基本重要性……我对经典著作学习持保守态度，我坚信在这一问题和其它问题上我们必须通过渐进而非革命取得进步。”[5]进入20世纪以后耶鲁虽然已不再是一所教派大学了，但是耶鲁大学仍然笃信大学负载道德使命，培养价值观念。1937年，新上任的塞默尔校长还公开表示对停止强制祷告感到遗憾，他认为，由于这一改革措施，耶鲁所应珍视的社会价值受到前所未有的伤害。
每当耶鲁出现改革激流时，都会出现保守的呼声。塞默尔校长上任伊始就呼吁耶鲁停下来，消化和思考已有的变化。他认为，一些学科“可能只有很少的学生学习，可能对普通公众几乎没有价值”，但是大学要保留它们，“这代表大学的职责，大学的这些活动的本身就是目的”。[6]当有人向他提出改革建议时，他总是任命一个委员会去研究这些建议，制定计划，但很少去执行这些计划，这种所谓的“受控进步”的对待改革的态度在耶鲁有一定的代表意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美国社会迅速发展变化，大学与社会之间联系日益密切，社会的价值观念（特别是市场价值）不断侵入大学校园，大学再也不能孤守一隅，象牙塔开始坍塌。而这时耶鲁大学并不随波逐流，它坚守自己的道德哲学。吉亚麦蒂校长不断呼吁耶鲁大学要坚决履行自己在1701年与美国签定的“契约”，“要努力发展学术，提供服务和精神启蒙”。[7]他指出，大学与企业是完全不同的，大学的工作是一个负载价值的终生过程；“大学的目标不是扩张或者占有市场份额，而是学术的优异；不是利润或者所有权，而是免费的知识产品；不是运转的效率而是平等的对待；不是不断增长的经济效益而是不断思考我们是谁，我们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周围的世界。”[8]他尖锐地批评学院的规章化，“规章取代了那些传统的学院价值，学院文化是一套共有的价值观，关于自由获取信息的价值，关于公开交流思想的价值，关于学术自由的价值，关于公开沟通和关爱的价值……学院文化应是所有院校共有的最可宝贵的价值。”[9]他还深刻地指出了对美国大学极为有害的另一个发展趋势，即大学的公司化。他认为“美国文化中的冲突之一是在私人的营利公司与传统的大学之间，前者的规范是竞争、效率和利润最大化，其目标是短期的；后者是非营利的，其目标是学术的、公民的和长远的。”[10]他进一步指出，“规章化和公司化对于学院文化都是破坏性的……造成教师与行政的分离。……教师越来越把自己看作价值的载体，而大学行政人员则把他们自己看作法律的载体。”[11]他力促耶鲁大学在变化纷繁的社会中继续捍卫大学共同的价值，发扬学院文化，坚持耶鲁大学的文化品格，使耶鲁大学成为社会精神启蒙的灯塔。
二、耶鲁大学保守的管理
耶鲁大学保守的管理架构、管理思想和管理风格保证了其文化品格的形成、发展和传承。
耶鲁大学的法律上的所有者、决策者得董事会。董事会自建立之日起就打上了深深的保守的烙印，其全部成员均为康涅荻格殖民地公理会牧师，直到1902年才选举了一位康涅荻格州以外的牧师加入董事会，直到1905年才有一位世俗者被选入董事会。1917年非牧师的董事会成员达到一半，但是尽管如此，此后多年董事会仍是由牧师控制。
保守的董事会为了推行其保守的治校方针，在校长的选任上也显得格外保守与慎重。在耶鲁建校以来的22位校长中前12位都是牧师，直至1899年才有了第一位世俗者出任校长。前六位校长均毕业于哈佛，自1766年起，所有校长除一位外均毕业于耶鲁，其中仅有个别校长本科阶段没有在耶鲁就读而仅拥有耶鲁研究生学位。1918年在耶鲁获得文学士后来成为耶鲁董事会成员的维尔玛斯·刘易斯曾戏谑地总结了耶鲁大学选聘校长的标准：“耶鲁校长必须是耶鲁人（即本科毕业自耶鲁的人，仅有耶鲁研究生学位的人很难被看作是耶鲁人而融入耶鲁文化），必须有个性，有宗教信仰，必须是国际知名学者，如果他是人文学者，要深深地尊重科学，如果是科学家则要热爱艺术。他必须是现代人，但要了解过去并有远见。他绝对不能过右或过左，但也不能走中间道路……”。[12]杰莱米·戴校长的离职和新校长的选聘可以充分说明耶鲁董事会在校长选聘问题上的保守。戴从1817年起至1846年止任校长29年，是耶鲁任职最长的一位校长。在任职的最后几年曾几次提出辞呈，但都没有被董事会所接受。1843年，他诚恳地致函董事会，“你们最好现在就让我辞职，我现在尚明智，还能这样做，以后我可能没有这样的智慧去做，我会认为我比你们都聪明，比自己以往更聪明”；这位被教授们视做集保守主义之大成者进一步指出，“变换校长的一个原因是，一个老人总是对事务保持原状感到满意。”[13]董事会终于接受了他的辞呈，但又将其选为董事会成员，他在那里又任职21年，直至1867年95岁去世时为止。他在董事会中以保守著称，影响了其继任者的决策与行动的自由：董事会所选择的新校长齐奥多·沃斯里1820年毕业于耶鲁学院，是虔诚的公理会牧师，长期在耶鲁教授希腊语和文学，是耶鲁第八任校长的外甥，总之，是一位完全的、保守的耶鲁人。
在耶鲁发展历史上的几个重大关头，决定耶鲁发展方向的几次重大辩论中，董事会都明确坚定地站在保守者一方。例如，在1865年至1900年有两项伟大的改革运动——选修制的推广和大学的兴起——深刻地影响了美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方向和校园文化。选修制在哈佛校长艾略特的大力推广和倡导下对美国学院的古典教育产生了巨大的冲击，不仅使课程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还使校园生活根本改观。大学的兴起是美国学习德国的结果，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首开风气之先，促进了研究型大学的初创。两个运动在耶鲁也掀起了轩然大波，引发了激烈的辩论。耶鲁的青年校友们首先对学院的管理提出了挑战，他们认为学院的管理过于保守和狭隘，董事会应该补充活跃的校友，从而在学院与真实世界之间建立联系。在教授中亦有人提出耶鲁的管理层在关注耶鲁学院的同时还必须支持学院中其它专业学院的发展，推动研究生系的建立和发展，也就是加入当时美国将学院发展成大学的洪流。在此关键时刻，董事会于1871年选择了诺亚·波特任新校长。波特时年60岁，1831年毕业自耶鲁学院，曾任牧师10年，1846年起任耶鲁道德哲学和形而上学教授，其父曾任耶独校董近40年，其妻是耶鲁名教授之女，可以说是一名血液中都流淌着耶鲁保守文化的彻头彻尾的耶鲁人。波特捍卫古典课程，尖锐地批判选修制，他认为要对学生进行严格的心志训练，严肃的甚至强迫性的学习是打开智力之门和获取知识的惟一道路。选修制带有严重的邪恶，会使邪恶进入班级学习和学院的日常生活。他和校董们珍爱耶鲁学院的传统理念，认为把耶鲁按照德国的模式改造成大学会伤及学院的精髓，因此学院虽然已经具备了当时大学的基本形式，但迟至1887年波特卸任以后耶鲁学院才正式改称大学。我们不难看出董事会选择波特出任校长“就是要保证学院在所有热点教育问题上都继续持保守的态度；就是保证学院继续保持其作为基督教和所有正统学问的堡垒的个性（文化）特征”。[14]
耶鲁保守的管理层在大学的发展战略上坚持质量优先和规模控制的原则。在建设大学的过程中，耶鲁始终如一地反对盲目的综合化，坚持把耶鲁所要设置的一切学科都办成美国乃至世界一流的，达不到这一目标的就要坚决关掉。早在1891年耶鲁就开设了第一门教育学科课程，1920年就建立了教育系，但是该系由于在耶鲁没有得到必要的支持（几任校长都认为教学是一门不可能被科学传授的艺术）而达不到一流的标准，终于在1956年被关闭了。耶鲁大学于1923年在美国最早建立了护理学院，培养专业护士。为了尽快提高该院的学术水平，耶鲁于1934年开始将学士学位作为入学要求。到1958年，格里斯沃尔德校长明确提出大学的存在是为了探索而非应用，因此关闭了护理学院的护士培养计划，将护理学院提升为护理研究院，培养护理科学的研究人员，开展护理科学研究，从而使护理学院稳定地居于美国一流，为美国护理科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耶鲁的工学院最初建于1852年，但是由于耶鲁长期存在的反应用技术的文化环境，它始终时而合并于某所学院或某个系中，时而单独设立，不能取得独立的地位。时至今日，耶鲁仍没有工学院。现任校长刘文明确地制定了工程学的发展战略，“我们不打算在这些领域发展成麻省理工学院或斯坦福大学那样的规模，但是我们相信我们能在化学、电子和机械工程中的少数几个领域得到国际承认。”[15]他明确提出，耶鲁的专业计划的形成要更多地由争取优异而非强求综合性的理念来指导。他认为，“人类知识的范围是如此的广泛，变化是如此之丰富，即使一所伟大的大学也不能期望覆盖值得学习的每一个学科……与其广泛覆盖所有学科，可能更明智的是建立少数几个出众的教师组，使他们能够在专门领域为争取科研经费和研究生与世界一流大学相竞争。”[15]
20世纪20年代，耶鲁处于极好的发展势头，学生趋之若骛。1921年到1931年，学生人数从3820人上升到5914人。耶鲁可以选择大规模扩招的政策，但是却决定放慢扩大规模的速度，坚持质量优先的原则，在一流大学中第一个选择了限制招生数量保证质量的发展战略。格里斯沃尔德校长在1955年年度校长报告中再次强调了这一发展战略。他提出，要尽可能提高教师和学生之比，而绝不要降低质量去规模生产。较低的学生与教师比和学生与教师积极的双向交流始终是耶鲁突出的特征。今天耶鲁共有学生11039名，而各类教师达2845人，生师比不足4比1，这在美国一流大学中是非常低的。
耶鲁保守的管理层在大学的变革中坚持渐进的和累积的方式，竭力避免否定过去的颠覆性的变化，亦无仓促的变革行动。耶鲁的课程改革最能反映其对待变革的保守态度。耶鲁自19世纪40年代开始改革课程，如果将1844/45学年和1870/71学年的课程相比较的话，就会发现，1870/71学年的耶鲁学生仍然必须学拉丁语，但可少学三分之一；在三年级可少学一学期的希腊语或拉丁语，而增加两学期的微积分；在修辞、逻辑和精神与道德哲学课程的要求方面基本没有变化。其改革是稳步的。而与此同时，哈佛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1869年，艾略特出任校长。适应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需求，他推动选修制——1872年就取消了四年级的全部必修课，到1879年三年级的必修课也被全部取消。可以说哈佛对待变化的态度是与时俱进，而耶鲁则对自己的保守沾沾自喜。耶鲁的著名教授金斯利曾骄傲地说，“让坎布里奇的人们（哈佛人）去试验吧，我们将努力从他们的试验中获益，他们在试验方面比我们强。”[16]许多耶鲁人虽然没有这么公开说出来，但是对待变化的保守态度却是相同的。
耶鲁在管理中注重教授治校。美国当代最著名的高等教育学家克拉克·克尔曾指出，“在美国最早把大权交给教授的主要大学是耶鲁”。[17]耶鲁对美国高等教育最大的贡献之一是教授治校。耶鲁第八任校长德怀特首开了重大事件与教授协商的风气之先。他知人善任，聘任了三位后来成为著名科学家的优秀教授：西利曼、在德怀特之后出任校长的载和语言教授金斯利，让他们负责各自学科的发展和建设。他们与德怀特一道开拓了耶鲁走上一流大学的道路，为耶鲁乃至美国的大学教授治校传统奠定了基础。戴在继任校长之后，待教授如平等的伙伴而非下属，他天性保守，在行动前与同事充分协商，教授们在管理学院方面被赋予了相当大的影响力。戴校长的继任者沃斯里把教授治校通过制度固定下来，教授成为大学的核心，大学的精髓，大学的“终身工作人员”(Permanent Officer)，而校长和管理人员则不是。耶鲁由于教授治校而使其保守文化至臻至善。耶鲁的教授们对外部世界时常持自由的甚至激进的主张，但作为整体对教育和大学内部问题却相当保守，以保守为自豪，不喜欢变化。在重大决策时，耶鲁最惯常的做法是组成相关的教授委员会，进行充分彻底的讨论，而在得出结论需要行动时，却可能踌躇不前。这样，耶鲁虽然有时对外界变化反映迟缓，但是其决策却往往是深思熟虑的，其行动是审慎的。
耶鲁在赋予教授权力的同时，坚定地捍卫教授的权利，捍卫学术自由。“耶鲁是一个开放的社区，它对新思想、不同意见、辩论、批评、不同观点和意见的相互碰撞、协作研究和原创性都持开放的态度，但是它现在和将来都不会宽容对于他人的尊严与自由的否定。”[18]1879/80学年耶鲁的威廉姆·G·萨姆纳教授使用了斯宾塞的《社会学研究》作本科生教材，在校园引起轩然大波，时任校长的波特认为这本书攻击了每一种有神论哲学，与当时耶鲁的正统宗教思想完全背道而驰，下令禁止使用。于是萨姆纳致信董事会和学院所有终身聘用教授，声称，“我不承认校长对教科书的使用有最终决定权”，这一问题“涉及任何正直教师都不应退让的权利和利益。”[19]当时虽然宗教在耶鲁仍有举足轻重的影响，但是校方仍不能不从学术自由大计出发放弃对教科书的审定，并且自那以后耶鲁再也没有出现过审定教科书的事件。后来的学者把萨姆纳的信作为美国有关学术自由的重要文件。耶鲁不畏权势捍卫学术自由，在美国大学中树立起一面旗帜。1951年6月11日在耶鲁250周年纪念大会上，格里斯沃尔德校长亲自授予艾德华·托尔曼教授荣誉博士学位，而托尔曼教授刚刚由于拒绝在忠诚宣言上签字被加州大学解聘。耶鲁尊敬他，不仅由于他在心理学上的贡献，更出于他是一位“思想自由的勇敢捍卫者”。1958年耶鲁退出联邦学生贷金计划，因为这一计划不仅包括忠诚誓言，而且还有一份否定性誓言，也就是说，学生在宣誓效忠之后，还要再声明，他不相信也不成为任何企图推翻美国政府的组织的成员。在格里斯沃尔德校长过世以后，纽约时报称，他的去世对国家的损失大于对耶鲁的损失，因为他不断引领美国大学反对自由的压制者。
三、耶鲁大学保守的教育理念
耶鲁大学的现任校长刘文认为，耶鲁有两个有别于其它伟大研究型大学并为耶鲁教授所共同认可的特点，一为致力于本科教育，二为注重培养领袖。
美国历史悠久的大学都是从本科学院发展而来的，但是耶鲁的独特之处在于，它虽然在美国第一个颁发了哲学博士学位，比哈佛还早25年建立了研究生院，今天耶鲁已有10个专业学院和一个文理研究生院，研究生人数已超过本科生人数，但所有这些成绩的取得都是在保持本科生教育质量稳定地居于美国最前列的情况下取得的。1847年，耶鲁设立研究生部的初衷是改进本科生教育，让研究生为本科生树立榜样，让新的课程或学科先进入研究生教学计划，进行实验，成熟后再纳入本科生教学。任何访问过耶鲁或读过有关耶鲁文献的人都会不约而同得出同样的结论：耶鲁学院（耶鲁大学的本科生院）是耶鲁大学的核心，本科生教学是耶鲁大学的中心工作。在耶鲁，教授们把教学作为大学的第一个感召，都认真投入到本科生教学工作中去，由研究生教的本科生课时数占本科生课时总数的比例在全美研究型大学中属最低之列，远远低于哈佛和斯坦福等校。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耶鲁发展的历史就是耶鲁竭力保持耶鲁学院核心地位的历史，耶鲁建立后的200年中，几乎全部资源都用于耶鲁学院，而让其它专业学院或专业课程自谋出路，甚至自生自灭。时至今日，耶鲁大学各院仍有很强的自治性，而耶鲁学院仍占用大学最多的资源。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耶鲁学院是耶鲁大学存在的理由。”[20]耶鲁大学可以没有任何一所专业学院，但不能没有耶鲁学院，否则就不能称其为耶鲁大学了。
耶鲁对于本科教育的重视和对培养领袖的注重集中体现在它三百年如一日毫不动摇地坚持自由教育的理念上。耶鲁自成立以来就以自由教育为理念，以培养领袖为宗旨，到19世纪20年代学生所学的全部课程均为必修课，所设课程以古典课程为核心。但是，19世纪上半叶是美国产业革命的时代，工业迅速发展，社会剧烈动荡，深深地震撼了校园。1824年弗吉尼亚大学一建立就推行选修制，哈佛也在孕育改革，连最保守的耶鲁校园也开始不平静起来。1827年耶鲁校董，州参议员诺伊斯·达灵建议取消课程中的已死亡的语言，代之以其它课程。董事会迅速行动起来，组成专门委员会研讨这一问题，委员会于1828年发表报告，这就是对美国高等教育产生了长远影响的“耶鲁1828年报告”。报告对于批评作了针锋相对的回答，重申了耶鲁的自由教育理念。报告分为两篇，一篇由董事会撰写，一篇由教授撰写。后者又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由戴校长写的关于学院的教育计划，另一部分是由金斯利教授写的关于坚持学习古典语言的策略。其中最重要的、最有持久影响的、被最为广泛引用的是戴校长所撰写的部分。戴校长认为，学院教育所要做的是“训练和武装（学生的）头脑，扩大头脑的能力和给头脑储存知识。或许前者更重要。因此学院课程的主要目标应该是每日积极地操练学生的能力”。[21]戴校长反对缩短课程，反对使课程更实用，反对取消已死亡的语言课程，反对以德国大学模式改造耶鲁。他要求，在学院教学过程中，要在文学和科学的各分支中保持平衡，从而培养具有平衡性格的未来领袖。他提出，学生“要从纯数学中学习论证推理的艺术；从物质科学中了解事实、归纳过程和可能证据的多重性；要在古典文学中发现一些最有品位的完美的典范；通过英语阅读学会运用自己语言讲与写的能力；通过逻辑和思想哲学学习思维的艺术；通过修辞和辩论术，学习讲话的艺术；通过不断地练习写作掌握准确表达的能力；通过即席的讨论，成为果断的、语言流畅的和朝气勃勃的人。”[22]戴校长在1828年报告中最为雄辩地论述了自由教育理念，为建设和发展具有美国特色的本科教育作出了无与伦比的贡献。美国著名高等教育史学家佛雷德利克·卢道尔夫高度评价耶鲁1828年报告，他指出，“耶鲁报告是一份辉煌的文件，它肯定了人文传统……然而同时也给了那些希望学院保持不变的人令人信服的理论武器。”[23]
自1828年以后，耶鲁每一位新校长上任都会重申自由教育的理念，在耶鲁历史上每一个重大变化的关头，都会挺身而出，坚定地捍卫自由教育。19世纪70年代，在哈佛大力推进选修课进而威胁到自由教育时，波特校长著文指出，学院的职责是培养最高的智力和成就，在学院中“两个原则不容质疑：高等教育的目标应该是智力培养而非知识获取，应该尊重长远的而非眼前的结果”。[24]1941年，就在美国即将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时，西摩尔校长作年度报告时还不忘强调自由教育的重要性，他指出，必须保护自由科目，“否则的话将不会有助于我们打赢这场战争，因为我们会失去对于国家灵魂不可或缺的价值。”[25]战后格里斯沃尔德校长于1955年重申耶鲁加强和支持自由教育的决心，他把自由教育视作“高等教育之源”。在当代美国社会极度商业化，商业价值弥漫到校园，自由教育受到威胁之时，吉亚麦蒂校长适应时代的要求，重新界定自由教育，在1984年对毕业生讲话时指出，“自由教育不是一种不现实的教育，它是一种自我塑造的紧张的实际行动，这种自我塑造在你跨越若干探索领域、方法和价值，发展自己的潜力和体力时就发生了。自我塑造的目的不是找到一份工作，而是发展自己，以便在日后不管你做什么，都不从狭隘的或地方的角度出发。这种自我塑造的更大的目标是学会如何从自我走出来，实现自我，超越自我，走向他人，从而塑造一个国家，使自己的国人生活得更美好。”[26]现任校长刘文在展望耶鲁新的百年之时也极力推崇自由教育。他认为，“自由教育陶冶智力，扩大推理与同情和理解的能力。其目标不是传递任何特定的内容，而是发展某种头脑的品质：筛选和提取有用的信息；超越偏见与迷信；批判和独立的思考。就像最大的社会利益来自广泛好奇心驱动的科研而非有着特定商业目标的科研那样，我认为，最大的社会利益来自扩大学生推理和创造性思考能力的教学而非对特定知识的掌握。”[27]
耶鲁笃信教育重于教学，因为教育重在思想的形成和品格的养成，教育不仅发生在课堂，大学的文化熏陶对于培养领袖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耶鲁作为一流的研究型、综合性的大学具有美国数一数二的图书馆，图书馆设计极具艺术价值，晨曦照耀着大理石的墙壁，给人类千百年文明的积淀洒满阳光。学校美术馆和博物馆收藏之丰无与伦比、美伦美焕。耶鲁的美术学院、戏剧学院、音乐学院和建筑学院在全美均属顶尖之列。这一切为学生提供了小学院所无法比拟的文化环境。但是在大学中学生往往缺乏归属感，学生之间以及学生和教授之间往往趋于疏离，学生疲于在教室之间奔波，而无法使优美的文化环境转化为不可替代的教育资源。耶鲁在上世纪30年代规模较快扩张时意识到这一问题，仿效英国牛津大学建立了住宿学院，将本科生住宿学院建在大学老校园的中心区，将历史最悠久、设计最精美的建筑用于住宿学院。每所学院环绕一块绿草茵茵的庭院而建，占据一个街区。现在已有12所住宿学院，每所学院由来自不同院系和不同专业的400至450名学生组成。每所学院有一位院长、舍监和若干位住院教授，负责指导学生的生活和学术活动。住宿学院为学生提供一个同伴社区，学生在其中居住、进餐、社交以及从事多种多样的学术和课外活动。学院有自己的饭厅、图书馆、讨论课教室和娱乐室。卧室在美国大学学生宿舍中可能属最华美之列，有三人间和单人间，每间都有壁炉和护墙板。有的校友认为他们在耶鲁期间围炉夜话和在餐厅的橡木餐桌边轻声漫语是他们在一生中所获得的最好教育。每所学院有自己的报纸、运动队、兴趣俱乐部、戏剧组、歌咏队和特殊班。住宿学院之间的体育竞赛是大学的大事，在竞赛中培养美国人引以为豪的竞争精神和团队精神。大学不设置体育必修课，但是80%以上的学生都参加各种体育运动和比赛。耶鲁是常春藤校盟诸校中校队最多的学校。住宿学院1968年开始开设讨论课，其目的在于开发创新型课程。在每所住宿学院由学生和教师组成委员会，负责评审由学生、教师、校外个人、系和专业计划提出的开课建议，每年开出大约36门，其中许多是跨学科的，艺术方面的课程占很大的比例。住宿学院讨论课不仅吸引了耶鲁学院的教师，而且还吸引了各专业学院的教师以及大学以外的学者、作家、艺术家、政府官员和传媒方面的专家。这些讨论课促进了教师和学生之间的对话，培养了学生的兴趣，陶冶了学生的情操。耶鲁要求大学一和二年级学生必须在住宿学院生活和学习，在三、四年级可由学生选择。但实际上，80%以上的学生仍然选择留在他们的住宿学院中。耶鲁的住宿学院成为自由教育的重要场所，耶鲁学生的精神家园，美国未来领袖的诞生地。
从以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出，耶鲁大学在培养目标上，坚持高起点，高定位，培养领袖人才；在教育上，坚持自由教育，坚持教学优先，本科学院第一；在管理上，坚持教授治校，大学内部分权，校友参与；在制度建设上，坚持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在发展战略上，坚持优质第一，规模控制，累进变革。总之，耶鲁大学文化品格的核心是保守。
四、大学保守文化品格的合理性
耶鲁大学坚持其保守的文化传统，稳步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那么，其经验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大学的保守是否具有合理性？这是我们今天建设世界一流大学所必须回答的问题。我想，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首先，大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保守性，也可以说保守性是大学的遗传特征。英国著名高等教育学家阿什比曾经深刻地说过，任何大学都是遗传和环境的产物。大学的重要使命就是储存、传递和创造人类文明。所谓储存和传递人类文明就是保守人类文明。大学的这一使命赋予了大学保守的文化品格。大学要创造新的人类文明就要为了真理而追求真理，追求真理本身就是目的，因此它天然地反对功利，与社会即时的、功利的需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大学还要负载价值，守望社会精神文明，给人类以终极关怀。在社会商业价值甚嚣尘上之时，大学万万不可忘记自己的历史使命。
其次，大学的力量在于稳定。在各种社会机构中，大学最稳定，它的力量源于自信，永远的镇定自若，自尊，自贵。大学像湍流中的流速仪一样任凭水流变化，我自岿然不动，静静地行使自己的职能，测度着人世沧桑的剧烈动荡与悄然变化。如若它随波逐流，就会倾覆于激流之中，因此它必须坚持理念，保持自己的文化品格。大学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不断创新，但是任何新的发现只有在经过大浪淘沙后的沉淀，才能镶嵌到大学学科和专业的桂冠上。大学需要稳定的制度环境，只有在这样的环境之中，教师才能集中精力与时间，以平静的心态面对纷繁躁动的社会，潜心钻研学问。学生们才能在这样的制度环境所营造的学术圣殿中一心向学。
第三，大学是社会中最为民主的机构。大学的组织框架和决策程序都保证了教授治校和分权管理。教授从不把自己看作大学的雇员，教授是大学永久的工作人员，而校长则不是。教授岗位代表思想的成熟。大学的重大决策必须得到教授的一致支持，这就决定了大学的行动必然是深思熟虑之后的行动。大学的触觉是敏锐的，分析是深刻的，但行动往往是迟缓的。因此，其变革方式是渐进的和累积的。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了大学的保守，才会使得大学创新型人才辈出，创新成果不穷。认识大学的保守文化，小心呵护它，才会按规律办学，才会对大学的变革抱以合理的期待。
五、结语
当我们沉下白日躁动之心，秉烛夜读耶鲁大学的发展史时，我们就会被耶鲁清新的文化品位，深厚的文化积淀所打动：它几百年来不为躁动的社会变迁所动，始终如一地坚持自己的社会职责，如同人类社会漫漫路上的一盏明灯，星光闪烁，为世人所瞩目。它在静谧中发展，在稳定中前进，以其保守的文化品格营造出一所循序渐进的世界一流大学，创新型人才和重大科研新发现如清泉从中汩汩流出，永不干涸，永不浑浊。
在今天躁动的社会之风中，在高等教育激烈变革的环境中，耶鲁大学成功的经验，难道不令我们的大学深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