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熹的易学解释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解释学论文,朱熹论文,易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周易》从汉代开始，被列为五经之首，并为历代学者所垂重。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周易》进行了研究、解释。通过种种解释，建立了一套理论体系，形成了一种专门学问，即易学。有的研究者，在理解与解释《周易》过程中，有较成熟的解释意识，提出了独特的理解、解释《周易》的理论与方法，可谓之易学解释学。对此进行揭示，不仅会给哲学史、经学史、文化史等增添异彩，而且对于提高人们的认识，促使人们思维方式的现代化，也是很有意义的。本文只对理学集大成者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作一探讨。
一、解《易》须经历许多事变
朱熹对四书、五经的研究用力最勤，一生心血凝聚于儒家经典注释中。通过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他对四书五经理解的难易程度有个总的看法。他认为：“上古之书莫尊于《易》，中古后书莫大于《春秋》，然此两书皆未易看。”[①]“《春秋》《易》都是极难看的文字。”它们“不如《诗》、《书》、执礼，皆雅言也，一句便是一句，一件事便是一件事。”也“不若《大学》《中庸》有个准则，读着便令人识蹊径。《诗》又能兴起人意思，皆易看。”《易》与《春秋》相比较，《易》比《春秋》难理解。《春秋》“一年事自是一年事。且看礼乐征伐是自天子出？是自诸侯出？是自大夫出？”而“《易》自是别是一个道理”，“它是说尽天下后世无穷无尽的事理，只一两字便是一个道理。”而且“《易》中说理，是预告说下未曾有的事”，“只是空说个道理，只就此理会，能见得如何”？“故乍看甚难”。“《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非他书之比。”这里关于《诗》、《书》、《春秋》、《大学》、《中庸》等书的论述，说明这些经典是通过对具体事物的叙述或描写，能使读者产生具体而明确的认识；或是讲出具体的人的行为准则，使读者能够把握遵循，所以读起来容易理解。关于《周易》的论述，体现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世界的反映是以他们的建构方式进行的。在认识客观世界过程中，他们对世界的反映是从他们已有的图式出发，即是从社会化了的思维运行方式出发的。这种图式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客观事物的规律性、内在的必然性，就是朱熹所说的“事理”。而且他们又根据这一“事理”，把零乱的感性信息构建成有序的结构，并用一些信息来推断未来，即朱熹所谓“预先说下未曾有的事”。朱熹在此不自觉地揭示出《周易》作者对客观事物反映具有超前性。
这种超前的反映形式是抽象的“空说个道理”，因此“《周易》是个极难理会的物事”。要理解它，读它之前，“须是经历天下许多事变，读《易》方知各有一理，精审端正。”这是说，研究理解《周易》中的义理，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参与许多事变，只有如此，对其中包含的事理才能领会得深刻。如果“不曾经历得许多事过，都自揍他道理不着。若便去看，也卒未得他受用。”朱熹认识到对《周易》的理解意识所依赖的是经验或体验，一个人越是能够体验更多的“事过”，他越是能更多地从他对《周易》的理解中释放出历史经验的生气，从而便能更有效地应用《周易》。
“涉世未广”不能理解《周易》，“见理未尽”也不能理解《周易》，“须先读他书理会得义理了，方有个入路，见其精密处。”“须是已知义理者，得此便可磨砻入细。”即是说，理解《周易》不能从某种精神空白状态中开始，它必须是在历史积累、知识积累、文化积累基础上进行的，即要有某些已知的东西为基础。具体来说，就是在开始理解《周易》之前，先要具有义理方面的知识，以此作为推知《周易》的起点或参照系，这也是对《周易》理解开始发生、并能得以进行的必要条件。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条件，只是以纯粹主体的身份去理解《周易》，那种理解是不可能进行的。
上述所“经历”的“事变”，所“知”的“义理”，都是解释者这一主体所熟悉和理解的东西，是主体进行理解《周易》以前已理解的精神储备，也是必须首先具有的一种理解，即先行理解。在朱熹看来，只有在这种已有的理解状态下开始理解《周易》，才能“磨砻入细”，“见其精密处”，并能由此扩展开来，形成与先前的理解有所不同的理解。如“伊川解经，是据他一时所见道理恁地说。”[②]其“发明道理，大义极精”[③]，并能“推说得无穷”[④]。朱熹意识到，已有的经验、知识、理论，能使主体在对《周易》的理解上有一种认识上的开放性或开拓能力，这种开放性又是一个无穷的理解、推理过程。
对《周易》的理解、认识结果要由主体作出表达，用文字对《周易》作出书面解释就是一种认识结果的表达方式。不同解释者，由于认识水平、文化程度、语言技巧、文字表达能力等等不同，所作出的解释，在准确程度、深刻程度、清晰程度等方面也就不同。朱熹也认识到了参与认识活动的意识因素对理解、认识结果表达的影响。他说：“东坡解《易，大体最不好。然他却会作文，识句法，解文释义，必有长处。”[⑤]又说：“常观解《易》的，惟是东坡会做文字了，都揍着他语脉。如‘涣其群，元吉’。诸家皆云涣散了，却成群，都不成语句。唯东坡说道，涣散他小小群，聚合成一大群，如此方成文理。”[⑥]这意味着要对《周易》作出准确、深刻、清晰的解释，解释者必须预先获得经验知识、理论知识、文化知识等等。
朱熹把经历许多事变，掌握义理等方面的知识视为解释《周易》首先必备的条件，其思想内涵是深刻的。它不仅表明了主体特有的生理的、神经的、经验的、知识的、社会历史的、实践的方式等决定着《周易》这一自在客体向观念客体分化的程度、角度、广度、深度及其在信息加工、理论建构、知识体系等方面的表现，而且指出了《周易》只是空说道理，对它不能从具体现象中、经验中直接理解、认识。这实际是说，要把握它，必须通过人的概念的中介关系、观念化的过程。也就是要求解释者形成高层次的思维结构，去能动地反映它。这种能动的反映，一方面，解释者要以《周易》为对象，并受制于《周易》，即对《周易》不能主观地任意解释，必须遵循创作《周易》的人，即朱熹所谓圣人的本来意向；另一方面，解释者要改变《周易》，对它作出创造性的解释，使它服从解释者的需要。朱熹这方面具体思想将在本文第四部分详细介绍。
二、观圣人作《易》用心
为了使对《周易》的解释符合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朱熹要求解释者以圣人的意识形态为认识对象，从《周易》中观察圣人作《周易》的用心，领会圣人作《周易》的本来意图。“须见圣人本意，方可学《易》。”[⑦]“读书当观圣人所以作经之意与圣人所以用心一条。”[⑧]“今人不会读书是如何？只缘不曾求圣人之意。……故教他就圣人意上求。”[⑨]求圣人之意，就是要求解释《周易》的人从心理上转变进入到《周易》之后作《周易》的圣人的主观心境中，体验圣人作《周易》的原意。
那么，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是什么？解释者怎样从心理上重新体验并进入圣人的心境？
朱熹认为，《周易》经文是占筮的典籍，传文是后来讲义理或哲理的著述，但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它们都是卜筮之书，圣人作《周易》的意图是教人通过卜筮判断疑惑，以趋吉避凶。他说：“上古之时，民心昧然不知吉凶之所在，故圣人作《易》教之卜筮，使吉则行之，凶则避之，此是开物成务之道。故《系辞》云：‘以通天下之志，以定天下之业，以断天下之疑。’正谓此也。”[⑩]“盖《易》本为卜筮作，故夫子曰：‘《易》有圣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辞，以动者尚其变，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文王周公之辞，皆是为卜筮。后来孔子见得有是书必有是理，故因那阴阳消长盈虚，说出个进退存亡之道理来。”[(11)]“圣人作《易》，本为欲定天下之志，断天下之疑而已。”[(12)]“想当初伏牺画卦之时，只是阳为吉，阴为凶，无文字。……后文王见其不可晓，故为之作彖辞；或占得爻处不可晓，故周公为之作爻辞；又不可晓，故孔子为之作《十翼》，皆解当初之意。”[(13)]朱熹把《周易》经传视为“四圣”所作，即伏牺画八卦，周文王演为重卦并作卦辞，周公旦作爻辞，孔子作传，“四圣”皆以《周易》为卜筮书。朱熹在释周敦颐《通书》语“圣人之精，画卦以示”时说：“精是圣人本意。”[(14)]圣人作《周易》的本意，是“画卦以示”，即画卦象明吉凶，以示训戒世人。
朱熹对《周易》上述认识，决定了他解释《周易》的取向是如何通过解释筮法的象数及对《周易》经传之辞的解说，说明《周易》为卜筮之书这一本来面貌及圣人作《周易》的本来意图。他的《周易本义》及《易学启蒙》都是在这种取向中立足于以卜筮解释经传，对《周易》作出了言简义赅的解释。他还对那种脱离筮法，以《易传》中的义理解释经文的解释《周易》方法提出了批评。他说：“后人但见孔子所说义理，而不复推本文王周公之本意，因鄙卜筮为不足言。而其所以言《易》者遂远于日用之实，类皆牵合委曲，偏主一事而言，无复包该贯曲畅旁通之妙。”[(15)]这是说，以孔子在《易传》中所讲的义理来理解、解释卦爻辞，讳言《周易》本为占筮而作，其结果牵合附会，失去经文的本意，流于空论。
据此，朱熹要求解释者应把《周易》视为卜筮之书，精通卜筮之法，从卜筮角度注明其原意。他说：“只随经句分说，不离经意，最好。”[(16)]又说：“自当随文随时随事看，各有通彻处。”[(17)]这是说，理解、解释《周易》或其他经典，解释者应认清本文的意向，遵从本文为自己打开的思维之路，朝着本文的方向去思考、理解，并把本文所包含的意思解释出来。这是朱熹解经的一条重要原则。此外，还应排除私意，超越自我，这样才能从心理上体验并进入“四圣”共同的心境，懂得《周易》本文的意向。朱熹认为，《周易》经传虽是“四圣”所作，但其中存在着共同之处，即“四圣一心”[(18)]。他解释《通书》中语“圣人之蕴，因卦以发”时说：“方其初画也，未有乾四德意思。到孔子始推出来。然文王、孔子虽能推出意思，而其道理亦不出伏牺始画之中，故谓之蕴。”[(19)]这是说，伏牺所画的卦，文王、周公所系的辞，孔子所作的传，都包含阴阳吉凶之理，这一共同之点，即朱熹所说的“四圣一心”。解释者要能从心里上体验并进入这“四圣”共同心境，必须“虚其心以求其义，不要执己见”[②⑩]。也就是解释者只有排除私意，虚心平气，才能理解到圣人立言本意所向。朱熹说：“近日看得读书别无他法，只是除却自家私意，而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白直晓会。”[(21)]“须先虚心熟读本文，未可遽杂他说。”[(22)]“读书须是虚心平气，优游玩味，徐观圣贤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后随其远近浅深轻重缓急而为之说。如孟子所谓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说，横于胸次，而驱率圣贤之言，以从己意，设使义理可通，已涉私意穿凿。”[(23)]这是要求解释者否定他自己的思想状态，走出他自己，“以巳意迎取作者之志”[(24)]，此是进入圣人心境的先决条件。也就是解释《周易》的人，须以自愿牺牲自己的个人独特性，先在自我中实现对自我的超越，走出自己的心态，以换取进入圣人的心灵。
这种由自我走出，进入圣人内心的历程，就是朱熹要求解释者从心理上对《周易》应作的理解和解释，也是《周易》所表现出来的圣人“用心”这一精神客体在主体意识中的反映过程。朱熹突出了精神客体的地位，强调主体意识服从精神客体，要求解释者不能脱离《周易》所表现出来的圣人意图这一客观实际任意解释，而是要根据精神客体来建构自己的思维，对《周易》作出切合实际的解释。这种要求是符合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的，无疑是合理的。
三、理与象须辞上理会
朱熹讲明了圣人作《周易》的时代背景及其思想动机，这就为解释者确定解释《周易》的视角指出了方向。这里所讲的“理与象须辞上理会”，又为解释者提供了理解、解释《周易》的方法。
所谓“理”，指阴阳之理。朱熹所说的阴阳之理，既指健顺、动静、虚实、吉凶等各种对立性能的抽象原则或本质，又指事物阴阳对立面或相交，或相替，反复往来而无穷的变易规律。朱熹说：“盈乎天地之间，无非一阴一阳之理。有是理则有是象。”[(25)]“有理与象数，便不能无辞。[(26)]这里的“象”，指卦象及八卦所取的物象和卦爻辞中所说的物象。“辞”，指文王所系卦辞及周公所系爻辞。“文王观卦体之象而为之彖辞，周公视卦爻之变而为之爻辞。”[(27)]
朱熹视卦爻辞为载体，“辞上所载，皆‘观会通以行其典礼’之事。”[(28)]朱熹释“会”为“事之合聚交加难分别处。”[(29)]释“典礼”时说：“如尧舜揖逊，汤武征伐，皆是典礼处。典礼只是常事。”[(30)]“事，包括卦爻象，阴阳二气及万事万物，即一切具体的东西。卦爻辞所讲之事不仅包括卦爻象，万事万物之象，而且还是阴阳之理的表现形式。朱熹说：“如人占得这爻，便要人知得这爻之象是吉是凶。吉便为之，凶便不为。然如此，理却自在其中矣。”[(31)]这是说，卦爻辞中说的事象，其中含有阴阳吉凶之理。朱熹又说：“圣人系许多辞，包尽天下之理。只因万事不离乎阴阳，故因阴阳中而推说万事之理。”[(32)]即是说，卦爻辞所说，包括万事之理，而说到底，不过是阴阳之理。因为万事离不开阴阳，其所说出之理也都离不开阴阳。因此，要想理解理与象，必须借助语言文字，从卦爻辞上去理解。此即朱熹所谓：“此是一个理，一个象，一个辞。然欲理会理与象，又须辞上理会。”[(33)]朱熹以卦爻辞这种语言为媒介，要求把理解、解释卦爻辞作为认识理与象的手段。
如何从卦爻辞上理解理与象呢？其理解、致知方法有二：
第一，对卦爻辞所讲事象要灵活理解、解释和应用。在朱熹看来，卦爻辞都具有象征性，卦爻辞所讲的事象只是“假托”，是“虚说”。他说：“须知得他是假托说，是包含说。假托，谓不惹着那事；包含，是说个影象在那里，无所不包。”[(34)]“盖文王虽是有定象，有定辞，皆是虚说此个地头，合是如此处置，初不粘着物上。故一卦一爻，足以包无穷之事，不可只以一事指定说。”[(35)]“《易》说一个物，非真是一个物，如说龙非真龙。”[(36)]“‘《坤》为众’，有《坤》卦处，多言师。如《泰》上六‘城复于隍，勿用师’之类。《坤》为土，土为国，故云‘征邑国也’。以此见圣人于《易》不是硬做，皆是取象。因有这象，方就上面说。”[(37)]所谓“取象”，是说以八卦象征各种物象，再用八卦所象征的物象，说明重卦的卦象，以此解释一卦的卦辞和爻辞所说的事象。如八卦中的坤卦象征众，故重卦中有坤卦处，卦爻辞中多说“师”，因师为众，为军。如泰卦上六爻辞有“勿用师”。坤卦又象征土，土为国，所以谦卦上六爻辞说“征邑国”。“师”、“国”都是根据泰卦、谦卦中的坤卦卦象所象征的事象讲的，并不是说客观有实在的军队，有实在的国家。这表明在朱熹看来，卦爻辞的意蕴是无限的，因为它所讲的事象都是“假托”，是“虚说”，都具有象征性。象征是任何意义的结构，它蕴涵某种普遍的共性，以涵盖喻指的形式，概括一类事物。意义又永久地蕴涵在象征中，且不能为理解所穷尽，象征会不断地与解释的语言环境发生新的意义关系，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足以包无穷之事”。
既然卦爻辞都是象征性的虚说，其意蕴具有开放性，那么对卦爻辞所讲的事象就不要理解得太死，太拘泥，“只是看大意略如此仿佛”[(38)]，不可强解，不能把它局限在某一具体事物上。朱熹说：“圣人作易象，只是大概恁地，不是恁地子细解释。”[(39)]“然会看的，虽孔子说也活，也无不通；不会看的，虽文王周公说的，也死了。”[(40)]即是说，对卦爻辞所讲的事象不要看得太死，应灵活理解、解释和应用。
第二，通过类推，从抽象思辨上去把握。朱熹认为，具有象征性的事象是形容此事之理的。“盖其所谓‘象’者，皆是假此众人共晓之物，以形容此事之理，使人知所取舍而已。”[(41)]“《易》自是不惹着事，只悬空说一种道理。”[(42)]这是说，卦爻辞所讲的事象都不是具体事物，只是假借“众人共晓之物”来空说一种道理，这道理可概括一切与之相应的具体事物，某卦某爻之辞，是代表其所说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即其所谓“影象”。一卦或一爻代表一类事物，其事不必同，其吉凶之理则相同，因此，依据其辞可以推论该类事物的动向。他说：“卦爻之辞，只是因依象类，虚设于此，以待扣而决者。使以所值之辞，决所疑之事，似若假之神明，而亦必有是理而后有是辞。”[(43)]这是说，某卦爻辞是表达一类事物之理的，其所说的事，只是一种象征，即所谓“虚设于此”。正由于是虚设之辞，以它推断来事的吉凶，有如神明。“如利涉大川，或是渡江，或是涉险，不可预为定说。但其本旨只是渡江，而推类旁通，各随其事。”[(44)]“其本旨”，指一类事物本质，也就是朱熹所说的卦爻之理。“推类旁通，各随其事”，是说与该事物之理相应的事象有多方面，因所问而不同。例如卦爻辞所说的“利涉大川”，从它的本义上说，指渡江的事，但它所蕴涵的义理为平安渡过。此理同样适用于涉险之事，因渡江和涉险两事属于一类，因此依渡江事可以类推涉险的事象。又由于某卦爻辞只是代表其所说那一类事物之理的符号，或“影象”，所以要想从某卦某爻的辞句中理解、认识到其所涵蕴的义理，必须不受其所说具体事件或个别事物的干扰。也就是不将卦爻辞粘在某一具体事象上，而是把卦爻辞所讲的内容看得非常空疏、非常抽象，这样才能理解、解释出那抽象的义理。即卦爻辞所包含的义理不能从具体事象中体验到，只能从抽象叫辨上去把握。
由上述可以看出，朱熹不仅阐明了卦爻辞的象征性、岐义性，往往使圣人寄托在卦爻辞上的意图“溢于言外”，而且主张解释者不拘于卦爻辞的字面意思，以灵活多变、理性认知的形式去揭示它的“言外之意”。这种解释方法，会使卦爻辞获得一种新的意义和价值。
四、人人各以其意去解说
朱熹根据《周易》卦爻辞的象征特点，进一步主张人人可各以其意去解说。他说：“缘《易》是一件无头面的物，故人人各以其意思去解说得。”[(45)]这是说，由于《周易》卦爻象和卦爻辞所表达的不是具体事物，都具有象征的抽象意义，所以它适于观念的把握与扩展。而且这种意义的象征结构，使意义的理解需借助想象。而想象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取向，想象总意味着比被想象之物更丰富多彩。因此，人人都可以根据自己对《周易》的理解与想象，对它作出丰富多彩的创造性的解释。
这种创造性的解释朱熹认为古已有之。“伏牺画八卦，那里有许多文字言语，只是说八个卦有某象，乾有乾之象而已。……，及文王周公分为六十四卦，添入‘乾元亨利贞’，‘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早不是伏牺之意，已是文王周公自说他一般道理了。……及孔子系《易》，作《彖》《象》《文言》，则以‘元亨利贞’为《乾》之四德，又非文王之《易》矣。到得孔子，尽是说道理。然犹就卜筮上发出许多道理，欲人晓得所以凶，所以吉。……及至伊川，又自说他一样，微似孔子之《易》，而又甚焉。故其说《易》，自伏牺至伊川，自成四样”。[(46)]朱熹不自觉地意识到，理解必会使《周易》向不同解释开放的必然性，因此，他对《周易》这种多样性的解释虽表示“不敢从”[(47)]，但并不持反对态度。而且他赞扬孔子：“大哉孔子，晚好是书。韦编既绝，八索以祛。乃作《彖》《象》，十翼之篇。专用义理，发挥经言。”[(48)]他又评论程氏易：“《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阙。他人着工夫补缀，亦安得如此自然。只是与本义不相合。”[(49)]这是说，程颐解释《周易》，虽与《周易》本义不合，但他讲得义理十分精微，无可非议。他又说：“伊川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中，若作《易》看，即无意味。唯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50)]他还批评了对张载的“贞胜”之说持怀疑态度的人。他说：“此虽非经意，然其说自好，便只行得他的说，有甚不可？大凡看人解经，虽一时有与经意稍远，然其说的自是一说，自有用处，不可废也。不特后人，古来如此。如‘元亨利贞’，文王重卦，只是大亨利于守正而已。到夫子，却自解分作四德看。文王卦辞，当看文王意思，到孔子《文言》，当看孔子意思。岂可以一说为是，一说为非！”[(51)]这些都是要求尊重个人理解、解释的创发权力，肯定远离经意，自立其说解经方法的合理性。这反映出朱熹已意识到，理解必定是个人的理解，而任何个人主体不可能脱离开他自己的独特经验去理解，也就是承认人的历史性及理解的历史性。个人理解的个性，来自个人生活经验形成的视野的独特性。这种个性表现在个人理解中时，就是它总在理解与它不同的事物时注入他个人的东西。这就意味着个人理解是对事物在理解中作某种改变的创作活动，它始终保持着一种向未来开放的可能。
朱熹这种具有创发、开放性的主张，是以“通得本指”为前提的。他说：“读《易》若通得本指后，便尽说去，尽有道理可言。……如筮得《乾》之初九，初阳在下，未可施用，其象为潜龙，其占曰‘勿用’。凡遇《乾》而得此爻者，当观此象而玩其占，隐晦而勿用可也。它皆仿此，此《易》之本指也。盖潜龙则勿用，此便是道理。故圣人为《彖辞》《象辞》《文言》，节节推去，无限道理。”[(52)]西方解释学谈到，对作品的阅读、理解，是作品的世界和读者或解释者世界两个不同历史存在的对话。据此来看，这里的引文，也就说明在阅读《周易》时，读者或解释者的新话语和《周易》的卦爻辞或本文的话语交流结合在一起以后，便会在《周易》本文的构成上揭示出一种本来的更新能力。这种更新是它的开放特性，其表现为“尽有道理可言”。这种联结和更新的具体结果，就是《彖辞》《象辞》《文言》对《周易》所作的解释。其推论出的道理虽“非《易》本义”[(53)]，但朱熹主张在“通得本指”基础上“便尽说去”。即肯定在继承的基础上有所创新。他赞扬“汉儒依经演绎”[(54)]的解经方法。他说：“《参同契》取《易》而用之，不知天地造化，如何排得如此巧。……他以十二卦配十二月，也自齐整。”[(55)]东汉末年魏伯阳所著的《周易参同契》，是以《周易》的原理解说炼丹的理论和方法。他把卦与时间、十个天干相配，而且都与月的盈亏相应。朱熹据此认为他具有“天地造化”的知识。魏伯阳又以十二卦与十二月相配，朱熹认为他配得很齐整。这表明朱熹主张在解释和运用《周易》时，可以“依经演绎”，进行自我发挥。也就是，解释者要在他自己的思想状态中，由解释《周易》或作品而给作品再创作出一个作品与它的历史背景关系。这两层关系都与作品原有的内容有关，却又不是它的内容，它们应是给作品原有内容增添一种新关系。事实正是如此，随着时代的发展，具有新内容的解释《周易》的著作不断出现，从而既使《周易》这部古老的占筮典籍得以长期地留传下去，又形成了一系列独特的理论思维形式，构成了源远流长、丰富多彩的中国易学史系统，凝聚成了一笔巨大的文化遗产。
朱熹把理解、解释《周易》看作是一个继承创新的进程，并认为这种创造性，使解释活动中《周易》的意蕴永远不可被穷尽。这意味它所具有的价值，也会随着解释者所赋予它新意的不同而不同。它反映出朱熹的思维既是创造性的，又具有动态过程思维的特征。这种思维方式能使人们去认识新的、未知的事物和规律，有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现代化建设，具有现代意义。
在朱熹的易学解释学中是存在矛盾的。他在肯定对《周易》创发性解释的同时，又要求“谨守《彖》《象》之言”[(56)]，不必作文字。强调解经只解释语义，“逐字逐句，只依圣贤所说”[(57)]。他说：“解经，谓之解者，只要解释出来，将圣贤之语解开了，庶易读。传注，惟古注不作文，却好看。”[(58)]又说：“解经，不必作文字，止合解释得文字通，则理自明，意自足。”[(59)]朱熹把圣贤之言视为理解和解释的客观标准，要求解释者墨守于此，“述而不作”。但他自己在对《周易》的解释实践中，并没有完全遵守这一解释原则，多般是寓创造于解释之中。他通过对《周易》经传解释，创立起自己的哲学体系，提出了许多前人不能提出的问题，给后世以有益的启发，在《周易》经传的研究上做出了超迈前人的贡献。
注释：
① (11) (20) (25) (26) (27) (28) (29) (30) (33) (34) (35) (36) (40) (41) (45) (49) (50) (54) (55)及引文末注明出处者皆引于《语类》卷六十七。
② ③ ⑧ ⑨ (16) (17) (21) (22) (23) (57) (58) (59)《朱子全书》卷六。
④ (52) (53)《语类》卷六十八。
⑤ (12) (13) (14) (31) (42) (46) (47)《语类》卷六十六。
⑥《语类》卷六十九。
⑦ ⑩ (37) (38) (39)《语类》卷七十。
(15)《文集·答吕伯恭》。
(18) (48)《文集·易五赞》。
(19)《语类》卷九十四。
(24)《四书集注·孟子集注·万章章句上》。
(32)《语类》卷六十五。
(43)《文集·答张敬夫》。
(44)《文集·答郑子上》。
(51)《语类》卷七十六。
(56)《语类》卷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