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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K24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583-0214(2016)10-0025-17 明朝自永乐年间迁都北京后，军国之需仰给于东南地区，漕运遂成为国家大计。景泰初年，明廷特设漕运总督一职专管漕运，为中国古代漕运史上的重大变革。漕运总督，或称总督漕运，简称总漕，文献也有称漕运宪臣、漕运都御史及漕帅者。明代漕运总督制度的发展和演变，与中国古代漕运、明代督抚制度均有密切的关系。漕运史历来备受学界关注，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①。督抚制度为明代重要的政治、军事制度，对此也有专门深入的研究②。然而，已有研究缺乏对明代漕运总督进行总体、全面考量的论述③。本文即以明代漕运总督为研究对象，探讨其设置与沿革、职掌与权责、任职与管理等，揭示其作用与影响，以期加深对明代政治制度、漕运及经济社会变迁的理解。 一 漕运总督的设置与沿革 永乐年间，明朝迁都北京后，漕运成为国家大计、治世要务，漕运总督应运而生。 在漕运总督设立之前，为了确保漕粮运输的高效和安全，明廷就已经尝试建立并且不断完善漕运管理机构。洪武元年(1368年)九月，置京畿都漕运司，设漕运使④。永乐间，设漕运总兵官治漕。宣德中，又遣侍郎、都御史、少卿等官督运⑤。明初多以武臣督漕，至景泰年间，黄河决口频繁、漕河淤塞、漕务废弛等诸多因素导致漕运不继，明廷始以文官出任漕运总督，并逐步取代漕运总兵统筹漕务的主导地位，标志着明代漕运管理方式发生了重大转变。 关于明代漕运总督的设立时间，主要有两种看法： 一种是景泰元年(1450年)说。据万历重修《大明会典》载：“景泰元年，设淮安漕运都御史，兼理通州至仪真一带河道。”⑥郑晓《吾学编》、谈迁《国榷》也持此说。柯潜《竹岩集》记：“景泰庚午，(王竑)奉命往淮阳总督漕运兼巡抚之任，风清弊绝，国用足而民不扰。”⑦ 另一种是景泰二年(1451年)说。谢纯《漕运通志》记，景泰二年，始命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与总兵官、参将同理其事，自通州至扬州水利有当蓄泄者，严督该管官司设法用工，以便粮运⑧。陆容《菽园杂记》载：“景泰二年，设左佥都御史王竑同管(漕运)，此文臣总督漕运之始也。”⑨其他持“景泰二年说”的还有雷礼《国朝列卿纪》、王世贞《弇山堂别集》、王圻《续文献通考》以及朱国盛纂、徐标续纂《南河全考》等史书。 甚至同一史书的记载自相矛盾。如万斯同《明史·景帝本纪》中记，“(景泰元年)十一月壬寅，始命佥都御史王竑总督漕运”⑩。而同书卷六九《职官上》又载：“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一员，景泰二年置。太祖时，尝设漕运使。永乐间，以平江伯陈瑄治漕。至是，因漕运不继，命副都御史王竑总督，因兼巡抚淮、扬、庐、凤四府，徐、和、滁三州，治于淮。”(11) 出现明代漕运总督设立时间不一的认识，应是从廷臣举荐、皇帝批准到正式上任履职之间的时间差所致。景泰元年十一月，经廷臣举荐，“始命”王竑总漕，此时乃处在议事阶段。《明英宗实录》记，户科都给事中马显奏：“供给京师粮储，动以百万计，其事至重，比者总督其事惟都督佥事徐恭，请推选廉能干济在廷大臣一员，协同攒运。”事下户部，“会官推选都察院右佥都御史王竑堪任其事，其把(总)、都指挥等官私役运粮军者，许即具奏执问。从之”。(12)但王竑真正“奉敕”，领得关防，通过程序走马上任，则是在景泰二年。景泰二年，“都御史王竑始奉敕总漕兼领河道”(13)。这年十月，景帝敕谕右佥都御史王骇：“特命尔仍依前敕总督漕运。”(14)既谓“仍依前敕”，则此前必然已有敕令，此时乃是明廷督促王竑赴任履职。 漕运总督初设时，驻扎在南直隶淮安府山阳县(今属淮安市淮安区)，与漕运总兵合署办公——“两署中通，一堂治事”，之后搬迁并建立新的衙署。这样，漕运总督便不仅指“漕运总督”个人，而且还指以漕运总督为首脑的新的权力机构——漕运总督衙门。漕运总督公署规模宏大，下设机构众多，“其职有统领者，有分理者，有兼掌者，有专任者，有暂委者。下至一闸一坝，各有官守，若枝之附根，若纲之挈目”(15)。 有明一代，漕运总督制度经历了以下发展阶段： 景泰、天顺时期，是明代漕运总督的初设期。景泰二年十月，巡抚淮扬、刑部右侍郎耿九畴应召回京后，继任的王竑除了总督漕运外，还兼巡抚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并徐、和二州。次年九月，景帝又令其再兼巡抚凤阳府和滁州，并兼理两淮盐课(16)。至此，除安庆府外，南直隶江北诸府州皆为漕运总督巡抚之地。天顺元年(1457年)，英宗复辟后，调王竑为浙江布政司参政，总漕一职空缺，直到天顺七年(1463年)再次任命王竑总督漕务。至此，漕运总督的设置遂成为定制，并大致确立了明代总漕的基本职责，即专职漕务时，亦兼巡抚地方，兼理两淮盐课。景泰、天顺时期，是明代总漕设置的草创期，在职能上与漕运总兵有一定的重叠。此时，“总督漕运”的称谓尚不具有唯一性，漕运总兵官亦可称“总督漕运”。英宗敕谕总督漕运与总兵官等同理其事，保证、延续了漕运总兵的重要地位。 成化至嘉靖、隆庆时期，是明代漕运总督的调整期与制度化时期。这一阶段面临的主要问题是“总督漕运”与“巡抚凤阳等处”二职的分合纠结。成化八年(1472年)，淮安、扬州、凤阳等府水旱灾害不断，“人多死徙，且河道枯涸，粮运稽滞”(17)。明廷恐张鹏既总督漕运又兼理巡抚，影响漕务及地方政事，于是令张鹏专理漕事，而别选兵部右侍郎马显巡视淮、扬等处。次年，复旧。正德十三年(1518年)五月，因政务繁剧，漕运稽误，京储告乏，明廷命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右都御史丛兰专理巡抚，以顺天等府巡抚臧凤总督漕运。《明武宗实录》载，“兵部言：(丛)兰以一人兼理漕运、巡抚二事，又值灾伤，恐漕规废坏，宜更设一官分理，俟事宁，仍以一人兼之。乃有是命。(丛)兰尝以事忤尚书王琼，故建此议以削其权耳”(18)。总漕、巡抚的分设涉及权力斗争，而自然灾害的发生客观上也使得漕运总督无法以一人之力兼理漕运、巡抚二事。臧凤之后，明廷以都察院右佥都御史许庭光“提督漕运”(19)。《明世宗实录》载：“先是提督漕运都御史兼巡抚凤阳等府。是年春，部议淮、扬诸郡岁饥多盗，漕运往往稽误，京储告乏，非一官所能兼理，宜择人分职，仍久任，以责成效，乃改原督漕运都御史臧凤专巡抚凤阳等府，而命庭光代之。”(20)然灾害过后，明廷仍以漕运总督兼理巡抚，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五月又复“旧制”。时工科右给事中田赋言：“旧制提督漕运都御史兼巡抚凤阳，迩因地方多盗，暂议分官专理，今盗贼既平，宜兼职如故。”(21)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因倭警，添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都御史”，总漕与巡抚再次分设。至嘉靖四十年(1561年)，巡按直隶御史陈志奏：“往时漕运宪臣俱兼巡抚，日者海徼不靖，戎事倥偬，遂以漕臣司转饷，抚臣秉戎麾，此一时军兴特设，非制也。”他提出，“今倭患渐宁，事权宜一”，请裁革巡抚，以漕臣兼任。吏部、兵部复议后，即以漕运总督胡植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22)自景泰三年(1452年)总漕兼巡抚凤阳以来，成化、正德、嘉靖、万历朝均出现过总督漕运与巡抚分设的情况，但时间较短。导致分设的主要原因是灾伤、战事等特殊情况。一旦地方稳定，社会秩序恢复正常，明廷就以“旧制”为由将二职归并。 万历、崇祯时期，是明代漕运总督由顶峰走向衰落的时期。明初设漕运总督时，还“兼管河道”，即兼管运河、黄河的治理。成化时设总督河道、总理河漕专管河道，漕运总督便不再兼管。万历年间，因河患频繁且严重，“河漕一柄两操，矛盾互生”，漕运总督和河道总督常因立场、政见不同，影响漕运畅通。万历五年(1577年)，河决崔镇，河道都御史傅希挚提议“堵筑决口，束水归漕”，漕运侍郎吴桂芳则欲“冲刷成河，以为老黄河入海之路”，(23)双方各持己见。明廷采纳河道衙门建议，及时堵筑决口，以解燃眉之急。事后，明廷因“当事诸臣意见不同，动多掣肘，以致日久无功”，于是“以此事专属”，归并总漕、总河，令总漕兼管河道，升漕运总督吴桂芳为工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理河漕，提督军务，“其选用部司等官及处置钱粮，俱许便宜奏请”。(24)至此，明代总漕的权力达到顶峰。到崇祯年间，农民起义不断，漕运总督杨一鹏因凤阳失守、皇陵被毁而弃市，这是明代总漕遭遇到的最为严厉的惩罚(25)。随着明王朝的灭亡，总督漕运已有名无实，南明不再设总漕，明代漕运总督至此结束。 二 漕运总督的职掌与权责 明代漕运总督职责重大，拥有治漕、治民、治吏及治军的广泛权力。 景泰二年十月，王竑初任总漕，景帝敕谕： 特命尔仍依前敕总督漕运，兼巡抚淮安、扬州、庐州三府并徐、和二州，抚安兵民，禁防盗贼。督令所司，凡遇人民饥荒，设法赈济；水势失利，设法修治；农务废弛，及时劝课；城池坍塌，用工修理；官军闲逸，令常川操练；器械损缺，令量宜修备。或有远近盗贼生发，即调官军剿捕，毋或因循，以致滋蔓。仍常宣布朝廷抚安军民之意，振作卫府州县奉公守法之心。官员中有廉勤公谨致盗息民安、军政修举者，量加奖劝；其贪酷不才、害军害民者，除五品以上及军职具奏区处，民职六品以下并豪强把持官府、刁泼军民人等，尔即拿问如律。凡有事便军民者，听尔从宜处置具奏。尔为朝廷宪臣，受朕委任，必须宽猛适宜，于是乃克有济，盗息民安，地方宁靖，斯尔之能。若或处置无方，致有乖误，惟尔不任。尔其钦承朕命，毋怠(26)。 天顺七年，王竑再任总漕，英宗赐敕说： 特命尔总督漕运，与总兵官右都督徐恭等同理其事，务在用心规画，禁革奸弊。官军有犯，依尔先会议事例而行；水利当蓄当泄者，严督该管官司并巡河御史等官筑塞疏浚，以便粮运。仍兼巡抚凤阳、淮安、扬州、庐州并徐、滁、和府州地方，抚安军民，禁防盗贼，清理盐课，救济饥荒，城垣坍塌，随时修理。守城官军以时操练，或有盗贼生发，盐徒强横，即便相机设法抚捕。卫所府州县官员有廉能公正者，量加奖劝；贪酷不才者，从实黜罚。凡事利于军民者，悉听尔便宜处置。尔为朝廷宪臣，受兹简任，须殚心竭虑，输忠效劳。凡百举措务合事宜，俾粮运无误，军民安妥，贼盗屏息，地方宁靖，斯称委托。如或恣情偏徇，乖方误事，责有所归(27)。 这两道敕谕明确了明代漕运总督的职责与权力，其权责即如其全衔所称，“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兼管河道”(28)。漕运总督的核心任务是总督天下漕运事务，保证漕粮运输，所兼任的其他职衔及所拥有的其他权力，都是为了更好地完成其本职工作。 1.催督税粮，疏浚运河 “天下之赋，半在江南”，明朝设立漕运总督，其首要目的是要将湖广、江西、浙江、南直隶等地的漕粮如期运送到京师。漕运总督负责征集涉漕各地应征调的漕粮。满载漕粮的船只至淮安，悉经漕运总督查验，方能由运河北上。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漕运总督都必须首先保证漕粮的足额与及时。弘治六年(1493年)五月，山东大旱，都察院左都御史白昂请于漕运粮内借40万石赈济灾民，户部对此表示反对：“国朝漕运之规，以岁漕四百万石为定数，盖计一岁所漕之入，仅足充京师一岁之用，今岂敢以江南漕米借给山东乎?”孝宗“从之”。(29)天启七年(1627年)三月，淮、扬、徐州等处灾伤，漕运总督郭尚友、南直隶巡按宋祯汉议请漕粮改折，得旨：“凤阳等地方一岁而水、旱、蝗蝻三灾叠至，禾稼尽伤，孑遗颠连，民瘼可悯，但京仓匮乏，根本可虑。”(30)明廷不允许漕粮改折，主要是为了避免漕粮流失，国无所储。 每年正月，总漕要巡视扬州，经理瓜、淮过闸，督促漕船“十二月开帮，二月过淮，三月过洪入闸”(31)。漕粮运输一旦出现事故，就要追究漕运总督的责任。如弘治二年(1489年)四月，户科都给事中张九功以漕运漂流米麦64800余石，弹劾漕运总督李昂(32)。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二月，因漕粮漂流之数多，明廷以领运各官督率不严，罚治漕运总督周金、总兵官刘玺等，各夺俸两月(33)。此外，每年八月，总漕要赴京会议次年漕运事宜。 漕河畅通与否，直接关系到漕运的效率。漕运通则国计足，故疏浚漕河成为漕运总督的一项基本职责，其内容主要包括修建堤坝、设立水闸、新开河渠、疏通河道等。“前代河决，不过坏民田庐，至明则妨漕矣，故视古尤急”(34)，所以在明代修建沿河工程以保证漕河畅通是漕运总督的任务之一。景泰二年十月，浙江台州卫奏称，近来黄河水小，徐州洪闸浅涸，建议将旧闸北土岸开凿成河道，将闸移置新开河道，则水势平缓，舟楫可行。“事下工部，复奏令总督漕运右佥都御史王竑相度处置，从之”(35)。成化三年(1467年)七月，漕运总督滕昭请于每年冬初兴工疏浚仪真、瓜洲、孟渎河诸处河港，从之(36)。成化七年(1471年)正月，漕运总督陈濂奏称，运河一带，济宁居中而南北分流，久未疏浚，蓄水不多，且往来官员“多不恤国计，不候各闸积水满板，辄欲开放，以便己私，而南京进贡内臣尤甚。以此走泄水利，阻滞粮运”，欲会同山东巡抚守臣计工挑浚且请旨禁约。事下工部复奏，从之。(37)弘治年间，张敷华督漕时，“高邮湖堤圮，浚深沟以杀水势。又筑宝应堤，民利赖焉”(38)。正德二年(1507年)七月，因总漕洪钟之请，复开白塔河及江口、大桥、潘家、通江四闸(39)。如漕务延误或失事，漕运总督等要受到处罚。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以运河淤阻，漕舟不至，诏夺漕运总督赵孔昭、提督漕运总兵官、总理河道等各俸半年，其余有关官员各降一级，俱带罪管事(40)。 2.修举漕政，革除漕弊 革除漕务中的弊病，完善漕规，振举漕纲，是漕运总督的基本职责。正德四年(1509年)曾任漕运总督的邵宝所著《容春堂续集》记载了一些具体的处理措施：明赏罚以振漕纲，审征折以通漕法，防河患以远漕虑，议水次以定漕兑，均加耗以一漕规，督办料以严漕计，清逋逃以足漕额等(41)。正德十六年(1521年)十二月，漕运总督陶琰揭露运官侵渔漕卒、盗取漕粮等弊端，户部议复：“总卫管运官如有科敛军士财物至五十两以上者，问发边卫充军；不及数者，照例降级。侵盗官粮至百石，银至百两以上者，问拟斩罪。若犯罪行提三次不到官者，行令该卫追赃，完日申巡按御史照例拟罪发落，以后有犯，永为遵守。及行各该监兑、巡按官及京通二仓坐粮、巡仓并蓟州管粮官，将各该运官迁延违限，有司征收过期者，指实参奏提问，查照住俸降级事例，着实举行。”(42)嘉靖元年(1522年)正月，江西运船妄报失火，总漕陶琰请治把总、指挥佘大纶等罪，世宗下旨：“迩者漕规废弛，运官往往延缓稽迟，妄称水火，以遂侵欺折兑奸计，及委官勘报，亦多扶同欺罔，(佘)大纶照前旨法司提问具奏。”(43) 3.巡抚地方，赈济灾民 总漕兼巡抚江北凤阳等诸府州，既要承宣政令，也须上达民情，凡涉及税粮、灾伤、水利、城池、驿传等事，皆在其职责范围之内。前引景泰二年景帝给王竑的敕谕中已有申明，其中，征税调粮和赈灾济民乃是总漕巡抚地方最为重要的两件事情。常因地方灾伤，总漕不但向中央政府奏请蠲免、折色、缓交税粮，而且有责任借调他处的税粮和钞关盐课来赈济灾民。江北诸府为水旱灾害频繁之地，赈灾成为历届总漕的重要工作。王竑总督漕运时，恰逢徐、淮、凤阳大水，不待报灾，即开仓赈济，“全活百八十五万余人。劝富民出米二十五万余石，给饥民五十五万七千家。赋牛种七万四千余，复业者五千五百家，他境流移安辑者万六百余家。病者给药，死者具槽，所鬻子女赎还之，归者予道里费”(44)。成化八年(1472年)五月，漕运总督张鹏奏请给僧道空名度牒一万道以鬻米济荒。宪宗认为：“僧道给度，不宜太滥，且鬻米之数，所得几何，而所损于国者多矣。其在官吏监生，尚不可以为常，况此辈乎?”拒绝张鹏所奏(45)。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淮、徐、和饥，从漕运总督马文升所请，诏借苏、常二府存留米十万石并淮、扬二批验所卖盐银五万两及淮安钞关船料银四千余两起解陕西者俱留淮、徐、和等处赈济(46)。弘治十七年(1504年)二月，总漕张缙以地方灾伤，请以淮、扬、庐、凤四府并徐州弘治十七年兑军粮米十五万五千石折收银两，存留本处以备赈济，待三年后补还。孝宗下旨：“既地方灾重，饥民死亡数多，兑运粮米准如数存留，此后亦不必补还。”(47)正德十六年十一月，漕运总督陶琰奏：淮、徐连岁灾伤，乞蠲免田租并请两淮运司余盐银及淮、扬二钞关船料银15万两给赈(48)。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八月，江北凤阳、淮安等处45州县大水，漕运总督褚
奏报灾情，户部请行巡盐御史勘实具报，从之(49)。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漕运总督李三才以各处饥荒，淮、扬一带流民成群，到处打劫、盗窃，奏请明廷“速赐蠲赈，大行安抚”(50)。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八月，淮安府沭阳、桃源、睢宁等县，扬州高邮等州灾，漕运总督王纪报闻朝廷(51)。次年九月，扬州、凤阳、淮安等府所属州县大旱，王纪具奏：“乞踏勘被灾处所，蠲赈改折。”(52)因地方事多或是赈灾需要，漕运总督可以免去每年赴京议事之例。嘉靖元年(1522年)十月，以淮、扬等府灾伤，诏免漕运总督、巡抚都御史、总兵赴京议事(53)。嘉靖十三年(1534年)五月，诏免漕运总督马卿赴京会议，“以地方多事故也”(54)。嘉靖十五年、十六年及十八年，因地方水旱蝗灾等，诏免漕运总督周金赴京议事(55)。 此外，漕运总督还兼理两淮盐课，管理盐政，缉查私盐。景泰三年九月，景帝给王竑的敕谕特别强调：“仍兼理两淮盐课，总督运司官吏督工煎办。时常巡历行盐地方，提督缉捕私贩之徒，轻则听尔量情发落，重则械送来京处治，俱没其盐入官。运司及各场官吏若贪图贿赂，不用心提督煎办，致亏欠盐课、阻滞客商者，尔即执问，应奏者指实具奏。尤须严禁巡捕之人，不许将贫难小民买盐食用及挑担易换米粮度日者一概扰害。”(56)成化三年三月，漕运总督滕昭奏：“仪(真)至瓜洲二处盐徒出没，私盐盛行，及南京卫所并武进等县军民大户，常造千料遮洋大船，或卖与盐徒，或自行装载，率领人众，摆列军器，张挂黄旗，密通店主牙行，窝藏发卖，甚至劫掠官民船只，杀伤人命。请备圣旨榜文禁约，若不悛改，盐徒并知情店主牙行正犯处斩，家属发边远充军。”宪宗命都察院发榜文晓谕天下(57)。此年七月，因遂安伯陈韶接受盐贩贿赂，“滕昭以闻，械韶至京，命官会鞫，得实”，贬谪至辽东边卫戴罪立功(58)。 因此，总漕巡抚地方时，在赈灾济民、宁靖地方、安抚军民及清理盐课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4.考察官员，整肃吏治 治吏是总漕的一项重要职责，漕运系统和南直隶江北府州县地方官吏皆在其考察范围之内。总漕由于带都御史职衔(59)，属都察院“外差”，可以向中央反映地方吏治情况，可以视政务的繁简增减官员，视考察的优劣升黜官员，视政绩的好坏奖惩官员(60)。王竑初任总漕以及天顺年间再任总督时，景帝和英宗所给敕谕中皆提到了这个问题，前有引述，不赘。另外《漕运通志》中收录有一道明廷给漕运总督的敕谕，其中强调：“运粮官军有犯，自指挥以下，轻则量情惩治，重则拿送巡按、巡河御史及原差问刑官处问理，照例发落。都指挥有犯，具奏拿问。”(61)王竑总督漕运期间，大力整顿吏治，“既至政，先锄奸墨，贪吏闻风多遁去，其逮问者无所宽假，悉置诸法；闾阎豪右夙肆横侵者，必捕罪之。由是戢戒毋辄犯，一时吏民咸畏其威如神明然”(62)。成化六年(1470年)七月，漕运总督陈濂奏罢老疾、贪酷官凤阳府知府张鄜等107人(63)。九年十月，因总漕李裕奏请，增设顺天、河间、淮安、扬州4府通判各一员，通、沧、景、德、徐、邳、高邮7州判官各一员，北直隶武清、靖海、青、兴济、吴桥、清河及南直隶沛、宿迁、桃源、清河、山阳、宝应、江都13县主簿各一员，专理河道(64)。弘治元年(1488年)九月，漕运总督秦纮奉例考察，请黜老疾等官凤阳府知事王英等84人，吏部复奏，从其议(65)。陶琰在总漕期间治吏甚严，效果显著：“(琰)单车至镇，至则廉得诸幸竖官民之猾豪者，悉治以律，权势敛手。且淮乃南北襟喉、贡献必由之路，中使往返求索无厌，而督运武臣又往往侵渔其间，为奸利事，军民病焉。公榜谕以法，常廪之外一毫弗少假，而又率以勤廉，俾知警畏，盖未尝有一人敢犯禁者。”(66)隆庆三年(1569年)正月，漕运总督方廉奏革淮、徐旧设管仓主事二员。但吏部认为，“祖宗设官，国计所系，不宜惜小费而忘远图”，反对裁革，“上然其言”，(67)同意部议。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月，漕运总督李三才奏请裁革清河县主簿及海州永济仓大使各一员，下吏部议(68)。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三月，总督漕运陈荐奏革清江厂船务提举，以淮、扬二府同知掌其事，“下工部，议可。从之”(69)。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十一月，漕运总督王纪荐举河南左布政使陈邦瞻等、守令吴旸等，同时例参违限知县赖朝选等降罚有差(70)。 由此可见，总漕的考察影响着地方官员的升降，在整顿吏治、纠治贪墨、促进官员设置合理化等方面有着重要作用。 5.提督军务，平定地方 明代漕运总督拥有一定的兵权，统领兵备道及卫所，有战事时可调动所辖范围内的军队。总漕设立之初，景帝在给漕运总督王竑的敕谕中就说：“或有远近盗贼生发，即调官军剿捕，毋或因循，以致滋蔓。”漕河沿线，尤其是徐、淮之地，乃南北交通咽喉，也是水旱灾害易发地区，流民、盐徒成为社会不安定因素。成化年间，马文升即注意到此问题：“南直隶凤阳、庐州、淮安、扬州四府，徐、滁、和三州，俱腹心重地，比年荒旱，人民缺食，流离转徙，村落成墟。近闻所在饥民聚众行劫，况通、泰濒海之处，盐徒巨盗出没不常，须倍加安辑以备不虞。”并建议总督备倭署指挥同知郭鋐暂居通、泰、盐城以为海道防御，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左副都御史李敏与守备太监李棠严督所属，整饬兵饷，赈恤军民，凡弭盗备荒之策，许得便宜举行(71)。至明中后期，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漕运总督的军事职能也逐渐加强。嘉靖元年十二月，山东农民起义军转至河南、南直隶等地，“廷议以诸道巡抚权位相埒，乃命(俞)谏与都督鲁纲并提督两畿、山东、河南军务，以便宜节制诸道兵讨之”(72)。世宗乃令漕运总督俞谏“不妨原务”，与总兵官都督鲁纲一同提督山东、河南、北直隶等处军务，“以便宜节制镇巡等官，设法抚剿，选团营惯战官军三百人，人给银二两，随(鲁)纲听征”。(73)这是总漕首次大规模地提督、参赞军务。嘉靖中期以后，“大江南北皆中倭，漕艘几阻”(74)，东南倭寇愈炽，劫掠漕粮、焚毁漕船事件时有发生。嘉靖三十六年，“以倭警，添设提督军务巡抚凤阳都御史，四十年归并，改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75)。此后，漕运总督提督军务成为常态。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五月，漕运总督傅颐等言：“淮扬之间，倭寇方炽，盐场运道俱当防护，高邮重地，未设戍兵。适总督胡宗宪所募山东兵二千五百人由淮赴浙，乞暂留为备，俟寇息遣之。”获明廷批准(76)。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二月，改南京刑部右侍郎王廷为户部右侍郎兼都察院右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77)。万历三年十一月，吴桂芳以原任兵部左侍郎总督漕运、兼提督军务、巡抚凤阳等处(78)。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十月，漕运总督李三才因清河、桃源、来安等处盐徒屯聚，强盗流剽，而北方又遇大水，流民载道，“咸恐有兵”，请以扬州参将补狼山副总兵，以防倭寇，并弹压盐徒。事下兵部议处(79)。崇祯八年(1635年)，农民军攻占凤阳，漕运总督杨一鹏因护皇陵不力而被枭首弃市。 由于社会动荡，使得漕运总督的职能扩大到军事领域，提督军务，保护漕河安全，成为其又一重要职责。 三 漕运总督的任职与管理 明代漕运总督一职，景泰年间初设，明英宗夺门之变后短暂废止，至天顺七年重设，此后一直延续到崇祯年间。兹将明代漕运总督任职情况列表于下。
据表1统计，自景泰初王竑初任，至崇祯十七年路振飞被免，总计有102人出任漕运总督一职。其中，陶琰前后三次督漕，王竑、陈濂、张缙、杨一魁、苏茂相等均两次督漕，这样任职总漕者共计109人次。总漕在地域分布上，浙江以18人居首，江西、北直隶以12人随其后，河南10人，南直隶、山西均为9人，山东8人，湖广7人，福建、四川均为5人，陕西4人，广西2人，广东1人，云南、贵州无任此职者。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是明代漕粮主要来源区，总漕籍贯为这些地区的人数占总人数的45.1％。 总体而言，明代漕运总督每届任期及平均任期都不长，“非久任”现象突出。自景泰二年始设至崇祯十七年(1644年)明朝灭亡，194年间共有109人次担任漕运总督，平均每届任期只有一年零九个月，远未达到三年一考的期限。特别是在嘉靖朝45年中，有40人出任总漕一职，几乎是一年一换。当时就有人对这种“非久任”现象提出批评。直隶巡按御史陈其学认为：“漕运、河道二臣，皆国计所系，非久任无以底绩。前年秋冬间，胡松推河道，韩士英推漕运。去年春初，士英始莅任，不逾月升南京户部尚书，仍以松代。松至淮，亦不逾月，升户部右侍郎，彼此更代视如传舍。宜行久任以专责成，待其年资渐深，劳勋茂著，然后不次擢用，庶于国计有禆。”(96)嘉靖三十八年，命“总漕都御史务要久任，必漕务修举，粮运无欠，方许迁转”。万历十五年(1587年)，给事中彭国光奏经皇帝批准：“漕务参政如遇升迁，候新官交代方许离任。比年迁转不常，去留靡定，比照边方事例，总督与漕储道三年漕运依期定行，超擢不称者，重加黜罚。”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户部复巡漕御史所陈漕事，再次强调“重久任以专责成”，批评“迁转不常”的情形。(97)万历三十一年(1603年)三月，总督仓场尚书谢杰奏陈时讲道：“总漕抚臣宜久其事任，不可使一日缺人。”(98)《漕运通志》亦表达了类似观点：“国家所赖以足用者，莫大于漕运得人。官贵久任而屡代于升迁，体重专责而相成于分理，非一人一时所能独举也。”(99)漕运要稳定发展，不但要“得人”，“久任”也极为重要。 当然，近两百年间，漕运总督久任、长任者也大有人在，如景泰、天顺间王竑，成化朝陈濂、张瓒，弘治朝张玮、李蕙，弘治、正德间张缙，正德朝丛兰、臧凤，正德、嘉靖间陶琰，嘉靖朝马卿、周金，万历朝江一麟、凌云翼、杨一魁、舒应龙、褚
、刘东星、李三才，天启朝苏茂相、吕兆熊，崇祯朝李待问、朱大典等。首任漕运总督王竑以其刚毅明断、守正不阿，两次督漕，“一时论大臣如纮者，盖无几矣”(100)。陶琰先后三次督漕，“质谅醇谨，直道而行，不以进退为喜愠，言不诡激，事不避难，一时称为名德云”(101)。马卿任职5年，卒于任；周金任职6年，“扬历中外，劳绩甚著”(102)。李三才任漕运总督达10年之久，《明史·李三才传》谓其“在淮久，以折税监得民心。及淮、徐岁侵，又请振恤，蠲马价。淮人深德之”。李三才“抚淮十三年，结交遍天下”，但因其上疏极言矿监税使之害，言辞犀利，惹怒了神宗。李三才自劾请求卸任，神宗立即批准，一时舆论哗然，官员纷纷上书挽留李三才。神宗见此情形，既不收回成命，又不派人接替李三才，“乃命三才供事俟代者”。所以，李三才只得在凤阳巡抚、漕运总督这一职位上不明不白地继续管事，“帝亦竟不遣代也”。李三才任职期间，万历三十三年(1605年)十一月升左副都御史，照旧任事；次年五月，覃恩其子入国子监读书；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正月，以三品满考加户部尚书、左副都御史。时内阁、都察院缺人，李三才“夙著时名”，“倾动士大夫”，入选的可能性很大。但自万历三十七年十二月始，李三才卷入朋党之争，遭弹劾，“力请罢，疏至十五上。久不得命，遂自引去。帝亦不罪也”。(103) 遇有漕运总督缺员或未有任职者时，大多在一两个月内就有新任者，但也有迟至数月后方才接任的。如陈泰于成化元年(1465年)十月致仕，滕昭于次年七月到任。正德十六年正月臧凤卸任，嘉靖皇帝即位后于同年五月新任许庭光。嘉靖六年(1527年)七月，郑毅未任致仕，唐龙迟至7个月后才新任。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十一月，王廷因遭弹劾，“诏留廷用”，马森于次年五月接任。凌云翼在万历八年(1580年)六月就已授职，但“辞免总督河漕新命”，迟迟未到任履职，而前任江一麟于本年十二月卒于任上，前后相差6个月。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巡漕御史唐世济以“漕运重务，恐发单稽迟”，请将“新推总督王纪及河道总督王佐免其候代，速赴新任”。而大学士方从哲认为：“二臣虽已奉旨升任，而部推保定、江西巡抚尚未蒙钦点，若遽令免代以去，则此两处地方谁为弹压?顾此失彼，非计之得也。”(104)可见，漕运总督前任与新任的交接出现较大的时间差，既有个人原因，也因制度规定、政局变动所致。 从漕运总督的选拔任用情况来看，除设立之初天顺八年(1464年)的陈泰、成化二年(1466年)的滕昭为举人出身外，其余人等皆以进士身份出任，反映了明朝官员选拔任用制度中“专用科目”和“科目为盛，卿相皆由此出”(105)的情形。漕运总督兼巡抚凤阳等诸府，职责尤重，选拔更严。陆容《菽园杂记》载：“凡推举各边及腹里干涉军务者，吏、兵二部会同；干涉钱粮、流民者，吏、户二部会同。惟总督漕运者，吏、户、兵三部会同。”(106)多数情况下，总漕的选拔，先由吏部会同九卿官员廷推，然后由皇帝钦定，即“在外官，惟督、抚廷推，九卿共之，吏部主之”(107)。《明世宗实录》亦有记载：“吏科都给事中卢勋奏：‘凤阳巡抚总督漕运，其任至重，属者员缺，多就近推补，似非为官择人之意，请敕吏部会同九卿科道从公推举三四员上请。’上是其言，令吏部照旧从公推举才望素著者二三人上请，如所举不当，科道官即时纠奏。”(108)如嘉靖三年(1524年)漕运总督缺员，“吏部推兵部左侍郎李昆、南京刑部右侍郎高友玑可用，上命再推。吏部乃以工部左侍郎童瑞及(姚)镆名上，上特用(姚)镆”(109)。嘉靖七年(1528年)二月，升太仆寺卿唐龙为都察院左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地方。“初，吏部会推，有旨用广东布政王大用，大学士杨一清等言漕事方亟，大用远在广东，宜于附近推举，故有是命”(110)。嘉靖十一年(1532年)十月，漕运总督缺员，吏部会推都察院右佥都御史史道、光禄寺卿马卿。嘉靖皇帝命升马卿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往督漕运，史道留别用(111)。万历八年六月，吏部以总漕缺员，推荐山西巡抚高文荐、四川巡抚张士佩，神宗以“河漕职任繁重，宜用重臣”，最后命凌云翼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总督漕运(112)。总漕由吏部主持推选，最终决定权则在皇帝手上。 明代漕运总督来源有二：一是地方干练之臣，多为督抚、布政使等官；二是来自中央部院的大臣，多以侍郎、都御史、寺卿等身份出任。据统计，担任总漕人员，来自中央部院者60人次，占总人次的55％：都察院共17人次，其中都御史4人次，副都御史6人次，佥都御史7人；尚书4人次，其中工部尚书2人次，户部尚书、兵部尚书各1人；侍郎33人次，其中户部侍郎13人，刑部侍郎9人次，兵部侍郎7人，工部侍郎2人；寺卿共6人，其中大理寺卿3人，光禄寺卿、太仆寺卿、光禄少卿各1人。来自地方大员者共49人次，占总人数的45％。其中，巡抚31人次，布政使8人，总河5人，总督粮储3人，顺天府尹2人。除了明代最后一任总漕路振飞以光禄寺少卿充任外，其余人等皆为四品及以上大员。 对漕运总督的考核，有考满、考察两种形式。考满因与勋官、散官的给授及加官升官相结合，往往突出的是“奖”；而考察则以罢黜不合格的官吏为主，故突出的是“惩”(113)。因此，奖、惩往往是考满、考察之后采取的应对措施和手段。考满对漕运总督实职影响不大，考满之后仍督漕运，只是官品和俸禄产生变化。正德二年(1507年)，“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洪钟以九年考满也，升本院右都御史，仍总督漕运”(114)。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以总督漕运右都御史陈荐二品三年满考，升为户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总督如旧”(115)。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十一月，以考满加王纪正二品服俸，照旧总督漕运(116)。 明代奖惩官员的方式多种多样。奖赏主要有恩荫、诰敕封赏、奖励实物等。李裕、张瓒、张玮、李蕙、张敷华、张缙、臧凤、刘节、欧阳必进、王廷、王宗沐、李三才等任职总漕期间，子孙荫为国子监生。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正月，以三载考满给漕运总督王纪诰命如例，荫其子为国子生(117)。惩处方面，轻则敕责夺俸，重则调职降用，再重者则令其致仕、回籍听勘，最为严重的是斩首。嘉靖十六年(1537年)十二月，因漕粮漂流，漕运总督周金、总兵官刘玺各夺俸两月(118)。隆庆五年(1571年)十月，漕运总督陈炌因调度失宜致漕舟漂没，令其回籍听勘(119)。崇祯年间，总漕杨一鹏因农民军损毁皇陵，而被处以弃市极刑，这是明代总漕所遭遇的最为严厉的处罚。 从历任总漕任满后的去向，可以大体反映出总漕的奖惩情况。根据上表统计，有以下几种情况：一是升迁至两京部门掌事管事，总共54人次，占总人数的49.5％，接近一半。其中，回都察院掌事管事的13人，户部尚书10人次，兵部、工部、刑部尚书各4人，户部右侍郎、刑部右侍郎各6人次，兵部右侍郎3人，吏部左侍郎2人，刑部右侍郎、大理寺卿各1人。二是平级调用，总督巡抚地方者总共13人，其中总督两广军务兼理巡抚者4人，总理粮储、河道者4人，专理巡抚凤阳等处者3人，总督陕西三边者1人，总督江北、河南、湖广军务者1人。三是因劾致仕和降调外用者共17人次，其中降用7人次，致仕10人。四是其他情况，如卒于任上11人，自求致仕6人，自行去任2人，丁艰2人，罢免3人，被杀1人。由此可见，明代总漕以升迁重用为主、罢黜为辅。 四 漕运总督的作用与影响 漕运总督职责重大，地位崇高，是明朝国家权力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漕运总督制度的创设和延续，对明代及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 明代漕运总督拥有治漕、治民、治吏及治军的广泛权力。攒运漕粮、疏浚漕河、修举漕政、革除漕病是总漕最基本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职责，是为“治漕”。因兼巡抚凤阳等南直隶江北七府州而拥有管理民政权，凡涉及税粮、灾伤、水利、城池、驿传等事，皆在其职能之内，是为“治民”。总漕带都察院都御史头衔，漕运系统和南直隶江北府州县地方系统官吏皆在其考察范围之内，振举漕纲，纠察贪官，整顿吏治，是为“治吏”。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矛盾的激化，总漕提督军务，维护地方宁靖，是为“治军”。总体而言，漕运总督的权力呈扩大趋势：景泰年间初设时，总督漕运兼巡抚凤阳等处；至嘉靖年间，增加了提督军务；万历年间，又增加了兼管河道。天启年间，随着漕运总兵官的革除，漕运总督独掌漕运。明代漕运总督制有效地保证了漕粮输送到京师，以满足军国之需。同时，在巡抚地方、救济灾荒、清理盐课、考察官员、整肃吏治、提督军务、维护稳定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尽管明代漕运总督位高权重，却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更无法发展成为与中央对抗或龃龉的地方势力，而只能是紧密地依附于中央政权。漕运总督在明代国家权力体系中，受各种力量的牵制与制约。漕运总督的任命，需经廷推，最终由皇帝批准。关涉漕粮之事，需与户部商讨；关涉漕河疏浚、漕船修造，需与工部协同；关涉兵事、马政，需听命兵部；漕运系统、地方系统官吏升迁罢黜，操于吏部。关于漕运刑事案卷，则专设漕运刑部主事一员。漕运总督须接受巡按御史代表中央所进行的纠举督察，也时常遭到科道官弹劾。明廷还设有巡漕御史巡查监督，不时派遣宦官巡视漕河。漕运总兵与漕运总督协同督理漕运，分管漕权；又常设河道总督，分管河权。漕运总督虽被视为“地方大吏”，在编制和名称上仍属都察院，其体制仍属中央派出机关，便于中央控制，反映出明代进一步强化的皇帝集权、中央各部门分权，中央集权、地方各部门分权的原则。 明代漕运总督制度发挥着积极的作用，保证江南漕粮足量、按时输送到京师，有利于经济社会稳定；协调不同部门管理漕运，办理漕务，有利于提高行政效率；疏浚漕河，维护运河沿线的安定，有利于提高运河的通航能力。清朝几乎继承了明代漕运总督的所有特点，并进行了若干调整，使之在制度上更为完备，效率上进一步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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