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社会性别”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努力”概念，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政治理论论文,现实主义论文,视角论文,性别论文,概念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思考世界面临的问题时，也需要目光超越传统的国际关系、地缘政治乃至意识形态的观念。新课题呼唤着新的眼光和新的理论。”（注：资中筠：《冷眼向洋——百年沉浮启示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绪论”，第27页。）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作为一支新的力量逐渐引起了越来越多国际政治研究者的兴趣。从王逸舟先生在《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中向我国国际政治研究领域引入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起，相关研究成果已经开始涌现出来。（注：例如，石斌在《美国研究》上发表了《对国际关系的一种女性主义诠释——评〈国际关系中的社会性别〉》（1998年第4期），江洋、王义桅在《复旦学报》上发表了《全球化进程中的妇女问题》（1998年第5期），胡传荣在《世界经济与政治》上发表了《社会性别视角的显现——女性主义对国际政治学的介入和改造》（1999年第5期）和《开放的空间——女性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共情合作》（2000年第6期），以及张立平在《国际论坛》上发表了《国际关系中的性别问题——战争与和平的思考》（1999年第5期）。）
通过总结西方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现有成果，本文尝试着透过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视角，审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power)概念。
一 作为分析方法的“社会性别”
社会性别(gender)是一个与性别(sex)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的概念。性别是指男性和女性在生理上的差别；社会性别则是指在社会文化中形成的属于男性或女性的群体特征和行为方式，它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社会性别”概念体现了自然的男性、女性与社会的男子、妇女之间的关系。社会性别在强调妇女和男子的社会性的同时，动摇了男尊女卑存在的生物学基础，为实现男女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理论武器。
作为个体，每一个男子、每一个妇女都是不一样的；但作为群体，男子和妇女又都分别具有其共性。男性特征(masculinity)和女性特征(femininity)是对于男子和妇女的群体特征（共性）的极端的表述，两者构成并且衍生出一系列二元对立关系。例如，前者往往与公共领域、积极的、理性的、果断的、暴力、独立、支配和统治等特性相联系，后者则常与私人领域、消极的、重情感的、优柔寡断的、和平、依赖、被支配和被统治等特性相联系。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划分反映了西方文化（注：事实上，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绝不仅存在于西方文化中，中国文化中的阴阳分类也是这种二元对立模式的体现。）中所具有的二元对立关系，两者并不总是与现实中的男子或妇女一一对应。
因此，社会性别又可以被分解为两对二元对立关系：男子／妇女、男性特征／女性特征。男子／妇女是以生物学为基础、社会建构的男子和妇女的整体。例如，妇女中既包括如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这样被认为是“铁妇女”、具备男性特征的妇女，也包括如玛丽·鲁滨逊这样被认为具有女性特征的妇女。使用妇女／男子这对范畴可以反映出妇女作为群体在国际政治现实中所处的不平等地位，其中包括这样的事实：尽管到20世纪90年代，妇女在参与权力和决策方面有了一定的提高，但仍然远远没有达到男女平等参与的水平；即便是那些进入决策走廊的妇女，也深受男子／妇女和男性特征／女性特征二元对立关系的影响；妇女对国际政治经济的贡献，她们在战争和冲突中、在生态和环境退化中都是最主要受害者的事实，长期以来一直为传统国际政治所忽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则可以与自然的男性和女性分离开来，正如撒切尔夫人、梅厄夫人被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具备男性特征，而圣雄甘地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女性特征。这样，男性特征／女性特征就成为一种“隐喻”，可以被用来独立地分析国际政治。同时，男子／妇女、男性特征／女性特征这两对关系之间又存在着密切的联系，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作为群体的男子与男性特征的联系较多，而妇女与女性特征的联系较多。促进男女平等也始终是社会性别分析的主要目标之一。
将社会性别视角运用到国际政治分析中，可以揭示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占主导地位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和国际政治现实中所存在的问题——将一种性别的人（男子）和一种社会性别特征（男性特征）置于统治地位，而将另一种性别的人（妇女）和另一种社会性别特征（女性特征）置于被统治地位。（注：需要强调的是，男子与妇女之间的关系处于不断的变化之中，男性特征和女性特征的主要内容和表现形式也因时间、地点、国家的不同而不尽相同。社会性别分析的目的在于揭示国际政治所存在的男子／妇女、男性特征／女性特征之间的二元对立关系并致力于改变这种状况，而不是将所有的男性和女性都看成一样的，更不是将所有的男子都看成是具有暴力倾向、处于支配地位的人。寻着历史的轨迹可以看到，事实上只是少数男子统治着多数其他男子和几乎所有的妇女，因此在这些男子身上体现出来的实际上是一种“霸权的男性特征”。另外，使用社会性别分析并非要、也不可能取代从阶级、民族和国家等方面对国际政治所进行的分析，而是为已有的分析增加一个新的视角。本文在提出“社会性别”是“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发展的综合产物”的同时，已然承认了阶级、民族和国家等视角的重要意义。）
二 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
权力(power)一直被看做政治分析中最重要的概念，许多政治家对政治的定义都主要涉及权力问题。在女权主义者看来，“权力”也不可避免地在社会历史发展中被打上了社会性别的烙印。
权力不是一种行为体所具有或拥有的东西，而是一种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能力。处于优势地位的人使用权力，意味着他或她从事一种用来影响其他行为体的行为。马基雅弗里将政治描述为为权力而斗争。自马氏始，西方政治家摆脱中世纪宗教束缚，集中研究权力问题。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到：“从近代马基雅弗里、霍布斯、斯宾诺莎、博丹，以及近代的其他许多思想家谈起，权力都是作为法的基础的，由此，政治的理论概念摆脱了道德，所剩下的是独立地研究政治的主张，其他没有别的了。”（注：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版，第368页。）
女权主义者认为，“男性特征渗透了政治。温迪·布朗(Wendy Brown)写到：‘历史上，政治比任何其他人类活动都产生更多、更明确的男性认同，比任何其他领域都更加排他性地限制在男子的范围中，而且比其他任何社会实践都具有更加激烈的、自我意识的男性特征。’”（注：V.Spike Peterson and Anne Sisson Runyan,Global Gender Issues,Westview Press,1993,p.33;Wendy Brown,Manhood and Politics,Rowman and Littlefield,1988,p.4.）美国女权主义者杰·爱尔希坦(Jean Elstain)对于权力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政治是关于权力的，那么权力是关于什么的呢？”她自答到，“强硬的答案是，关于支配(domination)、控制(control)和强制(compulsion)的，将武力置于最优先的地位。”“这种对于权力的非常机械的定义曾经在美国政治科学中处于统治地位，它可以归结为这样的公式：X有权力控制Y，假如他让Y做什么事，而Y不能不做——在这个问题上有无穷无尽的变种。”（注：Jean Bethke Elshtain,"Feminist Them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edited by James D.Deria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354.）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对于权力的分析也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在《论暴力》中，她梳理了对于权力的各种定义后分析到，“根据我们的政治思想传统，这些定义说明很多内容。它们不仅来源于伴随着欧洲民族国家而兴起的绝对权力的旧观念，其最早的而且至今仍最伟大的发言人是16世纪法国的让·博丹(Jean Bodin)和17世纪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而且它们与自古希腊以来将政府的形式——在君主政治和寡头政治中的一个人或少数人、在贵族政体和民主政体中的最好的人或许多人——定义为人对人的统治(rule of man over man)的术语一致。”（注：Hannah Arendt,On Violence,Allen Lane,1970,p.38.）
权力同样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核心。“许多政治家认为，权力在国际政治领域尤其重要。在国际政治领域，道德和舆论的因素似乎显得不像它们在国内政治领域那样重要。事实上，在国际政治中，权力被赋予极高的地位，有些著作家称它为该领域的‘中心概念’。”（注：参见[美]艾伦·C.艾萨克：《政治学：范围与方法》（中译本），郑永年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09页。）“国际政治，像所有政治一样，是为权力而斗争。无论国际政治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权力总是其直接目标。”“当我们谈论权力的时候，我们意味着人对于其他人思想和行为的控制。”（注：Hans J.Morgenthau,Politics among Nations: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New York:Alfred A.Knopf,1948,p.13.）
摩根索给予“权力”的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对权力的典型定义。它表明，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是控制他人、支配他人的权力。法国史学家雷蒙·阿隆强调政治权力是一种人际关系，在国际舞台上可以把权力定义为某一政治单位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其他政治单位的能力。霍尔斯蒂认为，权力是“一个国家控制别国行为的总能力”，是一个多重含义的概念。它既是一个行为者用以影响其他行为者的行动，也是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使用的能力和作出的反应。（注：参见张历历：《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页。）现实主义者认为，这种对权力的定义是一个理性的视角，因为世界是无政府的，各国必须依靠它们的权力去保护和促进它们的利益。
从理论层面上来看，在男性特征／女性特征的二元对立关系中，支配他人是男性特征的体现，而被支配与顺从是女性特征的体现。从实践层面上来看，长期以来，几乎全部妇女在社会中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在公共领域、特别是国际政治领域很少使用权力；而少数男子在社会中处于支配的、统治的地位，统治和支配其他的男子和几乎全部妇女，运用权力一般是男性的活动。因此可以说，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中所定义的支配他人的权力所产生的是一种追求控制、支配他人的能力的等级关系，这种对权力的定义的基础是男子使用权力的经验，是男性特征的体现。安·梯克勒(Ann Tickner)表达了这样的思想，“因为妇女在任何领域都很少占有权力职位，我们可以假设，当摩根索谈到统治，他主要是在谈论男子，尽管不是所有的男子。”（注：J.Ann Tickner Gender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s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2,p.37.）也正因为这样，西方女权主义者将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所定义的这种权力(power)解释为支配权力(power over)。（注：Nancy C.M.Hartsock,Money,Sex and Power:Toward a Feminist Historical Materialism,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1983,p.210.Quoted from Iva Ellen Deutchman,"Femin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Women in Politics:Outsiders or Insiders?Edited by Lois Lovelance Duk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3.）
即便如此，在现实主义者看来，寻求更多妇女参与国际政治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国际政治的中心行为体是国家而不是人，作为理性地代表其国家的领导人是男子或妇女并不重要。长期以来，将以国家为中心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打扮成“性别中立”的做法，掩饰了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将妇女隐藏在国际关系背后”的事实——尽管“在不处于决策权威位置的同时，妇女活跃在整个国际活动中，从连接炸弹的导线到战时与和平期间的军事基地服务——包括性的和其他的，再到构成出口生产区的巨大的从业者队伍。等等。”（注：Sandra Whitworth,"Theory as Exclusion:Gender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Changing Global Order,edited by Richard Stubbs and Geoffrey R.D.Underhill,Macmillan,1994,p.119.）同样的，这种做法也长期地忽视了国际政治的理论与实践中缺乏“妇女的声音”的事实。
谈论权力本身就是谈论社会性别问题。美国历史学家琼·斯科特(Joan Scott)给社会性别的定义是这样的：“（社会）性别是组成以性别差异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的成分；（社会）性别是区分权力关系的基本方式。”“（社会）性别是代表权力关系的主要方式。……（社会）性别是权力形成的源头和主要途径。”（注：琼·W.斯科特：《性别：历史分析中一个有效范畴》，载李银河主编：《妇女：最漫长的革命，当代西方女权主义理论精选》，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68、170页。）因为男子和妇女没有同样获得与权力相联系的资源的通道，因为他们被社会化为以不同方法使用权力，社会性别变成了权力本身的复杂的概念和建构。也有学者指出，社会性别角色(gender role)是“在各代人之间、社会经济之间、宗教集团、种族、族群之间以及欠发达和后工业社会之间权力关系的模式。”（注：J.Lipman-Blumen,Gender Rules and Power,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84,p.57.）在这里，社会性别作为一种“隐喻”暗示了男子和妇女所扮演的支配／从属角色是所有权力关系的基础。在国际社会中，主权国家追求支配和控制权力的过程，实际上成为处于有利地位的国家支配和控制处于不利地位的国家的过程，前半殖民地、殖民地国家，以及现在的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因此被赋予了女性特征，处于被支配、被统治的地位。在很多描述第三世界国家的西方文献中，都可以看到这些国家及其领导人被“女性化”的现象，西方女权主义者对此已有了一些分析。（注：See:Anne McClintock,Imperial Leather:Race,Gender and Sexuality in the Colonial Contest,Routledge,1995;J.Ann Tickner,Gender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Feminist Perspective on Achieving Global Security,Columbian University Press,New York,1992;Jan Jindy Pettman,Worlding Women:A Feminist International Politics,Routledge,1996.爱德华·W.萨义德从后殖民主义理论的角度阐述了这一问题，参见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中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当然，国家之间的关系也并非一成不变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仍然根深蒂固地存在着。）
从这一个角度或许可以解释中国学者对西方国际政治中“权力”的评价：“从强权政治的观点看，这意味着以强凌弱、以大欺小、侵略、干涉、威胁、控制和压迫。”（注：张历历：《现代国际关系学》，重庆出版社，1989年版，第34、35页。）
三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的“权力”
西方女权主义者对于权力的不同理解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的实际情况，美国早期女权主义者简·亚当斯(Jane Addams)坚持认为，对所有的普通人——基本的人的现实不是为权力而斗争，而是我们经历的生活现实的需要——首要的是食物的需要。（注：See:Sybil Oldfield,"Jane Addams:The Change the World Missed",Women In World Politics:An Introduction,edited by Francine D'Amico and Peter R.Beckman,Bergin & Garvey,1995,p.161.）在数量有限的西方妇女涉及权力的著作中，一般所强调的不是支配权力，而是能量、能力和潜力，这在本质上不同于摩根索等人所写的支配权力。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经常被女权主义者引用的关于权力的定义是人类和谐行动的能力，或在与分享相同观点的其他人的相互联系中所采取的行动。（注：J.Ann Tickner,"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edited by James Der Deria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p.53～71.）汉娜·阿伦特写到：“权力不仅与人类行动的能力一致，而且与人类和谐行动的能力一致。权力从来不是个人的财产；它属于群体，而且只有在群体保持存在的时候权力才存在。当我们说某人‘当权’(in power)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指一定数目的人赋予之权力(empower)以他们的名义行动。”（注：Hannah Arendt,On Violence,Allen Lane,1970,p.44.）也有学者认为，因为妇女较少进入强制机构，她们更倾向于将说服作为权力。梯克勒则指出，“权力概念中不能注入权力是普遍真理的涵义。作为一种统治和控制力，权力给予男性特征以优先权，忽视了集体赋权的可能性，权力的其他方面常常与女性特征相联系。”（注：J.Ann Tickner,"Hans Morgenthau's Principles of Political Realism",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edited by James Der Deria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p.66～67.）
在反对“支配权力”的同时，一些女权主义者已经提出，用赋权(empowerment)或合作权力(power to)来取代单纯强调支配和控制的支配权力(power over)。“赋权或‘合作权力’指出了‘支配权力’(power over)所缺乏的广阔性。‘支配权力’指攫取行动或强迫行动的能力，相反，‘合作权力’更具包容性，既包含着行动的能力，又包含着克制行动的能力。”（注：Iva Ellen Deutchman,"Feminist Theory and the Politics of Empowerment",Women in Politics:Outsiders or Insiders?Edited by Lois Lovelance Duke,Englewood Cliffs,N.J.:Prentice-Hall,1993.）而“在女权主义者分析中的一个共同点就是赞同将权力看成‘联系’(connection)和‘关心’(care)的一种形式，与那种冷酷无情的模式形成鲜明对比。”（注：Jean Bethke Elshtain,"Feminist Theme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International Theory:Critical Investigation,edited by James Der Deria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95,p.357.）美国著名的文化人类学家理安·艾斯勒(Riane Eisler)也提出了相同的见解：“我们这里所说的是一种权力并不是用来统治别人的社会，是一种等级差别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社会，是一种并不是以武力或武力威胁（包括打骂妻子儿女或进行战争）来强行贯彻等级制度的社会。”“这种权力从亘古以来就是以圣杯为标志的，它的特征是给予生命而不是夺取生命，是以权力促进别人的发展，而不是以权力压迫别人。”（注：理安·艾斯勒：《圣杯与剑——男女之间的战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5年第一版，1997年第三次印刷，“中文版前言”，第3～4页。）为了挑战由于各种形式的“支配权力”所带来的“无权”问题，安娜·叶特曼(Anna Yeatman)强调了支配权力的民主形式和非民主形式。其中心论点是，在“合作权力”与非民主权力处于敌对状态的同时，可以要求以承认“支配权力”或支配的民主形式作为前提条件，认为赋权建立在“支配权力”的民主形式所提供的制约的基础上。（注：Anna Yeatman,"Feminism and Power".See:Judith Squires,Genderin Political Theory,Cambridge:Polity Press,2000,pp.44～45.）
对权力的类似看法不独存在于西方女权主义者中间。1994年6月21～23日，由亚太妇女参与政治中心主持召开了第一届亚太妇女政治参与大会，会议提出了“要参与什么样的政治”的问题。与会者普遍认为：第一，要参与的是变革的政治(transformed politics)。这种政治是非等级制的，在组织上和进程上是可以参与的。旨在运用权力来推动变革，发动人民，建设社会，特别注重为不利的妇女群体，如农村、基层及土著妇女等谋福利。第二，要参与的是可变革的政治(transformative politics)。这种政治以现存的问题为立足点，致力于发展，重视妇女问题。它寻求妇女在经济、社会及政治上的平等，追求建立一个公正、人道并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第三，要参与的是廉洁而不肮脏的政治。（注：关敏谦：《亚太妇女聚首共议政治参与》，载《妇女研究论丛》，1994年第4期，第8页。）这表达了亚太地区妇女对国际政治现实中所存在的具有男性特征的政治和支配权力的厌恶情绪。
四 小结
尽管存在很多分歧和争论，透过社会性别这一分析视角可以看到，政治学、特别是现实主义国际政治理论中所定义的“权力”不但并非社会性别中立，而且具有男性特征。它是以男性实行权力的经验为基础阐述的，排除了妇女对于权力的掌握和对权力的看法。支配权力在国际社会中的运用同样造成了发达国家和欠发达国家之间的支配、统治与被支配、被统治的等级关系，使后者具有了男性特征／女性特征二元对立模式中的女性特征。因而，将具有男性特征、“支配权力”(power over)含义的权力(power)视为“强权”更能表现其真正的内涵。
女权主义国际政治理论在批评、修正的同时拓宽了权力的含义，提出“合作权力”和“赋权”等对于权力的新的诠释。但是，这些努力并不意味着将“权力”推向男性特征／女性特征二元对立关系的另一面——完全排除其中包含的男性特征，而是试图为使国际政治理论能够包括男子和妇女的而不只是男子的经验和声音提供一个新的思考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