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论我国的德育传统，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德育论文,传统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立足于我国德育建设的需要，论述了我国德育传统形成的历史过程，明确地提出了我国德育传统的基本特征是：德高于智、群己和谐的德育思想；礼乐结合、先后有序的德育内容；知、情、意、行的德育过程；内省外注，躬行实践的德育方法。从而引发出对我国当今德育建设的一些积极性建议，以期有助于构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
我国的德育传统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德育传统与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一方面，传统伦理思想影响了德育传统的形成及其观点、内容与方法；另一方面，传统伦理思想的传播要以德育为中介。前者是后者进行活动的内容，后者是前者得以实现的手段。对德育传统的批判继承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重要途径。
一、德育传统的形成
从《周易》中，可以发现我国原始社会伦理精神的某些基因，其中天人合一的宇宙论，“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善恶报应的信念及阴阳二分的思维方式，反映出了中国人最初建构的精神世界。据《史记》记载，传说中的五帝皆有圣德明于世。黄帝“修德整兵”，除暴去虐，创华夏统一大业；颛顼“治气以教化，絜诚以祭祀”；帝喾“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尧“克明俊德”，并“以德化民”，命舜施“德教”，称“五典之教”；舜更是以“玄德升闻”而得尧禅，舜时专设了秩宗之官“典朕三礼”，把天神、地祗、人鬼的祭祀活动纳入礼的范畴，又设典乐之官“教胄子”，使胄子们“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毋虐，简而毋傲”，“毋相夺伦”。这些都说明了原始社会“德”的重要及德在社会领域中的传播，这可以说是我国德育传统的起始。
西周统治者制订了一套奴隶制的伦理政治秩序，形成了《周礼》，这对德育传统的形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首先，确立了较为完备的奴隶制教育制度，建立了从国学到乡学，从小学到大学的学校系统，学校全部由国家管理，从制度上保证了德育的实施。其次，规范了社会伦理和学校的德育内容。《周礼》规定，大学的内容有三德（至德、敏德、孝德）、三行（孝行、友行、顺行）、六艺（礼、乐、射、御、书、数）、六仪（祭祀、宾客、朝廷、丧纪、军旅、车马）；小学设德、行、艺三门；乡学课程为“乡三物”，即六德（知、仁、圣、义、忠、和）、六行（孝、友、睦、姻、任、恤）、六艺。这些规定既体现了德育的重要地位，又明显地具有一定的系统。再次，将“化民成俗”的“彝教”纳入了国家重要政治生活。这一系列措施，为我国德育传统的形成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思想意识形态上的百家争鸣，形成了儒、道、墨、法家等各种思想流派，其中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伦理思想最充分地体现了我国当时社会伦理的特点，影响最为深远。儒家学派对德育与政治、德育与人性、人我关系、人伦关系等有着深刻的论述。《大学》所提出的“三纲领八条目”和《中庸》中所说的“中庸之道”，是对先秦儒家伦理思想的概括。儒家还对德育方法进行了探索和论述，如孔子主张立志持志、自省改过、躬行实践；孟子强调内省，主张“养心寡欲”、锻炼意志、“反求诸己”、“养大体”；荀子主张外铄，强调环境的影响和解蔽。这时期的德育已不仅是一种社会生活实践活动，而且具有一定的理论和方法，从而使德育的观念、内容和方法进入社会意识形态，为我国德育传统的形成进一步奠定了基础。
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实行“独尊儒术”的文教政策。董仲舒把儒家学说庸俗化，使其与阴阳五行迷信结合起来，认为帝王是“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1]，应该教化人民“循三纲五纪”，从而出现了“三纲五常”的道德体系。“三纲五常”使伦理关系完全服从于封建政治关系，使双向的人伦义务变成片面的等级服从，为君主专制制造了理论根据，受到历代封建统阶级的重视，自此以后，我国的德育传统正式确立。
魏晋时期，我国出现了一种新的哲学思潮——玄学，玄学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以老庄思想解释儒家经典。东晋以后，玄学与佛学合流，以玄学解释佛学，玄学渐衰。隋唐时期，佛教、道教与儒教并称三教，但由于儒家伦理思想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其理论也发展得最为完备，所以自两汉以后，儒家伦理思想始终占统治地位。到了宋明，以儒学为核心，融合了道学与佛学的新儒学（理学）被封建统治阶级奉为维护其政治统治的经典而经久不衰。我国这种以儒家学说为核心的德育传统一直延续了一千多年。
二、德育传统的基本特征
我国的德育传统与传统伦理思想有着密切的联系，在分析我国德育传统基本特征之前，有必要对我国传统伦理思想有个大致的了解。
我国伦理思想的构建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礼”的转化过程。西周的维新把氏族社会作为习俗法规的礼转化为文明社会的秩序，即周礼；春秋时期，孔子在礼坏乐崩的背景下，对“礼”进行了道德化的倡导；西汉时期，董仲舒把“礼”转化为“三纲五常”的封建礼教；宋明时期，新儒学把“礼”转化为神圣的、绝对的“天理”。纵观礼的四次转化，我国传统伦理思想具有如下特点（这也是我国传统德育内容的特点）：
第一，维护人伦。我国的传统伦理构建了以五伦为范畴，以“孝悌”为本位，“亲亲仁民”、“民胞物与”的道德体系。他强调个体应在既有的人伦秩序中安分守己，践义行礼，维护整体的和谐，在“亲亲尊尊”的基础上形成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治秩序，从而使伦理政治化，政治伦理化。
第二，提倡人道。人伦既立，就要求按照人伦之理为人、爱人、治人，即实行“人道”。这种“人道”的核心是“仁”，其他诸德都是“仁”的运作与体现。
第三，修养人性。中国传统伦理思想根源于血缘关系，血缘关系出自人的本性。要论证伦理的合理性，就必须从人性中寻找根据。中国人性思想有以下特点：(1)强调人兽之分，突出人的尊严，性善论始终是人性论的主流。(2)人格平等，每个人都有道德高尚的可能，即都有成圣成贤的可能，“人皆可以为尧舜”成为中国伦理的普遍信念。(3)修身养性。性善论者认为，人性之中潜藏着道德的基因，道德生活的实践就是如何修身养性，向内探求。
在传统伦理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德育传统的基本特征是：
（一）德高于智、群己和谐的德育思想。在我国的德育传统中，明显地存在着德高于智，把德育放在教育首位的思想。如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2]孟子说：“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伦也”[3]。荀子主张“以善先人者谓之教”[4]。《大学》中明确指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中强调：“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
在传统的德育内容（忠、孝、仁、义、礼、智、信等）中还始终贯串着群己和谐的精神。所谓“克己”、“爱人”、“亲民”、“反求诸己”、“推己及人”、“和为贵”、“言必信”、“义重于利”、“以义制欲”、“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等，无不为的是使人的喜怒哀乐、言语行动“皆中节”、“致中和”，使人与人、个体与群体、人伦之间和谐相处，维护封建的社会秩序。
这种德高于智、群己和谐的德育思想有利于维持社会伦理道德，理顺人际关系，但不利于科学昌明和合理自我的发展。现代德育应吸取其合理的因素而克服其消极因素。
（二）礼乐结合、先后有序的德育内容。传统伦理思想主张建立一个上下有别、秩序井然而又和谐相亲、浑然大同的社会。这样的社会秩序，必然要求人们思想情感上的认可。这就必须以礼“别序”，以乐“统同”，使礼教与乐教有机结合。孔子提出：“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5]又说：“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6]主张把礼教融于情感教育的乐教之中。荀子也特别重视以礼乐教育来规范人的行为，陶冶人的性情，他说：“故乐行而志清，礼修而行成，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美善相乐”[7]。礼乐结合的实质就是：“乐以治内而不同，礼以修外而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畏敬”[8]，“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9]。
我国传统的道德教育还非常重视内容的层次和系统。《周礼》规定，大学的内容有三德、三行、六艺、六仪，小学设德、行、艺三门，乡学课程为“乡三物”。朱熹主张“立学校以教其民……必始于洒扫应对进退之间，礼乐射御书数之际，使之恭敬，朝夕修其孝悌忠信而无违也，然后从而教之以格物致知以尽其道，使之所以自身及家、自家及国而达之天下者，盖无二理。”[10]朱熹还明确指出“小学学其事，大学穷其理”[11]，这都说明传统的德育早已注意到了德育工作的层次性和系统性。
（三）知、情、意、行的德育过程。在我国德育传统中饱含着德育过程的工作经验和论述，从中不难发现，我国传统德育中的德育过程是一个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众所周知，孔子提出了学、思、习、行的过程，教育学生“多闻”、“多见”、“多识”，从而明白求知的次序和方法。他说：“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12]。并主张对所闻、所见、所识的知识加以思考，使学与思结合起来，他的名言是“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13]。他还特别强调习、行在学习过程中的作用，如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14]又说：“君子既学之，患其不精也；既精之，患其不习也；既习之，患其无知也；既知之，患其不能行也；既能行之，贵其能让也。君子之学，致此五者而已矣”[15]。孔子还特别注意以“诗”去激发学生的情感，陶冶学生的性情，培养学生具有高尚的情操。孔子并且教育学生要有坚强的意志，他把学习比作堆山、平地，说：“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譬如平地，虽复一篑，进，吾往也”[16]。他要求学生要有“磨而不磷”、“涅而不淄”的坚强意志。孟子继承了孔子的德育思想和工作经验，在德育过程中特别重视学生的意志培养。他认为一个人只有具有坚强的意志，经过艰苦的磨炼才能担当大任。他说：“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精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17]。荀子对学习过程（包括德育过程）也提出了卓越的见解，他说：“君子之学也，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18]。又说：“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而止矣”[19]。以后的儒者都是以孔、孟、荀的德育过程学说为基础，在某些方面作以发展和丰富，如王充提出了“闻见”、“开心意”、“效证”的学习过程，王守仁进一步论述了学、问、思、辩、行的关系。
总之，我国德育传统中的德育过程，虽没有现在教育学中论述的那样系统、完整、充分，但确实充满着知、情、意、行的思想与工作经验，是值得研究和借鉴的。
（四）内省外注，躬行实践的德育方法。在我国德育传统中还蕴涵着一些行之有效的德育方法。如孔子教育他的学生要在“内省”上下功夫，他说：“内省不疚，夫何忧何惧？”[20]又说“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省也”[21]，他的学生曾参概括这种方法为“吾日三省吾身”[22]。孔子还主张在道德教育上必须要求学生“躬行”，他说：“听其言而观其行”[23]，“君子耻其言而过其行”[24]。《中庸》继承和发展了孔子的躬行思想，把“笃行”列为学习过程的五个步骤之一。孟子主张性善，更是鼓励学生在“内省”、“自反”上下功夫，以期达到“存其心，养其性”，保持内心所固有的善行。荀子是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他在教育方法上提倡“积靡”、“注错”，即强调环境和教育对人的作用，重视人的知识和道德品质的积累。他说：“积礼义而为君子”，“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25]。朱熹是我国传统德育方法集大成者，他继承了孔孟提出的德育方法，并加以发展，提出“主敬”、“存养”、“省察”、“窒欲”、“践履躬行”等德育方法。他说：“整齐收敛这身心，不敢放纵，便是敬”[26]，“穷理以致其和，反躬以践其实”[27]。颜元则更强调“习行”，如说：“学而必习，习而必行”[28]。
统观我国的德育传统，在德育思想、内容、过程、方法上互相配合，已经构成了一种体系。它们虽然有的是受唯心主义的指导，为实现古代的道德教育目的和道德内容服务的，但是剔除其唯心主义的因素，抛开其服务的主体，作为中华民族的优秀遗产，是值得研究与继承的。
三、对我们的启示
通过对我国德育传统的回顾与分析，我们从中可以得到启示，总结出一些对当今德育建设有借鉴意义的经验。
（一）重视德育的理论研究。在我国德育传统的形成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德育论著和教材。《论语》记载了孔子50余载丰富的德育实践经验，是人类德育遗产中一笔珍贵的财富。《礼记》中的《大学》篇，提出了儒家进行大学教育的完整体系，被认为是我国一本较系统的德育原理教科书。朱熹的《小学》、王守仁的《训蒙大意示教读刘伯颂等》都论及了道德规范和儿童道德品质的培养。王夫之在他的《周易外传》卷二、《读四书大全说》等著作中，提出理与欲统一的德育，反对宋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说。颜元在《存学篇》、《赣南书院记》中，反对宋以来脱离实际的自我修养，提出“实学”、“习行”的德育主张。以上这些论著和教材，对我国古代德育理论的发展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恩格斯说：“一个民族要想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29]。德育理论是德育工作的神经中枢，如果理论上发生了偏差，德育工作就会有所失误。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入研究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所遇到的新情况，新问题，并且作出有重大指导意义的答案，这将是我们思想理论工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30]。在现阶段，思想理论工作要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我们的德育理论工作者，应把理论研究放在重要地位。我们应从理论和实践结合上，对学校德育实践中所出现的各种实际问题，进行认真的调查与理论探讨，以便从理论上探索和揭示社会主义思想、政治、道德教育的规律，并自觉地遵循这些规律，从而有效地指导德育实践。
（二）真正使德育要求成为学生的实际行动。我国的德育传统，非常重视对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老师对学生的品德要求，学生要身践力行，布乎四体，行乎动静。我们知道，德育过程是培养学生知、情、意、行的过程，道德行为在人们的品德发展中具有极为重要的作用。只有在履行道德规范的活动中，人们才能深化道德认识和情感，锻炼道德意志和增强道德信念，从而使自己的品质得到发展、道德能力得到提高。
在德育工作中要特别重视学生道德行为的培养，要求学生言行一致，严格遵守学生守则、学校的规章制度和社会的道德规范，长期坚持下去，以形成良好的习惯与作风。而今天学校的德育工作是教师说的多，学生做的少，缺少规范制度，教育者不能以身作则，对学生思想行为缺乏监督，学生很少在道德行为上进行锻炼，因而难以形成学生的道德品质，这种现象必须改变，应该使学生真正把德育上的要求落到实处。
（三）充分发挥德育在社会发展中的应用。我国古代社会非常重视德育对社会的作用。《学记》中说：“古之王者，建国君民，教学为先”。董仲舒提倡以儒学“化民成俗”，作为防止老百姓犯上作乱的堤防。在家庭、文学、艺术活动中，我国封建社会广泛宣传忠、孝、仁、爱、信、义等伦理道德，颜之推的《颜氏家训》便是当时家庭教育的一个范例，在封建家庭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影响。这些不仅对于巩固当时社会制度起了不小的作用，而且也加强了德育的效能，大大推动了德育工作的开展。
当前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为我们的德育工作提供了有利条件和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给德育带来一定的困难。德育一定要充分发挥其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通过社会教育委员会、街道辅导站等组织形式，采取多种适宜的措施，引导青少年在新形势下，努力提高自己分辨是非、识别和抵制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树立市场经济所要求的新的思想观念（如等价交换、市场调节、讲求经济利润、强调竞争机制等），扫除在自然经济条件下形成的狭隘、保守、安于现状、不思进取和抱残守缺等小生产者的思想，教育学生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热爱祖国，遵纪守法，养成文明的行为习惯，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
（四）力求德育内容的序列化。我国德育传统非常重视德育内容的层次与系统。德育内容的序列化有利于年轻一代品德的形成。当前德育低效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对德育内容序列化设计不够，学校德育在不同的教育阶段应该实施不同的德育内容。具体来说，在小学阶段，应以“五爱”教育、国民公德教育为重点，培养学生文明的行为和习惯。在初中阶段，应以爱国主义、集体主义、民主法制教育为重点，进行较系统的道德教育。高中阶段的德育，应以理想教育为重点，培养学生的人生观、世界观，使他们了解人生的真正价值，把个人的事业与实现四化的目标联系起来，并使其中先进分子具有共产主义的信念。
（五）积极开发美育的德育功能。礼乐结合的德育传统使我们更加明确了美育具有辨别善恶美丑、净化心灵、陶冶情操、完善品德的教育功能。在当今多元文化思潮的影响下，为了使学生爱美恶丑、从善拒恶、抵制资产阶级没落、颓废的思想情调和庸俗生活方式的侵蚀，养成高尚的品德和情操，学校德育应该通过课堂教学、课外文化艺术活动以及在大自然和日常生活中进行美育等多种途径，积极开发美育的德育功能，做到“日使之渐于礼而不著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31]。这样，德育低效才会有所改观。
目前，我国正处于一个极为重要的社会变革时期，德育正面临着巨大变革。时代要求我们建立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马克思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2]。我们不可能脱离我们的德育传统去构建什么全新的德育体系，对我国的德育传统分出精华与糟粕，批判继承其优秀的因素，抛弃其糟粕，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德育体系的一条必由之路。
注释：
[1]《汉书·董仲舒传》。
[2][14][22]《论语·学而》。
[3]《孟子·滕文公》。
[4]《荀子·修身》。
[5]《论语·雍也》。
[6]《论语·秦伯》。
[7]《荀子·乐论》。
[8][9]《汉书·礼乐志》。
[10]朱熹：《南溪州尤溪县学记》。
[11]朱熹：《语类》。
[12]《论语·述而》。
[13]《论语·为政》。
[15]《大戴礼曾子记言篇》。
[16]《论语·子罕》。
[17]《孟子·告子》。
[18]《荀子·劝学》。
[19][25]《荀子·儒效》。
[20]《论语·颜渊》。
[21]《论语·里仁》。
[23]《论语·公治长》。
[24]《论语·宪问》。
[26]朱熹：《晦翁学案》。
[27]朱熹：《黄勉斋状行语》。
[28]颜元：《言行录·世情》。
[29][3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
[30]《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1]《阴阳全书》卷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