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高仲武论文,间气集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I2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919（1999）04－0086－10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注：本文所论之高仲武《中兴间气集》，系依据傅璇琮编撰《唐人选唐诗新编》本，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7月第1版。），为今存唐人选唐诗中重要的选本之一，历来受到唐诗研究者的重视。关于《中兴间气集》之名称，“中兴”者，据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序》云：“唐兴一百七十载，属方隅叛涣，戎事纷纶，业文之人，述作中废。粤若肃宗、先帝，以殷忧启圣，反正中原。伏惟皇帝，以出震继明，保安区宇，国风雅颂，蔚然复兴，所谓文明御时，上以化下者也。……起自至德元首，终于大历十四年己未。”考其所选之诗，乃以肃、代“中兴”时期为限，内容与“中兴”之事并无关系。“间气”者，据《春秋孔演图》云：“正气为帝，间气为臣，宫商为姓，秀气为人。”[1]（P1656）古代谶纬之说，以五行附会人事，“间气”乃“不苞（包）一行”之气，得之以生为臣。其意或即本此，谓所选为诸臣之作。关于编选者高仲武，生平未详。因其署名为“渤海（今河北南皮）高仲武”，故或以为乃唐诗人高适（注：如陆游《跋中兴间气集》云：“高适字仲武，此乃名仲武，非适也。”又跋云：“高适字仲武，此集所谓高仲武，乃别一人名仲武，非适也。”案，高适，字达夫，陆游所言“高适字仲武”实为误记，《四库全书总目·中兴间气集提要》已为指出。然陆游之所以辩之，当说明曾有人误以为高仲武即高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于“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下亦注云：“高适，一字仲武，卒于永泰。此盖大历以后人。”《全唐文》卷三五七载高适《皇甫冉集序》，其全文皆录自《中兴间气集》之评皇甫冉语，显然是以高适为高仲武而误。又，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或又题：彦孟深纂。”亦非。案晚唐诗人郑谷即有“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读前集二首》之一）的诗句；《新唐书·艺文志四》亦著录：“高仲武《中兴间气集》二卷。”）。案：高适虽亦为渤海人，且封渤海县侯，然其字达夫，卒于永泰元年（765），未入大历， 故与之无涉。依傅璇琮先生之见，此集的编选时间，当在贞元初，说见该集《前记》。此集所收诗歌，《集序》言：“述者二十六人，诗总一百三十四首，分为两卷，七言附之。”按今传此集所见，凡诗人26位：钱起（12首），张众甫（3首），于良史（2首），郑丹（2首），李希仲（2首），李嘉祐（9首），章八元（2首），戴叔伦（7首）， 皇甫冉（13首），杜诵（1首），朱湾（8首），韩翃（7首），苏涣（3首），郎士元（12首），崔峒（9首），张继（3首），刘长卿（9首），李季兰（6首），窦参（3首），道人灵一（4首），张南史（3首），姚伦（2首），皇甫曾（7首），郑常（3首），孟云卿（6首），刘湾（ 4首），诗凡142首。其中绝大部分为五言，七言（包括五七言杂体 ）不过18首。所选每位诗人名下，皆“略叙品汇人伦”，表达编选者对所选诗人在诗风及人品方面的评价。
此集的编选宗旨，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序》中作了较为明确的表述：“诗人之作，本诸于心；心有所感，而形于言；言合典谟，则列于风雅。暨乎梁昭明载述已往，撰集者数家，推其风流，《正声》最备，其余著录，或未至焉。何者？《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珠英》但纪朝士，《丹阳》止录吴人。此由曲学专门，何暇兼包众善。使夫大雅君子，所以对卷而长叹也。……且夫微言虽绝，大制犹存。详其否臧，当可拟议。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今之所收，殆革前弊。但使体状风雅，理致清新，观者易心，听者耸耳，则朝野通取，格律兼收。”显然是在明确的理论指导下，有目的、有所为而作的诗选。其选诗的标准是“体状风雅，理致清新”，应当说是内容与形式二者兼顾的，但此集颇遭后人非议。
晚唐诗人郑谷《读前集二首》其一云：“殷璠鉴裁《英灵》集，颇觉同才得契深。何事后来高仲武，品题《间气》未公心。”[ 2]（P229）对殷璠《河岳英灵集》予以称赏，而对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则以“未公心”三字予以否定。陆游《跋中兴间气集》曰：“评品多妄，盖浅丈夫耳，其书乃传至今。天下事出于幸不幸固多如此，可以一叹。”又曰：“议论凡鄙，与近世《宋百家诗》中小序可相甲乙。唐人深于诗者多，而此等议论乃传至今，事固有幸不幸也。然所载多佳句，亦不可以所托非其人而废之。”[3]（P2239）对其所选之诗予以肯定，而于其品评则予以鄙斥。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亦谓之“议论文辞皆凡鄙”。以上还只是就编选者的品题有所不满，到明代，诗论家对品题及所选之诗则一并表示不满。如许学夷《诗源辩体》卷三六云：“所选二十五人，诗一百三十二首，皆中唐诗也，而其人半不知名。钱、刘、皇甫，所选多非所长。且中唐虽称‘钱、刘’，而钱实逊刘，郎士元、皇甫诸君，抑又次之。仲武进钱、郎、皇甫而独抑刘，背戾滋甚。其论钱起、皇甫冉，赏其新奇；至论刘，则曰‘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是岂可以论大历乎！若朱湾咏物，最为恶俗，乃云‘湾于咏物尤工’，岂以恶俗为新奇耶？湾如《咏笼筹》云：‘献酬君有礼，赏罚我无私。莫怪斜相向，还将正自持。一朝权入手，看取令行时。’《咏双陆头子》云：‘掌中犹可重，手下莫言轻。有对惟求敌，无私直任争。’《咏墙上酒瓢》云：‘安身未得所，开口欲从谁？应物心无倦，当垆柄会持’等句，恶俗尤甚，仲武以之入选，其赏鉴可知。”[4]（P357 ）对高仲武所选之诗及品题均予否定。王世懋《艺圃撷余》云：“诗称发端之妙者，谢宣城而后，王右丞一人而已。郎士元诗起句云‘暮蝉不可听，落叶岂堪闻’，合掌可笑。高仲武乃云：‘昔人谓谢胱工于发端，比之于今，有惭沮矣。’若谓出于讥戏，何得入选？果谓发端工乎，谢宣城地下当为拊掌大笑。”[5]（P780 ）以具体诗例指出高仲武选诗及品题之不当。清代王士祯《戏仿元遗山论诗绝句》其七云：“中兴高步属钱郎，拈得维摩一瓣香。不解雌黄高仲武，长城何意贬文房。”[6]（P244）对高仲武之贬低刘长卿表示不满。 《四库全书总目·中兴间气集提要》对陆游、王士祯等人的讥评表示了不同的看法，并对《中兴间气集》作了较高的评价。其文曰：“仲武持论颇矜慎，其谓刘长卿‘十首以后，语意略同，落句尤甚’，鉴别特精。而王士祯《论诗绝句》独非之。盖士祯诗修词之功多于炼意，其模山范水，往往自归窠臼，与长卿所短颇同。殆以中其所忌，故有此自护之论耶？《陆游集》有是书跋曰……至称其‘品评多妄’，又称其‘议论凡鄙’，则尤不然。今观所论，如杜诵之‘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语本习径，而以为‘得生人始终之理’。张继之‘女停襄邑杼，农废汶阳耕’，句太实相，而以为‘事理双切’，颇不免逗漏末派。其余则大抵精确，不识游何以诋之。至所称钱起之‘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刘长卿之‘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此自诗人忠厚之遗，尤不得目以凡鄙。”[7] （P1689）对于王世懋的批评，则认为“切中其失，不为苛论”。
考高仲武所撰《集序》，其所反复强调的似以“风雅”的精神为主，要求诗人能像古人那样“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并明确反对“浮游”、“淫靡”之风。但结合其所选之诗及其对诗人的品题来看，其真正的重点乃在于“理致清新”，而且其理论的表述还存在一些前后不一，甚至自相矛盾之处。下面即结合上述问题，就《河岳英灵集》的特点及其得失略作探讨。
一
从《集序》的理论表述和具体的品评中可以看出，其所谓“风雅”，更接近于儒家诗论所倡导的“风雅”之道。如其评钱起“穷达恋明主，耕桑亦近郊”二句云：“礼仪克全，忠孝兼著，足可弘长名流，为后生楷式。”又评朱湾“受气何曾异，开花独自迟”二句云：“所谓哀而不伤，《国风》之深也。”又评刘长卿“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二句云：“可谓伤而不怨，亦足以发挥风雅矣。”然而此集所选之诗，真正符合“风雅”精神的，有孟云卿、窦参、苏涣三人。其评孟云卿曰：“祖述沈千运，渔猎陈拾遗，词气伤怨，如‘虎豹不相食，哀哉人食人’，方于《七哀》‘路有饥夫人，抱子弃草间’，则云卿之句深矣。虽效于沈、陈，才得升堂，犹未入室，然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也。”“祖述沈千运”之说，本元结《箧中集序》所言：“吴兴沈千运，独挺于流俗之中，强攘于已溺之后，穷老不惑，五十余年，凡所为文，皆与时异。故朋友后生，稍见师效，能侣类者，有五六人。”[8]（P299 ）故《箧中集》于沈千运之下所选六人，即有孟云卿。而《箧中集》正是以倡导“风雅”传统为宗旨的一个选本。此集所选孟氏的六首诗，虽与元结所选的五首不同题，但情调、风格完全一致，的确是“词气伤怨”，有古风之遗，且与陈子昂《感遇》诗风略同。至于“当今古调，无出其右，一时之英”之说，亦非虚美之辞。孟云卿与元结、杜甫、薛据、韦应物、刘长卿、张彪等人相友善。元结《送孟校书往南海诗序》称：“平昌孟云卿，与元次山同州里，以词学相友，几二十年。次山今罢守舂陵，云卿始典校芸阁。于戏！材业次山不如云卿，词赋次山不如云卿，通和次山不如云卿。……云卿少次山六、七岁，云卿声名满天下。”[9]（P2710）韦应物《广陵遇孟九云卿》称其：“高文激颓波， 四海靡不传。西施且一笑，众女安得妍。”[9]（P1955）后来张为《诗人主客图》亦列之为“高古奥逸主”[10]（P79）。 高仲武评窦参云：“窦君诗亦祖述沈千运，比于孟云卿，尚在廊庑间。”此集所选其诗三首，其中《登潜山观》一首主要表现向道高隐之志，与“体状风雅”不类；余二首《湖上闲居之作》、《迁谪江表久未归而作》与孟云卿诗相类，以“古调”而兼“词气伤怨”。高仲武评苏涣云：“作变体律诗十九首，……其文意长于讽刺，亦育有陈拾遗一鳞半甲，故善之。”苏涣在唐代诗人中，是一个经历特殊的人物（注：苏涣，蜀人，早年曾为盗侠，后折节读书。代宗广德二年（764）登进士第，累迁至监察御史。 大历四年（779），潭州刺史、湖南观察使崔瓘召为从事。五年（780）夏，臧玠作乱，崔瓘被杀，苏涣南奔广州，依广州连帅李勉。八年（783），岭南部将哥舒晃杀节度使吕崇贲，据广州反，苏涣为其谋主。 十年（785）十月，路嗣恭率军破广州，斩哥舒晃、苏涣于甘溪。事散见于《中兴间气集》卷上、《新唐书·艺文志》集部《苏涣诗》原注、权德舆《赠太子太保伊公（慎）神道碑铭》、《唐诗纪事》卷二六、《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他对当时社会的不合理现象，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通过诗的形式去讽刺、抨击。代宗大历四年（769）夏，诗人杜甫漂泊至潭州， 苏涣访之于江浦。杜甫一方面以“致君尧舜付公等，早据要路思捐躯”（《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尔遣兴寄递呈苏涣侍御》）[11]（P2019） 的诗句褒重之，另一方面对其惊人的诗才与诗风更是极力称赏：“苏大侍御涣，静者也，旅于江侧，不交州府之客，人事都绝久矣。肩舆江浦，忽访老夫舟楫，已而茶酒内，余请诵近诗，肯吟数首，才力素壮，辞句动人。接对明日，忆其涌思雷出，书箧几杖之外殷殷留金石声，赋八韵记异，亦见老夫倾倒于苏至矣。”并谓其诗“再闻诵新作，突过黄初时。乾坤几反覆，扬马宜同时”（《苏大侍御访江浦赋八韵记异》）[11]（P2014-2015）。今观《中兴间气集》所选其三诗，皆取自其《变律诗》，确实具有极强烈的现实性和针对性，而且风格刚健，言辞犀利。称其“育有陈拾遗一鳞半甲”，并不过分。故高仲武所选孟云卿、窦参、苏涣之诗，是符合其“著王政之兴衰，表国风之善否”的“风雅”标准的。但从整部诗选来说，合孟、窦、苏三人之诗，亦不过十余首，所占比例甚少。同时，统观整部诗选，孟、窦、苏三人之诗在内容、情调及风格上皆与其他诗歌不相类，读来颇有“异调”之感。
高仲武称“古之作者，因事造端，敷弘体要，立义以全其制，因文以寄其心，……岂其苟悦权右，取媚薄俗哉”，并对“《英华》失于浮游，《玉台》陷于淫靡”表示不满，其中即寓有“比兴”与“风骨”的内涵。如其评张继“火燎原犹热，风摇海未平，应将否泰理，一问鲁诸生”四句诗云：“比兴深矣。”评韩翃云：“其比兴深于刘员外，筋节成于皇甫冉也。”评戴叔伦云：“其诗体虽不越中格，然‘廨宇经山火，公田没海潮’，亦指事造型。其骨气稍软，故诗家少之。”评窦参诗云：“虽羽翼未齐，而筋骨已具也。”都是重比兴、风骨的例子。然而其所选之诗，除上述孟、窦、苏三人而外，刘湾的《出塞曲》、《李陵别苏武》、《云南行》颇有刚健之气。但这种风格的作品在这部诗选中亦甚寥寥，并非统贯全书的标准，甚至与编选者在对其他诗人的品题中亦有所抵牾。
二
《中兴间气集》所选绝大多数诗歌，主要还是体现了“理致清新”的标准。其中既有编选者的主观因素，也有创作实际的客观因素。从题材内容看，所选之诗多为酬赠送别与闲居隐逸之诗，突出表现战乱期间和战乱之后诸般萧瑟衰飒、荒凉冷落的环境与悲愁苦闷、迷惘彷徨的心态。由于长期的战乱，给社会带来极大的灾难，也给人们的心灵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因而这一时期的诗人，无论是酬赠送别，还是咏物抒怀，无不带有上述色彩。甚至边塞诗，也同样带有衰飒之气。如刘湾《出塞曲》中即写到：
去年桑乾北，今年桑乾东。死是征人死，功是将军功。汗马牧秋月，疲兵卧霜风。仍传右贤王，更欲图云中。
显然已非初盛唐时期的边塞豪情了。正由于时代的阴影，才使得这些诗人产生悲愁苦闷、迷惘彷徨，甚至对前途和理想也都失去了信心。《中兴间气集》中所选的那些表现闲居隐逸之志的作品，正是这一心态的真实反映。此集所选之诗，在这方面还有一个明显的特征，即有不少作品是表现遁迹空门或访道求仙的。如：不仅选录了女冠李季兰诗六首、道人灵一诗四首；而且其他与此有关的还有钱起《静夜酬通上人问疾》，李嘉祐《奉陪韦润州游鹤林寺》，皇甫冉《酬裴补阙中天寺见寄》、《酬崔侍御期苏道士不至兼见寄》、《同杜相公对山僧作》，朱湾《题遐上人院壁画古松歌》，韩翃《题荐福寺衡岳禅师房》、《题僧房》，崔峒《题崇福寺禅师院》、《送贞上人还兰若》，窦参《登潜山观》，皇甫曾《送云门寺邕上人》、《赠别鉴上人》（一作《赠别筌公》）、《赠霈禅师》，郑常《送头陀上人自庐山往东溪兰若》等。此类诗歌的大量入选，一方面说明诗人们的特殊心理和处世态度，另一方面也说明编选者对此类诗歌的重视。如其评杜诵云：“杜君诗平调不失，如‘流水生涯尽，浮云世事空’，得生人终始之理，故编于是集。”正说明高仲武对此类情调的欣赏态度。
上述几类题材的诗歌，往往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以消极冷漠的眼光看待目前的现实，并在清新的山水自然中来寄托厌倦世事的情怀，以抚慰内心的悲愁苦闷。释皎然在《诗式》中尝总结云：“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12]（P197）实际上就指出了这一特点。而这些诗歌在艺术风格上所体现出来的特征，也正是高仲武所说的“理致清新”。高仲武对诗人的具体品题，也充分体现了这一点。如：评钱起诗为“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评于良史为“诗体清雅”；评李希仲诗“务为清逸”；评朱湾为“诗体清远”；评郎士元为“与钱（起）更长，……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评张继为“诗体清迥，有道者风”；评皇甫曾诗为“体制清洁（一作紧）”，评韩翃诗为“方之前载，芙蓉出水，未足多也”，就都是如此。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七曰：“详大历诸家风尚，大抵厌开、天旧藻，矫入省净一途。自刘、郎、皇甫，以及司空、崔、耿，一时数贤，窍籁既殊，于喁非远，命旨贵沈宛有含，写致取淡冷自送，玄水一歃，群浓覆杯，是其调之同。而工于浣濯，自艰于振举，风干衰，边幅狭，耑诣五言，擅场饯送，外此无他大篇伟什岿望集中，则其所短耳。”[13]（P64）因此可以说， 高仲武《中兴间气集》所选之诗，确实反映了当时诗坛的基本状况，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精神面貌，同时也反映出编选者对这种诗风的重视与欣赏。
当然，这里必须指出，《中兴间气集》虽然反映了当时诗坛的基本状况与时代的精神面貌，但并不意味着它就是那么全面深刻。如，曾经被列入“大历十才子”（注：案“大历十才子”之称，曾有不同的说法，最有代表性的说法有两种：（一）姚合《极玄集》于李端名下注以及《新唐书·卢纶传》所记“十才子”为：李端、卢纶、吉中孚、韩翃、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
、夏侯审。（二）《唐诗纪事》卷三十“李益”条：“大历十才子，《唐书》不见人数。卢纶、钱起、郎士元、司空曙、李端、李益、苗发、皇甫曾、耿、李嘉祐。（又云：吉顼、夏侯审亦是。或云：钱起、卢纶、司空曙、皇甫曾、李嘉祐、吉中孚、苗发、郎士元、李益、耿、李端。）”）的卢纶、司空曙、吉中孚、苗发、耿、夏侯审、李端、李益，以及大历江南诗人皎然、顾况、朱放、严维等人，即皆未入选。对于这些著名于时的诗人，高仲武未必不知。如严维，《中兴间气集》卷上评章八元云：“八元尝于邮亭偶题数言，盖激楚之音也。会稽严维到驿，问八元曰：‘尔能从我学诗乎？’曰：‘能。’少顷遂废，八元已辞家。维大异之，遂亲指喻，数年词赋擢第一。”案严维由登进士第到去世，时间正与肃、代两朝相始终（注：严维于肃宗至德二载（757 ）登进士第，授诸暨尉。代宗广德元年（763）至大历五年（770）入浙东节度幕，检校金吾尉长史，与鲍防等五十七人联唱，盛极一时，结集为《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后闲居越州，与刘长卿过从酬唱甚密。十二年（777 ）入河南幕，兼河南尉。十四年（779）入为秘书郎。德宗建中元年（780）卒。参见《国秀集》卷下、《极玄集》卷下、《新唐书·艺文志》四、《嘉泰会稽志》卷一四、《唐诗纪事》卷四七、《唐才子传校笺》卷三、《中国文学家大辞典·唐五代卷》。）。这一时期不仅是他的主要创作时期，而且诗名颇著，诗僧灵澈、诗人章八元均出其门。李观《与右司赵员外书》即云：“今之人学文，一变讹俗，始于宋员外（之问），而下及严秘书（维）、皇甫拾遗（冉）。”[14]（P5408 ）可见高仲武的确是有所选择的。这一时期边塞诗具有相当高的成就，《中兴间气集》仅选入五、六首，而这方面成就最高的卢纶、李益之诗却不在其选，则不能不说是一个缺憾。又如韦应物，若按“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标准衡量，其诗更宜于入选，然而此集未选其诗，这也是一个缺憾。还有大诗人杜甫，在肃宗朝至代宗大历五年期间，正是杜甫一生中创作最为辉煌的阶段，然而此集未选其诗，则是更大的缺憾。此外还有与杜甫同年去世的岑参，以及稍后去世的元结等等，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三
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的理论表述、对诗人的具体品评以及诗歌的选录方面，有其相互抵牾之处，这在上文已有所涉及。这里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即他对南朝诗风与这一时期诗风的关系及其评价的问题。其评钱起曰：“员外诗，体格新奇，理致清赡。越从登第，挺冠词林。文宗右丞，许以高格，右丞没后，员外为雄。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在《中兴间气集》中，高仲武所推尊者，无疑是钱起与郎士元二人。同上文引：“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其评郎士元亦云：“右丞以往，与钱更长。自丞相已下，出使作牧，二君无诗祖饯，时论鄙之。两君体调，大抵欲同，就中郎公稍更闲雅，近于康乐。”又评皇甫冉时亦有“推钱、郎为宗伯”之语。可见高仲武是将钱起、郎士元视为这一时期最突出的代表诗人，他们的共同特征是“体格新奇，理致清赡”，只是郎士元更多一些谢灵运的“闲雅”之风。值得注意的是，高仲武特别强调了“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迥然独立，莫之与群”，认为他们的卓然不群，乃是以摆脱了南朝浮靡淫艳之风为前提的。（若以此理推之，则等而下之的诗人，就是没有“芟宋、齐之浮游，削梁、陈之靡嫚”的了。此且姑置不论。）高仲武对李希仲的诗作，就总体而言是采取了否定的态度，其语云：“希仲诗轻靡，华胜于质（一作实），此所谓才力不足，务为清逸。”就是因为其诗具有“华胜于质”的“轻靡”之风。南朝的浮靡诗风，除了指在情调上像宫体诗那样的淫靡之风而外，更多的还是包括片面追求文辞的华美、字句的雕饰以及声韵的拘限等。（注：如李白《古风》其一：“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孟棨《本事诗》引李白语云：“齐梁以来，艳薄斯极，沈休文又尚以声律。将复古道，非我而谁？”又云：“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束以声调排优哉？”）。高仲武倡导“理致清新”而反对“浮游”、“淫靡”之风，是正确的，其对钱起、郎士元、李希仲的品题，就反映了这一标准。但必须指出，高仲武在《中兴间气集》中对其他更多诗人的品题，则与此标准正相矛盾。如：评李嘉祐曰：“袁州自振藻天朝，大收芳誉，中兴高流也。与钱、郎别为一体，往往涉于齐梁，绮靡婉丽，吴均、何逊之敌也。如‘野渡花争发，春塘水乱流’，又‘朝霞晴作雨，湿气晚生寒’，文华之冠冕也。”虽然高仲武看出其诗风有别于钱起、郎士元，而具有齐梁“绮靡婉丽”之风，但仍以“文华之冠冕”相许。又评皇甫冉曰：“补阙自擢桂礼闱，遂为高格。往以世遘艰虞，避地江外，每文章一到朝廷，而作者变色。于词场为先后，推钱、郎为宗伯，诗家胜负，或逐鹿中原。如‘果熟任霜封，篱疏从水度’；又‘裛露收新稼，迎寒葺旧庐’；又‘燕知社日辞巢去，菊为重阳冒雨开’，可以雄视潘、张，平揖沈、谢。又《巫山》诗终篇奇丽，自晋、宋、齐、梁、陈、隋以来，采掇珍奇者无数，而补阙独获骊珠，使前贤失步，后辈却立，自非天假，何以逮斯。”许皇甫冉诗为“高格”，且能与钱、郎一争胜负，亦无非看重其文辞华美、篇章奇丽，甚至可以超越南朝之诗。我们若将皇甫冉《巫山高》诗与梁朝诗人同题之作相比较，的确能看出其惊人的相似之处。试比较：
皇甫冉《巫山高》：
巫峡见巴东，迢迢出半空。云藏神女馆，雨到楚王宫。朝暮泉声落，寒暄树色同。清猿不可听，偏在九秋中。
梁元帝《巫山高》：
巫山高不穷，迥出荆门中。滩声下溅石，猿鸣上逐风。树杂山如画，林暗涧疑空。无因谢神女，一为出房栊。
梁萧铨《巫山高》：
巫山映巫峡，高高殊未穷。猿声不辨处，雨色讵分空。悬崖下桂影，深涧响松风。别有仙云起，时向楚王宫。[15]（P994—995）
可见在遣词用句以及情调风格上都基本相似，而皇甫冉之作更显精炼严整、细腻含蓄。又高仲武评张众甫云：“众甫诗婉媚绮错，巧用文字，工于兴喻。如‘不随淮海变，空愧稻粱恩’，尽陈、谢之源。”初唐宫廷诗人上官仪，即以“绮错婉媚为本”[16]（P2743）， 而仲武于此则激扬其风。余如评于良史曰：“侍御诗体清雅，工于形似。如‘风兼残雪起，河带断水流’，吟之未终，皎然在目。”评郑丹曰：“丹诗剪刻婉密。宝应中，献二帝两后挽歌三十首，词旨哀楚，得臣子之致，虽不及事，朝廷嘉之。……今选尤者，列于此集。”评崔峒曰：“崔拾遗文采炳然，意思方雅。”评张继曰：“其于为文，不雕自饰。及尔登第，秀发当时。”评刘长卿曰：“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评道人灵一曰：“自齐梁以来，道人工文者多矣，罕有入其流者。一公乃能刻意精妙，与士大夫更唱迭和，不其伟欤？”评郑常曰：“常诗婉靡，虽未弘远，已入文流。”等等，就都是以肯定甚至赞赏的态度而加以品评的。这些与其品评钱起、郎士元及李希仲之诗的标准，竟如此之不同！
从诗歌发展史的角度来看，肃、代时期，尤其是大历之诗，虽然接武盛唐，但已经开始透露出向齐梁回归的迹象[17]。即使被高仲武视为“迥然独立”、“人伦秀异”的钱起、郎士元，亦未能免乎此，只是还不太明显罢了。如《四库全书总目·钱仲文集提要》云：“大历以还，诗格初变，开、宝浑厚之气，渐远渐漓，风调相高，稍趋浮响。升降之关，十子实为之职志。起与郎士元，其称首也。然温秀蕴藉，不失风人之旨。前辈典型，犹有存焉。”[7]（P1286）至于大历时期其他重要诗人如刘长卿、李嘉祐、皇甫冉、张继等人，带有齐梁诗风的痕迹就更加明显。释皎然所著《诗式》，成书于贞元五年（789）， 约与《中兴间气集》的编成相先后，其论大历诗人曰：“大历中，词人多在江外，皇甫冉、严维、张继、刘长卿、李嘉祐、朱放，窃占青山白云、春风芳草以为己有。吾知诗道初丧，正在于此，何得推过齐梁作者？迄今余波尚寝，后生相效，没溺者多。大历末年，诸公改辄，盖知前非也。如皇甫冉《和王相公玩雪诗》：‘连营鼓角动，忽似战桑干。’严维《代宗挽歌》：‘波从少海息，云自大风开。’刘长卿《山鸜鹆歌》：‘青云杳杳无力飞，白露苍苍抱枝宿。’李嘉祐《少年行》：‘白马撼金珂，纷纷侍从多。身居骠骑幕，家近滹沱河。’张继《咏镜》：‘汉月经时掩，胡尘与岁深。’朱放诗：‘爱彼云外人，来取涧底泉。’以上诸公，方于南朝张正见、何胥、徐摛、王筠，吾无间然也。”皎然对大历诗坛的态度与高仲武并不相同，但他们指出的现象和得到的结论却是一致的。因此就高仲武的品题而言，尽管其标准前后并不一致，甚至自相抵牾，但他对诗歌的感受和总结，却是符合当时的诗歌创作实际的。若以“议论文辞皆凡鄙”统而斥之，则未免太过。
四
关于后人批评高仲武“未公心”之事，主要是对其“进钱、郎、皇甫而独抑刘（长卿）”表示不满。这里既包括不同的艺术理解和学术见解的分歧，也包括高仲武的个人偏见。
刘长卿诗歌入选《中兴间气集》的数量，比钱起、郎士元、皇甫冉均少，说明高仲武的编选乃有所轻重，这与高仲武的品题也是相应的。其对钱、郎、皇甫的品题，已见上引，足见推重之甚。而于刘长卿，则颇有微辞。其文曰：“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皆自取焉。诗体虽不新奇，甚能炼饰。大抵十首已上，语意稍同，于落句犹甚，思锐才窄也。如‘草色无征路，松声傍逐臣’，又‘细雨湿衣看不见，残（一作闲）花满地落无声’，裁长补短，盖丝之微颣欤。”谓刘长卿诗体“不新奇”，恰好与其评钱起诗“体格新奇”相反，其褒贬之意甚明了。“思锐才窄”云云，此乃仲武之所见，他人未必作如是观。如范晞文《对床夜语》卷五云：“刘长卿有《湘中纪行》十诗，《花石潭》有云：‘水色淡如空，山光复相映。’《浮石濑》云：‘秋色照潇湘，月明闻荡桨。’《横龙渡》云：‘乱声沙上石，倒影云中树。’皆胜语也。他如：‘天光映波动，月影随江流。’又：‘入夜翠微里，千峰明一灯。’又：‘潮气和楚云，夕阳映江树。’又：‘卷帘高楼上，万里看日落。’词妙气逸，如生马驹不为缰络所掣，读之使人飘飘然有凭虚御风之意。谓其‘思锐才窄’者，不亦诬矣！”[10]（P 443 ）以诗才而论，在肃、代诗坛上，钱起、刘长卿堪为比肩。范摅《云溪友议》载：“刘长卿郎中，因人谓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乃曰：‘李嘉祐、郎士元焉得与予齐称耶！’每题诗，不言其姓，但言长卿而已。以海内合知之耳。然士林或见讥也。”[18]（P600）“刘君曰”云云未必全然可信，但确实符合刘长卿刚直的性格。且高仲武亦有“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之语，说明《云溪友议》所记并非毫无根据。在当时，刘长卿尝自许为“五言长城”，权德舆亦目之为“文场之重名强敌”（注：权德舆《秦征君校书与刘随州唱和诗序》云：“悉索笈中，得数十编，皆文场之重名强敌，且见校以故敌故随州刘君长卿赠答之卷，惜其长往，谓余宜叙。嚱！夫彼汉东守，尝自以为五言长城，而公绪用偏武奇师，攻坚击众，虽老益壮，未尝顿锋。”见《全唐文》卷四九○，同前第5003页。）。皇甫曾《寄刘员外长卿》诗云：“爱才称汉主，题柱待回乡（一作刘郎）。”[9] （P2181）即是对刘长卿的推重之辞。 严维《酬刘员外见寄》诗称刘长卿“窗吟绝妙词”[9]（P2914）；《赠别刘长卿时赴河南严中丞幕府》诗称刘长卿“文变骚人体”[9]（P2921）；《答刘长卿七里濑重送》诗称“海内如君有几何”[9]（P2923），都明显表示出对刘长卿的推尊之意。皇甫shí湜在《答李生第二书》中说：“近风教偷薄，进士尤甚，乃至有一谦三十年之说，争为虚张，以相高自谩。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阮籍为老兵矣；笔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19]都足以说明刘长卿在当时的地位和影响。而在后代，其“五言长城”之称不仅受到诸多诗论家的认可，而且人们往往以“钱刘”并称，甚至认为刘长卿的诗远在钱起等人之上（注：如：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随州诗，韵度不能如韦苏州之高简，意味不能如王摩诘、孟浩然之胜绝，然其笔力豪赡，气格老成，则皆过之。与杜子美并时，其得意处，子美之匹亚也。‘长城’之目，盖不徒然。”刘克庄《后村诗话》：“唐人号随州为五言长城。其五、六、七言绝妙者，已选入《绝句》。钱起辈非不欲极力跻攀随州，尺寸终不近傍，岂才分有所局耶？”高棅《唐诗品汇》“五言古诗叙目”：“乾元以后，刘、钱接迹，韦、柳光前，人各鸣其所长。”同上“五言排律叙目”：“中唐来作者亦多，而钱、刘二子尤盛。”又同上“七言律诗叙目”：“天宝以还，钱起、刘长卿并鸣于时，与前诸家实相羽翼，品格亦近似。至其赋咏之多，自得之妙，或有过焉。”王世贞《艺苑卮言》卷四：“钱、刘并称故耳，钱似不及刘。钱意扬，刘意沉；钱调轻，刘调重。”胡应麟《诗薮》内编卷五：“诗至钱、刘，遂露中唐面目。钱才远不及刘，然其诗尚有盛唐遗响，刘即自成中唐与盛唐分道矣。”李重华《贞一斋说诗》：“大历名手，钱不如刘。”卢文弨《刘随州文集题辞》云：“随州诗虽不及浣花翁之博大精深，牢笼众美，然其含情悱恻，吐词委宛，绪缠绵而不断，味涵泳而愈旨，子美之后，定当推为巨擘。众体皆工，不独五言为长城也。”（《抱经堂文集》卷七）。）。因而后人对于高仲武之“进钱、郎、皇甫而独抑刘”的做法表示不满，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此其一。
后人批评高仲武“未公心”，也应包括其对刘长卿人格的贬抑。其评“长卿有吏干，刚而犯上，两度迁谪，皆自取焉”。刘长卿曾前后两次获罪遭贬：至德二载（757），刘长卿释褐任长洲县尉， 三载曾摄海盐令。因事陷狱，上元元年（760）贬南巴尉。具体因何事陷狱， 史不载。当时独孤及有《送长洲刘少府贬南巴使牒留洪州序》为之赠行，文云：“曩子之尉于是邦也，傲其迹而峻其政，能使纲不紊，吏不欺。夫迹傲则合不苟，政峻则物忤，故绩未书也，而谤及之，臧仓之徒得骋其媒孽，子于是竟谪为南巴尉。而吾子直为己任，愠不见色，于其胸臆未尝趸芥。”[14]（P3933）显然是因其傲然不群、 刚正严峻而得罪，此与仲武所言“有吏干，刚而犯上”合。当时刘长卿即悲叹“谪居秋瘴里，归处夕阳边。直道天何在，愁容镜亦怜。裁书欲谁诉，无泪可潸然”（《赴南巴书情寄故人》）[18]（P186）。这是长卿第一次获罪遭贬。第二次约在大历十年（775）秋至十一年秋之间， 任鄂岳转运留后时为观察使吴仲孺诬奏犯赃，贬睦州司马（注：案，关于刘长卿两次遭贬的具体情况，详见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刘长卿事迹考辨》，中华书局1980年1月第1版；傅璇琮主编《唐才子传校笺》卷二，中华书局1987年5月第1版。）。对于这样的冤案，不仅长卿本人浩叹“独醒翻取笑，直道不容身。得罪风霜苦，全生天地仁。青山数行泪，沧海一穷鳞”（《负谪后登干越亭作》）[18]（P192），而且其友人亦为之鸣不平，如耿《赠别刘员外长卿》诗云：“清如寒玉直如丝，世故多虞事莫期。……为文易老皆知苦，谪宦无名倍足悲。”[9]（P2999）朱放访刘长卿于睦州时有《留别刘员外》诗云：“寥落穷秋九月天，风吹白雪起江边。岂意与君于此别，相看拭泪水潺湲。”[20]（P426）“岂意”二句意谓长卿之贬睦州，实出意外，故为之哀伤。后来辛文房在《唐才子传》卷二中称：“长卿清才冠世，颇凌浮俗，性刚多忤权门，故两逢迁斥，人悉冤之。”[21]（P323）就比高仲武所评更为切合实际，识见亦更通达。此外，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李季兰云：“士有百行，女唯四德。季兰则不然也，形气既雄，诗意亦荡，自鲍昭以下，罕有其伦。尝与诸贤集乌程县开元寺，知河间刘长卿有阴重之疾，乃诮之曰：‘山气日夕佳。’长卿对曰：‘众鸟欣有托。’举座大笑，论者两美之。”与其说美之，毋宁说损之。此皆为后人指责高仲武“未公心”乃至“议论凡鄙”之张本。此其二。
《中兴间气集》评皇甫曾云：“昔孟阳之与景阳，诗德远惭厥弟，协居上品，载处下流；今侍御之与补阙，文辞亦尔。体制清洁（一作紧），华不胜文。然‘寒生五湖道，春及万年枝’，五言之选也。其为士林所尚，宜哉。”案张载，字孟阳；弟协，字景阳。鍾嵘《诗品》列张协于上品，置张载于下品。其评张载云：“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近超两傅（玄、咸）。”[22]（P176）高仲武这里乃以张氏兄弟喻皇甫兄弟，谓皇甫冉（补阙）之诗远不及其弟曾（侍御）之作。此喻非惟不当，亦有失公允。仲武评皇甫冉既曰“于词场为先后，推钱、郎为宗伯，诗家胜负，或逐鹿中原”，既然可与钱、郎互为胜负、一争高下，则无疑亦为诗坛巨擘；然而其又“远惭厥弟”，大不如其弟皇甫曾，显然是前后矛盾，难以自圆。独孤及《唐故左补阙安定皇甫公（冉）集序》云：“君母弟殿中侍御使曾，字孝常，与君同禀学诗之训，君有诲诱之助焉。既而丽藻竞爽，盛名相亚，同乎声者方之景阳、孟阳。”[14]（P3941）所谓“盛名相亚”，是说皇甫曾的诗名次于其兄， 皆有盛名。“方之景阳、孟阳”，非必如鍾嵘所言“孟阳诗，乃远惭厥弟”，而只是喻冉、曾之诗才如同景阳、孟阳一样，盛名皆著，才力相埒。如《晋书·张载传赞》：“载、协飞芳，棣华增映。”[23]（P1525）刘勰《文心雕龙·才略》：“孟阳、景阳，才绮而相埒， 可为鲁、卫之政，兄弟之文也。”[23]（P283）案，独孤及卒于大历十二年（777）， 其作此《集序》的时间在高仲武编《中兴间气集》之前。仲武之喻，显然本之于独孤氏而又更其上下之序，但并不符合冉、曾兄弟的创作实际。后来姚合《极玄集》亦称皇甫曾“与兄冉齐名一时”[8]（P553）。此亦为后人指责高仲武“未公心”乃至“议论凡鄙”之张本。此其三。
综而言之，高仲武所编《中兴间气集》，基本上体现了其“体状风雅，理致清新”的审美标准，尽管其所选之诗在上述两个方面并不平衡，或者说更偏重于后者，但的确能反映出肃、代诗坛的一般面貌。高仲武在《集序》的理论表述及对诗人的具体品题中，的确存在一些前后不一、自相抵牾之处；但就总体而言，他对所选诗人及诗歌的感受与总结，还是符合当时的创作实际的。至于后人指责其“未公心”、“议论凡鄙”等现象，的确存在一些，如其对刘长卿及皇甫兄弟的品题，但我们不应因此而以偏概全，甚至否定全书。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对于我们了解和把握肃、代时期，尤其是大历时期的诗歌创作，具有非常重要的参考价值。另外，在文献资料方面，此集的价值亦不容忽视。如《全唐诗》中所存窦参、李希仲、张众甫、杜诵、姚伦、郑常等人的诗歌，即皆赖此集得以保存；苏涣、刘湾之诗，也主要赖此集以存。至于在校勘、辨误等方面，至今亦仍有其价值。
（说明：此课题研究，得到台湾中流文教基金的资助。）
收稿日期：1999—01—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