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动人口医疗保险参与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我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_流动人口论文

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的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流动人口论文,医保论文,参保论文,因素论文,动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785/j.issn.1008-942X.2014.06.291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2014-08-28

       一、导言

       在流动人口①面临的各种风险中，健康风险尤为突出。健康不仅是人类发展的目标之一，而且是重要的人力资本[1]。因此，从全局和长远的角度来看，让更多的流动人口参与医疗保险，获得广泛而适当的医疗保障，就显得十分必要。根据现有的政策制度，流动人口可以参加的保险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简称“新农合”)、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镇居民医疗保险以及各地专为流动人口制定的医疗保险②。然而，虽然统计口径不一，诸多调查都显示流动人口的医疗保险参保率一直比较低[2-3]。近年来，流动人口的参保率开始快速增长。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近年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显示，流动人口参加医疗保险的比例从2009年的48.7％[4]41上升到2011年的69.4％[5]197。不过，到2012年上半年，也仅有26.3％的流动人口加入了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多数加人的是保障相对有限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

       流动人口获得医保的情况究竟如何?是哪些因素影响了流动人口的医保权益?在既有的制度框架下应采取哪些措施提高其医保参保率?围绕这些问题，已有诸多学者利用不同规模的统计数据和问卷调查数据做过探讨。

       国外关于医疗保险参与影响因素的研究，一般将影响医疗保险参保率的因素划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理性消费者的选择，二是消费者不能控制的制度条件。所使用的模型包括Probit、Logit模型等离散选择模型[6]、安德森行为模型[7]等。由于我国目前的医疗保险大多采取自愿参保的形式，缺乏强制性，因此，政府、企业、社会及流动人口自身的各种因素决定了我国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实际参保情况，涉及宏观体制、医疗保障制度设计、政府行政、企业行为、社会行动及流动人口自身等多个方面。对于这些因素的具体效应，诸多学者的研究提出了形形色色并常有相互矛盾之处的结论。概括起来，人们对于制度因素、区域因素、行政因素、行业与单位性质、组织因素以及流动人口的个人认识、对医保了解程度等的影响具有一定的共识。而对于人口学特征等流动人口个体因素的影响，则还存在相当的分歧。例如，有人认为年龄具有显著影响③，但也有不少学者的分析表明年龄没有显著影响[3]；有人认为男性农民工的参保率显著高于女性[8]，另一些研究则认为性别无显著影响[9]。其余如关于文化程度、婚姻状况、职业职位、健康状况、收入、留城意愿、进城务工时间等因素的影响，也都莫衷一是。

       纵观前人的研究，主要存在如下三个方面的不足：(1)由于数据来源千差万别，不同的研究与分析往往在某些相同的问题上得出相互矛盾的结论，其中有统计口径不一、样本大小不同、数据来源各异、分析方法有别等多方面的原因。(2)对于区域因素的分析，主要关注流动人口流入地区的区位和跨越区域范围，而缺乏对流动人口流出地因素、流动人口居住社区因素的分析。(3)已有研究多限于流动人口医疗保险获得率(参保率)的单层次分析，未能很好地关注场景水平的变量与个体水平的观测数据间的交互效应。鉴于上述不足，本文将利用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这一全国性的数据，进行综合分析及跨层次研究，以期获得有一定参照价值的结论。

       二、数据说明及研究思路

       2011年7月与2012年5—6月，原国家人口计生委流动人口司在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不含港澳台地区)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开展了两次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调查采用分层、三阶段与流动人口规模成比例的抽样方法，抽取在流人地居住1个月以上、16—59周岁的跨县市区流动人口。两次调查的样本数分别为128000和158556个。2011年分别就“您在老家(户籍地)享有何种社会保障”及“您在本地有下列何种社会保险/补贴”做了问询，前者问及“城镇医保、新农合”这两种医保类型，后者笼统问及“医疗保险”；2012年的问题为“您在本地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同时配套开展了社区层面的问卷调查。

       两次调查所用的题目不尽相同，各有侧重。2011年的数据适宜做“双保险”和“零保险”的分析，2012年则由于问题简洁、时间更近，社区问卷也比较详尽，适宜做个人及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的细致分析。本文将结合使用这两次调查的数据，对流动人口医疗保险的参保情况做一概要梳理。考虑到获得流入地的城镇职工医保④对改善流动人口尤其是农民工在城市中的生存环境最为重要⑤，也是城市对流动人口包容力的重要体现，本文将着重以2012年调查获得的流动人口在流入地获得城镇职工医保的情况为基础进行分析。采用的主要分析方法为描述统计、交叉分析、Logistic模型分析及基于HLM软件的个人与所在社区的多层次分析。主要目的在于检验前人的结论分歧、探求社区层面的影响因素，在此基础上做出相应的对策思考。

       三、数据分析结论

       (一)总体情况描述

       据2012年的数据，有26.3％的流动人口办理了城镇职工医保。2011年则有26.4％的流动人口加入了流入地的医保(主要是城镇职工医保)，8.2％的流动人口加入了户籍地的城镇医保，45.5％的流动人口加入了老家的新农合，扣除部分重复参保者，共计有69.4％的流动人口办理了医疗保险。从这两年的数据来看，流动人口的流入地医保参保率基本持平，而新农合的办理比例相对较高。考虑到2011年的调查涵盖了流入流出地的全部医保参保情况，而2012年仅针对城镇职工医保做专题调查，下文将分别使用这两年的数据考察流动人口的全部医保(以下简称“医保”)参保率及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以下简称“城镇医保”)的参保率。

       从交叉分析的结果来看，流动人口获得城镇医保的比率与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流动范围、家庭人数、家庭劳动力数量、家庭负担系数显著相关。流动人口参保任一类型的医疗保险的情况也与上述个人因素显著相关。结合两次调查的数据，可以得出如下主要结论：

       首先，医保参保率的人口学特征差异显著。由表1可知，第一，男性的医保参保率高于女性；第二，医保参保率大致随年龄层级的递增而上升，城镇医保参保率则呈两头小的态势；第三，医保参保率与受教育程度具有强正相关关系；第四，在婚者医保参保率更高，未婚者城镇医保参保率占优；第五，非农流动人口的城镇医保参保率更高，整体医保参保率则无显著差异；第六，来自西北、西南地域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相对较低(因民族众多，相关数据未列入表1)。

      

       其次，就业流动人口医保参保率高，行业职业差异巨大。第一，无论是医保参保率，还是城镇医保参保率，就业状况都有显著影响。失业、无业、从事农业劳动的流动人口以及随迁的操持家务的妇女和流动学生的参保率明显较低(见表2，下同)。第二，行业差异显著。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的医保参保率明显较低。但将受教育程度控制后进行偏相关分析，行业影响并不显著。第三，职业差异也很显著。经商、商贩、餐饮、家政、装修、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无固定职业等的医保参保率明显较低。分别控制受教育程度及行业后进行偏相关分析，职业的影响依然显著。

       再次，人口流入大省城镇医保优势显著，整体医保参保率的户籍分布离散，流动范围对医保参保率有显著影响。第一，从现居地看，广东等人口流入大省的城镇医保参保率明显更高，这些省份的经济实力也居于前列(见表3，下同)。第二，从户籍地来看，医保参保率高的流动人口原籍省份呈多点开花局面。交叉分析及年度比较显示，中西部省份主要得益于新农合的高参保率。第三，流动人口的流动范围也与医保参保率有显著关联，在医保参保率方面，省内跨市(72.06％)与市内跨县(83.22％)的流动人口明显偏高；而跨省流动人口的城镇医保参保率(27.20％)则显著高于市内跨县流动者(18.20％)。

       最后，“双保险”流动人口占10.5％，“零保险”者则超过四分之一，弱势流动人口家庭的医保参保率更低。第一，2011年数据显示，具备“双保险”即在老家和本地均有医疗保险的流动人口占10.5％。他们以男性、未婚者、高学历者居多，职业相对较好，36—45岁年龄段占优，并具有家庭人数少、家庭劳动力多、家庭负担小等特征。第二，有25.8％的流动人口处于“零保险”状态⑥。这些人以女性、低文化程度者、离异者、其他商业服务业人员、农林牧渔水利业生产人员等居多。第三，传统上处于弱势的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更低。在城镇医保方面，家庭人数越多、家庭平均受教育水平越低、家庭负担越重，参保率就越低；2011年的数据也表明全部医保参保率与以上变量都有显著相关性。

      

      

       (二)个人特征与城镇医保参保率的Logistic模型分析

       如前文所述，加入流入地的城镇医保后，无论是就医报销率还是医保待遇都显著高于其余类型的医保，因而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基于此，下文将运用2012年的数据，对个人层面的变量与是否享有城镇职工医疗保险进行Logistic模型的拟合，以更细致地分析个人特征在医保获取上的优势比。

       1.变量选择与拟合

       本文运用SPSS软件，将个人层面的变量逐一纳入Logistic模型。根据检验结果，拟合模型的预测能力达84.5％，各项检验均达到所需要求。最终所用变量为Gender(性别)、RegType(户口性质)、 Marriage(婚姻状况)、Status(就业身份)、Industry(所在行业)、UnitType(单位性质)、ResiReg(有否居住证/暂住证)、CornCult(有否参与社区文体活动)、LocaPub(有否参与社会公益活动)、LocaSele(有否参加当地选举活动)、Edu(受教育程度)、StayTm(居留时长四分)、MigTm(流动时长四分)、Income(上月收入)、RegWish(入户意愿)及StayWish(长居意愿)。由于婚姻状况、所在行业、单位性质、就业身份为无序分类变量，且分类选项大于2，因此在这四个自变量下设置了哑变量。

       2.主要结论

       模型的拟合结果见表4，据此可得出如下结论：(1)高文化程度及高收入者城镇医保参保率更高。受教育程度(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中专/大专及以上)每增加1个等级，城镇医保获取可能性增加61.2％。上月收入(2000元以下、2000—2499元、2500—3499元、3500元及以上)每增加1个等级，城镇医保获取可能性增加17.7％。(2)户籍和居留身份对于获得城镇医保具有强烈正向作用。非农户籍的流动人口有60.1％的优势获得城镇医保，而拥有当地居住证或暂住证者也有46.4％的优势。(3)参与流入地的文体/公益/选举活动对获得城镇医保具有正效应。参与过社区文体活动者有19.8％的优势获得城镇医保，参与社会公益活动者有31.9％的优势，参加当地选举活动者的优势则高达47.7％。(4)流动/居留时长及入户/长居意愿与城镇医保参保率阶梯正相关。居留时长(1年左右、2—4年、5—9年、10年及以上)每增加1个等级，可能性增加13.7％；流动时长(3年以下、4—6年、7—12年、13年及以上)每增加1个等级，可能性增加8.1％；入户意愿(不愿意、没想好、愿意)每增加1个等级，可能性增加19.2％；长居意愿(不打算、没想好、打算)每增加1个等级，可能性增加18.5％。(5)制造采供从业者与建筑农牧从业者处于正负两端。与商业服务从业者相比，建筑农牧从业者获得城镇医保有39.8％的劣势，而制造采供从业者则有高达88.9％的优势。此外，高端服务从业者有30.9％的优势。(6)外企/国企员工获得城镇医保优势明显，无单位者与工商个体业者垫底。与工商个体相比，无单位者在获取城镇医保方面有22.8％的劣势。而民营集体单位的流动人口有224.5％的优势，国有单位的优势为901.6％，外资企业的优势更高达1425.6％，优势都非常显著。

      

       (三)社区因素对城镇医保参保率影响的多层次分析

       作为个体，每个流动人口都是嵌套在日常生活的家庭、社区及更大一级社会单元中的社会成员，因此，家庭、社区及更大一级社会单元的特征作为一种环境因素，势必对个体的各个方面产生影响。前人的相关研究由于数据缺乏等原因，都未能涉及这方面的探讨。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一并收集了流动人口所在社区的数据，这为我们开展初步的多层次分析提供了条件。由于该调查中家庭数据的残缺，我们将仅从个人与社区两个层次做出分析。

       需要说明的是，考虑到无固定职业者、无单位者以及家庭帮工获得城镇医保的概率很低，为提高整体数据分析的准确性，我们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删除了Q204题回答“无固定职业”或 Q205题回答“无单位”或Q206题回答“家庭帮工”的所有个案。因此，此处得出的结论并不一定与上文对所有数据所做的描述性统计和交叉分析的结论相同。

       1.变量的选取

      

       2.模型的建构

       首先采用随机系数模型，检测出模型中Lever1的残差在社区水平上并不相同。其次，根据模型运行结果显示的p值，将随机数模型进行优化。运行后，发现社区层面对个人层面的解释力为37.5％。再次，在模型中加入社区层次的截距项，经过若干次运算后，根据p值对模型进行优化。最后，考虑社区层次的因素是否对个人层次的斜率产生影响，将社区层次的因素放入斜率项中得到新的模型，剔除显著性水平高于0.1的变量后，即获得如下混合模型：

       Level-1 Model：

      

       3.所得结果分析

       模型的最终运算结果见下页表5，由此可得出如下五个方面的结论：

       (1)多种个人特征对于城镇医保参保率的显著影响再获验证。分析发现，在个人层次的因素中，性别、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就业状况、流动范围、工作行业、工作职业、是否有意愿融入当地、与老家相比是否幸福及年龄等对城镇医保参保率均有影响。

       (2)社区流动人口比重越大，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行业间的城镇医保参保率的差距越大。社区层面的各因素中，“流动人口比重”这个因素对个人层面的各项因素的影响最大，它对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工作行业、工作职业、与老家相比是否幸福的作用产生影响：流动人口比重越大的社区，城镇医保参保率在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行业方面的差异越大，在职业方面的差异越小。此外，流动人口比重减弱了相对幸福感与城镇医保参保率的相关性。

       (3)社区对流动人口服务项目越多，城镇医保参保率与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的相关性越强，与就业状况的相关性越弱。社区对流动人口服务项目数的水平加强了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对流动人口城镇医保参保率的影响，但却缩减了不同就业状况者之间的参保率差异。

       (4)流动人口参与社区志愿者队伍具有积极影响。社区志愿者中有流动人口的社区，其具有不同融入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参保率的差异缩小，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行业间的参保率差异也会变小。

       (5)社区对流动人口的帮扶有利于减弱文化程度和户籍身份带来的城镇医保参保率差异。即社区对流动人口帮扶程度越高，城镇医保参保率在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上的差异越小。

      

       四、总结与讨论

       上文主要对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所得的相关数据做了多侧面的分析，下文将对得出的主要结论做出概括和比较，并在此基础上得出相应的对策。

       (一)对前人研究结论的验证与补充

       比较前人与本文的分析结果可得出如下几条结论：

       (1)部分流动人口群体处于更为弱势的状态，流动人口内部的分层和悬殊差异亟须关注。首先，失业、无业及从事农业劳动的流动人口以及随迁的操持家务的妇女和流动儿童的医保参保率明显偏低，这一差异在城镇医保参保率方面更为突出；其次，受教育程度越高的流动人口越有可能获得医保和城镇医保，且具有累升效应；再次，收入与医保参保率呈独立正相关，高收入者参与医保的可能性更高；最后，在控制受教育程度之后，医保参保率与职业的关联依然密切，再次说明流动人口内部已有较大的阶层差异。

       (2)医保参保率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人口学特征都显著相关，但影响呈多元化态势。首先，总体来看，男性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明显高于女性流动人口，但在就业流动人口当中，女性更具获得城镇医保的优势；其次，医保参保率大致随流动人口的年龄层级递增，但中间年龄层级的流动人口更多地获得较高待遇的城镇医保；最后，在婚的流动人口更多地加入医疗保险，但未婚者更有优势获得较高待遇的城镇医保。

       (3)医保参保率也与流动人口家庭规模、流动经历、定居意愿、流入省份等显著相关。首先，家庭人数越多，医保及城镇医保的参保率越低；其次，就业流动人口中，医保参保率与在流入地长期居住的意愿、外出流动时间的长短正相关。最后，广东、上海、江苏等传统人口流入大省的城镇医保参保率较高，而河南、陕西、甘肃等中西部省份偏低。

       (二)有待深入探讨的新结论

       此外，本研究也得出了如下五条值得进一步探讨的新结论：(1)从民族来看，西北、西南少数民族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和城镇医保参保率都相对较低。(2)从人口比重来看，社区流动人口比重越大，则不同性别、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行业间流动人口的城镇医保参保率差异越大，但不同职业间的差异却会缩减。(3)从社区服务来看，社区对流动人口服务的项目越多，城镇医保参保率和受教育程度、户口性质的相关性就越强，但不同就业状况者之间的城镇医保参保率差异会缩减，具有双重效应。(4)从居留身份来看，办理了当地居住证或暂住证的流动人口有突出的优势获得城镇医保。(5)从社会参与来看，积极参与流入地的社区文体活动、社会公益活动和政治活动，有助于获得更高待遇的城镇医疗保险；如果社区志愿者队伍有流动人口参与，也会减弱受教育程度、融入当地意愿以及行业等因素对城镇医保参保率的影响。

       不过，值得提出的是，办理了流入地的居住证或暂住证者的优势是原因还是结果，有待进一步考察分析，因为有可能是更容易获得城镇医保的流动人口也更多地办理了居住证或暂住证。同理，参与流入地的文体、公益、选举活动及融入意愿、长居意愿等对于获得城镇医保的正效应，也需要做进一步的定性调查与分析。

       (三)初步对策与建议

       前人的相关研究已针对如何提高流动人口(主要是农民工)的医保参保率提出了六方面的对策建议。一是加强医保政策宣传和医保知识教育[3]。二是改革与完善医保制度，如建立医保卡全国通用制度[10]，统一基本政策规定[11]，将农民工家属纳入医保[12]，增强医保强制性[13]等。三是进行医保制度创新，如建立农民工医疗保险专项资金[14]或“流动医保账户”[15]，鼓励引导商业保险公司参与农民工医疗保险[16]等。四是加强施政及执法监督，包括对用工单位的监督⑦，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监督[14]，实现医保法制化管理[17]等。五是制度化激励相关行为主体，如采取相应措施提高企业参保积极性[18]。六是提高流动人口的能动性和话语权，如增强流动工人的组织程度[9]，建立农民工维护医疗权利的组织[19]，推动农民工组建和加入工会性质的组织⑧等。

       上述对策主张主要围绕制度因素、施政因素、个人因素、组织因素及信息因素展开，但对于流动人口日常居住生活的社区所扮演的角色及其可能发挥的功能都甚少关注。基于此，本文拟在前文数据分析结论的基础上，主要从社区视角出发，兼从个人视角，提出如下五个方面的对策主张：

       第一，针对性地做好特殊困难流动人口的社区帮扶，重点关注低学历低收入、失业/无业/务农、建筑农牧与餐饮零售从业流动人口。多层次分析表明，社区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程度越高，医保参保率在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上的差异越小。因此，社区应开展有针对性的医保知识宣传和咨询、城市生活指导、社区服务、法律援助等活动，抑制流动人口内部的过度分化和流动人口家庭发展的马太效应。在社区帮扶中，应更多地关注医保参保率较低的流动人口群体的医保推广普及工作。这些群体包括：低文化程度者，18岁以下与45岁以上者，失业、无业、操持家务、退休者及流动儿童，农林牧渔、建筑、批发零售、住宿餐饮、社会服务等行业从业者，来自西北与西南的少数民族流动人口。此外，由于无劳动力家庭、低文化程度家庭、负担系数较大家庭的医保参保率相对偏低，甚至较多地处于零保险状态，各社区需加大对上述类型的流动人口家庭的宣传倡导和帮扶指引服务。

       第二，人性化地做好社区医保宣传指导工作，重点做好人口倒挂社区、城中村、城郊、小微企业聚集地、工地等边缘社区的医保服务工作。考虑到流动人口的医保观念和医保认识对医保参保率有着重要影响，而社区是流动人口获取信息的最可靠来源之一，社区应根据各自的特点，做好医保的知识普及与信息传递工作。如根据各社区流动人口的居住状况与日常活动情况，人性化地调整或设置社区信息宣传发布设施的置放地点。并适当集中建设公共设施，以发挥不同设施使用人群之间的信息渗透与信息交流效应。基于多层次分析发现，流动人口比重越大的人口倒挂社区，医保参保率在性别、户口性质、婚姻状况、就业状况、行业上的差异越大。因此，这类社区应多组织一些服务流动人口的活动，加强不同流动人口之间以及流动人口与当地人之间的交流。此外，还要重点关注城中村、城郊社区、小型工厂集中社区、工地等城市边缘社区的医保服务工作。

       第三，改进社区服务活动的内容与方式方法，大力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自我管理与自我服务。对调查数据的多层次分析发现，社区为流动人口开展服务的项目数量的增加往往会加大医保参保率在不同受教育程度者、不同户口性质的流动人口之间的差异。可能的原因是活动内容、组织活动的方式方法等有问题，使得社区活动的受益者多为非农户口或是受教育程度高的流动人口，从而加大医保获取方面的差异。所以，社区在提供服务方面，还要听取文化程度相对较低的、来自农村的流动人口的意见和想法，所举办的活动也要大众化，尽可能使不同教育水平、不同户口性质的人都能从中获益。

       此外，对调查数据的多层次分析表明，社区志愿者中有流动人口的社区，不同行业的、具有不同融入意愿的流动人口的医保参保率的差异都有所减小。因此，更多地吸纳流动人口参与社区的自我服务、自我管理，将有效缩减流动人口内部的差异，也有助于缩减流动人口与本地人之间的差异，并对更大限度地凝聚具有不同城市融入意愿的流动人口，提高社区和谐稳定水平，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

       第四，改革医保制度设计，提高非就业随迁家属等群体的医保覆盖率；探索实践职业倾斜的医保政策，保障最弱势流动人口的医保权益；平衡各类医保的受益率，尽早实现各类医保的整合统一。首先，应改革现有医保制度设计，逐步提高流动人口非就业随迁家属等群体医保覆盖率。流动人口的家庭式迁移已是普遍现象，但根据现有的医保制度设计，随迁的非就业的儿童、老人和配偶往往容易被排除在外，因而其医保参保率明显偏低。因此，亟须做出修改完善，以逐步提高人数日益众多的非就业随迁家属的医保覆盖率。此外，无固定职业者、无单位者、家庭帮工与工商个体从业者在获取城镇医保方面处于明显的劣势，也显示出制度的设计、办理的简易和便利性等还需加强。其次，应探索实践职业倾斜的医保政策，保障最弱势群体的医保权益。高薪职业高保障的马太效应使得本就弱势的流动人口难以获得有效的医疗保障。可以考虑对流动人口集中的行业给予一定的政策倾斜，如集体减免餐饮零售与建筑农牧等行业的生产服务人员的保险费用，调整国家、用人单位与个人的缴纳比例等，以提高这类单位为职工办理医疗保险的积极性。最后，基于各类医保实际受益率差异较大的现实，尽早整合统一各类医保。虽然从医保的参保率来看，农业流动人口与非农流动人口之间并无显著差异，但就待遇更高、报销更为便捷、实际获益也就更高的城镇医保而言，两者的参保率差异显著。因此，需逐步平衡各类医保的受益率，并向无差别的最终目标努力。

       注释：

       ①本文采用学术界常用的流动人口定义，即指离开户籍所在地的县、市或市辖区，以工作、生活为目的在异地居住半年及以上的中国公民。因长期以来，流动人口以农民工为主，至今也保持在流动人口总数的85％左右，因此，众多以农民工为对象的研究成果将构成本文探讨的基础内容。

       ②商业保险因属市场领域，不在本文讨论范围，特此说明。

       ③参见宋静《建立与完善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南京医科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1页。

       ④流动人口在流入地加入的主要为城镇职工医保，现在加入城镇居民医保及农民工综合保险的很少。

       ⑤2013年的全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表明，办理了流入地城镇职工医保的流动人口的就医报销率为76.9％，而仅加入新农合者的就医报销率为12.5％。

       ⑥如果将回答“不清楚”者也计算在内，则处于零保险状态的达30.6％之多。

       ⑦参见赵成宏《我国农民工医疗保障问题研究》，东北师范大学200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0页。

       ⑧参见刘镇明《基于鞍山市实证分析下的农民工医疗保险问题浅析》，山东经济学院2011年硕士学位论文，第38页。

标签：流动人口论文;  医保论文;  退休职工医疗保险论文;  社区医疗保险论文;  医保整合论文;  社区功能论文;  社会保险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