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浙南摩崖石刻窥看清至民国中期碑学之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摩崖论文,石刻论文,民国论文,浙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Doi:10.3969/j.issn.2095-3801.2014.06.004 中图分类号：J29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2095-3801(2014)06-0022-14 浙南①摩崖石刻群是个硕大绚丽的摩崖区域，拥有处州摩崖群中的仙都、南明山、石门洞三个国家级文保单位，我们从中不但能享受到缤纷的书法艺术之美，还可藉此探究中国书法发展的轨迹，例如碑学②在这儿就有很典型的表现。本文试取清初至民国中期③一段时间作为着眼点，对浙南摩崖石刻进行整体的考察和研析，从而探寻到碑学形成的基因及其发展历程，感受其美，领悟其髓。 清代书法，号称中国书法史上的“中兴”时期，成就之辉煌，论者以为可与汉、晋、唐、宋相媲美，而超出元、明两代。而作为“中兴”的主要标志，便是碑学的崛起，一扫帖学的萎靡之风和馆阁体的刻板僵化。 碑学始于宋代，兴盛于清代中叶以后。 一般认为，清嘉庆、道光以前，书法崇尚法帖，乾隆时期达到极盛。但清初知识分子为了避免文网，走上金石考据的治学道路，渐开金石学气候。一些官僚、文人借助金石学之文字考据，尝试在帖学之外别树一帜，成为清代碑学的最早倡导者、实践者。顺治年间方亨咸、王崇铭、周茂源等处州题勒就颇能透露这方面信息。 方亨咸书青田石门洞题名“石门”二大字及款字(图1)为浙南现存最早的清代摩崖石刻，约勒于顺治五年(1648)至顺治八年(1651)，简约、厚重、大气，无论是用笔还是结体都是典型的碑派写法，很难想象这是写在顺治初期的书法作品，即使将其置于碑学高峰期的清末民初碑派摩崖中，亦毫不逊色，堪称浙南摩崖精品。
图1 方亨咸书石门洞《石门》题名 顺治十年(1653)处州知府王崇铭青田混元峰“灵山法石”摩崖(图2)，字径90厘米。结体舒张饱满，运锋自然圆劲，大气磅礴的艺术感染力扑面而来，与后来康、乾时期盛行的董、赵秀丽书法截然不同，真意弥满，堪称伟观。 顺治后期周茂源三岩寺“飞雨岩”摩崖(图3)，隶书大字，遒劲挺拔，刚猛有力，充分表现了隶书中的潇洒、朴茂、雄强、飘逸等特点，而“岩”字的异体写法当源于对金石文字的考据所得，别开生面。
图2 王崇铭混元峰《灵山法石》摩崖
图3 周茂源三岩寺“飞雨岩”摩崖 据笔者考察统计，浙南清初顺治间摩崖石刻共六段(全部在处州片)，碑派书风占三。作者地域分布上，方亨咸、周茂源为江南人，王崇铭为山西人。可见清初学碑者大有人在，且不分南北。但之后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浙南摩崖石刻全部为帖学书风，这应该与康熙专学董其昌、乾隆追摹赵孟頫有极大关系，彼时海内帖学一统天下，达到极盛。因此尽管在清朝一开始就有人关注和实践北碑，但这种气候并没有形成强有力的连续效应。不过，清中晚期的篆隶复兴和碑学运动应发端于此，碑学序幕渐开一角。 从嘉庆开始，碑学大兴，而传统帖学则急转直下，以至逐渐走向穷途。这期间阮元《南北书派论》《北碑南帖论》的横空出世，成为清代碑学建立的最主要标志。“碑学逐步从金石学中分离出来，成为对古代金石资料进行专门研究和阐述书法发展历史及其风格特征的学科”[1]，反映在书法上，就是在二王帖学之外另辟蹊径，碑派书法地位获得确立。阮元作为碑派书法的倡导者，同时也是积极的实践者。现存嘉庆间浙南摩崖石刻主要有十一段，跟碑派书法有关的有七段，这其中阮元一人就勒有四段，书体分别涉及篆书、楷书、行书。其中嘉庆三年(1798)两段，全部在青田石门洞，一为《石门洞题记》(图4)，楷书；一为《石门洞题诗》(图5)，行书。皆碑风明显，气格不凡。嘉庆九年(1804)亦有两段，一在处州城至缙云县的栝苍古道上，《栝苍古道》题刻(图6)，小篆，郁盘雄劲，渊雅朴茂，乃阮元大字摩崖杰构；一在青田石门洞，《青田石门洞天铭》(图7)，集《瘗鹤铭》字。刻于南朝·梁天监十三年的《瘗鹤铭》，是隶书向楷书演变过程中的著名标志性摩崖石刻，也是研究我国书法发展史的宝贵实物资料。阮元深爱《瘗鹤铭》，以《瘗鹤铭》“相、此、胎、禽”等74字编号设立“焦山书藏”，意态雍容、格调高雅的《瘗鹤铭》书法自是对其影响深刻，本段集字摩崖书法稳健沉着，古意盎然，颇得《瘗鹤铭》精髓。
图4 阮元石门洞题记
图5 阮元石门洞题诗
图6 阮元《栝苍古道》题刻
图7 阮元《青田石门洞天铭》 跟碑派书法有关的其它三段摩崖分别为：嘉庆三年(1798)江镠、张若采、张诩、林苏门等石门洞题名(图8)，碑体楷书一段；张若采、张诩石门洞题名(图9)，隶书一段；嘉庆九年(1804)江德地等石门洞摩崖(图10)，隶书一段。有意思的是，这三段摩崖书写者全部与碑学宗师阮元有关：江镠为清著名学者江声(1721-1799)子，江苏元和(今属江苏省吴江区)人，世传家学，邃于许氏书，时为阮元幕宾；张若采，字谷漪，号子白，娄县(今属上海市松江区)人，乾隆庚戌进士，历官镇番、娄县、新昌知县，时为阮元幕宾；张诩，字渌卿，山东掖县人，时为阮元幕宾，张诩之名即取自阮元所赠汉铜印印文；林苏门(约1748-1809)字步登，又字啸云，号兰痴，甘泉(今属江苏扬州)人，阮元舅父、业师，以学问赅博名于世；江德地，字井叔，号墨君，江苏仪征人，乾隆四十五年(1780)探花江德量从弟，篆隶并精，兼擅篆刻，曾为江德量仿汉碑式制印，江德量专文记之。这三段摩崖其实就是他们作为幕宾、亲属跟随阮元巡视浙南时与阮元题刻一块勒下的。 以上全部七段摩崖中，行书一，篆书一，隶书二，楷书三，这里篆、隶约占其半。楷、行简约厚重，篆、隶质朴雄强，皆大别帖学之流便俊美。这归功于乾嘉以来蓬勃发展的文字学、金石学。阮元等金石学家积极投身到寻访名山大川、荒冢遗寺中沉寂已久的摩崖石刻、断碑残碣，既为学术研究搜获第一手资料，又将对古碑碣文字研究的积淀融入书法创作之中，对金石文字精深的研究，开拓了对篆、隶文字的广阔的视野，通过他们在浙南摩崖中的篆、隶书实践，可以看到篆隶书在此时的真正复兴，同时促使行书、楷书碑风流行。以阮元为核心的金石书法家对浙南摩崖石刻碑派书法之大兴做出了开山贡献。同时印证了清代碑派书法首先是从秦汉篆隶书体的复兴开始的普遍观点。 自阮元倡为南北书派论，包世臣、康有为继倡北碑，道光、咸丰直至清末，碑学日昌。康有为所说的“三尺之童，十室之社，莫不口北碑，写魏体”[2]，虽是夸张之语，但碑学确实最终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并占书坛主导地位。现存道光、咸丰、同治、光绪时期主要浙南摩崖石刻有三十七段，其中碑派书法的有二十七段，占全部摩崖的73%。从字体分布来看，涉及篆、隶、楷、行：隶书最多，计十一段，次为楷书七段，再为行书五段，篆书四段，而草书无。草书无一段的事实，客观上印证了“篆隶振兴，草法澌灭”[3]，碑学与草书几乎是势不两立。 楷书方面，道光七年(1827)朱士彦石门洞摩崖(图11)等为典型的魏体书法。朱士彦(1771-1838)为嘉庆七年壬戌科一甲三名进士，探花。授编修，历官至左都御史，工、吏、兵诸部尚书。以探花、尚书身份写得一手魏体书法，可见时代崇碑风气之厚。另三岩寺有朱士元“疑雨”题刻(图12)，较朱士彦石门洞摩崖，两者书风、用笔十分一致，堪称写碑高手。朱士元或为朱士彦兄弟辈，甚或士元或士彦另字亦未可知。光绪十八年(1892)的张尊三太鹤山题名(图13)，则为典型的颜底魏面，既具有北碑的沉雄方厚，又具颜真卿血肉丰美的意韵，书、刻俱佳，神完气足。
图8 江镠、张若采、张诩、林苏门等石门洞题名
图9 张若采、张诩石门洞题名
图10 江德地等石门洞摩崖
图11 朱士彦石门洞摩崖
图12 朱士元三岩寺“疑雨”题刻
图13 张尊三太鹤山题名 该时期金石学大盛，一批金石学家不但对历代吉金刻石孜孜以求，而且积极投身到摩崖石刻的实践当中去。著名金石家李遇孙等于道光十七年(1837)题勒有松阳云岩山题记(图14)。李遇孙(约清嘉庆中期在世)字庆伯，号金澜，嘉兴人，嘉庆辛酉举拔贡，工诗古文辞，为时所推，尤明金石之学。阮元视学浙江，以诸生受知特深。阮元任浙抚时，选招致诂经精舍肄业。著有《金石学录》，阮元为之序。遇孙晚官处州府训导，感于郡志体例舛错，处州又无专志，山川扼塞，人物繁汇，历代金石文字留存尚多，然往往销蚀磨灭，久而就湮，于是与邑人士谋辑《栝苍金石志》。足迹遍及处州各县，穷崖绝峪，破冢荒祠，搜觅拓录少有遗漏。凡史书志乘所错举挂漏者，正之补之，每篇缀以题跋，自晋至元，成书十二卷，所下之力不下阮元《两浙金石志》，但难度倍增。另有《尚书隶古定释文》与诗文集若干卷行世。王尚庚，号云舫，诸生，丽水人，嗜金石兼精篆隶，善释文，所著曰《云凫诗钞》，曰《栝苍金石志》则与嘉兴李遇孙、里人王尚忠共成之者。李遇孙等岩山题记用笔方圆兼备，字势变化开展，俯仰有致，古朴浑厚，向背分明。又为李遇孙唯一存世摩崖.殊为可贵。
图14 李遇孙等松阳云岩山题记 学者、书画家端木国瑚(1773-1837)，字子彝，号太鹤山人，青田县城人，嘉庆元年(1796)，浙江学政阮元邀赴杭州，就读于敷文书院。阮元以诗相赠：“谁是齐梁作赋才，定香亭上碧莲开，括苍酒监秦淮海，招得青田白鹤来。”由此，国瑚被誉为“青田一鹤”。端木国瑚虽以博通经史及阴阳术数名世，但跟随阮元游学有年，耳染目睹，自是通晓金石一门。遂昌含晖洞有多段清代摩崖，其中道光十七年(1837)摩崖就有六段，五段为端木国瑚及其朋友所勒，碑风突出的有端木国瑚“悬坛”(图15)和吴守基“石船”(图16)摩崖，从“坛”“石船”的不同写法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学者们对文字的考究深入情况。
图15 端木国瑚含晖洞“悬坛”摩崖
图16 吴守基含晖洞“石船”摩崖 道光间(1821-1850)处州府经历吴廷康(1799-1873)，字赞甫，号元生、晋斋、茄芝，安徽桐城人，进士出身，为清中叶颇有影响的书法家、画家、篆刻家，尤精篆隶，工画梅兰，与处州许一均、道州何绍基为至交。吴廷康于缙云、永康交界处之“圣岩寺”三段题刻(图17、图18、图19)，篆书二段，隶书一段，书法雄奇痛快，如折古刀，如断古钗，堪称浙南摩崖石刻碑派书法佳迹。
图17 吴廷康“圣岩寺”题刻
图18 吴廷康圣岩寺诗刻
图19 吴廷康“天栈云横”题刻 许一均书仙都初阳山题记(图20)勒于咸丰元年(1851)，尔雅简质，雄逸古朴。许一均，字信伯，号雨庭、上舍生、天末相思主人，丽水人。道光年间国子监生，以布衣终。工诗，与端木国瑚齐名。又为清代处州书法名家，与吴廷康等大家翰墨相交。
图20 许一均书仙都初阳山题记 从李遇孙、端木国瑚、吴廷康、许一均等学术、书法圈子考察该时期浙南摩崖书风状况，可以明显看出因金石学的兴盛而带来碑风的流行，这其中隶书尤为突出。因此，说清代碑学的繁荣，筑基于隶书的全面复兴一点都不为过。譬如清代著名文学家、书法家徐树铭(1824-1900)，同治七年(1868)督学青田时在石门洞勒有三段摩崖(图21、图22、图23)，全部为隶书。其摩崖隶书气格正大，远离巧趣、变格一途，故使笔如刀，笔笔沉雄，深具庙堂之气象。隶书摩崖出色者另有林惠臻石门洞题名(图24)、方鼎锐(图25)雁荡题名等二段，分别勒于同治九年(1870)、同治十年(1871)。
图21 徐树铭石门洞摩崖一
图22 徐树铭石门洞摩崖二
图23 徐树铭石门洞摩崖二
图24 林惠臻石门洞题名
图25 方鼎锐雁荡题名 篆书方面，李桓乐清大龙湫题刻(图26)，勒于同治十一年(1872)，此幅摩崖无论小篆正文还是楷书款字，皆深具赵之谦书法风貌，篆书线条精到，挺拔秀韧，楷书雄放凝重而妙趣横生，功力深厚，极为出色，与大龙湫之景融为一体，堪称浙南摩崖石刻精品。郭钟岳青田太鹤山题名(图27)，勒于光绪二十二年(1896)，小篆正文有邓石如神韵，圆转饱满，浑厚刚健，楷书款字，取法魏碑，多用方笔，笔画使转蕴涵隶意，古茂浑朴，允为佳构。
图26 李桓乐清大龙湫题刻
图27 郭钟岳青田太鹤山题名 纵观清代260余年的浙南摩崖石刻，碑学书法由发轫、起势、繁荣，成功地完成了变革创新的华丽转身，浩浩荡荡，发展迅猛，替代帖学成为书法主流，影响所及直至民国、当代。 逮至民国肇造，举凡名流政要、学者书人，无不一律“碑风”，帖学靡弱至极，无法与之抗衡，碑学的发展达到了顶峰。从时间上来讲，清末民初几乎可视为一体；从取法上来讲，碑学仍然成为民国许多书家的选择；从书家身份来讲，许多跨越清末民初的书法家在作为清末代表书家的同时，又是民国书法代表人物。可以说，民国初、中期书法继承了晚清的书法观念而有所修正，碑学仍然是民国书法的关键词之一。康有为、章炳麟、丁仁、于右任等作为碑学代表人物，身体力行，成就非凡，他们都有多段摩崖石刻留在浙南，在取法途径方面开创了风气，展示了极大的个性魅力，客观上对浙南摩崖石刻的碑派书法弘扬光大起到引领作用。 现存民国初、中期主要的浙南摩崖石刻有七十一段，其中碑学书法有四十五段，占全部摩崖的64%。从字体分布来看，涉及篆、隶、楷、行、草，其中楷书最多，计十八段，次为隶书十三段，再为草书八段，行书六段，篆书四段。楷书方面，多追本溯源，直接取法魏碑，古茂浑朴，表现出勇于探索的精神。代表摩崖有僧卧云灵岩题刻(图30)、康有为大龙湫题名(图31)、颜义柱等龙鼻洞题名(图32)、鲁涤平石门洞题名(图33)等。其中僧卧云灵岩题刻，勒于民国十二年(1923)，法取龙门二十品，用笔逆入平出，结体稚拙，书法风格遒劲沉稳、刚健质朴，为典型的北碑风貌。康有为大龙湫题名，勒于民国十三年(1924)，深得《石门铭》《爨龙颜》神韵，同时有《经石峪》和云峰山诸石刻的影子。书写上以平长弧线为基调，逆笔藏锋，迟送涩进，运笔时迅起急收，全从碑出，转折之处常提笔暗过，圆浑苍厚，体现了气势开张、浑穆大气的阳刚之美。康有为(1858-1927)，原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戊戌后，称更生，广东南海人，是近代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运动领袖。其著《广艺舟双楫》(又名《书镜》)，对碑学运动做了总结和发挥，是晚清至民国最重要的书法专著。康有为不但敢于从理论上大胆提出自己的观点，大力推崇汉魏六朝碑学，更从实践中合篆隶真草为一家，创写出了独特风格的康体，对碑派书法的兴盛有着极其深远的影响。颜义柱等龙鼻洞题名，勒于民国十五年(1926)，取法《张猛龙碑》，用笔斩钉截铁，结体茂密，气息沉毅雄拔。北碑风貌极为强烈。鲁涤平石门洞题名，勒于民国二十三年(1934)，方起圆结，竖劲横壮，在结体上中紧外疏，清朗遒健，体现阳刚之美。
图30 僧卧云灵岩题刻
图31 康有为大龙湫题名
图32 颜义柱等龙鼻洞题名
图33 鲁涤平石门洞题名 隶书方面，缙云仙都、乐清雁荡山两处最为集中，计有九段。代表摩崖有：黄瑞履仙都初阳山诗刻(图34)，勒于民国十五年(1926)，沉着有力，俊逸潇洒。何遂初阳山诗刻(图35)，勒于民国十七年(1928)，笔法源于《石门颂》《礼器碑》《张迁碑》等，具何绍基风貌，通篇体势严整，笔法稳健，秀逸而又雄浑古朴。许剑华初阳山诗刻(图36)，勒于民国十七年(1928)，方整劲挺，平正稳健。楼村等仙都问渔亭题名(图37)，勒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雄劲朴茂，浑厚端庄，是浙南摩崖诸刻中隶书最佳者之一。擘窠摩崖“问渔亭”三字，字径65厘米，结体参《张迁碑》《礼器碑》意，汉韵纯雅，拙朴浑厚，骨力劲健；附记63字，直写3行，用笔逆入平出，劲拔流畅，向背俯仰，波磔分明，结体沉厚挺拔，意态爽润而有韵致，字字隶味与正文一气贯之，充满了自信，诚为楼村书法精品。楼村(1880-1950)，原名卓立，字肖嵩，号新吾，亦号辛壶，又号玄根居士，缙云人，西泠印社早期会员，历任上海美专教授、中国艺专校长，擅长金石书画，享誉海上。许同莘等雁荡山龙鼻洞题名(图38)，勒于民国七年(1918)，取法《张迁碑》，结构谨严，笔法凝练，书风俊逸。屈映光雁荡题名(图39)，勒于民国十三年(1924)，点画宽扁，波画明晰，结构紧凑，讲究匀净，无疑是彻底摆脱篆书的标准隶书模式。丁辅之等大龙湫题名(图40)，勒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儒雅温润，遒劲洒脱，的是高手。丁辅之(1879-1949)，名仁，号鹤庐，杭州人，西泠印社创始人之一，近代篆刻家、书画家。同年，丁辅之等另有雁荡题名。姚汉光等大龙湫题刻(图41)，勒于民国二十二年(1933)，端正稳健，得张迁碑气息。考察这个时期的隶书摩崖，以结字、章法停匀为多，凝厚稳健有余而奇逸变化不足，多取法《华山庙碑》《乙瑛碑》《张迁碑》等，体现了本时期主流书风追求朴茂、厚拙的形态与风格有关。
图34 黄瑞履初阳山诗刻
图35 何遂初阳山诗刻
图36 许剑华初阳山诗刻
图37 楼村等仙都问渔亭题名
图38 许同莘等龙鼻洞题名
图39 屈映光雁荡题名
图40 丁辅之等大龙湫题名
图41 姚汉光等大龙湫题刻 行书方面，代表摩崖有邹可权仙都初阳山题字(图42)、徐麟祥大龙湫题名(图43)、徐麟祥马鞍岭题字(图44)等。民国初期碑学的影响巨大，但碑帖结合亦是一条新路。邹可权仙都初阳山题字，勒于民国四年(1915)，其融李邕、张猛龙碑为一体，字里行间在传递着阳刚、雄浑、厚朴气息的同时，又演绎出书法的流美的姿态，可谓碑学与帖学完美结合。徐麟祥两段为纯粹碑体行书：大龙湫“缥缈空濛”摩崖，勒于民国十三年(1924)，用笔方圆结合，结字纵横开拓，天马行空，气息雄肆飞动；马鞍岭题字，勒于民国十四年(1925)，用笔巧拙共存、生熟相济，结字磊落大方，气息跌宕圆润，恣肆中见逸气。这两段摩崖可以折射出其是对秦汉碑版有着广泛实践的书家，其行书的“碑味”也是自然的。行笔的厚实，气势的开阔，是从汉隶、魏碑中掺化出来的。结合两段隶书题款，考察其风格形成过程，不难发现碑体行书家在碑上所下的大功夫，而且正因为是在汉隶、魏碑丰厚积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了碑体行书，故使“金石味”盎然四溢。 篆书方面，代表摩崖有陈文斌石门洞题刻(图45)，章炳麟雁荡“咏莪堂”题刻(图46)等。民国篆书，主体上是对清代篆书的自然延续，既有小篆又有大篆，既有金文又有甲骨文，但浙南摩崖主要以小篆为主。陈文斌石门洞题刻，勒于民国十年(1921)，笔正锋强，力透纸背，雄奇郁勃处不让邓石如。章炳麟雁荡咏莪堂题刻，约勒于民国二十年(1931)，用笔刚劲，别有古趣，线条的节奏感和流动性凸显，具有明显的书写意味，十分生动活泼，这是章炳麟独到的以小篆结合籀文写法。章炳麟(1869-1936)，字枚叔，号太炎，浙江余杭人，近代国学大师。善书法，尤精籀、篆，所作笔势舒展苍劲，字体古朴蕴藉、浑厚，劲健绝伦。书法以篆书见长，因对金石学造诣深厚，书写篆文，均有典章渊源可循。章炳麟的书法成就得益于他对文字学的精通，他最为擅长的是篆书，此外也兼善行书。其书法极具文人气质，别有情趣与品格。
图42 邹可权仙都初阳山题字
图43 徐麟祥大龙湫题名
图44 徐麟祥马鞍岭题字
图45 陈文斌石门洞题刻
图46 章炳麟雁荡“咏莪堂”题刻 民国初、中期学者中，梁启超、蔡元培、章炳麟、陈独秀、李大钊等皆能书，但以章炳麟的贡献最大。章炳麟和学生钱玄同大力提倡章草艺术的复兴，通过他们的整理和改革，一批不愿意完全接受碑学，又不能完全脱离碑学的书家，尝试用章草来改造帖学、呼应碑学。这种风气正是碑帖结合者所倡导的，也正与康有为在《广艺舟双楫》中所主张的师法章草相呼应，并且与李文田等人所提出王羲之书法的理想模型——隶书笔意——相呼应。用章草替代王羲之、颜真卿等行草经典，推进迎合碑派审美的帖学，一时间成为时尚，许多书家还看到了碑学的流弊，于是在碑派书法中加进了许多帖学的东西。这种方法的使用，使碑派书法渐离拙朴、迟涩的效果而显得流畅、生动，于右任标准草书由此诞生。于右任(1879-1964)，原名伯循，号骚心，陕西三原鲁桥人，近代著名碑派书法家。于右任1932年组织草书研究社，倡导“标准草书”，以标准草书推动草书艺术，以魏碑与行草杂糅的碑行体书法充分显示其碑帖兼容的主张，被人称为“于右任体”或“碑体草书”。其线条的厚重及内涵，其体势的简古和淳化，可谓前所未有，它在书史中的独特价值和带给我们的启迪作用极为深刻。这种书风充分体现在浙南摩崖石刻中，其代表有吕渭英大龙湫题名(图47)、赵舒缙云“雁门”题名(图48)和处州三岩题名(图49)、于右任雁荡“凝碧潭”摩崖(图50)等。吕渭英大龙湫题名，勒于民国十三年(1924)，翻覆盘旋，如游龙舞凤，锐而不峭，厚而不滞，新意十足，奇趣横生，得缤纷离披之美，得沈寐叟章草神髓。赵舒缙云雁门题名，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奔放浑厚，既有古代章草的某种结体意识，又有努力求空间开张的横向宕开，体现了很强的驾驭功底。赵舒处州三岩题名，勒于民国二十五年(1936)前后，翻覆盘转，风格雄肆，醇厚生辣兼而有之。于右任雁荡“凝碧潭”摩崖，勒于民国二十六年(1937)前后，根基于北碑，参以行草，厚重与灵动并存，独具面目。所有这些都反映了中国近代书法发展特色，弥为珍贵。
图47 吕渭英大龙湫题名
图48 赵舒缙云“雁门”题名
图49 赵舒三岩题名
图50 于右任雁荡“凝碧潭”摩崖 清初至民国中期的碑派书法发展在浙南摩崖石刻中有着典型之表现，我们从一个新的角度对碑学形成的基因及其发展历程状况有了较为清晰的认知。对于浙南摩崖石刻来说，书法是我们进行全面研究的主要目标之一。而所谓“窥看”实在是不足道其一半，其目的是引发人们兴趣，一同全面来挖掘摩崖石刻这座丰硕的宝藏，这也是我们关注的价值之一。 ①浙南指古处州(曾称栝州，即今丽水)、温州范围。 ②碑学，是研究考订碑刻源流、时代、体制、拓本真伪和文字内容等的学问，也指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与“帖学”相对。碑学有“专指北碑”“北碑加篆隶”“北碑加唐碑”等三种基本含义。本文取崇尚碑刻的书法流派之“北碑加篆隶”意。 ③本文所谓民国中期是指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一段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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