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城市儿童焦虑的结构及性别年龄特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焦虑论文,特征论文,性别论文,年龄论文,结构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R749.94、B841.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6729(2008)004-0241-05
儿童焦虑障碍是一组以过分焦虑、担心为主要体验的情绪障碍。Birmaher基于DSM-Ⅳ编制了一种用于筛查儿童焦虑症状的量表(The Screen for Children Anxiety Related Emotional Disorders，SCARED)，系列研究表明其信度与效度好，是一种有效的筛选工具，可为儿童焦虑性障碍的临床诊断提供帮助[1,2]。本研究探讨该量表翻译成中文版[3]后的结构效度以及我国城市少年儿童焦虑的性别和年龄特点。
1 对象和方法
1.1 对象 考虑到区位分布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12个大中城市（北京、天津、太原、四平、武汉、长沙、西安、深圳、绵阳、济南、福州、宜春）抽样，每市抽取一所普通小学及一所普通中学。分层随机抽取小学三年级至初中三年级的学生，获有效样本1559名，其中男774名，女785名，年龄8～16岁(12±2)。
1.2 工具 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SCARED)中文版 根据Birmaher 1999年对SCARED的修订本翻译而来。先将量表翻译成中文，并请卫生部湘雅医学院英语培训中心教授回译成英文，证明与原文无明显差异。该量表为自评量表，适用于9-18岁儿童[1]；量表由躯体化／惊恐、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学校恐怖5个因子组成，含41个条目，每个条目按0～2三级计分（0没有此问题；1有时有；2经常有）。得分越高表示焦虑表现越严重。首先用中译文在社区小样本和临床施测，结果8岁及以上儿童可独立填写。
1.3 资料收集 调查前以专题讲座的形式（全国医学继续教育项目）对各城市协作者进行培训。并制订详尽的测试方案和指导语，分发给协作者，要求协作者认真学习。全部协作者参与了小规模的试调查，并进一步作了解释和答疑，确保各协作者理解领会测试方案，确保调查的一致性。然后分发问卷给各协作者，由各协作者亲自对抽样对象集体施测。问卷完成后当场回收并由协作者寄回。
1.4 统计方法 进行秩和检验（K-W检验），用主成分法对协相关矩阵做探索性因素分析。用LISREL8.51软件(Karl J
-reskog and Dag Srbom,Scientific Software International,Inc; October 2001)建立结构方程模型，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
2 结果
2.1 我国少年儿童焦虑的性别和年龄特点
表1显示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社交恐怖、焦虑总分的性别差异显著。并且均是女性高于男性。躯体化／惊恐、学校恐怖方面性别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以年龄为自变量对五个焦虑因子得分和焦虑总分做秩和检验，结果五个焦虑因子和焦虑总分在年龄组间的差异存在统计学显著性（K-Wχ[2]=17.1-45.3，df=8，P＜0.05或0.001）。各焦虑因子分和总分随年龄变化的趋势是：分离性焦虑随年龄增加而降低（从4.9±2.7到2.9±2.5）；广泛性焦虑（从3.2±2.4到5.3±3.6）和社交恐惧（从3.6±2.5到4.3±3.4）随年龄增大而上升；学校恐惧在8-12岁保持较低的水平，然后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从0.9±0.9到1.4±1.5）；躯体化／惊恐（从4.4±3.3到2.9±2.5到3.8±3.6），焦虑总分（从17.1±8.6到13.5±8.8到17.8±11.4）从8到12岁随年龄增加而降低，然后从 12到16岁随年龄增大而上升。各焦虑因子分和焦虑总分在年龄组上的变化见图1。
2.2 我国儿童焦虑的因素分析及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的结构效度
用LISREL 8.51软件进行验证性因素分析，以考察儿童焦虑性情绪障碍筛查表译成中文后在中国城市儿童中的应用是否还保持了该量表的原有理论构想。首先根据SCARED（Birmaher，1999；41条，5因素）[2]建立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SEM)M[,0]，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表明量表的构想结构与实际数据的拟合不太令人满意，见表2。虽然RMSEA=0.046＜0.08，
/df=4.3＜5，但是NFI=0.78，NNFI=0.81，CFI=0.83；这些指标小于0.90，远没有达到良好拟合的要求。各条目的因子负荷λ=0.27-0.69，有些条目的因子负荷＜0.3，有些条目在多个因子上有相似的贡献却负荷不高。提示中国儿童焦虑的类型和程度可能与西方儿童不完全一致，中国儿童运用此量表需要做相应调整。
2.2.1 探索性因素分析
取一半被试的数据（根据总编号，选取单号，n=780），首先对41条目的相关矩阵进行检验，KMO=0.923＞0.90，说明很适合做因子分析。用主成分法做探索性因素分析，采用正交旋转之方差最大法(varimax)。取特征值＞1倍特征值均数(eigenvalues over 1 times mean eigenvalue)，并根据碎石图（如图2），决定提取3个因子。固定因子为3，对量表41个条目的相关矩阵做因素分析。3个因子总解释率为32.68%。取调整后因子负荷＞0.4的条目，共25条。因子1包括的条目：5、7、14、15、20、21、23、24、28、30、31、33、35、37，因子负荷0.40～0.67，包括了原量表广泛性焦虑和惊恐的部分条目，可以命名为广泛性焦虑和惊恐。因子2包括的条目：3、10、26、32、39、40、41，因子负荷0.46～0.70，包括原量表社交恐怖的全部项目，命名为社交恐怖。因子3包括的条目：8、13、25、29，因子负荷0.55～0.70，包括原量表分离性焦虑的部分项目，命名为分离性焦虑。有意思的是：有关躯体化和学校恐怖两因子的条目没有一项被提取。提示中国儿童与西方儿童的焦虑相比存在一些典型特点，我国儿童的焦虑情绪最主要的是广泛性焦虑和惊恐症状，其次是社交恐怖和分离性焦虑，我国儿童的学校恐怖和躯体化症状没有形成独立的焦虑因子。
2.2.2 验证性因素分析
对另外一半被试的数据（根据总编号，选取双号，n=779），用LISREL 8.51软件对上述探索性因素建构的“3因子、25条目模型”(M[,1])做验证性因素分析，取/df、NFI、NNF、CFI、GFI、RMSEA为模型评价指标[4]，验证性因素分析表明模型M[,1]拟合较好。根据修正指数和临床观察进一步考察，发现条目14和35可能同时隶属因子1和2，条目29可能同时隶属因子2和3，以此为依据建立修正模型(M[,2])。原五因子模型M[,0]与M[,1]、M[,2]比较见表2。
图2 对41条目的协相关矩阵主成分分析碎石图
对修正后的M[,2]的验证性因素分析模型见图3。
3 讨论
3.1 我国城市儿童焦虑的性别和年龄特点 本研究中女性的焦虑总分、广泛性焦虑、分离性焦虑和社交恐怖评分均高于男性，提示我国儿童中女性较男性更多发生焦虑问题。这与Cohen等[5]、Craske[6]等的研究结论一致，Compton等[7]、Hale等[8]的研究也发现女孩有更高的社交恐怖发生率。
焦虑总分随年龄的变化趋势是自8到12岁逐渐下降，12-16岁又呈上升趋势。这可能是儿童发展过程中环境适应、学习压力以及青春期问题等多重原因整合的结果。其中分离性焦虑随着年龄的增大，得分越来越低，提示随着儿童的成长，其自立自主性增强，分离性焦虑减弱。Birmaher等[1]、Bernstein and Layne[9]、Hale等[8]、Weems等[10]的研究也有类似的结论。
广泛性焦虑和社交恐怖随着年龄增长而有增加的趋势，一方面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儿童不断地走出自我中心，越来越关注自我与环境的关系、关注他人对自己的评价，担忧学业和前途；另一方面也可能是随着年龄增长，环境（包括父母和老师等）对儿童的期望越来越高，给予儿童的压力越来越大。Westenberg[11]、Warren和Sroufe[12]等的研究有类似的结论。Weems[10]的研究发现分离性焦虑和对动物的有关恐怖是6-9岁儿童最主要的焦虑主诉，广泛性焦虑和对有关危险和死亡的恐怖是10-13岁儿童的主要焦虑主诉，而社交焦虑及与社会活动、角色扮演相关的一些恐怖是14-17岁儿童的焦虑主诉。本研究结果表明分离性焦虑是6-10岁中国儿童的焦虑主诉，社交恐怖是11-13岁儿童的焦虑主诉，而广泛性焦虑和惊恐成为了最主要的焦虑。这可能与中国孩子成长环境有关，一方面中国孩子处在应试教育环境中，进入中学后，孩子们陡然感觉到升学和就业压力，担忧未来和前程，产生较多的广泛性焦虑；另一方面，进入中学后，我国转型时期和城市化进程中快速变化发展的社会环境也给初谙世事的孩子们带来广泛性的焦虑和惊惧。
学校恐怖在8-11岁似乎处于较低而又较平稳的状态，而后随着学龄增长而上升。国内外很多关于学习动机的研究表明：随着年级的升高，学生学习的内在动机和学习的兴趣在下降，而外部动机很少有一致性的变化[13]。本调查中儿童学校恐怖得分较低，这可能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源远流长的“唯有读书高”的传统，另一个重要原因可能是在大中城市抽样，学校环境和教学理念相对较好，孩子们的学校恐怖得分自然也会偏低。尽管如此，学校恐怖随着学龄增加而上升趋势仍然应该引起学校、家长和研究者的重视。
躯体化／惊恐从8到11岁逐渐下降，11-12岁基本稳定，自12岁起又持续的上升。提示入学后，陌生的学校环境使得儿童产生较多的惊恐和躯体化症状，随着环境的熟悉，新的友伴关系的形成，惊恐和躯体化症状越来越少。而13岁左右开始，由于进入青春期，加上环境的转换、学习升学压力的加大，儿童面临更多的困惑和压力，惊恐和躯体化的症状不断增多。
3.2 我国城市儿童焦虑的结构
Birmaher基于DSM-IV建构了SCARED的因子结构，他们的研究没有发现其他少数民族与美国白人在SCARED上的差异[1,2]。Hale等对荷兰儿童样本的调查也证明5因子、41条目模型是拟和很好的模型[8]。而对我国城市儿童样本调查结果的验证性因素分析发现SCARED中文版模型不是一个拟合良好的模型，提示SCARED的因子结构不符合中国儿童的焦虑特点。探索性因素分析提取3个因子，一共有25个条目进入了因子模型。因子1包含了原量表中广泛性焦虑和惊恐的大部分条目，因子2由原量表中社交恐怖的全部条目构成，因子3由原量表分离性焦虑的部分条目组成，而原量表中的躯体化和学校恐怖没有一个条目进入因子模型。Boyd等用SCARED对非裔美国儿童的一项调查的因素分析[14]也是提取了3个因子（惊恐与躯体化、广泛性焦虑、社交恐怖），学校恐怖和分离性焦虑没有作为因子独立出来。Muris等[15]、Neal等[16]的调查也发现学校恐怖没有成为独立的焦虑因子。
本研究对因素分析结果的进一步分析发现，关于学校恐怖的条目得分普遍较低并且条目的因子负荷很低，可能是因为中国推崇文化和教育的传统以及本文的取样局限于大中城市，儿童家庭和学校的环境以及抚养和教育的理念相对较好的缘故。而关于躯体化症状的条目原始得分其实并不低，只是这些条目在其他各个因子上均有一定的负荷，而在躯体化症状这一因子自身上的负荷并不突出。也就是说对于中国城市儿童，SCARED关于躯体化的条目并不是集中地反映躯体化症状，而是分散附着在其他各个因子当中，提示躯体化症状可能是其他各种焦虑的表现，而没有形成独立的焦虑因子。
总之，本研究认为我国儿童的焦虑存在性别差异，女孩总焦虑水平较高。焦虑总分随年龄的变化趋势是自8到11岁逐渐下降，12-16岁又呈上升趋势；其中分离性焦虑随年龄增长渐减，而广泛性焦虑和学校恐怖渐增，躯体化／惊恐与社交恐怖有呈“U”形变化的趋势。我国儿童焦虑在因子结构上也有特点，包括三项主要因素：广泛性焦虑／惊恐、社交恐怖和分离性焦虑。学校恐怖与躯体化症状没有形成独立的焦虑因子。
2007-02-15收稿，2007-10-10修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