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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会倾听，意味着学会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这是因为“倾听”虽然只是一种谈话的方式，但它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蕴含着巨大的信任。
学会倾听——学会共处艺术之一
美国一位资深外交官曾对周恩来总理在外交活动中，注意“倾听”的风格留下深刻的印象。他说：“凡是亲切会见过他的人几乎都不会忘记他。他身上焕发着一种吸引人的力量。长得英俊固然是一部分原因，但是使人获得第一个印象的是眼睛。你会感到他全神贯注于你，他会记住你和你说的话。这是一种使人一见之下顿感亲切的罕见的天赋。”
闻名世界的教育家卡耐基先生曾在纽约出版商主办的一次晚宴上，见到了一位著名的植物学家。他倾听着植物学家谈论大麻、室内花园，以及关于马铃薯的惊人事实。直至午夜告别时，卡耐基先生几乎没有说过什么话。那位植物学家却高兴地对主人说：卡耐基先生是最有意思的人，是一个最有意思的谈话家。这是因为卡耐基先生深深地知道，很少有人能禁得起别人专心致志的听讲所给予的暗示性赞美。
政治家有这样的风范，教育家有这样的素养，搏击商海的经营者们又会有怎样的成功经验呢？日本松下公司的创始人松下幸之助在总结自己的经营诀窍时认为：首先就是要细心倾听他人的意见。由此可见，在与人共处中，注意保持“倾听”的姿态正是那些杰出人物之所以受到欢迎，得到拥戴的重要原因。
对青少年来说，学会倾听，顾名思义，就是要学会在与人交谈的场合，克服浮躁之气和轻慢之举，做到认真而仔细地听取别人的倾诉（或发言）。这时，神情应该专注，眼光应该集中在对方的面部，尽量有些点头之类的回应，包括上身略微前倾等形体动作的配合，以示非常重视对方的谈话。其实，这样的姿态不仅会给人留下良好而深刻的印象，还因为提高了他人的自尊心，而有利于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
相反，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以下的情景：A需要向B倾吐，B 却表现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甚至连手中的活儿（或做作业、或打牌、或玩电脑游戏）也不停止；C找D谈一些情况，D 没听几句就推诿太忙而显得不耐烦了，或者中断别人的陈述，草草地敷衍了事。还有在一些公开的场合，上面发言，下面交头接耳等等。尽管当事人可以为这样的表现寻找托词，但它给人的感觉是极坏的，因为它在本质上反映了一个人的势利和狭窄。
对青少年来说，学会倾听，还意味着学会心灵与心灵之间的沟通。这是因为“倾听”虽然只是一种谈话的方式，但它却在人与人的关系中，蕴含着巨大的信任。试想，有人找你，或者向你诉说怨尤，或者向你袒露心曲，即便是向你介绍情况，表达见解，也是把你当作可信赖的对象，也是敞开心扉让你阅读。正是在这种氛围中，你的倾听就不仅是信息上的接受，行为上的端正，更需要有一种情感的投入，有一种心灵的应答。若是表现得心不在焉，或者无动于衷，只能磨损他人的感情，毋谈心灵间的沟通了。
与此同时，对青少年来说，学会倾听还是扩大人际交往的好办法。因为只有倾听，才能在同伴中建立信任；只有倾听，才能了解他人的思想、个性、爱好和期盼；只有倾听，才能捕捉外界的各种信息，以利于自己作出正确的判断和思考。正如莎士比亚所说：“对于别人的话要善于接纳，你这样做要聪明五倍。”
古人说：“口者，心之门户也。”说话的技巧不正是通向心灵的境界吗？与人共处的智慧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闪现，能否发现，能否把握，不正是取决于精神素养吗？
学会说话——学会共处艺术之二
如果说“倾听”是一种接受，是在诚恳和耐心中显示态度的行为。那么，“说话”就是一种表达，是在真诚和热情中，显示风度的行为。在此，倾听的态度需要一种修炼来支撑，说话的风度则更多地需要一种素养来呵护。
那么，为什么说话与人的素养有关呢？从表面上看，说话的神情、语态只是一个人的习惯，或者说是一个人的个性特征的表现，但之所以有人表现得沉稳，有人表现得急躁；有人表现得畅达，有人表现得拘谨；有人表现得礼貌，有人表现得随便，实际上却是取决于一个人的教养和文明程度的。何况，因为说话的对象、场合、内容各有不同，也需要适时而恰当地做出选择和调整，这又怎能不关涉一个人的智慧呢？所以，对初涉人世的青少年来说，学会说话就要与学会共处相联系，学会说话是学会与人共处的重要内容。
以下提供一些具体的看法和意见。
智者想过然后说，愚者说了然后想。这就是说言出如山。说话应三思，切勿信口开河，说出些不着边际的话来；切勿虚张声势，说出些惊世骇俗的话来；切勿不懂装懂，说出些文不对题的话来，因为这些话都不真实、不牢靠，得不到他人的信任。
喋喋不休或者反复地唠叨一件事，或者不断重复一些肤浅的见解，或者长篇大论，不注意停顿，不给人机会，都会引起他人的讨厌。因为人们相信真诚者寡言，虚伪者多辩。会说的说1句，不会说的说10句。 简短的言谈未必是最好的，最好的言谈总是简短的。
与人对话，不是只顾自己说，就是只顾说自己，兜着圈子把话题往自己身上拉，向别人诉说自己的情况，自己的喜怒，并一再追问别人对自己的看法，不是真心听取意见，而是求得心理满足。对别人的问题则一概不感兴趣，不予关注。反之，却主动地寻找大家共同感兴趣的话题，甚至重点谈及对方关心的事情，并留心他人欲言又止的难堪。美国总统罗斯福接见社会各界人士时，都要先了解对方的情况，然后对别人的事情表示关切和敬重，由此，罗斯福总统在公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声誉。
忠告和规谏是送给朋友的最好的礼物，但这只能在私下里进行，甚至要创设氛围，利用契机，注意方法。千万不可在他人面前，在公开场合劝告朋友。否则，有益的进言会变成恼怒的根源。卡耐基说：“与别人交谈，不要先讨论你不同意的事，要先强调，而且不停地强调——你所同意的事。因为你们都在为同一结论而努力，所以你们的相异之处是在方法，而不在目的。”于是，一方面不以否定的态度与人说话，比如不说“你是错的”以避免刺激他人，而是通过阐述正确的内容，让人接受。另一方面不把话说得过于绝对，可以说“你的意见或许是对的，但我认为这样也可能会更好”，既为自己留有余地，又为他人留有情面。
注意说话的角度和分寸，决不摆出居高临下的姿态说教别人，甚至连“你应该”、“你必须”、“你马上”等指使性的口气也不用。与此同时，决不在失落者面前谈论成功，决不使用嘲讽的尖刻的语言，决不给人泼冷水，诸如“你真可笑”、“连这也不知道”、“回去翻翻字典吧”等，以防伤及他人的短处。
说话时注意力集中，要有情感的投入，适当地配合手势等形体动作，既不表情严肃，一副道貌岸然的派头，又不满口俚语，一副流里流气的样子。说话时要注意有节奏，有层次，富有机智感和幽默感，常常流露出真诚的微笑。正如卡耐基所说：人格中最可贵的因素就是那令人倾心的微笑，因为笑容能照亮所有看到它的人，像穿过乌云的太阳，带给人们温暖。
要学会主动地与人沟通，热情地与人打招呼，并注意使用对方喜欢的尊称和爱称。有人之所以不主动，或者是由于生性木讷，或者是由于心气孤傲，或者是由于心理障碍。其实，这些人的内心深处都还是渴望得到他人的承认和尊重的。所以，你的主动、你的热情一定能收到良好的效果。当然，热衷于取悦别人，肉麻地使用花言巧语吹捧别人，企图博得别人的好感，也是适得其反的。
善于选择谈话的时机，善于创设谈话的氛围，比如在公众活动以后，在回家的路上，在一个双方都喜欢、都认为有意义的场合，甚至可以找一个安静的咖啡馆坐坐。当然，善于选择和引导谈话的主题也是至关重要的。这里，除了非常亲密的朋友，不要涉及他人的隐私。作为青少年过多地纠缠于人际是非也显得琐碎和小气。所以，应该把话题扩展到知识的、社会的、人生的方面，以求谈话获得生机，获得精神上的升华。
古人说：“口者，心之门户也。”——说话的技巧不正是通向心灵的境界吗？与人共处的智慧在日常的生活中处处闪现，能否发现，能否把握，不正是取决于精神素养吗？
谁都知道交友的重要，但如何择友，却是一门很艰深的学问，以“德择高尚”为要。
谨慎择友——学会共处艺术之三
青少年在成长过程中除了老师家长的教诲，对于其思维观念、行为方式产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朋友，许多青少年最终走上邪路，往往就是因为他们结交了坏朋友。这种教训极其深刻，所以我们在交朋友的时候必须慎之又慎。
首先，交友之道以“德择高尚”为要。交友不慎，不仅使自己与坏人同流合污，弄得不好还会殃及自身。
春秋战国时，著名的军事家孙膑与庞涓同窗学艺，结为至交。两人学成先后下山，老师暗示孙膑，说庞涓心胸狭窄，不可深交，孙膑却不以为意。庞涓知道孙膑才智超过自己，心存妒忌，惟恐孙膑会严重威胁自己的地位，就起了谋害之心，暗中诬陷孙膑私通外国，将其刖足黥面。善良的孙膑被蒙在鼓里，在双膝膝盖被割去的情况下，还全心全意地为庞涓默写《孙子兵法》。直到庞涓的一位家丁仗义执言，孙膑才获知真相，如梦初醒。后来，孙膑诈疯逃出魔爪，最终报仇雪恨。正因为孙膑误交了庞涓这样的恶友，虽然逃脱一死，但毕竟身心遭受了巨大的创伤。
相反，那些品德高尚，用心仁厚的朋友，才能与你在道义上、学业上互相砥砺，互相提携，不会因意见不一而分裂，不会因才华而嫉妒，不会因贫穷而嫌弃，不会因落后而厌恶。这种高尚无私的友情会体现在人生的每时每刻，尤其是当你有了缺点和过失时，这种“诤友”、“真友”更会给予及时的批评和指正。
唐代大文学家韩愈，才华横溢，但不能耐心听取别人的意见，且生活上有失检点，喜欢赌博。他的好友诗人张籍并不因为韩愈才名远播，就对他姑息迁就。他一再给韩愈写信，直言不讳地规劝忠告，终于使韩愈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幡然悔悟，他把张籍引为生平第一至交。
其次，君子之交，同志之道。在一起生活学习时间较长的同学朋友，必然会因相互了解的日益加深和志趣、追求、爱好等方面的相近或相容而建立起一种较特殊的关系，这就是一种在“志同道合”基础上的友谊。如春秋战国时代的俞伯牙与钟子期的友谊；唐朝大诗人李白与杜甫的友谊；马克思与恩格斯两位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友谊；音乐大师贝多芬与舒伯特的友谊等都是志同道合的深厚友谊的典范。
我们在一些有犯罪记录的青少年中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的人都是因为交友不慎而误入歧途的。他们在择友的时候，不是互相砥砺，共同进步，他们的志趣是一起吃喝玩乐，贪图享受，以致堕落，不能自拔，陷入犯罪深渊。这方面的事例实在是数不胜数，青少年朋友一定要警钟长鸣。
第三，择友要看清人的本质。中国有一句尽人皆知的古话——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朋友之间的友谊真诚与否，有时要在患难之中才能体现。但是我们择友的过程中，也不能过分追求完美，要看人的本质、主流方面的表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一个人只要大节无亏，如思想品质、工作学习上有上进心，至于具体性格则不必苛求。毛泽东和许世友，两人的经历、学识、性格迥然不同，但这并不影响他们为了解放中国、造福人民的共同目标而结下深厚友情。
真朋友应该是“诤友”、“直友”。张咏和寇准是好朋友。当寇准要做宰相时，张咏却对同僚说“寇准奇才，可惜学术不足”。并直言劝说寇准“《霍光传》不可不读”，劝寇准不要做霍光那样不学无术的人，寇准顿然大悟，勤奋学习，后成为一代名相。真是“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只有真正的好朋友才能这样直言相告。
相反的例证也有，武则天时禁止天下屠杀牛羊捕捉鱼虾，张德因其妻生子，私下杀羊宴请同僚，也请了杜肃。杜肃赴宴后表面上很亲热，散席后却偷偷带回一个肉饼，暗中向武则天告密。武则天问明情况后，宽恕了张德，并对他说：天下禁杀，红白喜事不在其中，不过，你今后交朋友，应该有所选择。说罢，将杜肃的告密奏章公之于众，杜肃臊得无地自容，满朝文武都欲“唾其面”。
能够结交真诚的朋友是人生的一大幸事。郭沫若说：“一万个口惠而实不至的泛交，抵不过一个同生死共患难的知心”。青少年在刚刚踏上人生旅程的过程中，学会择友，学会交友，是人生的必修课。切记：只有真正的朋友，才能超越贫富、身份的差别，才能超越民族、语言的隔阂，才能超越时间、空间的限制，相互勉励，共同进步，信赖终身。
人与人之间的尊严是需要由双方来共同维护的。
公共地域是真正的人生考试场，因为那儿没有老师的眼光和尺度，也就无须遵循外在的权威而刻意地表现；因为那儿只有自己的意念和行为，也就只有依靠内在的觉悟而自由地追求。
私人空间和公共地域——学会共处艺术之四
就像进自己的家门不必敲门，进别人的家则必须敲门，必须征得人家同意方能进入一样，私人空间是不能随意闯入的。这是因为每个个体不仅是独立的，即有独立的生存权利、独立的生活方式、独立的个性意志；每个个体都还有部分属于不愿显露、不愿告人的隐秘，以致每个个体都会很本能地护卫着这个自我空间。
那么，在日常的人际交往中，是不是能注意尊重他人的私人空间，这确实是现代文明人的重要素质之一，是与人共处的重要原则。
《萌芽》杂志曾组织过一次京沪大学生的对话，有一事例引起了讨论：某沪籍大学生和某京籍大学生是同系的朋友，有一天，沪籍大学生买了本热销书，放在书桌上转眼就不见了。过了两天，那位京籍大学生笑嘻嘻地把书还来了。沪籍大学生很不愉快，说即使是朋友也要分清你的和我的。北京籍大学生反唇相讥：既然是朋友，你的就是我的，我的就是你的。弄得不欢而散。讨论的结果是：这位沪籍大学生的意识是现代的，但事情已经发生了，也应表现得大气一些。固然，这是两种个性、两种风格的交往引出的故事，尽管不关涉到做人的品质，却也告知朋友之间也是应该有界限的。这正如贝多芬所说：即使是最神圣的友谊里也可能潜藏着秘密，但是你不可以因为你不能猜测出朋友的秘密而误解了他。
朋友之间应该如此，一般的同学同事之间的交往，因为彼此在时空距离上很接近，更应该在意识上亮起一盏红灯，告诫自己、约束自己，以免自己无意识地跨入了他人空间，从而在文明举止和人生格调上提升自己。殊不知那些委琐者、势利者、闲散者专事打听别人的“趣闻逸事”，以及种种关系的来龙去脉，然后议论之、搬弄之、传播之（有的甚至还会窥视、乱翻别人的东西），不仅破坏人际关系，更会混淆是非，归根结底是要被公众唾弃的。对现代社会的青少年来说，人与人之间在本质上是平等的，人与人之间的尊严是需要双方来共同维护的，毋宁说有意识地打探他人、骚扰他人（一种缺乏自信的表现），就是无意识地闯入私人空间，都是难以原谅的非文明行为。北京独生子女社会适应能力研究课题组曾选拔5名区级三好学生、20名校级三好学生、30 名校级优秀少先队员参加情景测试。镜头之一：一把扫帚、三块砖头随意地扔在礼堂门口，这55名优秀生经过时竟然视若无睹地从它们上面跨过或绕过，没有人理会这有碍环境整洁，并给人带来不便的“份外事”。镜头之二：当5名区级三好学生演讲时，按要求把题目写在黑板上， 可是这5位演讲者讲完后都没有意识到应擦黑板，每次都是老师帮着擦的。 再看《校工眼里的大学生》的报道：“有些大学生将隔夜的茶水，用完的洗脚水，黑灯瞎火中往门口一泼了事。”“下水道堵塞了，学生会埋怨，可泔水桶这么近，他们怎么就不能走两步路把这些东西倒到桶里去呢？”“校园里的公用电话亭人满为患，有人一打就是二三十分钟，如果是救命电话倒也罢了，多是些风花雪月、鸡毛蒜皮的事，看着身后一长溜焦急的面孔，他们照样处之泰然。”
应该承认，在当今中国的教育评价体系中，这批受试的小学生和这些大学生无疑都是属于优秀者，那么他们怎么会在学习生活以外的公共地域，表现得如此自私，如此狭隘呢？看来公共地域是真正的人生考试场。1998年法国世界杯足球赛期间读到一则消息令人感动，那就是成千上万的日本球迷离开看台的时候，看台上竟没有留下一张纸屑。为此，法国电视台向全世界直播了日本球迷自觉清理看台的全过程。其实，当一个人处于公共地域的时候，他就是在与公众共处，在与公众交往。所以，对公共地域的一系列秩序的认同、一系列规则的遵守，就是对公众的礼貌，对公众的尊崇。反之，那些在公共地域的不文明行径，表面上不是针对人的，实际上确是忽视公众，甚至侵害公众的。
上海的两位大学生游览黄山时随手从天都峰上扔下两个矿泉水瓶，其中一个挂在悬崖的树枝上。只见放绳工系好安全带，默默地坠绳而下。当放绳工悬在半空中颤巍巍地捡起矿泉水瓶时，两个大学生惊呆了。他们说这一幕胜过10万张罚款单，他们不仅向黄山管理局写了致歉信，还利用暑假组织了志愿者投身到黄山的文明创建活动中。由此可见，在公共地域中的表现是一个人学会共处的重要功课——它需要从细微的小事做起，并从中不断地求得修炼。
都说父母与子女间有一道难以逾越的代沟，我们不知道承受着生活重压的刘玮和她的父母是否也有同感？有的孩子说如今“做子女实在太难、太累、太苦”，看看刘玮，你还敢这么说吗？
化代沟为代桥——学会共处艺术之五
在上海市妇联评出的百名“孝星”中，惟一获得“孝星典范”的是19岁的女大学生刘玮。面对记者，她微笑着说了这样一句话：“大学毕业，很多孩子都会得到父母的祝贺和礼物。等我两年后毕业时，父母也将送我一份特别的‘礼物’，那就是恰好上升到10万元左右的债务，这份‘礼物’将成为我事业开始的动力……”
坎坷的人生历程，使刘玮更加坚强、自信而又充满爱心，她微笑着面对贫穷、艰辛、磨难、沉重。
母亲从怀她起就患上了严重的肾病，早早地失去了工作能力，靠血液透析维持着生命；当小学教师的父亲戴着2300度的近视眼镜，是个低视力的残疾人，像青蛙一样看不见静止的东西；爷爷瘫痪，奶奶的眼睛瞎了。在这样的家庭中生长，刘玮从未像别的都市独生女那样受惯了宠爱，相反，从懂事起，她就成了家里的主要“劳动力”和父母心中的支柱。
小小年纪的刘玮曾经两次把母亲从死神手里夺回来，医生们说，刘玮创造了医学“奇迹”。妈妈饱受病痛折磨，家中负债累累，由于病情严重，医生也告诉家属“可以准备后事”了，母亲痛不欲生，几次想自杀，一死了之。女儿冷静地劝慰她，说自己有个患病的妈妈总比没有妈妈好，激励妈妈和自己一起坚强地活下去。妈妈说，是女儿的孝心救了她。
第一天上小学，父亲把她送到校门口就返回医院照料母亲了，从此，父亲再也没有接送过她。年纪小小的她每天自己步行半小时来上学，这被老师们视为“多年不遇”的稀罕事。可是，与她以后过着的生活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
为了支付巨额的医药费，刘玮和爸爸几乎像挑战生命极限一样克扣自己。青菜、淡馒头、补丁、每天4小时的睡眠，做不完的家务， 护理时常处于病危中的母亲，照顾爷爷奶奶。
在想尽办法与父亲分忧，起早贪黑操持家务的同时，刘玮从来没有放松学习，从小学到中学，她一直担任班长，成绩在学校里始终名列前茅。在初三临近中考时，母亲又一次病危，她每天放学后，换乘4 次车，历时3个小时，赶到医院去陪伴母亲，为母亲喂饭、擦洗、讲故事， 每夜都要起来四五次照料母亲。凌晨4点，刘玮就得起床，再换乘4次车去上学。这一年，刘玮考上了重点中学，以后又考上了名牌大学。
读着刘玮的故事，在一次次被强烈震撼的同时，也引起我们的深深思考。
现在的孩子要学会与人共处，首先要学会的是与自己的父母共处，如果与自己的父母尚且不能和睦相处，又何谈与别人的友好相处呢？
父母们无怨无悔又无私地为孩子们奉献自己的一切，随着时代的发展，确实，他们在观念上、思维方法上与新一代人产生了差距（当然也有人将此称为代沟）。但是，是否时代的变迁，就应该将传统的道德伦理都弃之于不顾？
“孝星典范”刘玮的故事给了我们许多许多的启示，她对家庭作出的牺牲（其实她并不认为是一种牺牲），她为父母作出的奉献（其实她认为这是她应有的一种回报），已经远远超出了一个为人子女者的职责范围。
这就引申出一个永恒而崭新的话题——现在的子女该如何行孝？
确实，传统的孝道有扬弃的必要，无论是其外延还是内涵，都应该更新和发展。传统的“孝”道，如“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如“父母在，不远游”，如为了父母牺牲个人的奋斗等一类的“愚孝”，恐怕已不能适应今天时代的需要。而刘玮正是以其实际的行动展示了现代“孝”道。刘玮在照顾父母的同时，从来没有放弃自己接受高等教育、服务社会的远大理想，她懂得，只有让父母看到，他们的孩子能在服务社会、服务家庭的同时实现自身价值，这才是真正的孝，才能使父母真正地获得欣慰。
经常挨打的孩子长大后，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要么唯唯诺诺、奴相十足，要么专横跋扈、霸道无理，最终使自己在与人相处中受挫连连。而相反，那些有幸生活在民主和谐的亲子关系中的孩子，与人相处十分顺利。
好孩子不是打出来的——学会共处艺术之六
《中国青年报》记者曾于1998年六一前，就“孩子挨打”问题上街作了一次随机性的问卷调查。被调查的100名家长中除1名外，都有过打孩子的经历，被调查的100名孩子中，没挨过打的只占12%。看来， “打孩子”仍是目前我国大部分家庭所认同的教育手段之一。
“打”是在孩子有缺点、犯错误时采取的极端措施。家长们认为，由此可起到威慑、惩罚、警示的作用，目的在于教育。然而这种手段的运用，孩子的反应怎样，效果又如何呢？从调查来看，结果是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由哭泣喊叫的反抗方式过渡到无所谓和沉默的反抗方式，所以教育的效果是“有时管用，有时不管用”，以及“越来越不管用”了。那么为什么会采取这样的教育手段呢？大部分家长（63%）的回答是“孩子不打不成器”。
那么，从与人共处的角度，从以打孩子为教育手段的家教方式和以讲道理为主的家教方式的比较，来看看由“打或不打孩子”所导致的“成或不成器”以外的效应。
首先，从孩子的心理效应来看。据说许多挨过打的孩子在被打时，有过“难道我不是爸妈亲生”的疑问，这是一种伤心；据说许多挨过打的孩子在被打时，会咬牙切齿地在心底里说：“你打吧，不想做你的孩子。”这是一种愤怒。其实，伤心也好，愤怒也罢，都是瞬时的，亲情毕竟是亲情，事过境迁，也就忘了。然而经常挨打的孩子则不然，一次次伤心和愤怒的体验，终究不利于健康情感的发展，特别是它将影响到人际关系中正常的情感互动。这是因为曾经有过的那一次次消极的情绪体验，使他在与他人的情感交流时变得脆弱。经常挨打的孩子在与人相处时，往往表现得敏感、多虑，以致对自己缺乏安全感，对别人则缺乏信任。有的甚至因不善于交往，自尊心过强，对人冷淡而暗中好斗，有一点小事便会产生强烈的情绪反应。难怪该调查在要求回答“打，对孩子的心理和未来成长有没有影响”的问题时，除了10%的13岁以下的孩子外，大部分年长的孩子持肯定态度。
其次，从孩子的行为效应来看，教育心理工作者的调查发现，在孩子的交往中，那种属于攻击性、侵犯性较强，即动辄诉诸武力的孩子，往往来自那些经常采取武力教育的家庭。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家长在打孩子时，实际上是在宣泄自己的情绪，即一旦家长自己的心情不好，加上孩子不如父母之意，则狠揍孩子一顿。而挨了打的孩子来到同辈群体中间，一旦稍有不如意，便会产生移情效应，将挨打的压抑宣泄于同伴。二是打孩子实际上是向孩子传达了这样一个信息，即当别人没有满足你的需要或产生利益冲突时，武力是重要的解决办法，武力能使人屈服。因此，这种孩子长大后，在处理人际关系问题上，很可能出现两种情况，要么唯唯诺诺、奴相十足，要么专横跋扈、霸道无理，最终使自己在与人相处中受挫连连。而相反，那些有幸生活在民主和谐的亲子关系中的孩子，对人热情友好，交往中善于表达自己，理解他人，有良好的人缘，与人相处十分顺利。
著名经济学家于光远在对年仅2岁的外孙女小非非的教育问题上，就已提倡民主。他在要求小非非做什么事时，总问她这样好不好、应该不应该，事事与她商量，从不强迫她。因此这孩子就显得有主意，同时养成一个习惯，要做什么事经常会主动问大人这样做可以不可以，征求大人的意见。于光远说：“我们经常对她的教育是‘要讲道理’，她基本上也能做到这一点。我们从不打骂孩子，连威胁孩子的话也不说。对小孩子不那么好的行为，我们以表示不满意、不高兴为止。”可见，于光远教授是深深懂得以身示教的道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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