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持续发展的激励机制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激励机制论文,可持续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浙江省正处于环境最易于恶化的经济发展阶段
1.经济发展阶段和环境的一般关系
在经济发展的较低阶段，经济活动规模小，产业结构主要以农业为主体，生产活动排放的废弃物不仅数量较为有限，而且大多可生物降解，因此，在这一阶段，环境污染不仅在数量上，还是程度上都是有限的。
当一个国家进入工业化阶段后，一方面经济活动规模迅速扩张；另一方面，在产业结构中，高污染的制造业比重不断上升，这样，环境也就开始恶化。特别是当一个国家从以轻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向以重化工业为主体的工业结构转化时，污染物的排放量更是急剧增加。同时在这一发展阶段，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因而人们主要追求物质产品的丰富，而对环境状况大都采取漠不关心或无可奈何的态度。
随着经济发展，当人均收入水平提高到更高阶段后，整个社会的环境质量又会逐步改善。这是因为：①产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方面在三大产业中，高污染的第二产业比重下降，而低污染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比重上升，农业也由石油农业向生态农业转化；另一方面，在第二产业内部，重化工业的比重下降，比较清洁的高、新技术产业（机械、电子等）比重上升。这样，整个经济的污染物的排放总量减少。②随着经济发展，技术水平提高，生产设备利用效果提高，这样也使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所排放的污染减少。③随着人均收入的提高，环境质量成为人们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人们普遍重视环保问题。整个社会用于环保的资源投入增加，环境治理能力不断增强，从而引起环境质量不断改善。
2.浙江省正处于环境最易于恶化的经济发展阶段
浙江省20世纪8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的迅速加剧首先和浙江省所处的发展阶段有关。对此，我们从经济规模和产业结构二个方面加以分析：
(1)经济规模迅猛扩张，导致污染物排放量急剧增加。20世纪80年代以来，正是浙江省农村工业化开始起步并迅速推进的时期，城乡工业发展迅速，经济规模持续扩大。按可比价格计算，1999年GDP比1978年的增加了13.73倍，工业总产值增加了57.11倍①。在短短20来年的时间内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增长，必然引起污染物排放的急剧增加。如昔日有“东方威尼斯”之称的绍兴，1978年前后市区每年有近3万吨左右的工业废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到1985年增加到3500万吨的年排放量，1990年又增加到72000万吨②。
(2)浙江省80年代以来的产业结构、企业组织结构和技术层次决定了污染必然随着经济增长而同步恶化。
浙江省经济增长主要是靠小企业带动，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省小企业在全部工业中的产值比重，基本稳定在75-83%之间。目前，浙江省69万多家工业企业中，小企业数量占99.8%，产值占80%左右；从1980年到1999年，小企业对浙江省工业增长的贡献率在70%以上③。据有关方面估计，农村工业仅仅由于分散和封闭，资源利用率就降低了40%。资源的浪费也就意味着环境压力的增大。
(3)经济增长的环境代价简析
80年代以来，以乡镇企业为主的小企业的发展已给浙江省的环境造成严重污染，如嘉兴的整个河网地带水质污染严重，据测算，该区域河流径流量与排放河网的污水排放量的径污比为6:1（河流具有自净能力的径污比最低限为20:1），基本丧失自净能力，水质基本劣于五类水质，并在逐步加重，造成“水乡无水喝”的状况。温瑞平原河网水体也是基本劣于五类④。
据浙江省环科院推算，浙江省1996年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两项经济损失之和为234.9亿元。而浙江省1996年GDP比1995年增长621.27亿元，增长率为17.6%，如果扣除上述两项损失，则经济增长只有386.37亿元，增长率降为10.9%，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实际经济增长率下降了6.7个百分点⑤。
二、环境问题上的“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
由于环境保护是一种非竞争性、非排它性的公共产品，环保的支出并不会通过市场交易给企业带来相应的收益；同时，环境资源的产权界定成本很高，因而排放污染对企业来说是一种外部成本，如果没有市场外力量的干预它无须为此付费。这样，就决定了企业不会有环境保护的内在冲动。
市场机制不能自发解决环境问题，在环境问题上存在“市场失灵”。由于环境问题对人类造成的危害，不是马上就显现出来的，它有一个潜伏期，具有潜在性，因此我们不能等待人均收入进入较高阶段、居民的环保意识高度增强后再来重视它，而必须从当前开始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即在重视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尽可能减少增长的环境代价。而要做到这一点，只能寄希望于政府的积极干预。那么，政府能担负起这一重任吗？从现实看，政府的环保职能还不尽如人意。为什么会出现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如何解决这一问题？这就需要结合我国的体制特征和发展状况，对我国的政府本身进行深入分析。
三、可持续发展激励机制的构建
为什么会发生“政府失灵”？其原因是在我国当前的政治经济体制下，地方政府有一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忽视环境的倾向。地方政府与当地企业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利益共同体”。地方政府加大对企业排污的治理力度必然增加企业的生产成本，影响企业的生产积极性，从而影响地方政府利益的实现。这样，要解决环境问题上的“政府失灵”，就需要对地方政府片面追求经济增长的倾向建立起一种约束机制，我们认为这种约束机制应由二个方面构成：
1.完善我国环境管理制度，强化上级政府对下级政府的行政约束。
政府可以分为二个不同层次：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我们认为，中央政府较有可能从全局、长远发展的角度来认识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的关系，并做到两者兼顾。这是因为：①区域的环境污染有外部性，一项从某一区域来说收益较大的经济活动，如果从更大范围看也许是得不偿失的。②从世界范围看，一国的环境恶化会影响到它国，在环境问题上中央政府有来自国际社会的压力。为了维护我国的国际形象，从而给我国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中央政府比地方政府能更主动地承担起环境保护的职责。由于中央政府是最上层政府，具有很大的权威性，加上对地方政府有人事、行政等权力，容易发挥对地方政府的约束监督作用。
此外，考核指标也需要调整。考核指标应主要以国家制订的环境质量标准为依据。除此之外，环保投资占当地GNP的比例也应是重要的考核指标。
2.提高居民环境意识，增强对地方政府的外部约束。
我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国力还不强，国家一时拿不出大量资金用于环保的情况下，通过宣传、教育等方式提高居民环境意识，让居民自觉地参与到环保中来是花费较少、较为可行的一种手段之一。居民环保意识提高了，参与意识增强了，不仅能使居民自觉地从自身做起保护环境，而且还能形成一股力量，协同中央政府，监督、约束地方政府和企业。因此要在广播、电视、报纸等各种媒体上宣传环境保护，普及国家有关环境保护的方针、政策、法规，让居民了解、懂得环保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