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战略的贫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日本论文,贫困论文,战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战略角度，探讨世界第二经济大国为何难以成为相应的政治大国的诸多内在因素。
在日本，20世纪90年代被很多人认为是“失去的十年”，而在对“失去的十年”进行反思的时候，不少日本的政治家、学者则开始大谈特谈“战略”，痛感日本“没有战略”和形成独立自主的国家战略的重要性。
比如，自民党最高顾问中曾根康弘于2000年推出了《20世纪日本的国家战略》一书，他在书中表示“日本在中长期的基本国策以及实现基本国策的综合战略方面存在着体系性的欠缺”，并围绕日本的政治、经济、外交、安全乃至教育等领域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战略主张。
在日本，中曾根是最早以明确语言提出日本要做“政治大国”的政治家。确实，日本在国际政治中的地位同它作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的实力很不相称。但是，强大的经济实力并不自然导致一国政治地位的提高，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的政治地位还取决于其是否具有宏大的、有气量的政治战略，而日本所缺乏的恰恰是这一方面。
如何处理对美关系是日本确立“政治大国”战略的关键问题
冷战后日本进一步加强了同美国的同盟关系，美国则对日本这个“盟友”要求越来越多，越来越严厉，以致一些日本学者认为，当今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甚至超过了“20世纪50年代后半期的鸠山一郎、岸信介时代”，特别是在金融领域似乎形成了一种“上下关系”、“命令关系”。
很难想像一个如此从属于、听命于另一大国的国家能称得上“政治大国”。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积极推动日本对美“从属化”、表明日本誓作美国“不沉的航空母舰”的日本政治家与最早明言声称日本应作“政治大国”的政治家竟是同一个人物。
不同国家的结盟关系当然是一种“需要对付什么”的关系。如果没有需要共同对付的对象，相隔一个大洋的日美两国何以结盟？近年来日本的防卫白皮书中一再强调“中国的导弹指向亚洲和日本”，某些有影响的学者甚至声称“对于日本来说，中国是比朝鲜（指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更棘手的敌人”。显然，制造“中国威胁论”被当做了加强日美同盟的一种政治需要。最近，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塞缪尔·亨廷顿对日美结盟的意义也有明言：因为“在政治及经济上中国大陆的力量均将强大，因此美日在对华政策上将拥有共同的利害，亦即美日将会合作来牵制中国。”即使“美日合作牵制中国”不是日美同盟的全部意义，至少也是十分重要的意义和理由之一。
最后，美国坚持要发展“国家导弹防御系统”(NMD)，并且同日本及亚洲其他国家或地区联合发展“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其目的无非是两个，一是通过削弱他国的防卫手段以谋求自身的绝对军事优势和“绝对安全”，二是通过挑动一场新的军备竞赛，来分散被其认为是竞争对手的国家集中力量和平发展经济的努力，甚至妄图诱使这些国家重蹈苏联被沉重军备包袱拖垮经济的覆辙。然而，NMD、TMD决不可能成为万能的安全法宝。对于日本来说，与其相信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的TMD神话，不如认真地对待地区安全合作，而在这种合作中，中日安全合作显然是不可或缺的。
而那种“走极端”的战略则对日本安全保障很不利。第一个极端就是过于依赖和相信美国，搞什么“2对1”或“2对2”；第二个极端就是所谓“自主防卫论”，以日本这样一个岛国而能完全做到“自己保卫自己”，那也是一个神话。日本安全保障所需要的恰恰是“照顾一下平衡”，这就是提高美国——日本——“周边”这个“三角关系”的平衡度。由于中国是日本“周边”的最大国家，因此，“照顾一下平衡”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增加中美日三边关系的平衡，这也是不少美国战略专家的主张。
日本在战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对美依赖招致了经济混乱。
正如有的日本学者所指出，“日本在战略上和安全保障上对美国的依赖招致了经济的混乱。”虽说日本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在其国内，在于日本政府延误改革以及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的失策，但也不能否认在某些重大失策中确实存在着“美国因素”。
其中，有两条关键性的失误同“美国因素”密切相关。其一是1987年开始的长达两年零三个月的超金融缓和政策，实际上同政府过于服从美国所要求的“国际协调”有关。1985年日元大幅升值，本来是美国要求西方主要国家调整汇率的产物，然而到了1987年美元贬值过度，致使美国担心国外资金大量逃离美国，于是又要求西方协力稳定汇率，将本国的利率调到比美国利率低若干百分点的水平，以“利率差”等手段阻止资金逃离。当时的西方国家中，只有日本“忠实地”履行了这一“国际义务”，至于其他国家，例如西德则考虑到本国利益，仅对利率作了微调，随后很快又将利率上调。而日本则由于利率过低而且为时过长，导致了经济泡沫的急剧膨胀。可以说，使日本在整个90年代为之付出极其沉重代价的泡沫经济的发生，在一定程度上是日本为美国利益做出的牺牲。
其二，90年代日本政府一而再、再而三地利用财政手段、通过增加公共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也同“美国因素”有关。1990年在“日美结构协商”中，日本政府应美国的要求制定了大规模、超长期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承诺在十年当中进行总额达430万亿日元的公共投资，在1994年这个指标又进一步增加到630万亿日元。现在，日本的财政赤字与国内生产总值(GDP)之比接近10%，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债务余额与GDP之比接近130%，日本财政已经恶化到了极度危机的境地。这也同日本“忠实地”履行作为1990年“日美结构协商”产物的《公共投资基本计划》有着指导思想上的联系。
以上失策表明，日本政府在如何摆正本国国家利益与美国利益的关系方面，存在着战略上的缺陷，以致有的学者指出，“泡沫经济的产生与崩溃，是80年代以后日美经济不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的集大成”，批评日本大藏省是“将稳定美国债权行情视为己任的大藏省”，致使人们对政府的某些政策究竟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美国的政策”感到迷惑。
在信息化方面的滞后说明日本依然是一个追随者
日本是工业化时代的成功者。在80年代，日本利用其雄厚的工业技术基础，积极发展信息技术，在硬件技术的某些重要领域达到了世界的领先水平，这意味着日本拥有迎接新的信息化时代的坚实技术基础。但是，由于缺乏创新与开拓精神，90年代日本却在从美国兴起、以互联网应用为标志的IT（信息技术）革命中落后了。
日本至今仍是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尽管其“国际竞争力”在世界上的排名从过去的“名列前茅”掉到了1999年的第14位、2000年的第21位，但其科技实力的排名仍继续保持在世界第二位。然而，1999年日本在个人电脑和互联网的普及率方面，却排在了世界第20位和第22位，这明显地反映了日本在信息化方面滞后的现状。这种“第二位与第20位之差”表明日本在运用工业化的成功基础向信息化过渡方面，在运用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来适应当今时代的革命性变化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战略上的缺陷。
日本在信息化方面被美国甩在后面的根本原因主要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改革”和“制度创新”方面的落后，即日本缺乏一种动力、活力与战略来改革其曾经适应了工业化时代的一整套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套能适应信息化时代的新制度。
或许，日本在今后五年或十年可能会实现在信息化方面追赶美国的目标，但这其中仍然有一个滞后的“时间差”，就像它在工业化时代一样，似乎永远只能做追赶者和追随者，踏着先行国的脚印跟进，而不能开时代之先。而其对通信部门的垄断问题总不能痛下决心，以及在公共投资上总也消除不了“土建国家”的色彩（绝大部分公共投资被用在了效益差的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则反映了日本在摆正国家利益与部门利益的关系上存在着战略上的缺陷，以致人们对政府的某些政策究竟是“为了日本的政策”还是“为了（某个）部门的政策”感到迷惑。
今后的经济大国将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结合的经济大国，今后的发达国家将是工业发达与信息发达结合的发达国家。以经济大国和发达国家为资本向“政治大国”目标迈进的日本，不能不以信息化的成功和发达为条件，因此，日本的IT战略的成功与否，也关系到日本走向“政治大国”的前程。
长期而言，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同中国加强合作
同是上述亨廷顿教授预言：“从中长期而言，日本将会摆脱对美国的依赖而追求某种自主性，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就当今席卷世界的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以及政治多极化的大趋势而言，亨廷顿教授的预言应该说是很有分量的，但需做些修改，将“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追随中国”这句话修改为：“长期而言，最后日本可能还是不得不同中国进一步加强全面合作。”
亨廷顿的预言其实并不深奥。长期以来，在亚洲“一枝独秀”的工业发达国家日本，对自己身旁崛起另一个强大国家在一个时期内感到不习惯不适应或许可以理解，但这并不表明日本不需要同中国开展合作。在经济方面，包括中日在内的东亚地区目前成为地区合作潮流中的“空白”或“孤岛”的现状不会永远保持下去，迟早是要跟上世界潮流的。世界各地已有100多个地区经济合作体，我们可以看到，国际经济合作带来的好处并非是均匀的，其中地理位置接近的国家通过合作获得的好处可能更大，这也是现代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在安全方面，日本的安全显然不可能仅仅通过依靠美国保护来实现。相对于日美安全同盟而言，建立一个和谐、互信的周边国际关系的重要性将会日益上升。在政治方面，日本政治地位的提高也离不开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各国对日本的信任和支持。
然而，日本在对华政策上，一方面出于对美国的依赖，惟恐发展对华关系会影响日美关系，因而不敢越雷池一步；另一方面又自恃有美国这个“盟友”的保护和撑腰，在对亚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上掉以轻心，从而不愿意向前多走一步。正如亨廷顿所说：“日本在多极化的世界中，是‘孤独的国家’，虽然拥有其固有的文明，但是与周围国家的关系称不上良好。一般而言，国际关系应该是与在地理上与自己接近的周边国家加强交流为最优先。但是日本的立足点与其说是在亚洲，其实是比较重视同欧美的关系。日本想发挥在国际上的谈判力量，应该将立足点放在亚洲，但是日本在亚洲相当孤立。这一点今后也将对日本相当不利。”
日本对亚洲和中国在战略上掉以轻心的一个重要体现就是所谓“历史问题”。其实，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实际上也是“现实问题”，是现实的战略问题，同时也是因情绪化因素妨碍认真思考国家利益的表现。从日本国内社会讲，历史问题的核心在于教育，在于能否以正确的史实教育年轻一代，注意在国民中培养一种尊重历史的道德感。尊重历史，尊重事实，就是尊重自己，是民族自尊自信的表现，而不是什么“民族自虐”。从日本国内政治讲，历史问题的关键在于国策，正如前首相村山富市所说，过去日本推行了“错误的国策”，那么，很难想像在未能对“错误的国策”进行彻底清算的情况下，能够产生出指导当前与面向未来的“正确的国策”。从日本对外关系讲，历史问题的实质在于和解，就是日本是否诚心诚意地准备同受过其侵略和殖民统治的国家达成真正的和解，以便为加强同亚洲各国的真诚合作奠定政治基础。遗憾的是，最近日本政府竟以“对历史教科书的审定工作不进行政治干预”为由，对有严重问题的教科书予以放行；日本的阁僚再次发表了美化侵略历史的言论。当今日本在不少问题上所做的一些事情，恰恰是失信于亚洲各国。
战略贫困的总体表现
现在，日本的一些战略专家一说起日本的国家战略，首先就是军事安全保障，就是构筑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就是购置空中加油机，就是主张建造航空母舰等等。然而，对于日本根本的、长远的国家利益来说，最缺乏、最要紧的东西并不是这些。
从外部看，人们不能不感到日本国家战略的贫困与模糊，其主要表现是：
▲日本未能显示其国家发展的明确目标；面对迅速变化的时代，未能表现出必要的适应能力；面对堆积如山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难题，总也给不出正确有效的答案，总也解决不好短期问题与长期问题的矛盾，经济政策多为应付眼前的权宜之计，得过且过，延误改革。
▲二战结束以来的日本经济体制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变化，又得不到改革，因而日本尽管拥有出色的部件（如人才资源、技术资源、金融资源等），却未能将其整合为一个有效的系统。
▲在经济方面，至少是在金融方面，可以说缺乏战略的日本掉进了美国的战略圈套，日本虽然拥有大量以美元计价的美国国债等金融资产，却不得不对美国的要求言听即从，苦苦支撑着美元，使战后一代人创造的财富被部分地装进了由美国人掌管钥匙的钱箱之中。
▲日本不能正确地吸取历史教训以指导未来。日本似乎很难摆脱怀旧与情绪化因素对决策的影响。为掠夺外国的“有形资源”曾在历史上陷入“错误的国策”中的日本，至今未表现出其有能力和意愿来开发诸如同亚洲各国的经济互补性这样的“潜在资源”；在近代史上习惯于在亚洲“一枝独秀”和“独赢”的日本，至今未能表现出能同亚洲其他国家平等相处、携手共进、达到“双赢”的精神境界。
▲日本缺乏以开放的精神把本国问题放到世界中、特别是放到亚洲之中来考虑并加以解决的气魄和勇气。在人口结构高龄化的前提下，依据劳动投入这个最主要的生产要素以及资本投入、技术进步的变化来预测，今后日本经济的增长前景将十分黯淡。而日本政府在移民问题上又总是犹豫不决，不能展示一种从亚洲近邻国家更多接受移民、建立一个与不同文化相协调相竞争的“开放的日本”的宏大战略，致使整个日本陷入因高龄化社会到来而忧心忡忡的消沉气氛之中。
▲日本也尚未对正在出现的、以美欧亚三极鼎立为特征的世界经济格局做好准备。日本如能真正返回和融入亚洲（这并不意味着“脱离欧美”），目前如同陷入“死棋”一般的日本经济完全可能在亚洲经济这个“大棋盘”之中搞活，从而展现光明的发展前景。然而以当前日本国内政治的保守性和封闭性来看，要确立“返回亚洲”的战略尚需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日本当今的政治体制中很难产生出心胸宽阔、有战略眼光和决断能力的大政治家，日本政界尚处在不断的分化重组过程中，一个能拥有长远的、深刻战略思考能力和水平的领导集团远未形成。
▲国内改革的动力不足，既得利益集团对改革的阻挡作用太大，而足以对旧体制实施“创造性破坏”的政治力量尚未形成，在很多场合放慢改革更符合执政党谋求政治稳定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