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体制转折成本看特区的进一步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进一步发展论文,特区论文,体制论文,成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从体制转变入手，以独特的体制转折成本有关理论为基础，着重对比分析了特区和内地的体制转折成本的差异，提出了特区进一步发展的几点建议。
一、体制转折成本分析
经济体制既是经济制度的具体实现形式，同时又是稀缺资源的具体配置方式。一般来说，它有两种形式：一是计划经济体制；另一种是市场经济体制。计划经济体制和市场经济体制两者可以相互转变。当一种体制运转不灵，缺乏效率时，就会在既定经济制度框架下或者在改变经济制度的同时，转向另一种新的高效运转的经济体制。当一种体制向另一种体制转变时，会花费一定的成本。这种成本就是体制转折成本。
影响体制转折成本的因素主要由以下方面构成：
1、经济体制转变前的状况。 包括经济体制转变前的企业制度状况、所有制结构状况、社会保障状况、市场体系状况、宏观调控状况、人的素质以及行政管理体制状况等等。经济体制转变前的状况是影响体制转折成本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体制进一步转折的基础。如果经济体制转折前的状况好，体制转折成本就会低些。如企业制度向现代企业制度转变的过渡中，产权界定清晰，交易成本就会低一些。相反，经济体制转变前的状况差，体制转折成本就会高，如有些地区市场体系没有建立，要转向市场经济体制，就要花很大的成本去建市场，成本相对要高些。
2、经济体制转变中的困难度。 经济体制在转变过程中会遇到很多困难。包括人们改革的心理预期、权力重心转移造成的权力失衡、改革不彻底带来的转制困难等等。一旦从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到一定程度时，这些问题就暴露出来了，并形成向新体制进一步转折的阻力，从而增加体制转折成本。
3、经济体制转变的方式。由于体制转折方式不同， 体制转折成本也不一样。近几年来，社会主义国家都实行了体制转变，但每个国家的转折成本是不同的。苏联、东欧等国家成本明显高于现在仍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前苏联进行体制改革的时间几乎与中国同步，前苏联采取的是急进的改革方式，在变革制度的同时，一开始就改国有企业这一块，这样，一旦国有企业改革失败，整个国民经济就因为缺乏支撑点而全部垮下来。而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先发展商品经济，等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实行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这时，由于有了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等作为经济支撑点，改革国有经济的阻力少得多，成本也低得多。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经济持续发展的事实与前苏联的解体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二、体制转折成本低是深圳特区最根本的优势
1、“从无到有， 移民城市”的特点使特区在转变过程中不需“破旧”只需“立新”。特区是从一个小渔村、边陲小镇发展起来的，建特区前是一张“白纸”。已故毛泽东主席早就说过：一张白纸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其原因就在于它不需要“破旧”，相对来说减少了一大笔机会成本。
2、深圳特区从一开始就实行了以市场为取向的改革， 基本建立了突破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深圳和珠海特区建立伊始就是按市场经济体制办事。在建立特区的过程中，特区经常受到传统计划经济的侵蚀和困挠，如姓“社”姓“资”问题，“特区不特论”等等，然而特区始终在突破，几乎是突破一次，前进一步。一是一开始建立就突破了劳动力不是商品这个传统认识，建立了劳动力市场和劳动力自由流动的机制。这一方面优化了劳动力素质，如人员结构上年轻人为主体，企业退休人员的包袱不大。另一方面，从市外引进了大批高科技人才，节省了大量的培养经费。二是一开始建立就突破了公有制是社会主义唯一形式的框架，建立了以“三来一补”为主的经济结构，国有企业的包袱相对较轻。三是率先突破了传统国有国营的体制，建立了将终极所有权和法人产权相分离的制度。如建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投资管理公司—企业法人三级结构，减少了产权改革的交易成本。四是一开始就突破传统计划经济封闭的发展战略模式，建立了以外向型经济为主的特区发展战略，“三点一线”战略的实施是其主要形式。五是首先突破传统的企业办社会的观念，率先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为企业实施破产打下了基础等等。这就决定了特区在由传统计划经济体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体制转折前的状况好于内地，体制转折的困难度远远低于内地城市，导致体制转折成本也远远低于内地。
3、内地的现状决定其转向市场经济体制的成本要大于深圳特区。 内地城市由于受传统计划经济影响较深，经济体制转变前的状况相对于特区要差一些。主要表现为：一是劳动力过剩的障碍。我国的劳动力大量过剩，原体制下是以“潜在失业”来解决的，一旦转向市场经济，这些潜在的失业就会从暗的转向明的。二是企业机制转变的障碍。我国企业大部分是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国有国营体制，在转向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仍然被“三座大山”所压迫，即退休人员、企业办社会、企业债务链等。只要有资金注入，后一座大山还能够搬掉，但是前两座大山，在短期内是很难搬动的。三是政府转变职能困难。主要是权力要进行重组，机构要精简，阻力很大。
特区在第一次创业中，由于全国还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体制转折成本低的优势只能通过某些局部表现出来，如突破中央的计划经济体制就表现为政策优势；突破地理局限走出国门靠近国际市场就表现为地理位置优势等等。在新的形势下，全国都开始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由于特区具有了上述条件，特区的转折成本低的优势就表现得更加突出、更加全面了。
三、利用特区优势，加快经济体制的转折
那么，当全国都实行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时候，特区的优势是不是减弱了呢？显然不是，在新形势下，特区优势不是越来越弱，而且越来越强了。但是这种状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如果未来的年代特区不是在体制上面继续保持“先行”，这种优势也可能就会由别的地区所代替。因此，特区要进一步发展，关键就是要充分利用体制转折成本低的优势，尽快建立符合国际惯例的市场经济新体制，即要完成以市场为基础配置资源。当前具体要抓好如下几项工作。
1、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现代企业制度是解决国有企业状况的最好途径。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还是要在公有制实现形式上下功夫。现在特区仍有很大一部分公有制经济处于亏损状况，这不利于特区的进一步发展。因此，特区应更注重发展私营经济、个体经济、外资经济，以此作为特区经济的支撑点，同时，要进一步减少国有经济在特区的比重，让不符合产业结构的国有企业、亏损的国有企业破产，有些国有企业可出卖。这样做，一方面改变了特区企业的效益，另一方面，由于收回的资金可投入特区基础建设，可减轻特区进一步发展过程中的资金压力。其次，要建立竞争机制，加强法人间的相互持股。现在特区的产权经营机构仅三家，这太少了，这样的中介机构应多建立一些，且相互间还要持股。再次，要建立产权约束机制。现在特区企业的“准老板机制”基本上形成了，也就是说，企业的老总相对来说有了很大的权力，对企业这部分财产能行使法人财产权利。这对于特区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一件好事，但是，由于相应的监督机制还没有形成，谁来监督这些“准老板”已经成为一个重要问题。因此，要加快建立产权约束机制，最主要就是加强董事会对这些“准老板”的监督。
2、加快建立特区完善的大市场体系。 首先特区要在“大市场”上下功夫。特区已经把第三产业作为支柱产业，但是第三产业的发展离不开一定的消费人口。目前特区常住人口与暂住人口比例倒挂，使得能在特区形成消费的不多，大部分“打工仔”和“打工妹”以及一些高收入阶层，都是在特区赚钱，回内地消费，形不成象北京、上海、天津、广州那样大的消费市场。这使得特区在近年来香港第三产业向内地转移过程中失去了一次难得的宝贵机遇。因此，特区要在加强人口规模控制和人口结构调整的基础上，适当地扩大常住人口数量。其次，必须进一步调整政府的经济管理方式，不应由政府控制的资源，如人力资源、科技资源等等，应尽快由行政分配改为市场配置。再次，要利用特区特有的立法权，尽快建立特区市场的运行规则，规范市场行为，让特区市场经济变成有秩序的市场经济。
3、加快发展外向型经济。一要发展特区的跨国公司。 特区在过去十多年里进行了大量的跨国经营活动，有了一批自己的集团公司，有了一批特区资本金，总之，有了形成跨国公司的条件。在发展跨国公司的过程中，首先要发挥一批规模大，效益佳的集团公司。其次特区政府要制订一系列鼓励跨国经营的政策。再次，要不怕失败，因为国际市场风险远远大于国内市场，但风险跟机遇是同等的，风险大，机遇也大，失败了，总结经验，继续干，一定能成功。二要坚定走与香港一体化的道路。深圳靠近香港，这是深圳的优势，也是深圳的劣势，利用得好是优势，利用不好是劣势。如果我们马上提出与香港接轨，这不太切合实际，但是我们自己一定要清醒，要始终把深圳定位在与香港一体化的基础上，这样才不至于犯历史性的错误。三要继续改善投资环境，进一步吸引外资。
4、加快行政体制改革的步伐。 深圳在经济体制改革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由于经济基础的变化，使得上层建筑出现一些不适应性，这是必然的，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因此，我们要不失时机地推进行政体制改革。一方面要改变行政管理观念，另一方面要加快推进公务员体制，由原来的靠行政命令式的管理转变为间接的宏观调控式的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