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扬与当代文学，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当代文学论文,周扬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格
1949年后，周扬不再以文人身份，而是以中共文艺政策主要发言人和文化界领导人的身份，正式登上了中国新文学的历史舞台。1949年7月2日，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在北京召开，周扬与郭沫若、茅盾并列为大会主要报告人。在新成立的全国文艺界最高领导机构——全国文联中，被任命为副主席；10月19日，担任文化部常务副部长、党组书记，协助部长茅盾开展工作；1954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主管文艺、科学的工作。从此，周扬这些新的“社会身份”，不仅意味着他文学家生涯的重大转变，也意味着他与中国当代文学关系的重大变化，他个人的命运，将和当代文学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对周扬批评理论的“意识形态性格”，有人曾作过极有见地的概括：“周扬的批评理论更多表现为政治实践的形态，具有更鲜明的党派性。他长期担负文化领导工作，是中共首屈一指的理论权威，他的文学理论批评往往直接承担对党的文艺政策的阐释，他的主要职责之一便是根据特定的革命政治的需要而有侧重地解说、宣传与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毛泽东的文艺思想”，因此，“很难只以其文论其人”。“因为‘其文’多是政策性的产物，‘其人’也往往以党的文艺政策的制订者与解释者的身份出现，他自觉不自觉总是要调整或隐退自己的理论个性，去适应服从政策性与党性，也就是通常所说的‘个人服从组织’。”（注：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17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这种性格，不仅极其自然地渗透到他的思想行为中，更渗透到批评理论的立场、倾向和风格之中。50年代，周扬直接参与或领导了对胡适、胡风、丁玲、冯雪峰等右翼或左翼文人集团的批判和思想的清洗。这些批判，显然都不是正常的文学批评，也缺乏起码的学理逻辑。批判胡适，贯穿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民主和科学精神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政治策略；批判胡风、丁玲和冯雪峰，则出于激进文化对“文化部门”进行“彻底改组”（注：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67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的需要。1954年，在为批判胡适撰写的长文《我们必须战斗》中，他把胡适“红楼梦研究”的方法论概括成：“美国资产阶级主观唯心论——实用主义”，并割裂五四与当代文学的历史联系，回避胡适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作用，做出了其“政治上”和“学术思想上”是“反动”的这种粗糙而武断的结论。（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在批判所谓胡风“反党集团”的斗争中，周扬以毛泽东的《讲话》和俄共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艺方面的政策》为“思想武器”，把胡风的文艺观点判定为“借此解除马克思主义的武装”。（注：周扬：《我们必须战斗》，《文艺报》1954年第23、24号合刊。）对丁玲、冯雪峰的“批判”，是继胡风之后对左翼文艺阵营的另一次残酷“清洗”。在此过程中，周扬按照“上面”的布置多次组织“批判会”，直至动用“组织处理程序”，致使这两位30年代左联时期的老战士、老作家，身心受到了极大伤害。“一些人高呼‘打倒反党分子丁玲’的口号，气氛紧张，声势凶猛。”“丁玲站在讲台前，面对人们的提问、追究、指责和口号，无以答对。她低着头，欲哭无泪，要讲难言，后来索性将头伏在讲桌上，呜咽起来。”（注：李之琏：《不该发生的故事——回忆1955-1957年处理丁玲等问题的经过》，《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3期。）另一部研究著作则这样谈到冯雪峰被“开除出党”时的情形：在经过无数次严厉揭发批判之后，“邵筌麟反复暗示过，只要他按照周扬的口径承认错误，‘为了党的利益’牺牲自我，就可保留党籍，当他按周扬的要求作了一切而终被开除党籍时，就觉得受了骗”，“几次在办公室里哭泣过，诉说过自己被‘说服’的过程。”（注：陈早春、万家骥：《冯雪峰传》第528页，重庆出版社，1993。）出于“为贤者讳”的善意，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出版的《周扬文集》第二卷抽掉了若干在80年代已“不合时宜”的文章，但即使如此，仍然为读者保留了历史的基本风貌。为人们研究周扬1950年到1957年间的思想文化性格，提供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文本。在总共32篇文章中，代表中宣部、文化部和文联的“报告”、“讲话”、“发言”和“祝词”占26篇，信札1封，文艺论文5篇。即便寥寥可数的这5篇论文，也多是根据“形势”、按照党的文艺政策的“口径”撰写的，几乎没有自己的理论个性和对文艺作品的独特见解。从上述文章的修辞风格看，属于文艺性并略带形象性的政治报告，给人一种站在“正确”立场，以居高临下的理论权威姿态对整个文艺界讲话的强烈印象。其一，贯穿着非个人化的权力话语。周扬是以中共文艺政策主要发言人，而非以纯粹文学理论家的身份写文章、做报告的，因此他必须压抑和排斥个人的见解、性情、态度，坚决和无条件地贯彻执政党管理文艺工作的思想意图，并以“规范”、“控制”，必要时还需压制的方式实施落实。又因为，执政党是国家权力的掌握者，因此它的话语最显彰的方式之一就是权力话语，这种话语在与其它话语的关系中，包含着等级制、不平等和强制的特征。例如，《怎样批判旧文学》、《坚决贯彻毛泽东文艺路线》、《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中国文学前进的道路》等。其二，文艺政策既要原则化，又应该具体化、明确化，否则就流于大而无当、空洞抽象，缺乏操作性。而避免空泛化必须借助特定时代的政治修辞，周扬的批评理论可以说是这方面的成功实践。他最喜欢使用，而且出现频率颇高的政治性修辞是：“思想斗争”、“阶级立场”、“革命与反革命”、“反动与进步”、“小资产阶级”、“政治热情”、“列宁指出”、“毛泽东文艺思想”、 “工农兵文艺”、“世界观改造”、“规律”、“教训”、“战斗”，等等。这些本质化的词语以体现最高思想权威的意图为目标，具有服从政治实践并为之服务的自觉功能。《文艺思想问题》中的一段话颇具代表性：
文艺作品要反映群众生活中最根本的东西，最本质的东西。什么是本质？本质就是斗争，阶级斗争与生产斗争，主要的是阶级斗争。
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特殊的政治身份培养、造就了周扬思想文化观念中的“官方性格”，同时，养成了他带有“五六十年代”鲜明特征的政治性写作。这种写作构成了周扬这一时期文学批评的基调。巴尔特在其名文《写作的零度》中曾十分精辟地指出过“政治写作”的特点、目标和历史归宿。他认为，它“负有一蹴而成地将现实行动和理想目标结合起来的任务”，“正是这种写作的词汇的同一性才能形成解释的稳定性与方法的持久性”，因为，它最终希望的是自己的语言变成一种“价值语言”。而且，它“可以通过精心制作的含糊，既包容一种存在，又具有权力的显现，既表明它是什么，又表示它让人相信的是什么”。因此巴尔特断言，“这些写作在总体上是毫无出路的”，因为它指向的是“异化”。（注：转引自伍蠡甫、胡经之：《西方文艺理论名著选编》下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当然，周扬这种文化性格的形成，有其历史和现实的复杂性，需要进一步审慎地分析和研究。
二、实践的困难与现实的悲剧
周扬毕竟是文人，在骨子里有文人的人格和情操。他还是我国著名的、理论素养深厚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在他理论体系的形成过程中，中国古典文学遗产和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文学理论，在多种渠道的“影响”和“接受”中占有不可忽视的位置。他是文艺家中的政治家，又是政治家中的文艺家，虽然参与或组织了政治批判运动，但内心深处不可能完全对许多有才华、有文学贡献的老作家和解放后的青年作家的蒙难无动于衷；他党性很强，把服从和执行党的文艺政策看作一种天职，以他的文学修养和对文学的深刻见解，不会看不到推动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主观唯意志论的偏激和危害，这使他在执行过程中又陷入到矛盾、被动和无能为力的痛苦之中。这就是另一个周扬，另一个值得观察的“周扬的世界”。
1949年到1966年，是周扬领导当代中国文学的“十七年”中政治运动最为频繁，一直处于激烈斗争旋涡之中的一个阶段。于是，“运动中”的周扬，就成为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有价值的问题。对周扬的“评价”，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对当代文学史的评价：一种是“周扬派”的意见。张光年说：“他太缺少友情，在历次运动中，有些情况本来可以较早地对我们这样的人有所提醒，但他没有。他对上面的东西，无论是对的错的，太忠实了，无条件地全盘接受，而且雷厉风行地执行。”“在运动中他也想保护一些人，不想扩大化，但如果上面有指示，尽管想不通他也执行。”但他又能从更深层次上“理解”周扬的“处境”： “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党内斗争本来是残酷的，经常的，而文艺界更是敏感的麻烦的地带。周扬何以领导这些斗争？何以自斗斗人？何以在自危中自保自励？何以推进自己看重的工作？这需要很大的自持力。”（注：王蒙、袁鹰主编：《忆周扬》第16、17页，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一种是“胡风派”的意见。胡风曾说：“二十年前，周扬同志是把我看成政治敌人的，解放以来，尤其是在这两年（笔者按：指50年代初），周扬同志是直接判定我是文艺上的唯一的罪人或敌人的。”（注：《胡风自传》第311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绿原认为胡风解放后“境遇”的急转直下，跟周扬有莫大关系，“周场的战斗号召发布之后，胡风立即陷入了一片鼓噪之中。”（注：晓凤编：《我与胡风——胡风事件三十七年回忆》第542页，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另一种是毛泽东的意见。解放后，周扬一直深得毛泽东的信任，但“在1949年之后的一次次政治运动中，他几乎一开始总是受到毛泽东的批评。”（注：李辉：《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转引自《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1953年，毛严厉批评周扬“政治上不开展”；1963年，毛泽东在关于文艺的批示中指出：“许多共产党人热心提倡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艺术，却不热心提倡社会主义的艺术”，不点名地批评了周扬；1965年，毛又指责他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手软，对夏衍、田汉“下不了手”，从此，就不再信任他。上述意见从不同角度描绘了处在五六十年代政治运动旋涡中的周扬的“形象”。对传统的共产党人和文艺理论家的周扬来说，精神的痛苦和尴尬莫过于：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但思想上常常又跟不上“形势”的急速发展与变化莫测；他真诚地崇拜毛泽东，无保留地追随和执行毛的政治理想与文艺政策，在文革中，他却被诬蔑为“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罪魁祸首”——直到晚年，他都深信那只是个“误会”。应该说，这是革命者在“理想”与“实践”之间的二难处境，也是五六十年代周扬个人命运的真实写照。
对现实一向敏感的周扬不可能不知道，在当时的时代语境中，主张当代文学继承与批判性地吸收中国古典文学和俄国民主主义革命文学理论的丰富营养，在政治上是“不合时宜”的。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周扬通常被认为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主要阐释者，和十七年文艺政策的主要制订者、实施者。事实上，他在对中国式革命文学的理解上，与毛泽东的认识却经常存在着偏差。《讲话》发表之前，他在延安鲁艺推行后来被批评为“关门提高”的文学教育，把五四以来的新文学作品，西欧、俄国18、19世纪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列为学生的“必读书”。之后，他虽然弥合了与《讲话》的距离，谨慎而努力地与毛保持了一致，但此间发表在《解放日报》的《文学与生活漫谈》，强调的却是胡风的主观对客观“突入”和“融化”的观点，和王国维式的“清澄如水，洞澈万物”的艺术心境和创作境界。1958年后，毛泽东进一步提倡脱离现实生活的从观念到观念和政治乌托邦式的文化理想，提倡“革命浪漫主义”与“革命现实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号召工农兵“破除迷信”进入文学领域。周扬在紧跟这些激进的文化主张和举措的同时，也对这种文学路线感到了忧虑。12月，在一篇题为《文艺与政治》的讲演中，周扬批评了文艺服务政治问题上的“庸俗化”理解，也不同意把文学作为政治工具的看法，并认为文艺复兴、启蒙运动和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是人类近代文艺的三座高峰。60年代初，周扬和邵筌麟等利用极左路线暂时受挫、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领域全面“纠左”的有利时机，开展了一系列进一步离开毛激进的文艺路线的举动。例如，主持制订《文艺八条》、全国高等院校文艺教材编写，筹措并参与批评文艺“左倾”的“新侨会议”、“广州会议”和“大连会议”等，在《文艺报》、《人民日报》发表《题材问题》、《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的“专论”和“社论”。在批评文艺简单依附政治观点的同时，他还在多种场合强调文学创作的发展应该建立在对人类文化遗产继承的基础上。而提倡继承文化遗产，目的还是强调文学规律和作家在题材、风格上一定的自由度，这和周扬注重用生动、丰富的艺术形象服务现实斗争的一贯思想，是一脉相承的。他曾尖锐地指出：
文学艺术创作上的概念化、公式化倾向之所以不容易克服，还由于一种把艺术服从政治的关系简单化、庸俗化的思想作祟。
文学艺术区别于其他观念形态的根本特点是借助于形象来表达思想，没有形象，就没有艺术，而形象是只能从生活中吸取而后来的。我们的有些文艺工作的领导者和不少作家，却往往不理解艺术的这个根本特点。他们离开艺术形象的真实去追求抽象的政治性，不去要求作品创造有典型性的、有生命、有性格的人物，而只要求作品中的人物作某种思想的简单的传声筒；其结果，人物不是在一定环境中自然地、合乎规律地行动着、发展着的活生生的人，而是听凭作者任意摆布的傀儡；思想不是渗透在作品的艺术组织当中，而只是一些硬加到作品中去的抽象的议论。（注：《周扬文集》第二卷第242、24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这些言论和行动，不单疏离了激进文学思潮，反而靠近了他原先的对手胡风、冯雪峰的立场，这就为周扬后来的悲剧埋下了伏笔。但是，如果仅仅从表面上，而不在深层次和思想的逻辑上展开分析，就不可能真正走进周扬的世界。毛泽东是政治家，他极其在意的是“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作用，文学当然优先被他纳入政治运作的轨道。周扬说到底是一个文人，像大多数中国传统文人一样，他有自己固执而坚定的文学理想，自然也不愿意在文学完全变成政治“附属品”的问题上彻底让步。老作家黄秋耘认为，周扬和邵筌麟几乎是不谋而合，他们内心的主要矛盾，“是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的良知，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之间的矛盾”，“作为一个作家、一个高级知识分子的良心、良知，同作为一个共产党员的严格的纪律、铁的纪律之间的矛盾”，而且“总是摆脱不开”。（注：黄伟经：《文学路上六十年——老作家黄秋耘访谈录（节选）》，《作家文摘》第391期，2000年8月1日。）
三、异化问题与个性的某种觉醒
文革中，周扬在监狱中被关押达10年之久。1983年，经过长期而痛苦的思考，他在几个人的协助下，完成了对当代文学的思想解放影响很大的长篇论文《关于马克思主义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提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异化”问题。周扬重提的“异化”理论，是导向人道主义的“出海口”。他着重强调马克思主义与人道主义的关系，肯定文艺复兴以来人道主义思潮对人的解放和文艺发展的历史进步作用，包含着对历史上长期处于统治地位，而且给国家、民族和个人的精神发展造成极大损害的极左路线的深沉反省。80年代中期文学理论和创作出现活跃的空气，越来越多的人热烈地探讨当代文学中的人道主义和人性等问题，不能说与这篇论文的深刻启发没有关系。
有人认为：“应该看到，周扬还是属于在五四时代的历史熏陶中成长的一代。身上有着人道主义乃至个人主义的影响。特别是作为一个对艺术有独到见解、对俄罗斯文学的民主传统有一定了解的文人。”（注：李辉：《摇荡的秋千——关于周扬的随想》，转引自《往事苍老》，花城出版社，1998。）但周扬毕竟又与同龄人巴金、老舍和曹禺等在人生道路和文化选择上有很大不同。在他的批评理论中，“从属论、形象论与本质论”作为一条线索，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探索作为另一条线索，是彼此交叉、相互矛盾的。由于中国革命的胜利，周扬由具有革命色彩的文人而成为执政党文艺政策的推行者，后者因此受到前者的压抑，逐渐退出了他的批评话语系统；由于文革中的曲折经历，周扬对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探索重新活跃起来，并占据了他批评活动的主导地位。周扬一生的文学批评活动，实际浓缩着半个多世纪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论争的历史。
在“红色的三十年代”，周扬没有来得及形成自己的批评理论，他的文学活动主要在译介国际无产阶级文学的各式理论和组织领导左翼文化运动这两个方面。不过，处在“文化围剿”因而特别渴望激烈反抗的政治背景中，周扬的注意力很自然会集中到文学的组织功能和政治煽动上，而对其它功能有所忽视。1929年前后，他最为欣赏的是美国左翼作家辛克莱的名言：“一切的艺术是宣传，普遍地不可避免的是宣传；有时是无意的，而大抵是故意的宣传。”于是，“三论”便成为支配着他文学批评的思想出发点。所谓从属论，即认为文学是从属于政治的，文学的主要功能是政治性的宣传教育，所以革命文学必须为特定的革命政治服务。他指出：“在广泛的意义上讲，文学自身就是政治的一定的形式。”继而认为，“作为理论斗争之一部的文学斗争，就非从属于政治斗争的目的、服务于政治斗争的任务之解决不可。”（注：《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一卷第67页。）作为职业革命家和左翼批评家，周扬在本阶级的生死关头偏重从政治角度解释文学，是有其“历史合理性”的。但革命毕竟还没有取得“合法”的地位，在当时文坛总体气氛的制约和影响下，周扬的文人气质决定了他必然会对革命文学产生“形象性”的要求。周扬主张文学服从于政治，但又不否认两者的差别，认为文学与政治最大的不同点，是“通过形象去反映真理”。（注：《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一卷第67页。）值得提出的是，周扬虽然认为文学是活生生的人和生活的表现，须经过作者独特的生活体验和感受，却又不承认作家的主观情感在创作过程中的主导作用。这就牵涉到他对文学“本质论”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本质”体现的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具体地说，就是革命的目标与方向。在他的立论中，“题材”和“立场”占据了醒目的位置。一，他认为题材“含有积极的进步的（重大的）”特点，只有积极的题材才能保证积极的主题，进而揭示出社会的本质。二，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持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是在其作品中体现“必然的本质的东西”的前提。”（注：《文学的真实性》，《周扬文集》第一卷第67页。）然而，正如顾骧所指出的：“历史感是周扬理论活动的基本特点，也常常是他理论活动的深刻之处。”（注：顾骧：《此情可待成追忆——我与晚年周扬师》，转引自《忆周扬》。）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以个性自由、个性解放为主调的大时代环境中，周扬不可能将自己的敏锐思考置于“时代”之外。当他作为职业革命家通过文艺参与革命斗争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参与到新文学几个基本母题的思考和建设之中。而人性和人道主义，就是其中一个活跃的“亮点”。1937年，在《论〈雷雨〉和〈日出〉》中，他就指出过：“能够动摇这个基础（指周朴园的社会基础），彻底毁坏封建势力，把人性解放出来的就只有下层人民。”（ 注：《周扬文集》第一卷第60页。）在这里，着眼点是“人性的解放”。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延安“整风”中的周扬不得不针对王实味的观点把“人性论”批判了一通，从此开始远离人性论。但在内心深处，他仍然把人性作为思考文学复杂问题的一个特殊角度，这种精神矛盾，在1946年写作的《“五四”文学革命杂记》有充分的反映。表面上看，随着革命向中国腹地的进一步推展，也随着解放后周扬“官阶”的逐步上升，“人性”问题的探索受到“三论”压抑而退出了他思考的领域。但其实，上述精神矛盾仍然顽强地在他的文学世界中时起时伏地延伸着、挣扎着，没有真正地消失。王若水回忆，在60年代初，周扬本来是批评人道主义的，但1963年10月26日他在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委员会扩大会议上讲话时，“首次论及异化概念”。（注：王若水：《周扬与马克思主义的最后探索》，转引自《忆周扬》。）温济泽也在一篇文章里证实：“我知道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是早有研究的”，“我查找到1963年12月出版的《红旗》杂志上，有周扬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其中早就讲过有关‘异化’和‘人道主义’的问题。”（注：温济泽：《历史新时期的周扬》，转引自《忆周扬》。）周扬的“研究”显然潜藏着一个“背景”和“前提”。1957年到1962年，“阶级斗争”不仅在全社会，更在文艺界“迅速升温”，甚至有愈演愈烈的趋势。这些以政治简单取代文学的激进观点，不可能不使周扬产生深深的忧虑，并与他的“形象论”和关于“异化”和“人道主义”的批评理论发生抵触，产生激烈的内在冲突。他的“异化”和“人道主义”理论，是含有明显的现实针对性的。然而，正是这一与权威意识形态存在明显分歧与冲突的思考，最终把周扬推向了文革的“祭台”。
做出这样的探索，对于周扬并不是一件易事。50年代以后，“异化”一直是当代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敏感问题。文学异化既涉及到作家的价值观、世界观等重要层面，也涉及主题、题材、风格和语言等等领域，当代文学每一次对“异化”现象的质疑，都会成为引发每一次政治运动的导火索。周扬是意识形态在文艺方面的代言人，同时又是中国左翼文学运动的领导人之一，这一探索与前苏联“拉普派”的文学理论，与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前途命运有极其密切的关系。因此，周扬对“异化”和“人道主义”问题的探索，反映了当代中国作家对革命文学的重新认识和积极思考，他的思想触须实际已深入到无产阶级文学在20世纪世界文学中的价值、地位和成败得失等根本的层面。
四、关于“周扬现象”的思考
在上述前提下，如何重新认识历史环境与个人的关系，认识“当代条件下”的周扬的文化命运，以及这一命运对当代文学的意义等，是一些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
与周扬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一生曾有过这样的剖白。他说：
我自己忖度着，像我这样的性格、才能、学识，当中国共产党的领袖确实是一个‘历史的误会’。我本是一个半吊子的‘文人’而已，直到最后还是‘文人积习未除’的。对于政治，从一九二七年起就逐渐减少兴趣，到最近一年——在瑞金的一年实在完全没有兴趣了。……这真是十几年的一场误会，一场噩梦。我决不推托，也决不能用我主观的情绪来加以原谅或者减轻。我不过想把真情，在死之前，说出来罢了。（注：（美）保罗·皮科威兹：《书生政治家——瞿秋白曲折的一生》第247、248页，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
从这个特殊角度研究周扬的一生，肯定是缺乏说服力的。不过，作为政治家群体中的“书生”，而且结局很难说得上是尽善尽美，他的人生道路，他与中国革命及其文学的关系，同瞿秋白的确又有很多相似之处。周扬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与中国革命文学相结合这一艰难曲折目标的追求，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译介与探索期(1933-1942)，思想转折期(1942-1949)，服从和矛盾期(1949-1966)，重新思考与个性觉醒期(1966-1989)。20世纪是革命的世纪，也是一个矛盾与分化的世纪。思想与观念在这个世纪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在文艺理论和美学领域，则出现了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接受美学和符号学四大流派。其中，马克思主义文论是历史最久、影响范围最大的一个学派。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本身并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因为面对的是不同的文艺对象和问题，各个国家和民族历史文化的差异，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在西欧、俄国、日本和中国的“接受”出现了分化的趋势。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西方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之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是另一个新崛起的学派。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传入中国并与革命文学逐步结合的过程中，鲁迅、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和周扬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鲁迅。胡风、冯雪峰在译介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但相对而言，他们译介较多，在实践中的运用则较少；瞿秋白、周扬在译介之外更偏重于运用。当周扬进入当代中国政治舞台之后，更是直接依据他的理论来制订相应的文艺政策，从而把文艺政策变为自己理论的实施。鲁迅、瞿秋白们未竟的事业在周扬手中取得了成功，并推向了现实的极致；但在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学派中，却没有人能想象和经历周扬后来的矛盾和尴尬。
若从个人素质和情趣看，周扬完全可以不去走现在这条路。《巴西文学概论》(1931)、《现实主义试论》(1936)、《我们需要新的美学》(1937)、《论〈雷雨〉和〈日出〉》(1937)等一批令人刮目相看的论文、评论，译著《生活与美学》、《安娜·卡列尼娜》等，都使周扬无愧于现代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美学家、文学史家和翻译家的美誉。但他却没有沿着早期的道路走下去。从20年代末献身革命文学事业，到80年代中期他死前还遭受“批判”，被迫做“检查”，周扬的文学道路曾经出现过一个大的转折。1937年到延安以前，他基本是一个文艺理论家、评论家、美学家和翻译家，虽然一度陷入宗派主义之争，但仍有着浓厚的知识分子气质。（注：从很多材料看，30年代的周扬是风流倜傥的。像上海的许多知识分子一样，他穿西服，系领带，着皮鞋，还爱去舞厅、咖啡厅、电影院，与朋友谈笑风生。）1938年，尤其是1942年以后，他的思想和生活出现了极大变化，逐渐减少的文艺论文、批评文章，与越来越多的报告和讲话形成了很大反差。全国解放后，一直到他逝世，他都尽力维持着僵硬的党的文艺理论权威的形象，没有人再会认为他是一个纯文艺理论家和翻译家。出现这样的变化，的确不失为一个引人深思的“现象”。其实，它最好的“注脚”，就在周扬1937年的一篇文章里：“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中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注：《周扬文集》第一卷第228、229页。）在这个意义上，“良知”不失为探索周扬人生道路“大转折”的一个关键词，也是今天认识50-70年代文学史所做出的那样不可理喻的文化选择的独特角度。由此可以认为，时代的“急激变化”是促使周扬脱离他早期道路而走上另一个轨道的最重要的原因。第二，一个无需避讳的原因是毛泽东的个人影响。1942年后，周扬与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毛泽东本来是一个具有坚定意志的人，革命领袖的威望和特殊地位，则使这种意志获得无限发展，无人能够比拟。凡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人，很难不受到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和意志的左右。（注：参见李锐：《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贵州人民出版社，1992。）于是，在这历史“间隙”里，人们为周扬的“转变”而释然，在释然之后继而又陷入更深的“迷惑”之中：本来是“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附庸”的人，这之后不得不赞成和宣传“文艺为政治服务”；本来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生活美高于艺术美”的忠实信徒，到后来却相信毛泽东的文艺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却可以而且应该“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有普遍性”的说法；本来能认识到“对于一个进步的优秀的作家……不能以这样那样的题材强求他们”，创作过程微妙而且复杂，如果从一个作家特殊的生活经验和“作风”用“卓越的形象”去表现生活，应该有“一个相当的过程”，但后来却置这些创作前提于不顾，专断地声称：“主题是确定的，文艺工作者应当而且只能写与工农兵群众的斗争有关的主题。文艺工作者所熟悉、所感到兴味的事物必须与工农兵群众所熟悉、所感到兴味的事物相一致。”（注：《周扬文集》第一卷第561页。）……在长期艰苦、有时甚至是充满风险的革命生涯中，周扬的“转变”也许是不知不觉、已经没有足够的反省能力的，但不妨又可以在他自己身上找到更复杂的原因。即使在“早期”，周扬的审美观中就存在着喜好急功近利的现实主义作品的另一面。由于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当时代、良知和领袖的意志要求转向政治时，尽管他内心有冲突和矛盾，但还是服从了思想的转变。因此，出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周扬，他的精神世界和文学世界是两个分裂的世界。
很显然，周扬所遇到的，是和瞿秋白几乎相同的“政治的怪圈”。正是因为这个怪圈，塑造了周扬和当代文学的双重精神人格与审美倾向。有人的回忆，为我们勾画了晚年周扬的“形象”：“在1982年前后的一个小说评奖会上，周扬说，大概在某些作家当中，把他是看作政治家的，是‘不讲良心’的，而某些政治家又把他当作艺术家的保护伞，是‘自由化’的。说到这里，听众们大笑起来。然而周扬很激动，他半天说不出话来，由于我坐在前排，我看到他流出了眼泪。实实在在的眼泪，不是眼睛湿润闪光之类。”（注：王蒙：《周扬的目光》，转引自《忆周扬》。）不能说周扬对此没有深刻的认识，但他和他的同时代人，实在又走不出那个思维的怪圈。他是精神上的“西西佛斯”，永远都在重复而无望地推着那个巨大的石头。1983年，周扬借为《邓拓文集》作序的机会，分析了邓拓和自己的内心矛盾：
一个作家发现自己在思想认识上同党的观点有某些距离，这是一件痛苦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党员作家首先应当相信群众、相信党，以严肃认真、积极负责的态度向党陈述自己的意见，绝不可隐瞒和掩盖自己的观点，更不可把自己摆在党之上，以为自己比党还高明。另一方面，作家也应在党的正确方针和政策的引导下改变自己不正确的认识……从而在思想上政治上达到同党中央的认识一致。
应该说，这种痛苦的、困难的然而又非常坦率的精神剖白是真实的。这是一个参与和指导了当代文学建设，并为它制订了完备、严密的文学组织和创作、出版、发行制度，因而深刻影响了当代文学史历史面貌的老共产党员、老知识分子，对自己一生和当代文学的精辟的总结。不能在历史之中“理解历史”，就不可能理解这段话的真正含义，也不能走进和拥抱周扬复杂而丰富的世界，与当代文学进行富有历史成果的“对话”。因为，历史的真实性即在于，它已经发生过，而且还会以同样的方式在既定的轨道上运行下去。
2000·8·6
标签：周扬论文; 炎黄文化论文; 政治文化论文; 中国形象论文; 文艺报论文; 文学历史论文; 胡风论文; 历史主义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艺术批评论文; 文艺理论论文; 文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