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与未来归宿，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归宿论文,逻辑论文,群众论文,起点论文,未来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1948年4月2日，毛泽东在与晋绥日报编辑人员交谈时指出：“我们的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而不是只靠少数人关起门来办。”①毛泽东说这句话时，解放区新闻媒体主要还是报纸，但从当代意义上看，“群众办报”的报，除报纸外还包括广播、电视甚至新媒体等一切新闻传媒，“群众办报”也即“群众办新闻”。“依靠群众，联系群众，走群众办报路线，‘使群众认识自己的利益，并且团结起来，为自己的利益而奋斗’，这是中国媒体有别于其它任何国家媒体的重要标志。”②由于“群众办报”高度契合了时代赋予中国共产党的崇高历史使命，蕴藉着特定时期“政治与新闻的特殊关联”③，被国人视作毛泽东奉献给中国最具无产阶级新闻特色的理念，把它简单地当成毛泽东新闻思想和中国共产党党报理论中的一个概念④。然而，这种认识是不全面的，有失偏颇的。弹去人们有意无意附加在“群众”身上的中国式窄狭理解的覆盖，还“群体”以历史发展面目，我们会发现，“群众办报”的思想，不但源远流长，而且继往开来，在过去、现在和未来都闪烁着真理性曦光与新闻实践意义。
一、“群众”与“群众办报”的语意嬗变
在当代社会政治生活中，“群众”、“群众办报”的使用率恐怕世界上难有出中国之右者。“从群众中来，到群众去”，“历史是由人民群众创造的”，“贯彻‘群众办报’方针，抓好通讯队伍建设”，“把群众办报落到实处”……“群众”与“群众办报”概念在中国的持久流行从一个侧面表明，它们与这个社会政治生态环境存在着较高自洽性。
(一)“群众”概念演化
在中国，群众一词最早见于《荀子·富国》：“功名未成，则群众未县(悬)也；群众未县(悬)，则君臣未立也”。这里的“群众”即是巨量个人的聚合体，没有褒贬和价值判断。在中国传统社会，同我们今天的“群众”概念——人民大众，比较接近的是“民”的概念。⑤譬如，《尚书》说：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尽管古代“民”被誉为国“本”，但由于民是作为纯粹的受治者被定位于权力体系的底层。“民”的涵义到了20世纪初，与西方的“people”、“citizen”相结合，产生了现代的“人民”及“公民”概念，才与当下中国政治视景中的群众概念相趋近，并在当代政治话语体系中，被提升为国家的本体、国家的主人。在当下中国“公民”的概念远不如“人民(群众)”那样流行，是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立即实现从人民到公民的过渡，将人民的虚悬的权力落实为具体实在的公民权利。”⑥
中国古代“群众”概念等同于现当代“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内涵，应主要功归20世纪初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的输入与毛泽东对其所做的中国式改造。马克思主义认为，整个“社会关系体系”发展的最终根源在于生产力的发展变化，而生产力的发展变化是通过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来实现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一个基本和重要观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诞生为中国现代“群众”概念的形成奠定了决定性根基。但是，毛泽东对此的探索更是持之以恒与艰苦卓绝：首先，他的中国的武装斗争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农民为主的革命战争等主张，深刻体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个原理；其次，他认为，任何政党、个人只有当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时，他们的活动才有意义，这可以说是毛泽东群众观的核心⑦；最后就是他用毕生的精力创制与推广了“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基本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正是由于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在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的基础上，创造性形塑出了中国现代“群众”内涵的丰富所指，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思想与实践才从此在中国获得了永久的生命力。
(二)“群众办报”的内涵变迁
“群众办报”作为无产阶级新闻思想中的专有名词，最早是在1948年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中明确指出来的。陈力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视域中的“群众办报”的内涵至少包含四个方面：第一，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群众的积极参与和关注是立足之本；第二，要鼓动群众参与报纸的工作，保证报纸能够反映群众和指导群众；第三，组织通讯员队伍，通过他们与群众建立广泛的联系；第四，编辑部要有常设的群众工作部门，答惑解疑，听取各种意见和帮助反映问题。⑧然而，“群众办报”如上模式的成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马克思主义革命先驱们在办报实践中逐渐探索而出的。
作为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的人民精神的英勇喉舌和它的公开形式”⑨的人民报刊论断，第一次把报刊的使命与人民的事业联系起来。列宁的“群众办报”实践无不紧密围绕着其“党报理论”与“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⑩的新闻思想展开：他重视群众来稿与通讯员队伍培养，要求报刊“应该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工具”(11)，“成为教育人们去积极工作、遵守劳动纪律、加强组织的工具。”(12)
毛泽东的“群众办报”模式最显著特点为更加注重群众作为党管媒体宣传报道的主体地位：第一，内容重点要与群众急需息息相关。毛泽东尤其告诫新闻工作者“只有了解实际生活和群众的需要，同他们心心相印，呼吸与共，才能写出好东西。”(13)第二，学习群众语言让文章“喜闻乐见”。这集中体现在《反对党八股》一文中。第三，面向群众，开门办报。“面向群众，首先要求媒体一定要有群众观念。面向群众，还要求我们实行开门办报，充分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14)第四，让群众上头版头条成为被报道主角。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在毛泽东时代达到了史无前例的完善性与体系化，这与毛泽东对无产阶级报刊的精准体认与把握有着直接关联，同时还与很多中国无阶级革命先驱的不懈探索密不可分。
邓小平同志除了继承革命时期形成的“群众办报”思想内容外，面对改革开放与经济建设的复杂局面，特别提出党的报刊要“成为全国安定团结的思想上的中心”(15)，他尤其强调办报要把党性与群众性有机地结合起来。江泽民走上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之际，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舆情剧变之中，他敏锐地察觉到“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因此新闻如何引导社会舆论朝着健康方向流转成了他“群众办报”中的最重要一环。
相比较而言，胡锦涛新闻思想群众办报部分中最具前瞻性与实践意义的是其“三贴近”原则与“以人为本”理念。他明确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是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根本要求……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把体现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心声统一起来，把坚持正确导向和通达社情民意统一起来”。(16)胡锦涛尊重新闻传播规律的宣传报道原则的不断提出与倡导“不仅为近年来传媒与群众、新闻与生活脱节的问题对症下药，也为媒体的新闻改革指示了方向”(17)。
二、“群众办报”的逻辑起点
自从报刊伴随人类社会发展需要诞生以来，无论中外都存在“谁来办报”的问题。早期的报纸大都异曲同工地把办报主体框定在商家、政党、文人等社会精英阶层身上。从报刊发展逻辑看，“群众办报”既是“精英”办报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必然补充，更是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新闻传播领域的应然表征。
(一)“群众办报”是“官家(精英)办报”不能满足社会需要的一种历史纠偏
报刊由谁来创办、为谁服务的问题，是由历史发展阶段决定的社会需求与实践问题。在阶级社会，剥削阶级自然创制的是符合与满足剥削阶级需要的报刊经办模式，但这一切并没有扼杀掉“群众办报”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萌芽。
在报刊发展史上，资本主义相对其他私有社会制度更有利于“群众办报”苗头的骚动。为了向封建主展开夺权斗争，资产阶级需要调动与利用广大无产者的力量，与其结成暂时的“革命同盟”，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才能建立，所以资产阶级革命之初，甚至夺取国家领导权的相当长时间内，“群众办报”也开始呈现“点点星光”。当资本主义社会莅临时，“公民的基本权利被确立下来。生产力的发展还使社会成员的受教育水平有了飞跃的、革命性的进步”(18)；媒介技术加速进步、广大人民群众文化素质提升与权利意识自我觉醒，使报刊创办原先所具有的“人为”与“客观”限制锐减，办报主体开始呈现一定的多元化趋向。最具“群众办报”雏形意味的当属西方“便士报”、“大众化报纸”的兴起。
但严格说来，便士报、大众化报纸与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还有本质的不同，既没人民群众全体意义上的广泛参与，也没展现出为绝大多数群众服务的目的，充其量只是资产阶级政权为维护自身生存所做出的策略性妥协与局部性调试。尽管一批有良知的西方媒体从业者，视新闻专业主义为自己毕生职业理念，试图达到制衡权势、扶弱济贫的目的，但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天然羁绊，这一切努力难以抗衡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大众传媒的“精英”办报志趣，但的确为“群众办报”提供了巨大潜质、珍贵势能与局部实践机会。
(二)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是开启“群众办报”旅程的第一动力
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政党进行革命的原则是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积极行动起来，自己解放自己。这一原则形成的理据就是马克思主义者所坚守的人民是历史创造者的群众观点。正是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与群众路线，燃起了新闻传播史上真正意义的“群众办报”的烛光。而且，只有当马克思主义群众观成熟之后，“群众办报”才获得了不竭动力，并终于在社会主义国家诞生之后，成为一种制度安排与新闻意识形态。
马克思、恩格斯创立自己的世界观时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指出了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阐明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19)并认为“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20)在马克思看来，自由报刊、人民报刊较之政府报刊、精英报刊最大历史进步在于它完全是人民群众自己观察自己、改造自己、提升自己、解放自己的“精神镜子”，“从报刊上，人民看到自己的误解、错觉、幼稚、粗浅和不慎，也能看到自己的成就和喜悦”，人民借助“人民报刊”，把自我的不同认识联系起来，能够看清自己前进的方向。”(21)
马克思认为，人民报刊在角色定位上，“只是而且只应该是‘人民(确实按人民的方式思想的人民)日常思想和感情的’公开的‘表达者’”(22)；在内容特色上，应该是统一性与多样性的有机结合，成为“和谐地融合了人民精神的一切真正要素的人民报刊”(23)；在编辑原则上，应该注重实效，“多说一些明确的意见，多探讨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实际的知识”(24)。但是，马克思提出并实践的如上设想，其核心价值取向于革命民主主义范畴，这与当时德国的社会历史条件有关。设若苛求马克思群众观一形成就构建起社会主义体制下“群众办报”的生长面向，不但有悖时势背景与时代之需，而且还会折损马克思人民报刊思想的历史意义。
无产阶级报刊实践证明，“群众办报”更多的时候表现的是一个历史发展过程，它伴随着马克思主义群众(史)观在全社会不断发展并最终成长为某一国家全社会的主导意识形态。当人民群众成为国家主人时，“群众办报”就会毋庸置疑地成为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的一个独特景观。
三、“群众办报”的现实困境
(一)“全党办报”与“群众办报”之间难以平衡
由于毛泽东常把“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高度统合在一起进行他的理论与实践探索，以至于人们也习惯将“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放在一起进行探讨。其实这也和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群众办报”实践拥有高度的契合性。
正因为这种统合和契合，后起研究者总把“群众办报”当做“全党办报”的具体实施策略和理论图解，而不是看做一种独立的办报思想。当“群众办报”只是用，“全党办报”才是体，当群众办报只是形式，“全党办报”才是内容逐渐成为新闻传播活动惯习时，“报纸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的真知灼见往往只能降格为全党办报冠冕之上一个无足轻重的点缀。事实上，这无形中戕害了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的价值本意，尽管马克思们所谈及的群众办报是在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报刊活动，但他与全党办报不是主从关系，更非互相可以取代关系。若把无产阶级新闻事业看做是一乘马车的话，那么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就是这架马车的两个轮子，二者相辅相成，彼此相依，任何顾此失彼、厚此薄彼之举都是有害的。
(二)重商主义改革取向对“群众办报”的价值诉求构成严重挑战
从上世纪80年代末开始，在重商主义的狂潮裹挟下，“大众传媒在造就了一批批商业巨富的同时，也导致了弱势群体(普通民众)相对剥夺感的日益加深，向公众掩盖了“另一个世界”的真相。”(25)尽管，我们不能把市场经济马太效应的追逐，完全归责于传媒群众视角的主动弃绝，但大众传媒在新闻消费主义狂潮唤惑下不能自矜的自甘堕落与良知反噬却愈演愈烈。若此苗头与风向不能尽快被遏制，那么广大人民群众还将继续被媒体“麻醉”与“漠视”，其权益保障与意见表达的媒体渠道必将成为虚无缥缈的幻境。
市场竞争的无序性和利益追逐的盲目性，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普通群众作为信息消费主体的利益：首先，某些传媒一味追求跨行业经营与规模效益，无形中忽视了社会责任。跨行业经营的范围越宽，越易分散传媒人的精力、智力，从而减少对广大群众的关切；集团化规模越大，越易在公共利益与商业自利博弈中牺牲前者，造成行业垄断。这不但会使传媒原应承担的神圣使命难以完成，而且极易导致人民群众的利益表达与积怨宣泄渠道的窄仄与阻塞。其二，岗位升职、绩效评定与工作效率直接挂钩的机制还排挤了媒体从业人员“群众办报”的实践时间与敬业热情。为了生存和晋升，他们不得不把自己视作“新闻民工”，媒体从业者越来越缺乏应有的职业行为自觉，甚至足不出户地制造假新闻，热衷炒作……这些行为不仅玷污了媒介形象，而且还疏远乖离了“报纸要靠人民群众来办，办报要为人民群众服务”的社会主义媒体生存合法性主旨。
(三)“精英”办报的枝繁叶茂极易遮蔽“群众办报”实践要义
无论古今中外，不是人人都能直接创办报纸或参与办报的。这一方面是因为，在现代社会职业高度分工、新闻传媒高投入、媒介从业高素养的语境下，普通民众这些权利的保障越来越需要借助合法职业的大众传媒来承担；另一方面，“群众办报”的要义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即马克思主义新闻理论中的“群众办报”思想着力点在于，在观念上要意识到党报也是人民事业的一部分，社会主义新闻体制下的“群众办报”是“让群众办报”与“为群众办报”的有机统一，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
商人、文人办报并不天然具有对群众办报的排拒性，但问题是，当办报编报的“商人”在商言商，唯利是图；当生产新闻的“文人”或只“以文会友”，“党同伐异”，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那么“为群众办报”的美好目的和“让群众办报”一切手段，必将会化为泡影。遗憾的是，这样的趋向正越来越明显。也许是计划经济时期曾饱受“新闻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之害之因，当我们采取“矫枉必须过正”之策时，绝大多数民众并没有意识到，“市场化”“集团化”“专家化”的媒介改革对攸关自身利益的“群众办报”的价值取向构成了巨大的现实挑战与隐形腐蚀。因为“商人办报因其追逐利益的本性，而具有先天的缺欠”(26)，在自身利益与社会效益不可调和时，往往选择前者，而且“精英办报的理念，媒体市场化转型中，逐渐出现异化迹象。……内容往往妥协于商业需求，真正的精英(作为人民群众代言人的社会精英)办报理念得不到声张。”(27)
四、“群众办报”的价值归宿
“群众办报”是马克思主义把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共产主义的伟大使命在新闻传播领域及其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具象化落实与阶段性行动，它表征着现代无产阶级新闻事业基本特质与核心属性。俄国思想家普列汉诺夫说，“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这种为时代所规定的特色所在”。(28)笔者以为，在现阶段条件下，“维护公民权利、促进社会公平”是“群众办报”在未来发展趋向与价值归宿上最该做出的必然应对与理性调整。
(一)人民群众公民意识的觉醒赋予群众办报维护公民权利的必然承担
近年来，互联网等新媒介已经发展成为群众表达社情民意、参与社会治理的最重要渠道之一，这让我们看到了互联网语境下中国“群众办报”提升公民社会参与意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强劲势头和可喜景观。从本质意义上看，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不仅是社会主义新闻意识形态的一种隐喻，更是人民大众民主参与权、言论自由权在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一种有效新闻话语实践。从福柯“系谱学”的视角看，既然“任何话语、任何知识都不是中性的，它们在权力秩序中形成，代表了特定的权力”(29)，我们完全应该把提升人民群众的公民意识与素养作为“群众办报”所蕴藉的新闻传播场域中人民群众主人翁权力的终极关切而永远恪守下去。
回溯“群众办报”的实践史，很容易发现，实践中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对“群众”、“群众办报”等观念的理解与运用上仍然停留在相对滞后与粗放型的水准上，把“群众办报”作为“全党办报”一种附庸与补充。
对公民和公民权的阐释，马克思指出，公民是参与社会政治共同体即参与国家公共事务的人，他们参与国家事务的政治权利即公权利，这种公民权是同政治共同体相结合的权利，“属于公民权利的范畴”。(30)公民权利归根结底是一种政治权利，其实质在于使人民群众对于国家意志的产生、强化或嬗变施加积极影响与制约，是“构造政府和受治者之间的关系的权利”。(31)《牛津法律大辞典》是在“公共利益”维度上诠释公民权的，它认为公民权或公民自由权“属于各种社会和公共利益方面的权利，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方面的权利”(32)，这昭示着公民权又是一种“为公共事业、公益事业效力的公权利，是对为民服务的公权力的补充和促进”(33)。另外，从公民的视角来看，凸显公民的公权利，既可以成为防止国家公权力肆虐的屏障，还可以监督公权力的运行。现代民主社会的“群众”，不同于专制统治下的“群众”，就在于前者是“治人者”服务的“公民”，后者只是“治人者”统驭的臣民、顺民。
形成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生态赋予“群众办报”务必承担起推动公民权利顺利贯彻实施的神圣使命。
(二)社会主义本质要求群众办报终极目标必然是推动实现社会公平
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马克思主义者一直在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一涉及到无产阶级前途命运的重大问题。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的本质做出了如此概括：“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34)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的生产力发展水平、综合国力等有了巨大的发展。一方面，我国较好实现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社会主义两步走发展战略的第一步，这一点可以通过《中国奢侈品消费占全球2成》等媒体报道中略见一斑；然而，另一方面，“共同富裕”的目标，非但没有接近，反而存在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风险：从1997年到2007年，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从53.4%下降到39.74%，而在发达国家，劳动者报酬占GDP的比重大多在50%以上；(35)“在过去10年中(从2000年至2010年)，中国社会底层的规模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中国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基尼系数不断上升，目前已接近0.5(国际公认基尼系数安全警戒线为0.40)。”(36)
换句话说，当下保持社会稳定与构建和谐社会的最大障碍就是社会公平分配与公正保障机制缺失，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现有稳定思维的最大误区之一，是将民众的利益表达与社会稳定对立起来，将公民正当的利益诉求与表达视为不稳定因素。在目前的维稳模式下，通过压制和牺牲弱势群体的利益表达，来实现短期内的社会稳定，成了相当普遍的做法。结果是不仅治标不治本，反而起到了维护既有利益格局的作用，甚至对社会公正造成严重损害。”(37)因此，一切无产阶级新闻宣传事业、方式与手段都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加强道德文化建设，形成讲诚信、讲责任、讲良心的强大舆论氛围”，(38)为创造一个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的美好社会主义社会而服务，这也是我国宪法实现公民基本权利和义务、基本道德标准的主要价值诉求，还是党的十七大对今后“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的重大期待。(39)
“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40)无产阶级报刊从提出群众办报思想之日起，就以鲜明的群众性为特色，充分体现了“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新闻实践面相。以前，人们在对毛泽东“报纸也要靠大家来办，靠全体人民群众来办，靠全党来办”这句话阐释、探讨时，侧重点较多落在“全党办报”层面上，而对“群众办报”则一笔带过，似乎后者只是前者的陪衬已为前者所包容，只要能做好前者后者即无需劳心。事实上，这样的认识是不全面的，尤其从当前跨文化传播与新闻改革语境下，二者存在着不可厚此薄彼的辩证关系：“全党办报”强调的是“党的报刊必须由党中央及各级组织主办、掌管并传递党的声音”，(41)凸显的是一种新闻组织与管理形式，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一种媒介制度化保障；“群众办报”倡导的是新闻传播主体、内容与服务对象的底层性、基层性、全民性，即所谓“依靠群众办报，为群众办报”，它是共产党“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这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在新闻宣传战线中的体现，是无产阶级执政党长期以来形成的新闻工作光荣传统和作风，是“全党办报”的出发点与落脚点。
在社会主义新闻管理体系与运作机制中，尽管“群众办报”与“全党办报”不是指泾渭分明的两种不同新闻传媒实践范式，而是统一于党报(党刊、党台)体系中的“一驾两辕”，彼此相辅相成不可分割，但从未来发展趋势角度看，“群众办报”的核心价值诉求因与大众传媒“公共领域”属性(公开、公有、公益、共享等)存在诸多契合之处，使它无形中增添了“超越意识形态屏障”的生存发展想象空间与价值理性期许。回溯、寻绎与形塑马克思主义群众办报的价值归宿与发展取向，无疑对于社会主义新闻业消解与抵抗资本、权势、“精英”等力量，重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秩序的社会实践具有启迪指导意义。
注释：
①《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1319-1320页。
②尹韵公：《党与党报》，《新闻战线》2001年8期，30页。
③朱清河、张荣华：《“政治家办报”的历史起点与逻辑归点》，《新闻与传播研究》2009年4期，22页。
④张春林：《群众办报思想的源流及其延伸》，《重庆社会科学》2008年8期，78页。
⑤衣芳、王爱玲：《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的正本清源和与时俱进》，《理论学刊》2007年10期，4页。
⑥丛日云：《当代中国政治语境中的“群众”概念分析》，《政法论坛》2005年2期，17页。
⑦项国兰：《浅析毛泽东与列宁的群众观》，《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1993年4期，12页。
⑧陈力丹：《马克思主义新闻学词典》，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2年，84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155页。
⑩《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8页。
(11)《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72页。
(12)《列宁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303页。
(13)童兵：《具有中国特色的毛泽东新闻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学报》1990年3期，79页。
(14)尹韵公：《略论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新闻思想的独创性贡献》，《中华新闻报》2003年12月3日。
(15)邓小平：《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新闻工作文献选编》，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167页。
(16)胡锦涛：《在人民日报社考察工作时的讲话》，《新闻战线》2008年第7期，2-3页。
(17)魏丽宏：《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的新闻思想比较》，《新闻与传播研究》2010年6期，8页。
(18)刘鸣筝：《西方国家近现代新闻立法指导思想的变革》，《长春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7期，34页。
(19)王掌荔：《坚持群众路线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学术研究》1979年1期，14页。
(2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5页。
(21)刘建明：《马克思的人民报刊中介说》，《新闻与传播研究》1993年2期，19、20页。
(2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52页。
(2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97页。
(2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42页。
(25)邹伟：《被金钱奴役的传媒良知》，华中科技大学硕士论文，2006年，1页。
(26)刘冰：《“商人”办报与新闻真实》，《记者摇篮》1999年1期，34页。
(27)袁敏：《市场化转型中，主流媒体必须挺直脊梁骨》，《企业家天地》2009年10期，17-18页。
(28)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文学评论》1985年5期，6页。
(29)毕芙蓉：《颠覆与“承接”——关于福柯与马克思》，《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9年3期，33页。
(30)马克思：《论犹太人问题》，《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436页。
(31)[英]米尔恩：《人权与政治》，沈宗灵、黄楠森：《西方人权学论》下，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363页。
(32)戴维·M.沃克：《牛津法律大辞典》，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年，164页。
(33)郭道晖：《公民权与公民社会》，《法学研究》2006年1期，83页。
(34)《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116页。
(35)丛亚平、李长久：《中国基尼系数实已超0.5 财富两极分化》，《经济参考报》2010年5月21日。
(36)胡建国：《中国社会底层新变》，《人民论坛》2010年7期，12页。
(37)孙立平：《“不稳定幻像”与维稳怪圈》，《人民论坛》2010年7期，23页。
(38)《温家宝痛斥染色馒头瘦肉精等事件：道德滑坡严重》，《京华时报》2011年4月18日。
(39)王世谊：《正确把握党的十七大的精神实质》，《扬州大学学报》2007年6期，14页。
(40)《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311页。
(41)黄旦：《党组织办报与“手工业”工作方式——“全党办报”的历史学诠释》，《新闻大学》2004年3期，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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