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象牙之塔到延安窑洞——何其芳三四十年代的文学道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象牙之塔论文,延安论文,窑洞论文,道路论文,文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后来成为何其芳夫人的牟决鸣，考入鲁艺后，第一次见到何其芳时，没想到何其芳竟是长得胖胖的、矮矮的，说话极快。她在上海爱国女校上高中时，读过何其芳的那本风靡一时的散文集《画梦录》。当时她想象作者大约是穿着白色的长袍，人长得瘦瘦的。（注：牟决鸣1996年3月15日访谈录。）
曾和何其芳同在鲁艺文学系任教的陈荒煤，是1938年秋天在延安初次见到何其芳的。何其芳给他的第一个印象是：“矮矮胖胖，圆圆的脸上带着几分憨笑，也并不显得聪明。”他觉得何其芳不像个诗人。他原本以为，《画梦录》的思想感情是那么纤细、柔弱，还带着些迷惘、忧郁的情调，于是在心里发生了疑问：何其芳怎么会是《画梦录》的作者？并且怎么会跑到延安来？（注：荒煤：《忆何其芳》，《衷心感谢他》，16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
1940年5月8日，何其芳在回答“你怎样来到延安的？”的问题的文章中说：《画梦录》和延安中间是有着很大的距离的，“但并不是没有一条相通的道路。”（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3页。）他还说，参加一二九运动的青年是成群结队地、手臂挽着手臂地走到延安来的，“而我却孤独地走了来，而且带着一些阴暗的记忆。”（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4页。）
何其芳(1912-1977)生于四川万县的一个封建地主家庭。虽然清王朝已经覆灭，但他的祖父和父亲仍然相信中国会出现皇帝，科举制度也将恢复，所以何其芳刚刚六岁，即被送进私塾，读经书，背唐诗，念古文，学做试帖诗，以备将来考取功名。
违背儿童天性的私塾生活，使童年的何其芳感到乏味。这也使何其芳从十二岁起，就养成了在假期里自己读书的习惯。起初是喜欢读《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志异》等古典小说，常常从早晨一直读到深夜。后来又读了《昭明文选》和收入李白、杜甫、白居易、韩愈、苏轼、陆游六位诗人的诗的《唐宋诗醇》。他在书的世界中倘佯，不仅惊讶、玩味，而且沉迷于文字的色彩、图案，典故的组织，含义的幽深和丰富。
书迷住了他。从此他不再淘气，也不爱说话了，简直成了一个书呆子，显得有点傻里傻气的，祖父说他是“大志（智）若愚”。舅舅结婚时，他去作客，一到外婆家就躲到没有人的楼上去独自读书。有年冬天他上夜学，夜深人困，读着读着就睡着了，篾烘笼里的火竟把衣服烧坏了。（注：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8页，成都，四川教育出版社，1990。）
何其芳十四岁进入万县第一高小读书。只上了一个学期，就以优异成绩考入万县初级中学。一年半以后，又转入重庆治平中学，直至初中毕业。在此期间，他读了《红楼梦》以及安徒生的童话和泰戈尔的诗歌。五四新文学作品他读得更多，最喜欢冰心的诗集《繁星》、《春水》和散文集《寄小读者》等。
十七岁的何其芳开始写诗，写的是当时流行的小诗。治平中学在嘉陵江边，他常常于黄昏时分踯躅在废圮的城墙上，在午夜听着激流翻滚的江水的怒号，或是月夜中一个人在洒满了斑驳的树枝的影子的校园里漫步，心中有了感触，便写到小本子上。写着写着，竟写满了一本，可是从未给别人看过。后来他觉得这些诗太幼稚了，就把小本子烧掉了。
进一步引导何其芳走近了文学的，是安徒生的童话《小女人鱼》（注：通译《海的女儿》。）。这是第一个使他深深感动的文学故事。年轻、美丽的人鱼公主为了她对王子的爱，最终化作浮沫的悲剧，使他懂得了自我牺牲。他觉得这个故事是“世界上最美丽动人的故事之一”，是“真正的诗”。（注：何其芳：《写诗的经过》，《何其芳文集》，第5卷，1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展示了美的毁灭的《小女人鱼》的故事，不仅培育了何其芳对悲剧的艺术感受力，也激发了他对于美的梦想，他由此产生了“美，思索，为了爱的牺牲”的思想。他后来回忆说：
我几乎要说就靠这三个思想我才能走完我的太长、太寂寞的道路，而在这道路的尽头就是延安。但它们也限制了我，它们使我不喜欢我觉得是嚣张的情感和事物。这就是我长久地对政治和斗争冷淡，而且脱离了人群的原因。我乘僻到不喜欢流行的、大家承认的、甚至于伟大的东西。……在一个夜里，我写了一首短诗，我说我爱渺小的东西而且我甘愿做一个渺小的人。（注：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5-216页。）
1929年夏天，何其芳与几个同学结伴到了上海，考入中国公学预科。校长是新月派主帅胡适，教授当中也不乏新月人物。《新月》杂志流行于校园，学生们读徐志摩、闻一多的诗成风。置身于这种环境中，何其芳也对新诗着了迷。他见新诗就读，几乎读遍了所能借到的全部新诗集。闻一多、徐志摩是他最喜欢的，两个人的诗集他爱不释手，其中的好诗他都会背诵。他还把闻一多的诗《忘记她》用红墨水抄在白色的信笺上，贴在床头的墙上。
像一个首次坠入爱河的恋人一样，何其芳全身心地卷入了诗的狂潮之中。每天他似乎不是在读诗就是在写诗，写诗更是不分昼夜，来了灵感，上课时把诗写到桌面上，接到信时就写在信封背面。他的诗发表在学生自办的同人小报《中公三日刊》上。他写的是新月式的形式整齐的诗，一边写一边还要计算字数。后来，他觉得这未免有些可笑，就把写满了诗的两三个本子全都付之一炬。
通过徐志摩和闻一多的诗，何其芳渐渐了解了英国浪漫派及后来的维多利亚时期的诗歌。不久，他便买到了牛津大学出版的著名的英国诗歌选本《金库》，可以直接阅读里边的英文原诗。有了这本袖珍精装英诗选之后，他更是手不释卷。济慈的醇厚如酒的诗卷使他陶醉，阿尔弗雷德·覃尼生的流畅的语言和悠扬的音韵他也喜欢，他还很欣赏克丽思蒂娜·罗赛蒂娜的具有东方情调的婉转低吟。
何其芳读了戴望舒的第一部诗集《我的记忆》之后，越来越喜欢其有别于新月诗风的清新柔曼，由此也感受到了十九世纪下半叶兴起的法国象征派的诗味。首先吸引了他的是后期象征派诗人保罗·梵乐希。（注：通译保尔·瓦雷里。）读了梁宗岱写的《保罗·梵乐希评传》和他译的梵乐希的著名诗篇《水仙辞》、《水仙的片断》，何其芳就像发现了一块诗的新大陆，激动不已。他觉得梵乐希的诗宛如澄澈的清泉，美妙而纯粹。他常常沉醉于这样的诗句中：“无边的静倾听着我，／我向希望倾听，／倾听夜草在圣洁的影里潜生。”（注：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31-34页。）
在位于沙滩的北京大学的“红楼”前面，汉花园的马路南边，常有一个戴着深度近视眼镜，身装灰布长衫，身材不高、胸色白净的大学生，一边走一边旁若无人地抬头看云。这就是1931年秋天进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的何其芳。（注：卞之琳：《何其芳与〈汉园集〉》，《何其芳研究专集》，33页，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6；罗大冈：《小兵怀念将军》，《衷心感谢他》，62页，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他在中国公学预科读了一年书之后，同时考上了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1930年秋天，他来到北平，进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学习。可是不久，他由于没有正式高中毕业文凭，被清华大学除名。几个月以后，他于第二年秋天考取了北京大学哲学系。
何其芳曾住在北大西斋的一间用书架曲曲折折地隔成两小间卧室的屋子里。属于他的一间色调很特别：书桌上蒙着一块洗旧了的灰蓝色的棉布，上面空荡荡的，没有什么文具，更没有任何摆设。书架也用同样颜色的布遮着。里面平放着两三堆线装书，有一部《庾信诗集》，还有一套《世说新语》。此外，是几本英美诗人的诗集，其中有惠特曼的《草叶集》。还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痴》和《罪与罚》等几部英译的俄国小说。这样的陈设，简直使来访者不相信自己走进的是哲学系学生的宿舍。（注：朱企霞：《忆早年的何其芳同志》，《何其芳研究专集》，37页。）
出于“从事文学的人应该了解人类的思想的历史”（注：何其芳：《写诗的经过》，《何其芳文集》，第5卷，134页。）的想法，何其芳成为北大哲学系的学生，但没想到，黑格尔老使他打瞌睡，笛卡尔和康德也提不起他的兴趣。一位满头白发的老教授讲印度哲学时，何其芳“却望着教室的窗子外的阳光，不自禁地想象着热带的树林，花草，奇异的蝴蝶和巨大的象”。（注：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124页。）很快，他对哲学的兴趣消磨殆尽。于是，这个哲学系学生一下课就完全沉浸在文学书籍里。到了晚上，他常常走出宿舍，经过景山前边的那条静寂的长街，踏过北海和中海之间的白石桥，一个人到北京图书馆阅览室去读书。他几乎把北京图书馆当时所有的外国文学作品的中译本都读完了。这些书向他开启了一扇金色的幻想之门，他生活在书上的故事里，生活在自己的文学梦里。
在北平的几年，何其芳进入了他一生的文学创作的第一个高潮期。作为潮头的，是诗歌。他被清华大学除名后，尚未进北大之前，大约有半年多的时间，住在位于北平西南城的夔府会馆。冬天搬到会馆后，他的屋子里没有生炉火，冷得像冰窖。每顿饭吃的都是米饭、粗菜、豆腐和咸菜。然而何其芳却自以为是精神贵族，沉浸在新鲜和欢乐的情绪中，成天梦想着一些美丽的温柔的东西，期待爱情的莅临。每当积雪的日子，他便独自跑出去享受寂寞，然后回到会馆，坐下来写诗。
郁热而多雨的夏天来临了。一天，何其芳的一位从未见过面的表姐忽然来看他。这位住在北平的漂亮而多情的表姐，此后便常来会馆，请何其芳帮她补习功课。这一对表姐弟很快就亲密起来。“一次，在小房里临窗的书桌前，其芳正在给她讲解英文。她低着头，一大颗泪珠从她眼里悄悄滴到了书页上。那好似一粒爱的火星点燃了其芳十九岁的年轻的心。他第一次产生了纯洁的爱情。”（注：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46页。）不料这却是一次“不幸的爱情”。受到沉重打击和猛烈摇撼的何其芳，“像一只受了伤的兽”。（注：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8页。）
当清晨，当星夜，我独自凭倚在长长的白石桥上，踯躅在槐荫下，或者瞑坐幽暗的小窗前，常有一些微妙的感觉突然浮起又隐去。我又开始推敲吟哦了。这才算是我的真正的开始。（注：何其芳：《梦中道路》，《何其芳文集》，第2卷，64页。）
这便是诗人何其芳的诞生。“背负着爱情的十字架”（注：何其芳：《树荫下的默想》，《何其芳文集》，第2卷，134页。）的何其芳，从此写出了一批缠绵悱恻的爱情诗。从1932年夏天到秋天的几个月里，他一直耽溺于诗的挥写中。有时一天里面，清晨写，晚上也写。在一些难以成眠的夜晚，他经常辗转长叹、苦苦吟味、反复推敲。“我饮着不幸的爱情给我的苦泪，……爱情虽在痛苦里结了红色的果实，我知道最易落掉，最难拣拾。”（注：何其芳：《慨叹》，《何其芳文集》，第1卷，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他的最大的快乐或酸辛，在于一个崭新的文字建筑的竣工或失败。
是谁第一次窥见我寂寞的泪，
用温存的手为我拭去？
是谁窃去了我十九岁的骄傲的心，
而又毫无顾念地遗弃？（注：何其芳：《雨天》，《何其芳文集》，第1卷，11页。）
从童年时代读书起，他就坠入了文字的魔障。这时，他读着晚唐五代时期的那精致冶艳的诗词，蛊惑于那种憔悴的红颜上的妩媚，又在几位班那斯以后的法国诗人的篇什中找到了一种同样的迷醉。与别的沉思的人不同，何其芳读诗时不想在那空幻的光影里寻一份意义，他喜欢的就是那种锤炼，那种色彩的配合，那种镜花水月。
有一次，他梦见自己写成了一首诗，醒来后只记得几行，其中有这样的奇特的句子：“南方的爱情是沉沉地睡着的，它醒来的扑翅声也催人入睡”；“北方的爱情是警醒着的，而且有轻
的残忍的脚步。”他把它补写成一首题为《爱情》的诗。这首诗“表现了一个年轻人对于幻想中的美满的爱情的歌颂和对于现实中的并不美满的爱情的怨言。”（注：何其芳：《写诗的经过》，《何其芳文集》，第5卷，147-148页。）
写诗的激情消歇之后，何其芳又开始写起了散文。他的散文创作，可以说是他的诗歌创作的延续，尽管不是分行排列的。何其芳觉得这种不分行的抒写，更适宜于表达自己精神上的郁结和苦闷。他在一些篇什里“独语”、“画梦”，咏唱“哀歌”，体味“梦中道路”，喜欢想象一些辽远的东西，一些并不存在的人物，和许多在人类的地图上找不到名字的国土。他企图以很少的文字，制造出一种情调：有时叙述一个可以引起丰富想象的小故事，有时则是一阵伴着沉思的情感的波动。他刻意追求的是“纯粹的柔和，纯粹的美丽”。（注：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127-128页。）
这些作品1936年结集为《画梦录》出版后，京派文人的重要批评家刘西渭（李健吾）立即发表书评，称作者“别自开放奇花异朵”，是“文章能手”，“是一位自觉的艺术家”。（注：刘西渭：《读〈画梦录〉》，载1936年9月《文季月刊》，第1卷第4期。）不久，《画梦录》还获得了这一年的《大公报》文艺奖金。何其芳的文名越来越响亮。他开始频繁出现在林徽因的那间著名的“太太的客厅”里，还经常参加在地安门慈慧殿3号朱光潜家里举行的读诗会。他进入了京派作家群的圈子。
夕阳燃烧了半个天，
天上有金云、红云、同紫云。
“谁涂沫这一片华丽的颜色？
谁有这个胆量，这种气魄？”
且低下个头慢慢的想，慢慢的行，
让夕阳将心子也镀上一层金。
………………
京派著名小说家沈从文颇为欣赏何其芳的才华和他的诗文的精美，1935年在《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了这首赞美诗《何其芳浮雕》。（注：方敬、何频伽：《何其芳散记》，65-67页。）
然而，这一切并未使何其芳满足和陶醉。他继续沉埋于文学的白日梦里，成天苦吟，日夜推敲。他不是从一个概念的闪动去寻找它的形体，浮现在他的心灵里的原来就是一些颜色、一些图案。他从古代的诗文里择取来一些可以重新燃烧的词藻，使用着可以引起新的联想的典故。为了用现代的口语去表现那些颜色和那些图案，他写得很艰涩、很迟缓。
早些时候，他就开始有时厌弃自己的精致，自己对于形式的雕琢和文字的藻饰。他还感到思想的枯窘。“在画地自狱里我感到痛苦。”（注：何其芳：《岁暮怀人》（一），《何其芳文集》，第1卷，28页。）在表达微妙的纤弱的感觉、情感和意念时，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热情和思索。他开始感到幻想与现实的矛盾。他越发觉得自己的写作是在重复自己过去的语言，而这语言又是空洞的、虚妄的。他1934年写道：“我能很美丽地想着‘死’，反不能美丽地想着‘生’吗？”（注：何其芳：《独语》，《何其芳文集》，第2卷，14页。）“当我们只想念自己时，世界遂狭小了。”（注：何其芳：《梦后》，《何其芳文集》，第2卷，17页。）1935年他又写下了这样的文字：“我仿佛知道一个真理，唯有在这地上才建筑得起一座乐园，唯有用我们自己的手，但我总甘愿生活在最荒凉的地方，冰天雪地，牧羊十九年，表示我一点忠贞之心。”（注：何其芳：《楼》，《何其芳文集》，第2卷，47页。）
何其芳离开校园，步入社会。“真实的人间教给我的完全是另外一些东西。”（何其芳：《街》，《何其芳文集》，第2卷，82页。）在书里容易见到的爱、美、理想和幸福，他见不到，见到的只有苦难和不义。
1935年大学毕业后，何其芳由靳以介绍，到天津南开中学教书。教师宿舍外面，是一片污秽与腐臭的洼地。每当黄昏时分，便有许多从远处竖着烟囱的工厂里出来的小女孩，疲惫不堪地从流经洼地的一条臭水河边上走过。他置身其中的这个新环境，“与其说是一个学校，不如说是一家出名的私人营业的现代化的工厂，因为那里大批的制造着中学毕业生”。（注：何其芳：《呜咽的扬子江》，《何其芳文集》，第2卷，70页。）何其芳感到了生活的阴暗和可怕，他和同伴有时愤怒地非议人间的不合理和罪恶。他再也不能继续做那些美丽的温柔的梦，并且精心地描绘它们了。他陷入了沉默，一年没有写东西。学生运动爆发了。作为教师的何其芳虽然没有参加，但学生们的抗日爱国热情却像燃烧的火焰，照亮了他的生活。
1936年暑假，何其芳回到四川万县。故乡的衰败萧条与农民的劳苦贫困，使他深感痛苦和失望。只住了十几天，他便又匆匆告别，来到胶东半岛的莱阳县，受聘担任吴伯萧作校长的山东省立第二简易乡村师范学校教员。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自己“精神上的新大陆”。（注：何其芳：《〈还乡杂记〉代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第130页。）
在这个号称“模范县”的地方，他发现：农民要缴纳土地的一半收入作捐税，生活十分穷苦；从农村来的师范学生，吃的是小米、四等黑面和白薯。这些农村青年很关心政治，有几个因为到邻县去作救亡宣传而遭到逮捕。和他们在一起，何其芳不再感到孤独了。他的情感变得粗壮了，精神世界阔大起来。他逐渐得出了如下结论：
第一步：我感到人间充满了不幸。
第二步：我断定人的不幸多半是人的手造成的。
第三步：我相信能够用人的手去把这些不幸毁掉。（注：何其芳：《给艾青先生的一封信》，载《文艺阵地》，1940年4卷7期。）
“人间的苦辛”使他愈加觉得“自己的羞耻”。（注：何其芳：《醉吧》，《何其芳文集》，第1卷，57-58页。）他决心“埋葬我自己”，“再不歌唱爱情”。（注：何其芳：《送葬》，《何其芳文集》，第1卷，52-53页。）寒假里他来到青岛，看见一排排别墅在冬天里空着、锁着，马上联想到他在莱阳看到的一些丧失了土地的农民，带着农具从邻县赶来做收获的零工，清早站在“人的市场”一样的田野里等待着雇主，晚上为了省一点住宿钱而睡在师范学校门前的石桥上。这种鲜明的对比强烈地刺激着何其芳，他写下了一首诗《云》：
“我爱那云，那飘忽的云……”
我自以为是波德莱尔散文诗中
那个忧郁地偏起颈子|望着天空的远方人。
我走到乡下。
农民们因为诚实而失掉了土地。
他们的家缩小为一束农具。
白天他们到田野间去寻找零活，
夜间以干燥的石桥为床榻。
我走到海边的都市。
在冬天的柏油街上
一排一排的别墅站立着
像站立在街头的现代妓女，
等待着夏天的欢笑
和大腹贾的荒淫，无耻。
从此我要叽叽喳喳发议论：
我情愿有一个茅草的屋顶，
不爱云，不爱月，
也不爱星星。（注：《何其芳文集》，第1卷，59-60页。）
他还进一步意识到，文学的“根株必须深深地植在人间，植在这充满了不幸的黑压压的大地上”。（注：何其芳：《〈刻意集〉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123页。）课余时间，他根据自己的回乡经历，写下了后来收入《还乡杂记》一书中的一系列散文，描画了古旧、荒凉的县城，干旱的土地，焦枯得像被火烧过似的稻禾，默默地弯着腰、流着汗、在田野里劳作的农夫农妇。在这些作品中，他想使‘自己的歌唱变成鞭子”，“击到这不合理的社会的背上”。（注：何其芳：《〈刻意集〉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123页。）写出来时，连他自己都感到很惊讶：这些散文与《画梦录》中的那些幻想的、雅致的、优美的作品相比，是多么不同的啊！
七七事变发生的时候，何其芳正在北平度暑假。他仓促南下，回到四川万县，任教于省立师范学校。他还与曾在北平一起办过文艺刊物《红砂碛》的朋友杨吉甫，合编《川东日报》副刊《川东文艺》，企图以此来在故乡落后的文化环境中，进行思想启蒙工作。他所在的学校里，教员们关心他们的饭碗和薪水更甚于关心抗战，几乎成天在打麻将。学生们循规蹈矩，对学校有意见也不敢提出。对此，何其芳感到郁闷。他需要心心相印的伙伴，需要相濡以沫的抚慰和鼓舞。他于1938年2月前往省会成都。
经曹葆华介绍，何其芳到成都联合中学教书。在他的提议下，几位朋友自费办起了《工作》半月刊。卞之琳任主编，何其芳作发行人。实际上何其芳出力最多。他每期都要上印刷厂去校对，大批地寄发到外县去，还负责往书店里送。撰稿人除了他和卞之琳之外，还有朱光潜、方敬、沙汀、周文、陈翔鹤、陈敬容等，而他是最积极的。第一期首篇就是他的《论工作》，算是代创刊词。他在文章中明确主张，知识分子应该和士兵一同背负起民族的苦难，努力去做直接或间接对抗战有利的工作。（注：何其芳：《论工作》，《何其芳文集》，第2卷，139页。）几乎每一期《工作》都有他的文章。这些文章或者抨击浓厚的读经空气，或者批判歧视妇女、虐待儿童的旧礼教残余，或者揭露知识分子往上爬的人生观，全是一些过去他从未写过的、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和针对性的杂文，大都写得明快、犀利、泼辣、雄辩。他的从《还乡杂记》开始逐渐变化的文风，至此有了更大的变化。
不久，传来了周作人在北平参加日本侵略者操纵的“更生文化座谈会”的消息。《工作》同人中，有的不相信，有的表示惋惜，有的主张再看一看。而何其芳立即写出了《论周作人事件》一文，对“和那些出卖祖国的汉奸们坐在一起”（注：《何其芳文集》，第2卷，159页。）的周作人予以爱憎分明的尖锐批判。不料，这篇文章引起了朋友们的不满。几乎没有人对他表示赞同，不是说他刻薄，就是说他火气过重。朱光潜认为，“对自己尽可谨严，对旁人不妨宽厚一些。”而何其芳则进一步指出，对于自己所憎恶的人物，是不能“宽厚”的。（注：何其芳：《关于周作人事件的一封信》，《何其芳文集》，第2卷，164-165页。）
这件事使何其芳感到格外寂寞。他写下了在成都传诵一时的名诗《成都，让我把你摇醒》。诗中写道，芦沟桥边抗击侵略的枪炮声打响之后，自己“像盲人的眼睛终于睁开，／从黑暗的深处我看见光明，／那巨大的光明呵，／向我走来，／向我的国家走来……”而在“这并非使人能睡的时代”，“又荒凉又小”的成都，却“在睡着觉”。对此，诗人无法容忍，他大声疾呼：
让我打开你的窗子，你的门，
成都，让我把你摇醒，
在这阳光灿烂的早晨！（注：《何其芳文集》，第1卷，36-64页。）
周作人是何其芳也曾是其中一员的京派作家的主帅。在何其芳看来，周作人的“下水”，既在于“长久地脱离了时代和人群的生活使他胡涂”，（注：何其芳：《论周作人事件》，《何其芳文集》，第2卷，159页。）也与他的文艺观有直接关系。何其芳认为，周作人的文艺观主要是“强调艺术有它自己的目的，那就是表现个人的情思”，（注：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何其芳文集》，第4卷，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这和他自己以前所主张的文艺“只为了抒写自己，抒写自己的幻想，感觉，情感”（注：何其芳：《〈夜歌〉后记一》，《夜歌》，317页，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1950。）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在后来写的一篇文章中，他认为周作人是“在一些书籍中，在一个极端脱离群众的小圈子中”找到了自己的生活道路的。（注：何其芳：《两种不同的道路——略谈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发展上的分歧点》，《何其芳文集》，第4卷，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这与他在《〈刻意集〉序》中反思自己的观点是类似的，他说：“那时我接触得最多最亲密的并不是活的人类而是带着死亡的芬芳的书籍。”（注：何其芳：《〈刻意集〉序》，《何其芳文集》，第2卷，122页。）他还曾说过，九一八事变后的几年里，自己在北平“胡涂地过着日子”。（注：何其芳：《论工作》，《何其芳文集》，第2卷，142页。）由此可见，何其芳对于周作人的严厉批判，具有双重意义，既是检讨别人、谴责别人，也是反思自己、鞭策自己，是在与自己的过去进行诀别。
这时，一个外地的朋友在一篇文章里提到何其芳，说何其芳“不应该再称呼自己为一个个人主义者”，因为他是有伙伴的，“不过在另外一个地方”。（注：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22页。）这篇文章启发了何其芳，他决心改变自己的生活，到华北前线去，即使不能拿起武器打击侵略者，也应该去和士兵们生活在一起，而且把他们的事迹写成文字。
8月的一天，何其芳与也想去华北战场的沙汀、卞之琳，以及沙汀的妻子黄玉颀等三个人一道，离开成都，沿着川陕公路北上延安。
他们月底到达延安，住进西北旅社。周扬闻讯赶来看望沙汀夫妇，并结识了何其芳和卞之琳。何其芳首先向周扬提出，要求马上发给他们延安的干部、学生和部队官兵都穿的灰布军装。换上了新军装，他们感到既新鲜又兴奋。何其芳似乎觉得，脱掉了旧长衫，就告别了过去的生活，成为一个新人——延安人了。
在他们的请求下，周扬安排他们于9月初的一天会见毛泽东。在城西凤凰山脚下两间石砌的窑洞式的房子里，毛泽东从一张没上油漆的长方形小白木桌旁站起来，迎接这几个新到延安的文化人。身穿蓝布制服的毛泽东，虽然看上去有些清瘦，但两只眼睛炯炯有神，显得精力旺盛。
何其芳他们对毛泽东说，来到这里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印象却很深，所以想写一写延安。
“延安有什么可写呢？”毛泽东微笑着问，然后自问自答，“延安只有三座山，西山、清凉山、宝塔山……”他边说边举起右手，说一座山便弯下一根手指，略作停顿后，很肯定地说：“也有一点点儿可写的。”
何其芳他们又说，还想从延安到前方去，到八路军活动的华北地区，去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毛泽东听后，赞许地说：“文艺工作者应该到前方去。”
在到延安后的日子里，何其芳的情绪非常愉快，走起路来脚板翻。有时遇到烦恼，便会找到沙汀苦着脸说：“老杨呀，你看咋个做啊？”令人感到，他的诉苦是因为他太愉快了，需要换换口味。就在这种愉快的情绪状态中，11月16日何其芳写下了当时曾发生很大影响的散文《我歌唱延安》。
这时，他已和沙汀在周扬的安排下到鲁艺教书，何其芳作文学系教员，沙汀任文学系代理主任。三个月前，当何其芳在川陕公路上乘坐汽车向延安进发时，他还曾想到了萧伯纳离开苏联时说过的一句话：“请你们容许我仍然保留批评的自由。”但一到延安，他就深受感动，充满了新鲜而深刻的印象。他觉得，接受批评的应该是自己，而不是这个正进行着艰苦的伟大的改革的地方。他后来认为，延安是自己人生道路的“尽头”和终点，在这里，他“像一个小齿轮在一个巨大的机械里和其它无数的齿轮一样快活地规律地旋转着”。（注：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5页、223页。）他还宣称，在延安找到了消除“人间的不幸”的“最后的钥匙”，“个人的问题和苦痛”也“开始消失”。（注：何其芳：《论快乐》，《何其芳文集》，第2卷，231页、229页。）他在《我歌唱延安》中写道：
自由的空气。宽大的空气。快活的空气。
我走进这个城后首先就嗅着，呼吸着而且满意着这种空气。（注：《何其芳文集》，第2卷，176页。）
也许是因为他较早地写出了这篇歌颂延安的名文吧，加之后来他又认为鲁迅杂文的形式已不适用于延安，（注：参见何其芳：《给陈企霞同志的一封信》，载《文艺月报》第4期。）何其芳是以“歌颂派”自居的。写出《我歌颂延安》后的第三天，何其芳就和沙汀带领一批鲁艺的学生，跟随贺龙到前线实习去了。他本来是打算到前方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的，可没想到在前方九个月只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而且自己还不满意，于是对于写报告文学有些动摇、甚至是反感了。何其芳在创作上陷入了苦闷。
……文学系的创作指导思想，是以何其芳当时的观点为依归。他根据自己上前方采访战斗英雄的体会，形成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知识分子的思想感情和工农战士之间是存在着距离的，硬要去写，吃力不讨好；认为“五四”以来文学作品中够得上称为中国知识分子典型的，至今还没有。于是，他向我们学员提出这样的课题：“我们现在文学创作，为什么不去补这一课呢？”（注：陆地：《七十回首话当年》，载《新文学史料》，1989(4)。）
回到延安以后，何其芳读到了一篇苏联的反概念化的文艺论文，立即接受了其中的观点。他否定了搜集材料的方法，向文学系学习写作的学生提出了“写熟悉的题材，说心里的话”（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的创作主张。他认为，每个人写出他所看到、所感到的中国，尽管是一个角落，也就可以证明革命必然会到来，而对于新社会是有利的；（注：何其芳：《杂记三则》，《何其芳文集》，第4卷，4页。）“知识分子作者最好就写知识分子”，“与我们知识分子的经历也可以写出中国，写出中国必然发展的道路与前途”。（注：何其芳：《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何其芳文集》，第4卷，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上前方搜集材料写报告文学的尝试失败以后，何其芳又想到了自己所钟情的诗。他觉得自己的感情还相当“旧”，对于新生活又不深知，写诗也仍然有困难。但他转而又想，即使写自己这种新旧矛盾的情感，也还是有意义的。这样，他又回归于抒写个人的趋向了。从1940年到1942年春，他进入了诗歌创作的第二个高潮期。但是，他这一时期的诗与他三十年代初期的抒写个人情志的诗文相比，精神内涵和美学风格已经大大的不同了。
回鲁艺后，何其芳担任了文学系主任。他自称是“热心的事务主义者，也同时是一个诗人”。系里其他教师不愿意做行政工作，都想多一点时间和精力以便从事创作。何其芳则不同，他出于一种对新生活的满腔热情和工作积极性，不但不惮于行政事务，而且认为这并不妨碍自己写诗。白天，他的工作繁杂而忙碌，备课、上课，为学生看稿、改稿，有时即便是学生写的一首短诗，他也会一丝不苟地写上几百字、甚至上千字的评语。夜晚，由于灯油发放得很少，空闲时间相对较多，他便沉湎、怀想自己过去的经历，以及其他许多使自己激动的事情。何其芳的诗思在夜晚显得异常亢奋而活跃，他的诗神总是于幽暗与静谧中悄然莅临。
一个美丽的五月之夜，何其芳躺在窑洞里的床上，很久很久未能入睡，于是他想起了很多很多事情，想到了《雅歌》中的“我的身体睡着，我的心却醒着”的文句，随后便有这样一些诗句飘落到他的脑海里：
而且我的脑子是一个开着的窗子，
而且我的思想，我的众多的云，
向我纷乱地飘来，
而且五月，
白天有太好太好的阳光，
晚上有太好太好的月亮，
……
第二天早晨，他把这些文学写到纸上，便成了一首《夜歌》。据说，何其芳写了很多首《夜哥》，收入诗集《夜歌》中的七首《夜歌》，只是其中很少一部分。
在这些《夜歌》中，诗人谈说着快乐，美丽，温情，梦想，纯洁、善良的人，思考着光明、人类、生命的意义，还想到了“最早的朋友”、“最早的爱情”等种种“纯洁的事情”，想到了“汗流满面”才得以糊口或“睡在那低矮的屋檐下”的“我那些兄弟们”，并且以从“我读着的书籍”感到“劳作”的意义，来回答，“什么东西能够永存”这种巨大的人生课题。
这些诗写得乐而淫、哀而伤，真诚地倾诉与热烈地宣泄了诗人内心深处的种种伤感、脆弱、遐思和梦想。他也意识到自己有些感情是软弱的、知识分子气的，但似乎又不能一下子摆脱和克服。即便如此，他仍然毫不留情地否定自己内心深处不时涌现出的他认为是个人主义的念头：“尽管个人的和平是很容易找到，／我是如此不安，如此固执，如此暴躁，／我不能接受它的诱惑和拥抱！”（注：何其芳：《多少次呵我离开了我日常的生活》，《何其芳文集》，第1卷，204页。）他在《〈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一诗中又写道：
我是命中注定了没有安宁的人，
我是命中注定了来唱旧世界的挽歌
并且来赞颂新世界的诞生的人，
和着世界一起，我将埋葬我自己，
而又快乐地去经历|我的再一次的痛苦的投生。
这些后来收入诗集《夜歌》的诗篇，反映了像诗人这样一个走出象牙之塔的小布尔乔亚知识分子，投入民族解放事业之后的精神蜕变历程，是对于从个人主义向集体主义皈依过程所产生的思想和情感问题的诗美思考与艺术记录，清晰而生动地显示出“其中有一个旧我与一个新我在矛盾着，争吵着，排挤着”。（注：何其芳：《〈夜歌和白天的歌〉初版后记》，《何其芳文集》，第2卷，253页。）恰如一位诗评家所说，这一时期何其芳诗作的重要特点是真诚，“真诚地追求着，真诚地改造着，诗人相信他的目标是走向进步，走向光明，走向理想境界”。（注：蓝棣之：《何其芳：倾听飘忽的心灵语言》，《现代诗的情感与形式》，79页，北京，华夏出版社，1994。）他的日益强化的对于劳动人民的“负债”意识和对自己的过去的生活的“羞耻”感，（注：见何其芳：《〈北中国在燃烧〉断片》（二），《何其芳文集》，第1卷，187页；又见何其芳：《一个平常的故事》，《何其芳文集》，第2卷，219页。）极大地推动着他的思想改造与精神蜕变。
何其芳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与对生活的炽热的爱，使他对新的生活充满了使自己激动不已的印象和感受。一个清早，何其芳走出窑洞，望见了山谷中的雾，草上的露珠，听到了工人们打石头的声音，这情景打动了他的心。回到窑洞里，坐在桌子前面，他写下了短诗《黎明》，献给被号声叫起来早操的兵士，被钟声叫起来自习的学生，被鸡声叫起来到地里去的农夫。他还感到，早晨、希望、未来的事物、正在生长的东西，和他每天所接触的学生，是有共通之处的。他想为他（它）们歌唱，并为这歌唱而感到巨大的幸福。由此，他写下了那首著名的诗篇《我为少男少女们歌唱》。
三十年代初何其芳写诗的时候，对他影响最大的，是以瓦雷里和温庭筠为代表的法国与中国古典的象征诗风。而到了写《夜歌》的时候，他已把目光主要转向了惠特曼和马雅可夫斯基。他想有意识地校正自己早期诗作中刻意追求语言雕琢、形式精致的弱点，结果是原来的朦胧和晦涩不见了，语言文字变得朴素单纯，遣词造句也尽可能的口语化了。但在他由思想的转变而带来的诗风转型的另一方面，则是他的那种含蓄蕴藉的浓郁诗味，也显得日趋减少了。
在鲁艺的同事们的记忆中，何其芳为人坦诚、直率。工作中遇到了困难或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学生中发生了使他感到不安或不快的事情，发现了文学系学生创作的好作品，甚至恋爱中的欢乐和烦恼，他都要对文学系的同事们说出来。系里的同事们已经形成一种习惯，如果某一天晚上何其芳来得迟了一点，大家就会聚在窑洞外边，等他来“汇报”。他的烦闷和痛苦除了向同事们倾诉之外，他有时还会站在山头上大声地叫嚷道：“哎哟，怎么得了哦！”于是整个住在东山的人就都知道何其芳有了什么不称心的事。①
1942年春天整风运动开始以后，何其芳就不再写诗了。在对所谓小资产阶级思想意识的声势浩大的批判浪潮中，何其芳的《夜歌》一类的具有内在的心灵化特点的诗，越发显得不合时宜。经过整风的风雨洗礼，何其芳觉得还有许多比写诗更重要的事情等着自己去做，而其中最主要的是从一些具体问题和具体工作去学习理论，检讨和改造自己的思想，在政治上提高自己，因此自己以前那种从个人和情思志趣出发的小资产阶级的歌唱，自然应该终止。在何其芳这位诗人诗歌创作的履历表上，于是令人遣憾地出现了一段空白时间。
1997年6月22日于思美人书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