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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种意义上的分配公平
收入分配是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一个十分重要的环节。它对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如何在效率优先的前提下确保分配公平，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大难题。从某种角度讲，没有分配公平的国民经济发展是不会持久的。分配公平作为人们不懈追求的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目标，具有两个方面的基本含义：一是指收入分配结果的公平，避免高收入与低收入者之间的个人收入差距过大，避免由于少数人收入畸高形成两极分化；二是指收入分配法则的公平，收入分配以人们对社会所做出的贡献大小为主要依据，贯彻公正与社会正义原则，不凭权力、人情关系和投机进行分配。这两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可或缺的，只强调分配结果公平，或者只强调分配法则公平，都是失之偏颇的。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收入分配主要由市场竞争决定。人们按照平等的规则和条件参与竞争，根据竞争的结果获取收入。在市场竞争中形成的居民收入差距只要不超过一定限度，不但不会产生消极后果，反而有助于经济效率的提高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从许多国家在经济起飞阶段和工业化初期的经验来看，过早地对居民收入差距进行调节，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是不利的，将会牺牲最可宝贵的经济效率。当然，如果收入差距过大，也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严生负面影响，造成社会不安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该采取财税杠杆等手段对收入差距进行调节。
值得强调的是，收入分配公平并不仅仅局限于分配结果的公平。不少人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片面的看法，往往忽视分配法则的公平。事实上，分配法则的公平比分配结果的公平显得更为重要。分配法则不公平，不可能真正实现公配结果公平，从而避免贫富两极分化，收入分配公平亦只能成为空谈。一般来讲，人们对由市场公平竟争形成的一定限度内的收入差距是能够接受的，人们最反感、最不能容忍的是分配法则的不公平。
二、我国当前的收入差距是否已经过大？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综合国力大为提高。每一个城乡居民都从做大的“蛋糕”中得到了实惠，人均收入和生活水平明显提高。但随 着改革的不断深入，居民收入差距也逐渐拉开，近几年在某些方面呈现出加速趋势。
美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茨曾就收入分配差别同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联，提出一个“倒U型”假说。该假说认为，各国在经济发展早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不大。随着经济发展进入中期阶段，收入分配差别开始拉开，收入不平等程度逐渐严重起来。到经济发展进入后期高水平阶段，收入差距又逐渐缩小，不平等程度得到改善。尽管经济学界对这一假说，看法不一。但就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证经验来看，不少国家收入差距的变动正是遵循着“倒U型”轨迹。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收入分配情况也是如此。很难设想，如果继续象改革以前那样在分配上实行平均主义，能够获得十几年来持续快速的经济增长。因此，在我国生产力水平仍然较低的现阶段，适当拉开收入差距是有益的，或者说是经济增长所必须偿付的代价。同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收入差距目前仍然处在合理的范围内。
国际上通常认为，社会成员收入的基尼系数在0.2以下为绝对平均；0.2～0.3之间为比较平均；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0.4～0.5之间为差距较大；0.5以上为差距悬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基尼系数都保持在0.35～0.45之间，而我国目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左右，城乡总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9，处于比较合理的区间。如果加上福利收入，基尼系数还要明显缩小。今后，只要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在不损害经济效率的条件下适当加以调节，完全可以将收入差距控制在人们可以接受的正常范围之内。所以说，我国目前的居民收入差距并不象有些人所想象的那么严重，换言之，我国尚未出现过份悬殊的贫富差别。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贝克尔在谈到我国收入分配问题时也强调，现阶段收入差距的扩大对中国有益无害，中国目前的收入差距不是已经走过了头，而是仍然太小。
三、分配法则不公平，才是真正的问题所在
渐进的改革策略使我国一直并存着计划与市场双重体制，一方面行政干预的旧体制仍然存在，另一方面市场体制正不断成长。在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市场体系发育缓慢，国民经济市场化程度不高。很多方面经济活动虽然已经货币化、商品化了，但却仍然受着行政力量的管制与干预，“看得见的脚”踩住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分配法则不公平，已经成为我国当前收入分配上最突出的问题。
1.部分行业利用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获取超额利润
在自由、平等竞争的条件下，各行业之间的利润应大致趋于均等，与此相对应，各行业职工的平均收入也应大体相当。但我国目前有部分行业，例如金融保险业、房地产业、外经贸、旅游、供电、煤气、供水、电信、烟草等，因享有垄断经营地位或国家给予的特殊条件，其盈利水平大大超过社会平均利润率，职工平均工资比全国企业平均水平高出50%～120%。一些企业（如国有专业银行）即使出现亏损，职工工资仍然不断提高。同等条件的劳动者仅仅因为行业或所在单位不同，造成收入差异甚大。
2.少数掌握权力或接近权力的人通过设租、寻租活动获取高额经济租金
租金一词，在现代经济学中是指由于政府过度干预和行政管制造成供给弹性不足，从而产生的差价收入。设租、寻租活动是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相关的。官员通过行政管制人为创设租金，诱使有钱企业或个人来向他们行贿，以便获取这种经济租金。可见，设租、寻租活动的实质为权钱交易。在十几年的改革过程中，由于双重体制并存，设租、寻租活动不断发展，目前最常见的有价格双轨制、经济特权与垄断权、进口高关税和进口配额限制，以及政府对某些地区或行业的“优惠政策”等几种类型。仅以价格双轨制为例，有学者做过统计，近几年商品价差、外币汇价差和信贷利差总额高达国民生产总值的20%～25%，其中相当一部分落入少数人的腰包，造成了严重的分配不公现象。目前，有人又从商品寻租发展到要素寻租，使问题变得更为突出了。
3.不少企业经营者在监督约束机制软化的情况下以权谋私，侵吞公有资产
经过多年的放权，我国国有企业经营自主权达到相当的程度，经营者对企业的控制权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西方国家的同行。由于没有健全对经营者的监督约束机制，不少厂长（经理）乱用职权，谋取私利。主要方式：一是多吃多占，随意开支。经营者利用公款大吃大喝，挥霍浪费的风气屡禁不止，即使在企业亏损的情况下照样一掷千金。二是损公肥私，侵吞公有资产。经营者凭借手中职权，收受回扣，收受贿赂，通过不等价交易转移公有资产，甚至携巨款潜逃等等。经营者以权谋私，“富了和尚，穷了庙”。这种行为不仅造成公有资产流失，而且在职工中造成极不好的影响，挫伤了职工的积极性。
4.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参与商业活动
在财政所拨行政经费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缓解资金矛盾，改善办公条件，提高职工的生活福利水平，一些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包括执法部门）在物质利益的驱动下，创办各类经济实体，直接参与商业活动，开展各种名目的“创收”，甚至通过非财政、非正规的渠道向企业和个人乱摊派、乱收费。政府部门参与商业活动，意味着它既当“裁判”，又当“运动员”。行政权力一旦渗透到交易活动中，必然损害市场竞争和收入分配的公平原则，其危害性不可低估。
四、促进分配公平的思路
调节个人收入，促进分配公平，是政府的主要职能之一。在履行这一职能时应该遵循以下两个原则。一是效率与公平兼顾的原则。政府要把提高效率，促进经济增长放在首位，不能因调节收入分配差距而抑制劳动者、经营者的积极性与创造力。二是间接调节的原则。应以市场为中介，主要采取财税、金融等间接手段调节收入分配，而不宜采用直接的行政调节方法
目前，我国居民收入差距还不是很大，尚未形成明显的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在相当一个时期之内调节收入分配的重点就应该放在促进分配法则的公平上。应采取多方面措施，理顺分配关系，创造公平竞争的条件。
1.尽可能打破行业垄断
效率来自于竞争。除天然垄断部门之外，所有行业都应该实行自由竞争。因此有必要对目前享有垄断地位和特殊条件的行业、部门进行分析，对非天然垄断行业宜尽早打破垄断，实行自由经营、平等竞争。即使对天然垄断行业的工资收入也要严格进行调控，纳入统一管理，防止其职工收入过快增长。
2.进一步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取消一切不必要的行政干预
设租、寻租等腐败行为的根源，在于政府对市场过度干预和对平等竞争的破坏。根本的解决办法只能是进一步深化改革，推进国民经济市场化进程，把政府干预和行政管制限制在绝对必要的范围之内。同时，努力培育和发展各类商品与要素市场，建立平等竞争秩序
3.强化产权约束，解决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问题
产权约束软化是导致国有企业“内部人控制”的主要原因。要通过产权制度改革，明晰国有企业产权关系。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实现企业股权多元化，是一条有效的途径。将国有独资企业变成国有控股、国有参股企业，大量引入非国有股东。他们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加大监督约束企业经营者的力度。国家则可以在其中“搭便车”，即借助众多的法人股东和社会公众来有效地监督企业经营者，制约其以权谋私，侵吞公有资产的行为。
4.严禁党政机关经商
政府只能充当“裁判员”，不能充当“运动员”，这是现代市场经济的基本规则。党政机关要坚决停办各类经济实体，或者与其脱钩。规范各种形式的政府收费，该保留的在财政预算中列支，形成以税收为主的政府收入体制。同时，在精简机构与人员的基础上，参照新加坡等有关国家的经验，并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提高公务员收入，维护公务员的职业尊严，降低其贪污腐败的内在动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