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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种平等或不平等是否公正。如果性别公正,那就应该去维护这种“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如果性别不公正,那就应该去纠正这种“男女平等”或“男女不平等”。
“平等”有平均、一样、无差别的含义,是一种事实状态,可以用客观指标度量。“公正”有合理、好、善、应该如此的含义,是一种价值判断,公正不能用客观指标来度量,它是依据一定的价值原则所作的权衡和判断。“平等”告诉我们“是什么”,“公正”告诉我们“应该是什么”。比如:男女劳动者之间工资有高低,有差别,不平等,这是一种事实,可以用相同劳动时间所得货币数目来度量。那么这种“不平等”是否公正呢?这就要看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是什么,当前,如果是因为贡献大小而有工资高低,那就是公正合理的;如果是因为男女同工不同酬,那就是不公正不应该的。同理,如果“男女不同工也同酬”,虽然男女平等,但性别不公正。又如:现阶段让男人服兵役却豁免女人,虽然“不平等”却是公正(应该)的。再如:让女人登高架线下井挖煤,干与男人一样的活,虽然“男女都一样”,却不公正(不应该)。
二、男女平等可以分为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机会平等”或“结果平等”既是一种事实状态又是一项行事原则,如公共政策调控原则。
男女机会平等是指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各项事务上具有平等的参与竞争的资格。机会平等只重视男女在竞争过程中的平等,为了“机会平等”可以不顾“结果平等”。比如:在政治上男女都有当总理和选总理的权利,至于最终总理的性别是男是女,“机会平等”并不关心;经济上男女都可以当老板或当雇员,至于在市场竞争中淘汰出局的是男是女,“机会平等”也不关心。机会平等认为“天赋才能”和“偶然运气”属于个人,男人和女人都各自接受由自己的天赋和运气带来的好处和坏处。
男女结果平等是指男女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家庭等各个领域具有事实上的同等地位。结果平等只看重结果不关心过程。要求男女政治上权力相当,经济上就业和收入相当;要求男女教育水平相当,男女分担家务等等。为了结果平等可以不顾“机会平等”,比如通过政府干预来“优惠女性”。“结果平等”认为由个人的天赋和运气带来的好处和坏处都应该男女分享分担。
男女平等究竟是以“机会平等”为准还是以“结果平等”为准?究竟是以“机会平等”为政府调控原则还是以“结果平等”为政府调控原则?究竟是男女“机会平等”公正还是“结果平等”公正?要看在什么时代、在那个社会领域。
三、男女机会平等强调男人女人的“社会性”“同质性”,要求对作为“社会人”的男女同等对待,实行“一致性原则”。比如:法律面前男女平等。
男女结果平等强调男人女人的“生物性”“异质性”,要求对作为“生物人”的男女区别对待,实行“差别性原则”。比如:厕所分男女,对女工实行劳动保护。
处理两性社会关系应该遵循“一致性原则”还是应该遵循“差别性原则”同样要看在哪个社会领域。
四、性别公正作为一种价值观具有历史时代相对性、社会领域相对性和理论范式相对性。
首先,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公正观。有时“不患寡而患不均”是公正的,有时“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公正的;有时“私有制”和“按资分配”是公正的,有时“公有制”和“按劳分配”是公正的。
其次,不同的社会领域有不同的公正观。在劳动力市场上,多一点男女机会平等、优胜劣汰是公正的;在公共福利领域,多一点男女同舟共济结果平等是公正的。
第三,不同的理论范式有不同的公正观。即使在同一社会时期的同一社会领域,判断同一个社会事实的公正性,如果运用不同的理论范式,其结论也会是不同的。
五、讨论男女平等及其公正性的难点在于以下两点:
首先,有时很难分清一个有关两性关系的社会事项属于哪个社会领域。比如在各级“领导班子”内按比例配备女干部这一事项。如果“领导班子”的事属于“市场”领域,按比例配备女干部就是不公正的,因为行政配备违反了男女公平竞争的原则,这样做既可能歧视男性也可能歧视女性。如果“领导班子”的事属于“福利”领域,按比例配备女干部就是公正的,因为在公共福利领域讲求有福同享有难共当。
其次,不同的理论范式有不同的观点。关于性别分层的各派理论各有自己的价值立场、理论假设和方法论。
六、作为学者立说,不管是什么主义,应当使自己关于男女平等和性别公正的理论自圆其说、尽善尽美。作为政府行政,应当对各派理论观点及其性别公正观有所取舍,实行符合国情的男女平等和男女差别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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