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三种论文,舆论论文,形态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91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257～0246(2015)11～0174～06 舆论是公众关于现实社会以及社会中的各种现象、问题所表达的信念、态度、意见和情绪表现的总和。根据经验观察以及刘建明、孟小平当时的论述，我论证过舆论的三种存在形态——潜舆论、显舆论和行为舆论。潜舆论是指存在于特定事件之前的公众对社会事物的既有情绪和意见，显舆论是指事件爆发下得到公开表达的各种意见，行为舆论是以行动作表征的意见。三者各自又包含了各具特点的子类。①从提出到现在，这套划分思路在舆论学研究领域得到了一定的认可。 然而最近十几年内，传播领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互联网的普及以及我国社会的深度转型，从传播技术和内容两个层面推进着公众意见的表达呈现出多样与复杂的局面，互联网给予了各种社会意见开阔、便捷的交流平台。而以往的大众媒体，只是单向度的传播，受众是没有发声权的。中国的社会转型进入深水区，多元诉求酿成了一些社会冲突，这给公众讨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刺激。我们在众声喧哗之中摇摆前行。现在没有人会小觑舆论的存在，而另一方面，舆论似乎也更容易被感知和捕捉到了。我十几年前提出的舆论存在的三种形态，正在接受现实的挑战。本文试图对互联网普及以来的舆论形态作一分析。 简单的文献综述 互联网环境下，由于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等新社交媒体的普及与使用，使得社会化媒体的意见表达和社会行动受到进一步关注。关于情感、情绪形态的舆论表达，则更多地体现在各种公共事件中。西方学者较为关注的是网络用户的口碑和传播效果，②诸如考察社会化媒体上用户对购买过的商品、看过的电影或书籍的评价。与传统的以问卷调查方式开展民意测量不同，口碑研究主要的方法是文本挖掘。由于评价文本可以从许多电商网站的产品评论中获取，因此，基于海量网络评价文本进行数据挖掘或情感计算，进一步洞察情感倾向，成为这一类研究的热点。另外，关注情感如何启动网络表达，形成何种微观的心理机制，③也是研究中与潜舆论相关的话题。 关于行为舆论，可以与西方学者研究对接的是他们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就社会运动的组织规模和理性参与程度，从弱到强可以划分为集合行为、集体行动、社会运动、社会革命等不同层级。而社会化媒体则在社会运动中发挥了信息互换、组织动员、身份认同塑造的作用。④他们主要使用“连结性行动”(connective action)来界定此类运动，⑤如近年来发生的伦敦骚乱、阿拉伯之春、占领华尔街等事件。走上街头抗议是发生在现实中，但是新媒体(主要是社交媒体)则在发起抗议环节扮演了组织联络的纽带。社会运动和新媒体的结合，为行为舆论研究开辟了新的视野。 不过，虽然社交媒体在某些特殊的情境中发挥了颇为显著的传播效果，但2011年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至今，互联网上人气最为集中的社交媒体在政治参与方面的作用总体趋向衰弱。原因在于这类媒体并非以政治参与为目的，私人传播性质明显，社会政治动员能量很有限。而在此之前，互联网匿名、个性、多元声音的存在以及互联网的传播技术，都令人想象互联网能够被赋予自我表达和社会参与的权利，可以借助更为方便、快捷的渠道表达意见和参与。 进入21世纪以后的国内舆论学研究，大多集中在网络舆论领域。少数学者还从古典理论中发散思考和讨论舆论的正负能量。⑥2003年的一篇文章较早概括了网络舆论的概念和特征，这是相关研究中被引次数最多的一篇，现在来看许多讨论都略显简单了。⑦后来也有划清网络舆论与舆论差异的努力，要为这一研究确立研究取向，⑧现在看来思路本身存在问题。随着互联网的表现形态和路径越来越多元，新媒体形态迭出，也有学者切入微博分析舆论生成机制，但是总体框架并没有跳出前人的总结。⑨在传播学科之外的政治学、社会学学者，也在开展舆论研究，他们对舆论的认识显得绝对了些，更具功能主义的色彩。⑩ 互联网舆论存在形态的变化 十几年前我们对舆论的讨论，主要集中在基本问题的层面上，所谓基本问题就是舆论的定义、表现、功能等。讨论的动机既有以李普曼《舆论学》为代表的国外舆论学研究给我们带来的启发，也有当时国家领导人执政理念的依据。讨论基本是思辨式的，20世纪90年代开展的对电视受众的第一次调查勉强算得上是针对舆论或者民意的量化研究。当时的研究基于那时的舆论的特征——由大众传媒代为表达、社会内部较为一致、民众意见分散微弱。现在我们再谈舆论的存在形态，有许多值得调整和补充的地方。这种变化根源于传播技术的迅速发展和社会大环境的变迁，也反映在新近对舆论的各方面研究上。现在的显著变化有以下几方面： 1.舆论的主要载体发生了转移，从大众传媒转向了互联网 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这个词在中国只被少数人知晓，各种社会关切的问题讨论，就像当年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一样，主要是在大众传媒上开展，具体来讲就是报纸、电视和广播。这样的技术路径决定了公众意见的形成类似一种代议制：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精英把控着什么意见被表达、怎么表达。所谓“舆论引导”更贴切地来说，不是指导民众顺应国家发展需要直接参与讨论，而是大众媒体顺应需要去替代公众讨论，再将得出的结论传达给民众，争取民众的认同。舆论，是隔在大众传播信息帷幕之后的一种无形的背景：我们有把握地认为，大众传媒受到它的影响，反映着它的面貌，但又不能真实地触摸到它。这种不可认知的特点，表现在早年的舆论研究大多停留在宏观的、理论层面的演绎，很难直接加以证明。 现在的舆论研究大多冠以“网络舆论”的标签。确切算起来，2003年以来，网络舆论研究取代了传统的舆论研究，越来越多的学者把目光投向了互联网平台上的各种交织的意见。21世纪初，互联网还处于web1.0的阶段，正向web2.0过渡，网络传播的内容多半来自线下内容，网上的“居民”还只是公众中的一小部分，甚至是亚文化群体。但那时就有传播学者郑重提出了“网络舆论”的概念。这种对“网络舆论”的强调，既是由于学者对传播技术进步的洞见，也因为互联网的意见上线之后变得清晰可考了。 舆论平台发生的这一转变，使得社会上很大一部分人选择上网发表意见，网络成为了社会意见汇聚、协商、发酵的场所，传统媒体“为民请命”的角色在很大程度上被互联网所取代。这种转变可以从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历年关于中国网民规模的统计数据得到证实。中国互联网的使用人数从2002年的5910万增加到2014年的6.4875亿，占全国人口总量的比重从4.6％增至47.9％。(11)今天网民的规模已经接近总人口数的一半，而他们每一个人都联系着具体的家庭、社区、社群的生态，足以看作民生公意的重要代表了。
说明：数据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11次、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整理所得。 不过，有一个疑问需要首先提出来，即网络舆论等不等同于舆论。我在《舆论学》里谈到“舆论的数量”问题，即关于特定事物的某一意见在一定范围内达到全体人员的三分之一以上，可以将这个意见视为这一范围内的舆论，因为这种意见开始影响整体。当这种意见接近整体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种意见不仅是舆论，而且是可以统领全局的舆论。这个比重的节点即黄金分割比例0.618。(12)一般的普遍共识是，舆论是多数人持有的一致意见。 从网民数量的发展记录来看。2010年以后互联网上的意见才具有了成为舆论的潜力。这个结论要成立，还必须以网民内部意见统一为前提，而网上意见的统一是很难的事情。更不用说，近两年网民的增速放缓，非网民群体七成以上抵制网络的态度坚决，可能只能依靠代际更替才能最终缩减。(13)从另一角度看，网民性别、阶层、收入结构都不能与社会整体一一对应，因为网民的成分趋向于年轻人群，这是网络舆论公共性的可疑之处。也正是有这个原因，我只在宏观层面使用“网络舆论”的概念，具体问题上一般只使用“网上意见”的概念，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证明我们谈到的意见已经转变为舆论。 2.潜舆论显化 关于潜舆论的传统表述是：潜舆论是一种含糊的、不易捕捉到的、零碎的情绪，是人们受生活现象激发而闪现的倾向。它值得关注的原因在于：人们普遍会从自己的情绪和印象中调出头脑里的相关信息协助自己作出判断，这些情绪、倾向类似认知框架一样预设了潜舆论的走向，是公众意见的风向标。但人的内心是深不可测的，对潜舆论的探测只能止步于研究者个人的体验和他们对少数人的深度访谈。但是，现在的互联网传播技术，给舆论描述开创了一种可能性，因为互联网产品基于计算机代码，从理论上来说，无论什么形态的信息都可以还原量化。直观来说，互联网上网民的发言讨论都作为数据被后台保存了下来，包含情绪的只言片语，它们都具备了成为文本材料的可能。这也正是前文提及的网络舆论研究兴盛的一个原因——公众的意见可以成为确切的、可讨论的对象。 用内容分析的方法摸索网络舆论的脉络，这种尝试是网络舆论实证研究的典型思路。2002年，就有学者考察了“9·11”事件中中国网民的线上言论，这可算是当时先锋的研究。(14)从这份早期的网民研究数据中就可以看出，公众的情绪一定程度上可以被研究者抓住了。本来潜舆论并不显著，一旦将痕迹留在了互联网的平台上，便会无形中得到放大和增强。 这份研究报告针对“9·11”恐怖袭击下国内主流论坛上的10000余条帖子进行了内容分析，得出了一组简单的百分比。研究者的基本发现是：“网民对这次恐怖袭击的态度并不像某些人认为的那样，主要是幸灾乐祸的。强国论坛用户讨论这一恐怖袭击事件的观点多数是没有表达强烈立场的一般性评论。”排除一些具体发现，这项研究首先完成了一次对潜舆论的考察。这些帖子不是互动合意之后的显舆论，更没有上升到行动层面，它们只是网友发散的讨论和宣泄，这正是潜舆论的特征。现在，借由互联网传播技术记录下来的潜舆论可察可考了；由于可察可考，网民即兴宣泄的影响在时空上延长了。
另一需要关注的研究条件的变化是：我们对于情绪和倾向的认识得到拓展，借由社会学领域对于情绪的精细划分，可以将人们的喜怒哀乐各个方面都纳入考察。从现在的视角来看，无论“幸灾乐祸”，还是“反对”、“批评”、“困惑”、“阐述”，都是网民情绪的表现，都是汇聚成显舆论之前互相竞争的意见形态。这项研究触及一个环节(但未完成)——它关注到“首帖”与跟帖的区别，但因为跟帖的量小而放弃了对它们的考察。然而，什么样的首帖会得到跟帖，跟帖主要是增强原有意见还是挑战既有观点的，却没有跟进研究。如果及时研究到位，这些记录可以确认潜舆论的发展乃至向显舆论的过渡。
图1 “9·11”事件中“强国论坛”网民的态度分布 说明：表2、图1来自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互联网传播技术给潜舆论这一舆论的初级阶段带来的基本改变在于：它不再是一种“意见气候”的模糊存在，而是文本记录。为了满足潜舆论表达的需要，互联网系统开发了表情符，网友创造了“火星文”，对传统汉字也填充了新的意义，网络新词、网络成语层出不穷也是网民表达情绪时所催生的，潜舆论的表征在互联网平台上得到了实现。另一方面，因为网络活动的可追踪，潜舆论在时间维度上存在了下来，延伸了它可能造成的影响。现在网络情绪研究能够得以开展和值得开展，正是因为网络潜舆论的表征、作用正在变得明显起来。 3.显舆论复杂化，难以达到统领全局的舆论数量 传统的关于舆论统领全局的数量指标(0.618)，在互联网上实现的可能性较小，基于比较激烈的利益冲突，纷纭的意见很难集中统一到统领全局的程度(即整体的0.618以上)。2015年3月，柴静和罗永浩团队出品的关于中国雾霾的纪录片《穹顶之下》，因为涉及上下各层主体、制度，他们可能预料到也可能没预料到，这样一场师出有名的公民行动首先在网民内部就遇到许多挑战和质疑。这是一件好事，因为盲目信任是不理性的，如果要达到较高的意见一致，反复的讨论是必经环节。但是这个过程得消耗大量的社会精力，何况国家这么大，民众的各种利益诉求多而杂，因而网上的显舆论，能够到达舆论的起点数量(即一定范围内整体的0.382)就算不错了，轻而易举地形成可以统领全局的舆论数量是困难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应当清醒地认识到：互联网上的各种意见，不能代表民意或歪曲民意的地方，要比现实社会的意见表达的情形多一些。 现在每个人都有扩散个人意见、吸引注意力的能力，众声喧哗是网上意见的特征。我们面对的是一个自由、多元的意见市场，另一方面还要面对此起彼伏的由不同利益引发的各种冲突。要想开展一场理性的网络对话，我们面临着匿名、责任感缺失、不平等、男性文化、丛林竞赛式的网络规则等一系列障碍。(15)正如眼下我们所亲历的，互联网上的口水战此起彼伏，每个人都得不断地进行信息筛选和理性判断，以致有些人选择远离这些纷扰，甚至远离互联网本身。如果更多的人选择远离，那么这种网上的意见纷争就可能面临瓦解。 4.行为舆论的虚拟化 以往关于“行为舆论”的定义，是指人们在一定合意的基础上采取的行动，可以算是舆论在精神领域实现改造社会的现实延伸。但在互联网上，话语抗争本身成为一种行动。利益相近的人们在线上集合，通过网络传播信息、申明主张，这样的努力已经不只是为了配合线下行动，它本身就是行动的一部分。换句话说，网民用“说”的方式完成了对生活问题的修正和解决，话语对现实的干预比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26～1984)那个时代要来得细致入微。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现在会如此重视网络语言研究的原因，它是手段，也是一种身份的体现。譬如网上的戏谑化，它并不是简单的嘲讽。戏谑化的主体是抗拒权威话语的群体。主流话语上处于弱势的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也普遍处于弱势地位，戏谑化是一个互相确认身份的过程。除了认知的需要，网民也用这种方式消解了大众传媒和精英的权威，拒绝了自上而下的价值观传递。(16)更有许多弱势群体之外的人乃至精英，顺从这套话语体系而自我解放，投身到这场狂欢之中。 5.互联网的情绪表达没有退场 现在我们实际上再次回到“潜舆论”的表现之一——情绪。互联网承载的网民的情绪，远比知识和清晰的意见要多，这是因为消费时代的娱乐化趋势，网络已经是人们日常生活的主要场所。情绪如影随形，也需要在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发泄出来。因而，情绪在互联网上成为研究真实舆论的重要依据，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是互联网舆论的主要表现形态。这与现实社会的舆论表现形态以较为清晰的公开意见为主，显然有很大的不同。 现在一些文章喜欢使用“公共领域”的概念说明互联网这一舆论平台的作用，其实这种运用与尤尔根·哈贝马斯的原意相去甚远。但是，其中包含了一种期望，那就是借由开放的传播技术吸纳更多的理性声音，最终形成最为明智的时代之声——舆论。而现实与我们的期许相去甚远，期待的“真理”往往被淹没在光鲜亮丽的消费文化和流行语中，更不用说有些意见因为网络戕害而噤声。倒是互联网上的无形意见表达——情绪，多少可以窥见舆论的端倪。因而，现在我国舆论学研究向“情绪”转向。这一转向之下，值得研究的话题有如下几个： 其一，关注情绪如何作为“扳机”启动互联网舆论事件的发生。网络意见中出现激烈的情绪表达，并非只是匿名化环境下自由放声和宣泄，而是可以追溯到事件发生前山雨欲来的“社会压力”。关注结构性的压力如何酝酿、传导、渗透到情绪表达者的内心，以及如何与事件相结合而点燃社会情绪，可以是舆论研究的一个新亮点。其二，讨论情绪化意见背后的社会语境和国情民情。互联网提供了社会情绪的出口，透过各类情绪可以洞察到更多社会转型的问题。如杨国斌所言：“尽管情绪化的表达，表面上似乎有违背道德伦理的时候(如骂人和侵犯隐私的黑客行为)，但实质上却反映了特定历史条件下的道德和价值观的冲突。”(17)因此，超脱情绪本身向更深层的社会田野进发，将是一种舆论学的研究取向。其三，在有关情绪舆论的研究中，不尽然都是关注非理性的情绪。除了古斯塔夫·勒庞经典的“乌合之众”被不断引用来解释极端情绪的发生外，一些显示中立、温和、节制的“情感表达”现象也应纳入研究视野。因此，摒弃情感与理性的二元对立观点，关注互联网那些充满爱恨情愁、嬉笑怒骂的情感表达图景，无疑将扩展情绪舆论的研究版图。 从1990年代讨论舆论的三种形态到现在，传播学面对的媒介环境和社会面貌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互联网技术，舆论的主要承载平台已经转移到了网上，牵连着三种舆论的存在形态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这是本文的立意，也是未来更多舆论研究大有可为之处。 致谢：毛湛文对本文的立意亦有贡献。 注释： ①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3、86～91页。 ②Wu,F.& Huberman,B.A,“Opinion Formation under Cosdy Expression,” ACM Transactions on Intelligent Systems and Technology(TIST),Vol.1,No.1,2010,p.5. ③Walther,J.B.,De Andrea,D.,Kim,J.& Anthony,J.C.,“The Influence of Online Comments on Perceptions of Antimarijuana Public Service Announcements on YouTube,”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Vol.36,No.4,2010,pp.469～492. ④Thorson,K.,Driscoll,K.,Ekdale,B.,Edgerly,S.,Thompson,L.G.,Schrock,A.,et al.,“YouTube,Twitter and the Occupy Movement:Connecting Content and Circulation Practices,” 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6,No.3,2013,pp.421～451. ⑤Bennett,W.L.,& Segerberg,A.,“The Logic of Connective Action:Digital Media and the Personalization of Contentious Politics,”Information,Communication & Society,Vol.15,No.5,2012,pp.739～768. ⑥刘建明：《舆论正负能量的社会定律》，《新闻爱好者》2014年第12期。 ⑦谭伟：《网络舆论概念及特征》，《湖南社会科学》2003年第9期。 ⑧邹军：《试论网络舆论的概念澄清和研究取向》，《新闻大学》2008年第6期。 ⑨谢耘耕、荣婷：《微博舆论生成演变机制和舆论引导策略》，《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1年第5期。 ⑩王卓君：《公众舆论的政治社会学解析》，《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期。 (11)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02～2014)。 (12)陈力丹：《舆论学——舆论导向研究》，上海：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37～38页。 (13)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35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5年。 (14)郭良：《“强国论坛”：9·11恐怖袭击后的24小时》，《新闻与传播研究》2002年第4期。 (15)胡泳：《众声喧哗：网络时代的个人表达与公共讨论》，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220～230页。 (16)郑满宁：《“戏谑化”：社会化媒体中草根话语方式的嬗变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3年第5期。 (17)杨国斌：《悲情与戏谑：网络事件中的情感动员》，《传播与社会学刊》2009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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