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亚泉的民主转型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主论文,杜亚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杜亚泉(1873-1933)，浙江绍兴山阴县（今上虞）人，近代中国杰出的科学教育家和百科全书式的启蒙学者。杜自学成才，博采自然、人文、社会诸学，自1904年起长期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理化部主任，编撰了大量国文和理化教科书及科学工具书，我国最早的植物学辞典和动物学辞典，即出自其手。1911年春，杜兼任商务印书馆名刊《东方杂志》主编，自此发表了大量时政与文化评论，为民初和五四时期重要的舆论家和思想家。杜及其主笔的《东方杂志》承温和渐进的立宪派之余绪，揭橥新旧政力、文化之调和，在日趋激进化的五四思想界独树一帜，并因批评新文化运动而与陈独秀发生东西文化论战。1920年，杜因坚持独立思想与商务馆方意见不合，而辞《东方杂志》职，仍任编译所理化部主任，自此淡出思想界。
辛亥革命终结了两千年帝制，但民国之“亚洲第一共和国”的宪政实验旋即失败。宋教仁案、二次革命、制宪流产、洪宪复辟、护法战争接踵而至，武力相寻的共和乱象，凸显了民国深刻的宪政危机。在时局离乱的民国初年，关于共和革命的反思和中国民主转型之路的求索，成为思想界的中心课题。杜亚泉关于民初宪政失败的社会分析和市民社会取径的民主转型方案，理性、深刻而独到，不失为民初政治思想的重要遗产。
一、游民社会与中国革命
关于民国宪政失败的原因，杜亚泉独辟蹊径，进行了深刻的社会史分析。他以欧洲革命为鉴，试图从社会阶级结构上追寻民主革命发生和成功的社会机理，以及辛亥革命之共和流产的社会历史原因。
在杜亚泉看来，政治革命是由贵族政治①转变为平民政治、由专制政治转变为共和政治的转型过程。如果考究欧洲政治革命发生和成功之原因，则不难明了中国政治革命何以不成功。
按照杜亚泉的历史分析范式，一种社会的权力结构和文化形态，建基于知识和阶级势力的结合。不同阶级与知识的结合，构成了人类文化演进的三个时期。第一期文化，为武力势力与知识结合而产生，中国三王五帝至汉唐宋明，古代希腊罗马时期，即属第一期文化。第一期文化为贵族阶级文化，常带有贵族的色彩，以贵贵尊贤、尚礼仪、重门第为其特征。第一期文化产生后，贵族阶级与知识阶级相结合为统治阶级，劳动阶级则为被统治阶级。后来劳动阶级之勤勉而善于储蓄者渐渐积累财富，从劳动阶级脱颖而出成为专事经营财产的财产阶级。另一方面，随着知识之流布渐广，愈来愈多知识阶级不得不降为被统治者。在欧洲社会，一部分知识阶级逐渐疏离政治转而投身科学文艺研究，并将科学技术发明应用于社会，以殖产兴业。科技知识与商业的结合，促进了知识阶级的财产化和财产阶级的知识化。知识阶级和财产阶级相结合而主张人权，表扬民治，由此发生第二期文化。欧洲近代文化即第二期文化，其为财产的势力与知识相结合而产生，为财产阶级文化，它带有财产的色彩，以自由平等、尊权利、重科学为其特征。随着第二期文化的发展，由于经济竞争之剧烈和物质文明之发达，出现了财产阶级劳动化和劳动阶级知识化的趋势。劳动阶级与知识相结合，则鼓吹人道，主张公产，由此形成第三期文化，如俄罗斯之新文化。此文化为劳动势力与知识结合而产生，为劳动阶级文化，带有劳动的色彩，以泯除阶级、自由平等、尊重劳动、热爱和平为其特征。②
在杜亚泉的人类文化演进史图式中，权力和文化的重心经历了由贵族阶级（君主）而资产阶级而劳动阶级的渐次下移。在欧洲文化由古典而现代的转型之中，作为第二期文化的资产阶级文化的兴起，表征着由脱颖于劳动阶级的资产阶级的成长和工商业的兴起，以及疏离政治的知识阶级所从事的科学技术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实际上，由资产阶级和独立的知识阶级结合而成的现代社会，其权力和文化之重心已从上层的君主贵族转移到市民阶级的中等社会。
在杜亚泉看来，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的重要差异，在于中国历史上并没有发展出欧洲式的第二期文化，即财产阶级文化。中国第二期文化的迟滞源于财产阶级的弱小，中国未能像欧洲那样从劳动阶级中脱颖而出一个新型的财产阶级。而由于天灾频仍和人口膨胀所导致的劳动阶级的过剩，则产生了一个庞大的边缘化群体——游民阶级，它是兵匪侠盗流氓乞丐的来源。另一方面，帝国从未断绝知识阶级对于政治之希望，科举制使笼罩于政治之中的知识阶级缺乏生活技能和经营能力，而与财产阶级和劳动阶级格格不入，成为过剩的知识阶级，而终难以出现欧洲式的知识阶级财产化的转型。作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之游民阶级，在中国势力甚为伟大，秦以后二十余朝之革命，多由游民阶级和过剩的知识阶级联合以抗击贵族阶级而发生。但革命以后，游民阶级和知识阶级往往重蹈贵族化之覆辙，复建设贵族政治，社会组织依然如故。因而中国古代革命并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而仅为帝王革命而已。游民阶级和知识的结合，则产生了一种游民阶级的文化。此种游民文化是中国特有的贵族文化之病态。
杜亚泉指出，在中国社会，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常为矛盾的存在，而更迭兴衰。贵族文化过盛时，社会沈滞腐败，则游民文化起而代之；游民文化过盛时，社会骚扰紊乱，则贵族文化起而代之。中国历史往往呈现出贵族文化与游民文化的循环。中国知识阶级向来缺乏独立品格，他们徘徊于贵族与游民之间，“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吾国之智识阶级，向来生活于贵族文化及游民文化中，故其性质上显分二种：一种为贵族性质，夸大骄慢，凡事皆出以武断，喜压制，好自矜贵，视当世之人皆贱，若不屑与之齿者；一种为游民性质，轻佻浮躁，凡事皆倾于过激，喜破坏，常怀愤恨，视当世之人皆恶，几无一不可杀者。往往同一人也，拂逆则显游民性质，顺利则显贵族性质；或表面上属游民性质，根柢上属贵族性质”。③
杜亚泉进而分析了辛亥革命失败的阶级原因：“辛亥革命，虽由欧洲第二期文化传播于吾国而起，然欧洲之政治革命，既由财产阶级发生，而吾国之财产阶级，大都不解立宪共和为何物，初未尝与闻其事，提倡之者为过剩的智识阶级中之一部分，加入者为过剩的劳动阶级中之兵，事实上与从前之帝王革命无稍异，其模拟欧洲之政治革命者，不过中华民国之名称，及若存若亡之数章约法而已。革命以后，名义上不能建设贵族政治，实际上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大率为游民首领之贵族化者。政治革命之不成就，决非吾人所能讳言”。④在杜看来，辛亥革命并不具有欧洲财产阶级的政治革命之现代性，它不过是一场财产阶级缺席的游民阶级的新式帝王革命，掌握政权之官僚或武人仍未脱游民阶级贵族化之窠臼。
杜亚泉所谓中国的“贵族”，实为专制政治中包括帝王、官僚在内的权贵阶级，而非欧洲封建制度中的世袭贵族。此“贵族文化”，亦即宫廷文化。与此相对应，“游民文化”是杜分析中国社会文化的一个独特的重要概念，它指劳动阶级中过剩而边缘化的“游民阶级”的生活方式。而这种“游民文化”又为过剩而边缘化的知识阶级所吸收，成为帝国时代中国知识阶级文化的另一元素。如果说，在欧洲中世纪后期由贵族文化而资本主义文化的转型中，一个重要趋势是知识阶级和劳动阶级的财产化；那么，中国中央集权的帝国专制政治则阻碍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劳动阶级和知识阶级无由财产化而转变为财产阶级，而沦为游民化，此为中国贵族文化的病态。而中国知识阶级达则权贵化、穷则游民化的两面性，亦为帝国专制政治下中国知识阶级的畸形病态。杜的“游民文化”概念，深刻地揭示了中西历史文化的分歧，以及欧洲之多中心社会与中国之大一统社会的深刻差异。
财产阶级与知识阶级的结合是市民社会的基础。而市民社会是中西历史的分水岭。在欧洲中世纪后期，劳动阶级的财产化和知识阶级的财产化，是财产阶级兴起和市民社会形成的重要路径。而中国恰恰缺乏这一社会阶级结构的转型，皇权主义官僚政治和科举制阻碍了知识阶级的财产化，使其徘徊于宫廷文化与游民文化之间；而农业帝国重农抑商的政策则阻碍了财产阶级和商业文明的兴起，使劳动阶级徘徊于农民与游民之间。此为中国市民社会难以生长的根本原因。
贵族文化和游民文化的对立循环，以及知识阶级“达则与贵族同化，穷则与游民为伍”的两极化，表征着中国社会权贵与游民对立的极化结构。权贵之“庙堂”世界与游民之“江湖”社会，相反相成，二者具有农业文明之同构性。权贵的骄慢武断和游民的过激浮躁，形成了帝制中国“成王败寇”的政治文化，其完全缺乏市民阶级的理性和妥协精神。诚如托克维尔所言：商业是一切激情的敌人，商业爱温和妥协，商业使人倾向自由而远离革命。⑤妥协，正是一种财产阶级的文化。
杜亚泉深刻地认识到，中国历史的独特性，在于贵族社会与游民社会的对立，在“庙堂”与“江湖”之间，缺乏一个西方式的市民社会。游民社会不同于以财产阶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它并非独立于帝国皇权的新文明形态，而是农业文明的病态结构。财产阶级的匮缺，正是辛亥革命难以成功的根本原因。杜关于民初宪政失败的社会史分析，显然较新文化派之文化决定论的伦理学—心理学分析更为深刻。
二、经济、教育与民主
面对民国初年的宪政危机，国民党以武力抵抗袁世凯之独裁，新文化人采取改造国民性的启蒙进路，杜亚泉则主张以市民社会之发展为宪政建设的基本路径。
杜亚泉深刻地认识到，帝制中国的民主转型是一个长期而渐进的艰难历史过程，其间须经无数挫折磨难。他强调：“革命者，至宝贵至艰大之事业也。美人富自治性质，犹必经十余载之痛苦，始观厥成。以吾习于专制之民族，乃不数月而遽收美果，揆之事理，决无若此之易易，则其必将再经挫折，再经磨难，又事所必至者。虽然，挫折磨难云者，非必战争之谓也。循序改良，因端变革，由驳杂而渐臻纯粹，始勉强而徐底自然，固未尝不可从容改造，以达于有价值之目的”。⑥
杜亚泉总结晚清以来现代化运动的历史经验，认识到政治改革的局限性，而主张社会取径的改革之路。他指出：以往的变法、立宪、革命，皆欲藉政治改革以挽回痼疾，而社会之病势却有增而无退，因中国之病在社会全体之各个人，非政治界一二人手术所能愈。今后治疗之任务，不能望之政府，而当责之于社会之个人和社会之全体。⑦
杜亚泉崇尚温和渐进的英国模式，但他对中国之大陆帝国的特性及其和法国历史的亲和性、中国民主转型之渐进性，有着清醒的认识。在他看来，“吾国国体改革，未满六年，而事变叠出。凡法兰西大革命后九十年间经过之事实及其恐怖，吾国几一一步其后尘。……今帝制既见而覆灭，则法兰西之往事，吾国已十步其七八”；“盖改革云者，不徒改革其国体，且当改革其人心。而人心之改革，须由渐渍，非如国体之易易”。社会之改良，“不可旦夕致也。时日未至，痛苦未深，则数千年沈淀之渣滓，丛积之垢弊，必难尽去。而欲去此不易去之垢滓，不可不藉恐慌灾患以洗涤之。……必有数载或数十载之兵戈杀戮，以行其除旧布新之作用。……其不能不赖岁月之推移，俾文治武力，徐徐调合，又事势所必至者矣”。⑧
面对北洋军阀和国民党人武力相寻的宪政危机，杜亚泉坚持和平渐进的改革路线，反对以暴易暴的武力斗争。他认为共和不能由武力而实现，在从帝国到共和的政治转型过程中，革命之后必经历一个假共和的过渡阶段。以为美国与法国的共和是革命的产物，完全是误读历史。杜将发展实业和普及教育归为实现民主的根本路径。他强调：“真共和之成立，不外二因：一为国内农工商业之发展，二为国民教育之普及。盖必国民之产业既丰，智德既备，能力充足，不至为少数有力者之所左右，共和之基础，始不可动摇”；“考之历史，则武力可以倒专制，而不可以得共和。专制既倒之后，虽已有共和之名，尚未有共和之实。此时党派纷杂，争斗相寻，所谓共和，皆假共和，非真共和。必更经过若干时期，而后因实业之发达与教育之普及，真共和乃渐渐成立”。⑨实业发达和教育普及，被杜视为实现真共和的前提条件。
在杜亚泉看来，中国实业不振的根本原因在于：一是人们无从事实业之根性；二是社会无崇尚实业之风俗；三是政府无提倡实业之实心。关于发展实业，杜主张施行经济自由政策，放任民间社会自由发展工商业。“至政府方面，则与其有诱于其前，孰若无扰于其后；不必侈言奖励也，勿加扼抑而已；无事过为干涉也，遂其生理可已。……而一切官营事业，务以不碍商人生计及侵损其权利为要旨。至政界中人自营私业，则必划清界限，毋以官僚势力，加入乎其间”。⑩
关于发展实业和普及教育，杜亚泉向来主张自由放任的减政主义，反对政府对经济和教育事务的干涉，将经济和教育归为社会自治的领域。他主张：“夫社会之事物，有自然之法则管理之，此为政者之所不可不知者也。社会之活力（才力财力之结合作用），有一定之制限，政府决不能创造之。有研究学术之活力，则教育自兴；有生产之活力，则实业自盛矣。社会之发展，有一定之秩序，政府亦不能揠助之。知能之竞争烈，则发展于教育；物质之需要增，则发展于实业矣。一国政府之本分，在保全社会之安宁，维持社会之秩序，养其活力之泉源而勿涸竭之，顺其发展之进路而勿障碍之，即使社会可以自由发展其活力而已”。(11)
杜亚泉强调：“发达实业与普及教育，本非短时间中所能成就。若以武力横加障碍，则必欲速不达，求近反远矣。……吾国今日，朝野之间，孰为要求真共和之人，可以至单简之方法择别之：即孜孜于研究实业、从事教育者，皆要求真共和之仁人志士，而以真共和为标帜，亟亟焉欲用武力以去假共和者，皆反对真共和之罪魁恶首也”。(12)
对于杜亚泉来说，共和政治以财产阶级文化为基础，而财产阶级文化则为财产阶级与知识相结合的产物。所谓财产阶级文化即市民社会之文化。发展经济与普及教育正是培育财产阶级文化的基本路径，也是变游民社会为市民社会的必由之路。
三、中等阶级与市民社会
在杜亚泉的文化史图式中，中国文化的演化由于匮缺资产阶级文化的发展，而停滞于古代文明形态，并演成宫廷文化与游民文化循环振荡的病态结构。与现代欧洲中产阶级逐渐成长为社会中坚力量的橄榄型社会不同，中国社会则是一个中等阶级幼稚的哑铃型社会（M型社会），这正是中国宪政转型难以成功的关键所在。因而，培育中等阶级，建构市民社会，以改造两极化的哑铃型社会结构，是中国社会改造的基本方向。
关于中国社会之发展，杜亚泉寄希望于中等阶级为主体的市民社会。他认为，中国之新生命在于新型的中等阶级。戊戌以降的变法、立宪、革命种种运动，新势力之所以毫无成就，其误在不于社会生活和个人修养上求新势力之根据地，而欲于政治上行使其势力并以权谋扩张其势力。杜预言，未来中国新势力之诞生，必以社会取径代替以往的政治取径，而从社会生活和个人修养上着手。这种新势力，“惟储备其知识能力，从事于社会事业，以谋自力的生活；……标准于旧道德，斟酌于新道穗，以谋个人之自治”；“现今文明诸国，莫不以中等阶级为势力之中心，我国将来，亦不能出此例外”。(13)
杜亚泉主张，培育新型的中等阶级，首先有赖于个人之改革，而个人改革是社会改革的前提。他认为，社会为个人之集合体，个人完成而后社会乃能进步。欲改革社会，必从改革个人着手。(14)杜氏个人改革之宗旨，在于破除寄生游惰的游民文化，代之以独立自主的市民文化。他强调：“所谓个人之改革者，非改革之使别成新造之个人，亦改革之使完成固有之个人而已”。个人改革的标准：1.卫生，使身体健全，官能发达，于体格上得成为个人；2.养心，使知情意各方面调和圆满，于精神上得成为个人；3.储能，丰富学艺，提高个人立身社会之能力；4.耐劳，服务精勤忍耐，以尽个人劳力之义务。(15)杜的以上四项个人之标准，综合了西方市民社会中个人的身体之强键、精神之活泼、技能之熟练、服务之精勤诸优点。
国民对于国家之标准，是公民意识的主要内容。在家族本位的中国文化中，向来匮缺现代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故健全的国家意识和个体意识，是中国公民精神建设的基本课题。杜亚泉主张国民应恪守公私之界，以达到个人之于国家之权利和义务的平衡。他强调：“欲使个人能尽力于国事，必使个人先尽力于自身。当其致力于自身之时，不必悬国家以为标的也，但使个人均有充实自治之能力，即不难随其材职之高下，学识之深浅，直接间接以分任国事。而欲任事后个人国家间之不发生冲突，则国家所以责备于个人，与夫个人所以贡献于国家者，当各有其分量，而不容或过焉”。因而，国民应恪守个人与国家之界限：其一，当先巩固个人之地位；其二，个人对于国家各有相当之责任；其三，毋强个人以没入国家；其四，毋强国家以迁就个人。(16)
帝制中国两千年的专制主义官僚政治传统，造成了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之重官心理。这种陈腐之宫廷文化的重官心理，已积淀成民族性格的痼疾，它严重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和市民社会的成长。杜亚泉将改造国民性视为社会改革之重点，主张破除宫廷文化的消极影响，消除国民的重官心理。他强调指出：“我国数千年来，伏屈于专制政体之下，官吏之威权特重，且安富尊荣，独占社会上优厚之权利，故人民之重视官吏，几成根性。秦汉以后，经长久之时期，而政治不改良，实业不进化者，实为此根性之所累。……吾辈欲谋民国政治之安宁，望民国实业之发达，则其首要之条件，即在拔除人民重视官吏之根性”。(17)
市民社会之伦理以自由、独立、平等为基本原则。杜亚泉社会改革的宗旨，在于破除中国古老而陈腐的宫廷文化和游民文化，培育自由、独立、平等的市民文化，以造就以中等阶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这种中等阶级的新势力，将是中国民主转型成功的关键。与陈独秀由伦理革命而改造国民性、进而由国民运动而实现民主的观点不同，杜亚泉更注重基于经济发展和教育普及之中等阶级的成长及其之于民主转型的意义。
四、妥协之精神
宪政民主的实现不仅是政治制度的转型，而且是政治文化的变革。对于宪政体制来说，“妥协是政治的灵魂”（阿克顿语）。妥协是英国自由精神的基本特征，它是一种弱王权型多中心秩序的产物。诚如亚当·斯密所言，“党派间的争执，不发脾气，不走极端，这是自由民族社会道德上最关重要的事情”。(18)
大一统帝制中国的政治文化向来缺乏妥协精神，其表现为“成者为王，败者为寇”、“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的暴力对抗传统。邹谠指出：在民初乃至20世纪中国政治斗争中，对立双方的行为往往无不受“全赢博弈”模式的支配，毫无妥协的余地。(19)民初袁氏与民党对抗的“全赢博弈”模式，实为宫廷文化和游民文化的两极振荡。对于杜亚泉来说，改革帝国的政治文化传统，破除骄横武断之贵族文化和浮躁过激之游民文化，培养理性和妥协的市民文化，是中国实现民主转型的一个关键问题。
杜亚泉是民初调和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最欣赏英国“于保守中求进步”的接续主义传统，在他看来，处于民主转型中的中国，尤需借鉴英国的接续主义传统，而实现新旧调和的平稳过渡。他强调：“国家之接续主义，一方面含有开进之意味，一方面又含有保守之意味。盖接续云者，以旧业与新业相接续之谓。……近世之国家中，开进而兼能保守者，以英国为第一，用能以三岛之土地，威加海陆。即北美合众国之政治，亦根据于殖民时代之历史者为多。此接续主义对于国家之明效大验也”。(20)英国“旧瓶装新酒”的进化模式，正是新旧妥协之社会和谐调整的典范。
在杜亚泉看来，妥协是宪政的基础。而民国宪政实验的失败，究其弊之所在，则为未知调节之道。政治修明的根本原则，是人民对于国家有强健的自由活动之能力。人民之政治力，第一当求其健强，第二当求其调节。能调节乃健强。二者相丽而存，相剂为用。杜指出，中国承数千年之专制，民力至为薄弱，政治上之势力全属于统治者方面。民众虽有不胜政治压迫而反抗并结成强力以推翻政府者，然事成之后，即取政府而代之，且以从前所受于政府者还而施诸人民。因而人民之政治力，不过假之以为取得政权之工具，政权取得之后，即为无形之消灭。(21)由于民力和市民社会的薄弱，中国古代改朝换代之帝王革命，皆不免贵族与游民循环之结局。
杜亚泉认为，政治过程如同宇宙运动，全赖对抗力之作用。公理以相持而益显，权力以相竞而愈平。欧美政象所以能常保均势，皆政党对抗之结果。“是调节者，所以养成有秩序之对抗，使之悉遵正轨，不为无意识之交哄而已。……调节之有裨于对抗，一在养成对抗之秩序，一在养成对抗之形势。夫而后可立平民政治之基础，可树政党对峙之模型”。(22)杜进而强调：“立宪国之政治，常赖两大政党之对峙，以收调节之效。顾对抗力之作用，乃两异性之互相裁制，而非两异性之协同进行”。(23)
面对民国初年北洋与民党武力对抗的宪政危机，杜亚泉尤其强调妥协之价值，将其视为克服共和乱象而实现宪政的关键所在。他指出：“吾国今日，决无能遽得真共和之理。武人干政，党人争权，为假共和时期之所不能免。苟不至于运动帝制、主张复辟者，皆当互相让步，互相忍受。自己而能让能忍也，则他人亦必感之而相让相忍。即他人而不让不忍也，自己终当让之忍之。有一能让能忍者，真共和之精神即胚胎于此。孔子曰：能以礼让为国乎何有？基督曰：善忍而至于极，必获救矣。吾知吾国将来之真共和，必由忍与让而后成者也”。(24)
妥协是宪政的灵魂，英国“光荣革命”和美国制宪会议都是妥协的典范。杜亚泉认识到在中国政治转型的大变局中妥协之于政治文化变革的特殊意义，他的妥协论可谓深得自由主义宪政之神髓。
五、结语
杜亚泉关于游民阶级和游民文化的独到分析，深刻地揭示了中国匮缺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历史特性，以及辛亥革命难以成功的历史原因。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中等阶级和妥协宽容，是杜亚泉民主转型论的基本要素。这些看似迂远和非政治的观点，却深刻地切中了中国政治发展之肯綮。
杜亚泉民主转型论的深刻洞见，在亨廷顿的20世纪后期世界民主化进程研究中得到了印证。亨廷顿指出：“在民主的水平与经济发展的水平之间存在着极高的相关性”，“如果你想要造就民主，就请促进经济增长”。理由是：“经济发展需要高度的城市化、识字率和教育水平。它也带来就业结构的变化，导致农民在规模和重要性上的下降，以及中产阶级和城市工人阶级的发展。后两个群体会不断要求在影响他们的政策上享有发言权和影响力。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他们能够组织工会、政党和公民团体来促进他们的利益。其次，经济发展产生了更多的公共资源和私人资源可供在各个团体中分配。政治变得越来越不是你死我活的零和游戏。因此，妥协和宽容都得到提倡。第三，经济增长造就了一个更为复杂的经济体系。这样的经济越来越难以受到国家的控制。……第四，国家对经济控制的放松导致独立的权力中心的产生和成长。而这些权力中心恰恰立足于对资本、技术和通讯的私人控制”。(15)
亨廷顿关于20世纪后期世界民主化浪潮的杰出研究堪称政治学研究之经典，其经济发展、教育普及、中产阶级、妥协宽容与民主之相关性的观点，可谓杜亚泉民初之民主转型论的世纪回响。
注释：
①杜亚泉所谓“贵族”，泛指包括君主、贵族、官僚等在内的古代权贵阶级，而非欧洲意义上的世袭贵族。
②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东方杂志》16卷4号，载田建业、姚名尧、任元彪编：《杜亚泉文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397-399页。
③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第401-402页。
④杜亚泉：《中国政治革命不成就及社会革命不发生之原因》，第400页。
⑤托克维尔：《论美国的民主》（下卷），董果良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300页。
⑥杜亚泉：《革命战争之经过及其失败》，《东方杂志》10卷3号，《杜亚泉文选》，第59页。
⑦杜亚泉：《吾人将以何法治疗社会之疾病乎》，《东方杂志》9卷6号，《杜亚泉文选》，第66页。
⑧杜亚泉：《今后时局之觉悟》，《东方杂志》14卷8号，《杜亚泉文选》，第284-286页。
⑨杜亚泉：《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东方杂志》14卷9号，《杜亚泉文选》，第291-292页。
⑩杜亚泉：《消极之兴业谈》，《东方杂志》12卷7号，《杜亚泉文选》，第195页。
(11)杜亚泉：《减政主义》，《东方杂志》8卷1号，《杜亚泉文选》，第12页。
(12)杜亚泉：《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第293页。
(13)杜亚泉：《中国之新生命》，《东方杂志》15卷7号，《杜亚泉文选》，第323页。
(14)杜亚泉：《个人之改革》，《东方杂志》10卷12号，《杜亚泉文选》，第129页。
(15)杜亚泉：《个人之改革》，第128页。
(16)杜亚泉：《个人与国家之界说》，《东方杂志》14卷3号，《杜亚泉文选》，第262-265页。
(17)杜亚泉：《论人民重视官吏之害》，《东方杂志》9卷4号，《杜亚泉文选》，第49页。
(1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95年，第333页。
(19)参阅邹谠：《中国革命再解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5章。
(20)杜亚泉：《接续主义》，《东方杂志》11卷1号，《杜亚泉文选》，第131页。
(21)杜亚泉：《力之调节》，《东方杂志》13卷6号，《杜亚泉文选》，第219页。
(22)杜亚泉：《力之调节》，第221-222页。
(23)杜亚泉：《矛盾之调和》，《东方杂志》15卷2号，《杜亚泉文选》，第298页。
(24)杜亚泉：《真共和不能以武力求之论》，第293页。
(25)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后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序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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