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说新语》和魏晋士人心态，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士人论文,魏晋论文,心态论文,世说新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世说新语》（以下简称《世说》）是一部极具魅力的志人小说集。从它问世以来，几乎历代均有仿效者，如宋王谠《唐语林》，明李绍文《明世说新语》，直至近代易宗夔之《新世说》，这充分说明了人们对它的喜爱程度。但这些仿效者诚如鲁迅先生所说：“纂旧闻则别无颖异，述时事则伤于矫揉”（《中国小说史略》），和“记言则玄远冷俊，记行则高简瑰奇”（同上）的《世说》比起来，就有效颦之嫌了。事实上，一部佳作，也正如一个美丽的女人，是无法重复的。时代变了，人们的心态也变了，魏晋名士们的神采丰韵是很难再版的。好在《世说》并非嵇康演奏的《广陵散》，只给人以玄想的余地，我们仍旧可以奇文共赏，疑义相析。本文即欲以《世说》为根据，从妇女观、言语观、礼法观三个方面，对魏晋士人之心态略作剖析。
一、魏晋士人的妇女观
封建社会的统治者是把自己统治秩序的稳定植根于伦理纲常思想上的。“三从四德”于是成了女性的行为准则。这里，女性的才华和美丽被抹杀掉了。“四德”之一的“妇容”，郑玄的解释是：“容谓婉婉”，只是教女性作低首顺眉状，而非倾城倾国的。“妇言”，曹昭的《女诫》里解释得更清楚，是要“不道恶语”，“不厌于人”，而“不必辩口利辞也”。然而，女性的才华和美丽正是她们从礼法的禁锢中走脱出来的资本，常是造成统治链条松动的诱因，因此不免引起封建道德家的戒惧。于是有了“红颜祸水论”，“美女亡国论”。此种观念表现在文学作品里，则才华横溢美丽动人的女性形象常成为二类女子的专利：一类是云来雾去的神女，另一类是沦落风尘的妓女。似乎独此二者可以超然于人伦之外，而不必有败坏道德的危险。至于人伦中女性的正面形象则多是表彰节烈的。用意无非是“想借女人守节的话，来鞭策男子”（鲁迅《我之节烈观》）。不仅如此，男人对女人的思慕之情也要成为对圣主贤王渴望的象征时，才能得到认可，否则即使是“发乎情，止乎礼义”意在讽谏之作，也有被讥为“白璧微瑕”的危险。〔1〕
与此迥异的是《世说》里却塑造了很多光彩照人的女性形象，可以看出魏晋士人在妇女观上是比较合理的。
表现之一是承认女性也可以具有和男性相抗衡的才智。比如以“柳絮因风”比喻“白雪纷纷”的谢道韫（《世说·言语篇》），不仅当时就得到了叔父谢安的赏识，而且被传为千古佳话，成了后来诗文中常用的典故。更使人注目的是《世说》中女子的才华不仅表现为一觞一咏的聪明，而且也表现为她们常具有即使男子也很难踵武的胆识。如《世说·贤媛》篇：
许允为吏部郎，多用其乡里，魏明帝遣虎贲收之，其妇出诫允曰：“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即至，帝核问之。允对曰：“‘举尔所知’，臣之乡人，臣所知也。陛下检校，为称职与不？若不称职，臣受其罪。”既检校，皆官得其人，于是乃释。允衣服败坏，诏赐新衣。初，允被收，举家号哭。阮新妇自若云：“勿忧，寻还。”作粟粥待。顷之，允至。
许允作为选拔官吏的吏部郎，多用其乡里故旧，是很为当朝者忌讳的。汉末以来，中央皇权始终为地方势力架空。魏国建国不久，前有汉亡之鉴，旁有吴蜀两国的威胁，所以加强中央集权，成了魏统治者最关注的事。以致许允一有结党营私之嫌，马上就跟来了断头之忧。“初，允被收，举家号哭”，一片大厦将倾的悲凉气氛。而这时的许允妇却做起了小米粥，等待丈夫的归来。她表现的自若决不是置生死于度外的勇气，而是一种明察秋毫的智慧。“明主可以理夺，难以情求”，在千钧一发之际，许允妇却做出了十分冷静、理智的判断。无此，她的行为就有点滑稽了。“‘勿忧，寻还。’作粟粥待。”她多么象一个运筹帷幄，指挥自若的女诸葛。许允衣锦荣归的路上，也许正为自己的贤妻自豪呢。在此则故事的上下，还有两篇许允妇的故事，亦可见其惊人的识见确非许允可比，读者可以参看。
表现之二是欣赏女性身上的阳刚之美，而不是一味地喜其阴柔贞顺。《世说·贤媛》篇：
王凝之谢夫人既往王氏，大薄凝之。既还谢家，意大不说，太傅慰释之，曰：“王郎，逸少之子，人材亦不恶，汝何以恨乃尔？”答曰：“一门叔父，则有阿大、中郎；群从兄弟，则有封、胡、遏、末。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
王凝之是王羲之第二子，《晋书》卷八十记其笃信五斗米道，敌兵攻城时，请鬼兵相助，以致城破遇害。可见其头脑实在不够清楚，也难怪道韫看不上他。不过既成了夫妻，就应宽容些，“不意天壤之中，乃有王郎”，话说得到底刻薄点。若以“三从四德”的标准来衡量，谢道韫的言行可以说是相去万里了。这位逾矩的谢夫人被看成是贤媛，并非《世说》编撰者的独具只眼，而是当时的社会风气使然。如《世说·贤媛》篇：
谢遏绝重其姊，张玄常称其妹，欲以敌之。有济尼者，并游张、谢二家。人问其优劣，答曰：“王夫人神情散朗，故有林下风气。顾家妇清心玉映，自是闺房之秀。”
“林下”，余嘉锡先生解释说：“谓竹林名士也。”那么“林下风气”，自是指竹林七贤们不拘礼法，超迈脱俗的风采，这是当时士人们十分企慕的境界。余先生认为：“道韫以一女子而有林下风气，足见其为女中名士。至称顾家妇为闺房之秀，不过妇人中之秀出者而已。不言其优劣，而高下自见，此晋人措词妙处。”〔2〕一个是才华出众， 语言犀利，风神散朗，有阳刚之美的“女中名士”；一个是冰清玉洁，恪守妇德的大家闺秀，让我们今天去评判孰优孰劣，恐怕亦会有见仁见智之分，而晋人却看重前者，这是很可玩味的。
表现之三是魏晋士人对女性容貌美的倾慕。《世说·惑溺》篇：
荀奉倩与妇至笃，冬月妇病热，乃出中庭自取冷，还以身熨之。妇亡，奉倩后少时亦卒，以是获讥于世。奉倩曰：“妇人德不足称，当以色为主。”裴令闻之，曰“此乃是兴到之事，非盛德言，冀后人未昧此语。”
荀粲（字奉倩）的父亲是曹操的谋臣荀彧，曾祖是以善教子著称的荀季和。刘注引何劭《荀粲别传》云：“粲简贵，不与常人交接，所交者一时俊杰。”可见其亦为名士中“高自标持”者，非流俗所可比拟，而其称颂女色，贬斥女德，在今天看来也有失偏激，在当时更是惊世骇俗之语。其言人所不敢言，言人所不欲言，虽可能是一时“兴到之事”，却非假道学可比。而其对妻子表现出的那份痴情，又岂是“好色”二字所能概括得了的！这才是需要我们“未昧此语”的地方。
倾慕于女性容貌美的还有阮籍，和前者相比，这位竹林七贤的领袖人物，在当时更有影响力，《世说》载阮籍邻家酒店的女老板长得很漂亮，他就约朋友去那儿喝酒，醉了就在其身边酣睡（《世说·任诞》篇）。阮籍邻家的一位少女死了，虽和阮非亲非故，但因其长得美而且有才，阮就前去痛哭一番（同上刘注引王隐《晋书》）。阮籍对女性美丽的欣赏是完全超功利、超道德，甚至可说是超情感的。在美丽的女老板身边饮酒，正如在清澈的月光下倾杯；闻“有才色”的邻女的早夭而痛哭，就如见二月落花而叹息。如果说阮籍有情，那只是对女性身上流露出的自然的美丽的欣赏，而非执著于对方情感上的回报。所以他想不到去占有去征服，更想不到坐怀不乱式的矜持。因此，可以说他是以美的眼光去衡量女性，以艺术的眼光去欣 赏女性的美，此诚如何满子先生所说，阮“展示了中国传统男女关系上罕见的发光的品性”（《中古文人风采》106页）。
魏晋士人的妇女观，总的来说，是以人的标准来衡量女人，而非为女人另立标准。余嘉锡先生说：“有晋一代，唯陶母能教子，为有母仪，余多以才智著，于妇德鲜可称者。”（《世说新语笺疏》“贤媛第十九”下）所以“晋之妇教，最为衰敝”（同上），在观察上当然是确实的，但此不是我们可以责难晋人的地方。在封建道德家以为“可憎可恶”〔3〕的魏晋妇女，我们今天看来颇多可敬可爱者， 这正可证明魏晋士人在妇女观上较为贤明的地方。
二、魏晋士人的言语观
对魏晋士人影响甚深的儒、道、佛三家都不以能言自居，前者爱推求所谓“微言大义”，后二者似乎更欣赏得意忘言、拈花微笑的境界，“善辩”只是面对愚如顽石的听众不得已而为之的下策，从不流露出他们是否因之获得少许心灵上的满足。魏晋士人有异于是，他们喜欢说话，不仅在言语中融入情感的分子，而且注重言语表达上的美、巧与辩，《世说·文学》篇载：
支道林、许、谢盛德，共集王家。谢顾谓诸人：“今日可谓彦会，时既不可留，此集固亦难常。当共言咏，以写其怀。”许便问主人有《庄子》否？正得《渔父》一篇。谢看题，便各使四坐通。支道林先通。作七百许语，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众咸称善。于是四坐各言怀毕。谢问曰：“卿等尽不？”皆曰：“今日之言，少不自竭。”谢后粗难，因自叙其意，作万余语，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加意气拟托，萧然自得，四坐莫不厌心。支谓谢曰：“君一往奔诣，故复自佳耳。”
上文所载可以说是魏晋名士们清淡的典型场景。支遁、许询、谢安、王濛都是当时清谈界的领袖人物， 此次集会可以说是群英荟萃，精采纷呈。清谈的内容虽已风流云散，无迹可寻，但既是“叙致精丽、才藻奇拔”，且能“才峰秀逸，既自难干”，其言之美、巧、辩则不待言矣。
对魏晋士人的谈癖，恶之者谓其清谈误国，好之者称其有益学术，若从清谈造成的客观效果看，二者所说都有一定道理，但若从清谈的成因看，却有可论之处。仅以上则为例，支作七百许语，谢作万馀语，均没有写成文字记载下来，大家只是听得极为满足而已，目的是为“写怀”，非为学术。而谢安是国家栋梁，却并不以为清谈误国，王羲之虽说过“虚谈废物”的话（《世说·言语》篇），但其初识支遁，即为其口吐莲花而“披襟解带，留连不能已”（《世说·文学》篇）。以此可知魏晋士人好谈有其必然原因。试略论之。
魏晋时期，祸乱相寻，群雄并起，这在政治上导致君主成为权臣的傀儡，非但不能发号施令，且时刻有性命之虞；在思想上则使名教沦为权术的工具，失去了原有的在道德上的崇高地位。这使魏晋士人在心理上处于一个两难境地。忠于皇帝忠于名教则是和权臣作对，难免有性命之忧，何况皇帝已被权臣所左右，名教已被权术所混淆；甘为权臣卖命，则又摆脱不掉儒家道德观在心里的长期积淀。这的确是个难做的选择题，肉体被人宰割或是心灵的自我戕害同样可悲，魏晋士人内心之苦闷于斯可知。疗救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逃避政治、逃避道德。采用的形式则多种多样，诸如饮酒、服药、斗嘴、斗富等。清谈则是斗嘴最主要的方式。此外还有侧重巧和辩的应对，侧重美的对人物、风物的品评。于是谈风遍布朝野，违言者也就几希了。甚至于对政治极为热衷者，亦多以清谈名士自居，如桓温听殷浩、王导清谈，称自己“时复造心”（《世说·文学》篇），盖不如此则不能抬高身份。
魏晋以前，未必没有善谈者，但大多是板起面孔的政治演说或道德教训，苏秦、张仪的说辞自不必说，连刘向《列女传》中之村妇，一开口也是一篇道德论。〔4〕能在言语中放松一下，娱乐一下， 实为晋人开其端绪。《世说·排调》篇载，桓玄和殷仲堪作了语、危语以自娱，结果被殷座中一参军以“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之句拔了危语的头筹。桓是将门虎子，殷正坐镇方州，二人在政治上都是极具野心的人物，见了面仍要斗斗嘴，游戏一番，可见当时社会的一般风气。
总之，“非礼勿言”已不能满足魏晋士人在情感上的需求。对政治、道德的疏离，使得他们把语言作为排遣苦闷、愉悦精神、发泄情感的工具。语言触动了魏晋士人情感的神经，他们为之咨嗟、为之抃圳舞、为之叹美不已。
三、魏晋士人的礼法观
魏晋士人纵情越礼，任性不羁的一面，稍稍翻过《世说》的人都会得到共识。这容易产生一个误解，即认为魏晋士人的情感是奔放的、一往无余的。事实并不如此简单。魏晋人的独特处就在于他们的情感既不受礼法的束缚，又决不是简单的动物式的发泄。他们表达情感的方式是极有韵致，极为深情的，充分反映了他们人格的高超与美妙。这在他们对丧事的处理上表现得最为充分。《世说·任诞》篇载：
阮籍当葬母，蒸一肥豚，饮酒二斗，然后临决，直言：“穷矣！”都得一号，因吐血，废顿良久。
阮籍葬母前饮酒食肉，既不合丧礼，亦不合情理，即使在今天，也会落上个不孝的罪名。但阮籍对自己的母亲当真没有感情吗？决别的一刹那，一号致于吐血，深情可想而知。前后表现得如此矛盾，的确不好解释。《世说》把此则故事载在《任诞》篇里，也是认为阮籍的行为很荒唐吧。为什么会有如此荒唐的表现呢？再看：
王子猷、子敬俱病笃，而子敬先亡。子猷问左右：“何以都不闻消息？此已丧矣！”语时了不悲。便索舆来奔丧，都不哭。子敬素好琴，便径入坐灵床上，取子敬琴弹，弦既不调，掷地云：“子敬、子敬，人琴俱亡！”因恸绝良久，月馀亦卒。（《世说·伤逝》篇）
子猷、子敬兄弟的感情是极好的，但子猷知道弟弟死了，却不见一点悲伤，奔丧时也不哭泣，且能于灵床上抚琴，这和阮籍葬母前饮酒食肉是同出一辙的。直到“弦既不调”——从这不成曲调的琴声里，我们正可听到这位素以旷达著称的名士内心情感的强烈振荡，而内心努力维持的平衡一旦倾斜，感情的闸门一旦打开，久郁心中的悲痛，也就如洪水决堤，一发不可收了。于是掷琴于他，连乎弟弟的名字，“恸绝良久”，这和阮籍决别时号泣吐血，“直言穷矣”也是一致的。这里可以看出，王、阮二人的情感表达方式有极为相同的地方，即极度的克制导致极度的爆发。克制时看似不近人情，爆发时则又过于常情。为什么要克制自己的感情？这是因为魏晋士人崇尚雅量、放达，而鄙弃礼法。为孔子所尊崇发达于周朝的礼乐制度，在其起始阶段也许确能起到文人情、节人欲之功效，但由于长时期的因袭，到魏晋时“礼”早已成为徒具形式，只会束缚人心的伪礼。于是一批敏感而深于情的魏晋士人公然在理论上和行动上反抗礼法的束缚。“越名教而任自然”是他们的理论根据，“礼岂为我辈设焉”是他们的行动指南。他们把那些循礼而动之流，视为俗人，白眼向之。他们的情感从礼法的虚伪外壳下解脱出来，找到了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一方面是尽量的克制，是他们崇尚雅量，看重人情美的一面；另一方面则是纵情的爆发，是他们崇尚放达，看重人情真的一面。二者实又是互为表里、互为因果的。克制，则喜怒不形于色，从容安然，生死都可置之度外；但内心自有真情。爆发，则情感不能自己，纵情越礼，超出常规；但又决不流于粗鲁、莽撞。魏晋士人的情感表达可以说是在寻求真和美的统一。
这样，再回头看看前面提到的两则故事，我们就不难理解王、阮二人前后举动为什么会如此矛盾了。遭丧、吊丧这样的事，如果死者确是我们的至亲好友，对我们内心情感的冲击肯定是剧烈的。《世说》描写了很多魏晋士人处理丧事时的言行举止，最能让我们寻找到他们的心路历程，体味出埋藏在他们内心的深情与高情，欣赏他们那洗尽礼法尘垢的真与美来。《世说·伤逝》篇载：
孙子荆以有才，少所推服，唯雅敬王武子。武子丧时，名士无不至者。子荆后来，临尸恸哭，宾客莫不垂涕。哭毕，向灵床曰：“卿常好我作驴鸣，今我为卿作。”体似真声，宾客皆笑。孙举头曰：“使君辈存，令此人死！”
子荆之恸，因之以情；宾客垂涕，循之以礼。子荆哭毕而作驴鸣，是先有真情爆发后有理智克制，和王子猷先奏琴后恸绝虽不一致，但俱是真与美的结合，其内心的高情与深情是一致的。驴鸣虽不雅，但既为至友所喜，即是我心目中之“武韶”，作之以何伤乎雅。而宾客们先涕后笑，正可见礼法之士的薄情俗态，令人憎恶。“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孙子荆骂得痛快！
小结
明人胡应麟称《世说》能状“晋人面目气韵，恍忽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古今绝唱也。”〔5〕以极为简省之笔墨， 真实描摹出魏晋士人的言行心态，是《世说》价值之所在。
本文谈及了魏晋士人与传统观念，主要是与传统的礼法道德观相左的一面，但必须说明的是，这并不能涵盖《世说》的全部内容，也不能代表魏晋士人精神面貌的全体。所以希望将来有机会作更深入、更全面的讨论。
注释：
〔1〕语见萧统《陶渊明集序》。
〔2〕余嘉锡：《世说新语笺疏》此条下。
〔3〕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篇》。
〔4〕刘向：《列女传·鲁义姑姊》。
〔5〕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九流绪论》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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