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抗战时期论文,史学论文,民族主义论文,思想论文,缪凤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5332(2002)04-0056-07
抗日战争时期，为了抗击文化侵略，激扬民族士气，爱国的中国史学家们，怀着书生 报国的志向，潜心研究，撰写了一大批以民族主义为旨归的历史著作，在当时以至后来 都产生了很大影响。研究这一时期的史学著述及其所表现的历史思想，不仅有助于反省 史学与现实关系问题，而且对深化民族主义研究大有裨益。缪凤林是抗战前后一位有成 就、有影响的史学家，但迄今大陆尚无专文对其做过深入的研究。为此，笔者以缪凤林 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著述为依据，略论其史学思想和实践，不妥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缪凤林(1898-1959)，字赞虞，浙江富阳人。幼年博览群书，具有深厚的国学根柢。19 19年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国文史地学部，师从国学大师柳诒徵，受到了民族主义思想的熏 染。在学期间，缪凤林便开始发表论文，初步显露出他在史学方面的才华。《学衡》杂 志停办后，缪凤林又追随其师柳诒徵，于1932年在南京创办了《国风》半月刊。在创刊 号上，他发表了《日本开化论》一文，其中写道：“四十年来，日人之侮我与国人所受 日人之耻辱至矣。然吾人一稽日史，则日本民族一切因成于人，其由獉狉而进于开明，悉吾华文化孕育之力。”流露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据他本人追忆，早在他读大学期间就对撰著《日本国志》的黄遵宪极为钦佩。他说：“近世国族之斗争，欲求其胜利，必求全民族活动之任何方面，皆能与敌人相抗衡。”日人研究中国史不遗余力，成果繁富，“而我国则自黄遵宪殁后，撰写日本史者，竟未之见。”为此，他打算“以数载之力，草一日本通史，冀有以雪此耻。”(注：缪凤林：《日本论丛》第一册前言，转引自张效乾《怀念缪凤林先生》，《传记文学》(台湾)，46卷第1期。)在东北大学以及中央大学任教时，缪凤林都曾开设日本史课程。“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更激发了他撰写《日本通史》的决心。因为当时忙于撰写中国通史，便先将其初步成果及日人有关论著若干篇，汇集成《日本论丛第一集》。
缪凤林的史学思想，一方面继承了中国史学经世致用的传统，另一方面吸收了当时相 对主义史学观点。他认为，“一切历史事实，皆属逐渐发展，逐渐蝉蜕，旧者未全灭， 新者已兴；新者虽盛，旧者犹有存焉。而此新者即旧者所演化。此则历史之真象也。” (注：缪凤林：《研究历史之方法》，《史地学报》，第1卷第1期。)历史记载“与人类 之进化，民族之兴亡，所系至钜。”人类文明能不断进步，就是因为有历史知识，“人 类有史，乃能以前人之经验成就，传之后人，递遗递袭，继长继增，故为时短而进步速 ”，而“野人无史，自遗传本能与口授技能外，凡事皆须自创，故历年久而进步缓。” (注：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第9页。)他又说，“过 去为现在之母，温故知今，惟历史能解释当前之现象。”(注：缪凤林：《中国民族史 序论》，《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又见《中国通史要略》，第9页。)推而广之，史 学的功用在于“温故而知今，彰往而察来，蓄德而日新，崇善而去恶，生活之超脱，胸 怀之扩大，爱国之心发，精进之心生”。(注：缪凤林：《历史之意义与研究》，《史 地学报》，第2卷第7期。)
在国势衰落、民气不振的中国，研究并传播国史，则为振奋民族精神的重要手段。缪 凤林认为，作为“如此庞大之民族，散布如此广漠之国土，经历如此悠久之岁月”的中 国，却似“久病垂毙”之人(注：缪凤林：《中国民族史序论》，《史学杂志》，第2卷 第4期，又见《中国通史要略》，第9页。)，挽救之法，当“于民族本身细究病源”。 中国的历史记载系统而完备，在世界各国中无与伦比，所以，中华民族尽管屡遭异族入 侵，而中华文化绵延不绝：“虽乱于五胡，割于拓跋宇文，肉于女真，亡于鞑靼，然而 数过时迁，仍能统承烈祖，修其旧物”，推其个中原由，发达的历史学功不可没。再从 世界史上看，埃及、巴比伦、亚述、天竺、大食等古国先后灭亡或中绝，在于诸国缺乏 历史记载，“遂令万世长瞑，不能复起”。再看20世纪的帝国主义列强，“吞灭与国， 尤斤斤焉刬文灭史，绝其种姓，使为死灰不复燃。后起之雄，欲恢复故步，而宗系不明，往迹不著，徒自切齿腐心，可为流涕矣。”(注：缪凤林：《中国民族史序论》，《史学杂志》，第2卷第4期。)然而，当时的中国青年，对祖国的历史所知甚 少：在参加中央大学入学考试的2500余人中，竟有200余人“以府兵为国府之卫队，青 苗为青海之苗民者”，而“知崔浩、王应麟为何代人者，则仅十数人”。这真是民族的 悲哀!因此，缪凤林认为，加强国史知识教育尤为当务之急。他主张：“高中与大学普 通科之国史，以说明古今各方面重要潮流，示国家、民族、社会、文化、政治演进构成 之真相为主”。(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自序”，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 后改题为《中国通史要略》，于抗战期间多次印刷，在文字上仅有细微变动，本文均据 上海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
总之，在缪凤林看来，“爱国雪耻之思，精进自强之念，皆以历史为原动力，欲提倡 民族主义，必先昌明史学。”(注：缪凤林：《中国通史要略》(第一册)，上海商务印 书馆1947年版(以下简称《要略》)，第9页。)缪凤林把阐扬民族主义，提高民族自信心 ，振兴中国视为历史学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与世纪初兴起的国粹派的史学观点是一 脉相承的。
为了实践他的史学思想，缪凤林笔耕不辍，并先后四次赴大西北作讲演和考察，大力 鼓吹民族主义。他曾自表心迹：“横秦岭，度陇坂，登太华，涉皋兰，……感我国族之 蕴藉，若是其闳硕；宅居之山河，若是其壮美；经历之年岁，若是其悠久。余忝居讲席 ，当此神圣抗战之会，既不获执干戈以临前敌，苟对我先民盛德宏业，犹弗克论载，罪 莫大焉。”他撰写的《民族宝训》、《中国民族文化》、《西北史略》、《汉武经略河 西考》以及《国史上之战斗观》等小册子，无不表现了他对边疆和民族问题的高度重视 以及对民族国家的挚爱之情。1933年，缪凤林出版了他的代表作《中国通史纲要》，叙 述了中华民族“所以开拓广土、团结庶众及历久长存之本原，与其政治文化社会各种变 迁之荦荦大者”。该书后来被国民政府列为部颁教材，从而使他声誉雀起。
二
缪凤林的史学思想显然以民族主义为依归，大略言之，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探索中华民族起源问题，驳斥“西来说”怪论
关于中华民族的由来问题，以前有种种荒诞不经之说，其中所谓“西来”说曾经对中 国学术界以广泛的影响。近代的中国学者出于对这一问题的不同理解，完全赞同者有之 ，有保留地接受者有之。缪凤林是中国近代学术史是系统地研究中国民族和文化起源问 题的著名学者之一。他之所以研究这一问题，完全是激于一种民族情感，先后发表了《 中国民族西来辨》(注：载《学衡》，第37期。)和《中国民族由来论》(注：载《史学 杂志》，第2卷第2、3、4期。)，抗战期间出版的《中国通史要略》中又不惜笔墨，引 经据典，对中国民族起源问题“细说从头”。
在这些论文或著作中，缪凤林采用了“稽之载籍”而“考之古物”的研究方法。他首 先揭示了两个基本史实：第一，“于中国民族可正式稽考之先，东亚之地，已有民人居 住，证之近人考古学上之发现，殆成铁案。”第二，“洪水前后，夏族与九黎三苗之争 ，……黄帝时曾大决战，至虞夏时，始告平静。前后绵亘，至少亦逾千年，则古代东亚 之地，除中国民族之外，必有他种异族之人民。”他认为，如此一来，又出现了两个问 题：其一，主张中华民族为土著者，应证明夏族源自本土，非来自他方，因此，仅仅证 明东亚有原始种族是不够的。其二，主张外来者，应分两派：一派认为东亚居民，无论 是否为夏族，皆非土著而为外来；另一派认为无论东亚有无原始居民，“惟夏族则自外 来，其文明亦自外移植”，换言之，“夏族”和“东亚原始生民”不是等同的概念。但 是，“诸家之说，能明辨乎此者盖寡”。要证明“东亚所有民族，……爰自西来，必先 有下列之假定：(一)东亚住民，无原始于东亚之可能，以东亚非人类发源地故。(二)东 亚住民，除西亚外，无自他方迁入之可能，以西亚之有人民较他方为早，其迁徙之途径 亦较便捷故。”然而近代考古学界业已证明，上述两个假定都不能成立。
对此，缪凤林首先从“地理上之阻碍”来论证夏族不可能来源于西亚。从西来途径上 考察，如果从巴比伦迁徒到东亚大陆，必须经过伊朗高原、土耳其斯坦，或新疆、西藏 等地理环境和气候都极为恶劣的地区。摩西率以色列民族出埃及，越红海建犹太国，历 时千年。奈亨台入侵巴比伦南部后，并未遭异族迫害，似乎没有必要冒险举族东迁。如 果说他们因人口众多而不得不向东移殖，“则以草昧之世，济路之具未备，人类之力微 薄，长途征行，为事甚难”，况且他们当初并不知道东亚，“一旦离两河流域饶庶之地 ，入丛山沙漠之境，恐未越今日波斯之境，即将废然思返，或徘徊不前，更何能于数年 间直渡偌大之险阻，抵东亚而始驻足耶?”所以，夏族短期内由西亚东迁而来，从地理 条件上看是不可能的。
其次，从中国与巴比伦在“年代之修短，种族之隶属，文物之创作”等方面的差距也 足以反证二者毫无关系。缪凤林指出，从古文明发生的年代上看，中国历史可追溯至数 万年以前，而巴比伦仅可溯至新石器时代；从人种隶属上看，夏族为蒙古人种，而巴比 伦历史上的主要民族则是白色人种塞姆人；从文物种类看，中国有旧石器文化，而巴比 伦则没有；奉、晋、豫、甘所出土新石器也与巴比伦不同；殷墟、甲骨文更为中国所独 有，至于那些“见诸载籍”的文化差异更不可以道里计。可见，中国“民族西来之说， 可不烦言而辨”。
然而，以考古学为依据的所谓“新西来说”，则使不少中国旧式学者望而却步，对此 ，缪凤林却知难而进。特别是被目为考古学权威的瑞典人安特生，根据河南仰韶村所出 土的彩陶与俄属土耳斯坦的安诺所出土的彩陶有某些相似之处，即推断两者文化同源， 进而认为仰韶彩陶文化系西亚传入，中国民族也来源于西亚，并言之凿凿地断言，其向 东传播的途径是“首抵甘肃，次及河南”。缪凤林对此质疑道：如果说彩陶果真如安特 生所描述的那样，自西而东，那么甘肃彩陶一定比河南彩陶更为古远，制作也应更为精 良。然而，考古发掘却证明：河南陶器“在在胜于甘肃”。对此，安特生狡辩说：“自 西方远来之新文化，当其直达黄河流域之今甘肃中部时，即顺流而下，迅速以达黄河之 下流及其支流域，至是遂与土著文化相混合，而成为当地石铜时代之文化。”缪凤林反 驳道，在远古时代，关梁不通，“彩陶由甘肃至河南，无论如何迅速，必需一较长之岁 月”。如果说二者同时，当为分别发生；如果说是由西而东传，该如何解释这样一个年 代学上的疑问呢?安诺苏萨最早在纪元前三千年左右，而河南甘肃出土的彩陶所表示的 年代最晚也在纪元前四五千年，要比安诺苏萨出土陶器年代早一二千年。这就说明，中 国远古时代的彩陶文化是不可能由西亚传入的。(注：以上均引自缪凤林：《中国民族 由来论》，载《史学杂志》，第2卷第2、3、4期。)
在《中国通史纲要》中，缪凤林又不惜笔墨驳斥中国民族“西来”说。他指出：中国 民族为黄人种或蒙古利亚人种，这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关于她的由来，以往史学家从未 发生疑问。自17世纪中叶以后，欧洲耶稣会士来华传教，开始探索中国文化，出于西方 中心论的偏见，开始鼓噪中国民族西来之说。可见，提出中国民族“西来说”者的立足 点就已成问题。他辩驳说，即使中国与古巴比伦文化有些相似，也不能以此认为中西文 化西源，因为文化乃人类所创造，“人莫不有欲，欲莫不求达”，由于“禀赋环境之相 似”而造成在文化上有某些不谋而合之处是正常的。
中国民族起源于本土，中国文化是土生土长的，这在学术界已成铁案。其中凝结了不 少像缪凤林这样的爱国学者的心血。当然，从纯学术的观点看，缪凤林的论证也并非无 懈可击，有些说法已经被新的考古发现所推翻。但在当时，起而批驳中国文明“外铄” 论，就是反击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就是长中国人民的志气，当然就是爱国主义的。
2.研究民族历史，弘扬民族精神
为了实践其经世致用的史学思想，缪凤林还致力于中国民族史的研究，开发其中积极 康健的民族精神。
首先，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同化力和生命力。在叙述中国民族史时，缪凤林特别重视 异族侵入中国的历史。他认为，中国文化生命力极强，面对异族文化的挑战，中华文明 总能死而复生，亡而后存。历代周边民族，在风习、语言、政制上与中原地区都有较大 差异，“然一与吾族接触，或平和交际，或力政经营”，除少数“远方殊族”外，无不 “习吾文教，仿吾服物，用夏变夷，革以华俗”。虽然历史上也不乏异族统治者企图“ 用夷变夏”，也有汉人“数典忘祖，甘同异种者”，但“我夏族虽时有亡国之痛，永无 沦胥之祸”，而且在同化各民族的过程中不断发展壮大。甚至在今天，中国人就血统而 言也有不少“蛮夷后裔”，但在文化上却没有一个“自外华夏”的。缪凤林不无自豪地 说：“盖夏族文化冠绝东亚政教文字，根深莫拔，故异族有中国者，必行汉法，乃可长 久”；而且中国传统素“以世界主义为理想，异族进于中国，则中国之有怀远之习，鲜 种族之见。”(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47-49页。 )
以“夷狄”、“虏”、“戎”等字样称呼汉族之外的少数民族，在缪凤林的论著中俯 拾即是，反映了他的大汉族主义思想倾向。这样的说法显然不利于民族团结，自然也有 损于抗战救国事业。不过，缪凤林论断华夷，是以文化为标准，而不以血统种族为进退 。他说：“夫一族之民，自视为优越之种，而斥他族为非类，其义似隘。然人类皆具兽 性，吾族先民知兽性之不可以立国，则自勉于正义人道，以为殊族之倡，此其所以为大 国民也。”(注：缪凤林：《中国通史纲要》，南京钟山书局1933年版，第252页。)在 日本帝国主义野蛮入侵中国的20世纪30年代，缪凤林这样说是有所指的。
其次，注意总结历史上民族竞争成败的经验教训。为实践其史以经世济时的史学思想 ，缪凤林在书中特别注意分析各个历史时期国家盛衰强弱的主客观因素，总结其中的历 史经验。他强调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认为执政者能否稳定边疆，解决好边地经济发展和 民族关系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盛衰的关键所在。例如，论及秦汉之强盛，缪凤林高度评 价了秦汉统治者“以全国之发展与安全为目的，通盘筹划，从事徙谪”之举，认为“徙 民略边实边”对开发边疆、巩固边防具有重要意义。(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72页。)他认为，秦汉两代之所以国力强盛，普通民众也做出了许多奉献，起了相 当重要的作用。他指出，汉代开疆拓土，威震远方，固然有其他因素，但汉族人民“身 心之康强，远在四夷之上，又能克尽国民之义务”(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79页。)起了主要作用，汉朝的强大“实由人民倾无量之血肉资财而来”。而秦汉两 代对中华民族的最大贡献，“实在外拓国家之范围，内开僻壤之文化，使吾民所处炎黄 以来之境域，日扩充而日平实焉。”(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第76页。)但联 系到现实，我国领土“多为暴敌所侵占”，因此，作为炎黄子孙应该常常念及“如何竭 尽国民之义务，以光复失土，以继汉人之伟业”。(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 第80页。)
缪凤林认为，政治的清明与否，与国力强弱有密切联系。如论及南北朝“北强而南弱 ”的原因时，他指出：“盖南朝自刘裕以降，不知作育人材，而以诛除异己摧抑英尤为 得计”，“且纂弑相寻，变乱时起，民力物资，多耗于内乱，谋臣将帅，多自相贼杀” ，加之北朝“骁雄劲悍”，因此南朝最终败于北朝(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 第10页。)，从对峙双方的内政清浊情况来分析其强弱胜败的根本原因，政治清明则国 家强盛，政治腐败则败亡必至，这是千古不移的规律。
论隋、唐之强盛，缪凤林着重指出其开放的民族政策的积极作用。“种族之强弱，恒 视其血胤气脉之繁杂与单简”。隋唐民族承继了魏晋以来“汉胡混合”的成果，因此国 盛民强，超过秦汉。“唐太宗之英武，亦可谓汉胡民族精英之结晶。”(注：缪凤林： 《要略》(第二册)，第47页。)也就是说，唐代的强盛，固然有其他因素，而统治者能 “容纳当时无数之四夷，加入无数之外族血统”起了重要作用。用人上不论种族，文化 上兼容并包，从而既壮大了中华民族，又弘扬了华夏文化。这是国史给我们的又一个启 示。(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51页。)
论及两宋与辽、夏、金、元关系时，缪凤林分析了各民族强盛的原因，特别指出尚武 精神的重要：“自阿保机、元昊、阿骨打、吴乞买及成吉思汗以次诸蒙古大汗，皆智勇 兼备，故能统率部曲，并合诸种，恢张土宇，建立国家；而甲兵之强，尤为诸族兴盛之 重要原因。”(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119页。)比如，金国的迅速崛起， 在于其强兵尚武的国策，在于其强悍的民风，所谓“将勇而志一，兵精而力齐”，一旦 奋起，就能“变弱为强，以寡制众”。返观宋人，却实行募兵制度，人们“以执兵为耻 ，其愿应募者，非游手无籍之徒，则负命亡命之辈耳”，这“与诸族之尊兵贵兵，丁壮 皆尚战斗，且人以战斗为荣者”完全相反。因此，“自女真入寇以迄蒙古南牧，我华夏 广土众民，徒为北族扬武呈威之资，读史者所为郁悒愤慨不能自己者也。”可见，民族 精神是否以征战武功为尚，是民族战争胜败的另一重要因素。然而，诸族的强盛如同昙 花一现而不能持久，实由于民族精神的懈怠，进取心的丧失，或“因军政颓弛，种人或 渐染文弱，或习于奢纵”，终于迅速败亡。因此，要使“国族长保其独立，必赖有恒久 强大之武力”(注：缪凤林：《要略》(第二册)，第120页，第121页。)。缪凤林借论衡 史事表达了他为了国家民族的长治久安，加强国防的政治主张。这类民族主义思想和主 张，在缪凤林的论著中还有不少。
3.剖析中国民族性，探索民族振兴之路
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中国学者在考察传统文化对中国近代化的影响时，几乎无一例 外地要对中国民族性格进行一番臧否。抗战时期，中国人民表现出了坚忍、勇敢、不畏 强暴等优秀品质；同时，也有一些民族败类，认贼作父，残害同胞，可耻地沦为日寇“ 以华制华”的走狗。因此，简单地断定中国民族性的优劣并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只有从 如何使中华民族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的立场出发，冷静地思考传统文化的 现代性转化问题，才有可能获得有价值的认识。
缪凤林指出，中国幅员辽阔，“种族混合”现象十分普遍，所以用一句话概括中国民 性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从世界范围内看，则中国“民族又自有其共同之精神，而 优点所在，缺点亦寓其中焉。”他把中国民性归纳为六个方面。第一是“家族主义”： “以孝为制行之本”，忠君事长，历代“产生巨人长德，效用于社会国家者，尤不可胜 纪”。但家族主义的弊端是重家族而轻国家，甚至“惟见其家，不知有国”，而“戚族 之依赖投靠，官吏之贪墨任私”都是它造成的。第二为“中庸主义”：自古“以中道垂 教”，中国之所以“能统制大宇，葆世滋大”，原因就在这里。但是习惯于消极妥协， 不能积极进取，“吏多圆滑，民多乡愿，以因循为美，以敷衍为能”使整个社会缺乏生 气和活力。第三为“世界主义”：以“平天下”为理想，“化育外族，施不责报，故非 我族类，一视同仁，拥有广土，亦不以之自私，混合殊族”这是主要原因。但是，缺乏 国家观念，当外患来临时，常常少一些“敌忾同仇之心”。第四为“和平主义”：“以 不嗜杀人为政治上至高之道德”，怀敌附远，以德服人，但是“流于文弱”，一旦与外 敌遭遇，常致失败。第五为“政治上之不干涉主义”：“以垂拱无为为执政者之信条” ，“民因得以大展其材，政治虽腐败，民事仍能发荣滋长”。但是，政治成为少数人的 “专业”，而普通民众不予过问，政治便很少有“改进之望”。第六为“实用主义”： 以“利用厚生养欲给求”为目的，抑制所谓“奇技淫巧”，“务本舍末，习于勤劳”。 缺点是“重实利而轻理想”，不容“力求革新之事”，“纯粹之科学”因而极为薄弱。 缪凤林说，中国民族的优点缺点大略如此，而“如何发扬其优点，革其缺失，并吸取他 人之长，补吾之短，以竞存于兹世，且永保世界先进之令誉，则吾人所宜自勉也”。( 注：缪凤林：《要略》(第一册)第3页，第4页。)
缪凤林把中国国民性概括为六大“主义”，优点、缺点并存，避免片面评论传统文化 的优劣。事物本来就是多侧面的，使用不同的价值体系对同一事物进行评价，所得结论 自然会大相径庭。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正是如此。平心而论，要使中国走上富强之 路，固然必须吸收优秀的外来文化，但如果不与本民族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任何文化之 花都难以结出现代化之果来，这已经屡屡为历史所证明。作为中国人，既不可盲目自大 ，更不应妄自菲薄。在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战争中，中国人迫切需要树立民族 自信心。民族主义史家主张“昌明国粹”以振奋民族精神，同时要“融化新知”以适应 国际竞争的新形势。此论在当时虽被讥为调和、折中甚至保守之论，而时过境迁之后， 今天看来却觉得他们的主张倒是颇中肯綮的。
三
抗战时期，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是中国近代社会、学术及其个人经历互动发展的必 然结果。
首先，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是20世纪初以来的民族主义思潮激荡下的产物。近代以 来，新旧社会变迁，东西文化碰撞，中国知识分子们心系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怀着舍 我其谁的历史使命感，积极探索民族振兴之路。与此同时，中国史学也经历了由传统史 学向近代史学的转变。特别是“五四”以后，各种史学思潮和流派纷纷涌现。主张史学 可以和自然科学一样精确、客观的科学主义史学派，曾一度成为中国史坛强有力的史学 主潮。马克思主义史学则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相信历史有规律可循，公开揭橥“为革命 研究历史”的治史宗旨。而强调历史知识的主观性的相对主义史学派，则否认历史的客 观性，认为历史学是纯主观的学问。进入30年代后，因民族危机的刺激，民族主义成为 主流社会思潮，自然使这一时期的史学研究和著述无不打上了深深的时代印记。可以说 ，“文化救国”、“读史救亡”思潮的兴起，正是民族主义社会思潮和相对主义史学思 潮相互激荡的必然结果。(注：参见张书学：《中国现代史学思潮研究》第一章，湖南 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时人叶蠖生对抗战时期史学界的这种现象作了如下评论：“站在抗战营垒以内的唯心 论历史家，为着他们还主张抗战，为着他们太重视心理作用，他们便强调历史教育的功 用，企图以祖国光荣史迹来增强民族自信心，来鼓励抗战精神。”(注：叶蠖生：《抗 战以来的历史学》，《中国文化》，第3卷第2期。)他们认为，可以通过“国权的保障 ”、“国风的发扬”、“国魂的鼓励”、“民情的融洽”来“激发学生民族复兴之思想 ”。(注：杨友群：《历史教育与国防》，《教与学》，第3卷第2期。)“吾人欲培养一 般国民有爱民爱国家的思想而适用现代，对于本国历史上关于民族、疆域、政治、军事 、文化诸方面之教材，须选择补充，凡合于上列标准者则尽量加以发挥，其不甚切合上 列标准者，尽量加以缩减，庶几有裨于抗战建国之需要。”(注：郑鹤声：《选择历史 教材的目标》，《教与学》，第4卷第6、7期合刊。)一些史学家大力倡导之余，还身体 力行。邓之诚编著卷帙浩繁的《中华二千年史》，就是希望国人通过读史，去领悟救国 之道。他说：“二千年来，外患未尝一日或息，轩黄胄裔，危而复安，弱而能存，灭而 再兴者何?莫非由群力群策得来。其艰难经历，非史事何由徵之?故欲知先民缔造之迹， 莫如读史”，“今诚欲救亡，莫如读史”。(注：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叙录” ，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版，第2页。)朱希祖在“七·七”事变后呼吁“藉历史以说明 国家之绵延，鼓励民族之复兴”，力主政府开馆修史。他认为，我“民族之所以悠久， 国家之所以绵延，全赖国史为之魂魄。”“国亡而国史不亡，则自有复国之日”。(注 ：转引自《中国当代社会科学家传略》第五辑《朱希祖》，书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 )这一时期的吕思勉也以阐扬民族文化、砥砺抗敌士气为己任，他撰著国史，“希望读 了的人，对于中国历史上重要文化现象，略有所知；因而略知现状的所以然，对于前途 ，可以预加推测；因而对于我们的行为，可以有所启示。”(注：吕思勉：《吕著中国 通史》，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重印本，第6页。)钱穆更是强调国人应对国史以及 民族文化怀着一种“温情与敬意”，要复兴我们的国家和民族，“必将有待于吾国人， 对我先民国史略有知。”(注：钱穆：《国史大纲》“引论”，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 可见，缪凤林的文化救国思想与众人之论颇多相合之处，与当时这种学术思潮是合拍的 。(注：详见田亮：《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潮》，《学术月刊》，1997年第9 期。)
其次，缪凤林的民族主义史学思想是以柳诒徵为代表的“学衡派”的余绪。当缪凤林 考入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时，就开始追随国学大师柳诒徵。“五四”时期，为了纠激进西 化派全盘否定传统文化之偏，柳诒徵等创办《学衡》杂志，鼓吹“昌明国粹，融化新知 ”、“维护传统，慎择西学”。《学衡》杂志停办后，他又在1932年创办了《国风》半 月刊，标榜“本史迹以导政术，基地守以策民瘼，……以隆人格而升国格为主。”(注 ：柳诒徵：《国风半月刊》“发刊词”，第1卷第1期。)仍以发掘优秀的传统文化，培 植国人的民族精神为宗旨。他认为：“治历史者，职在综合人类过去时代复杂之事实， 推求其因果而为之解析，以昭示来兹，舍此无所谓史学也。”而研治中国历史，就在于 “明吾民独造之真际”。(注：柳诒徵：《中国文化史》“绪论”，中国大百科全书出 版社1998年版。)柳诒徵强调民族文化对培养国民爱国精神的重要意义，“讲国学必先 讲史学”，通过对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可以知道中国的伟大和可爱之处，从而增强我 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显然，学衡派的史学思想与世纪初的国粹主义史学并无二致 ，而缪凤林就是在柳诒徵这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想熏陶中成长起来的。
收稿日期：2002-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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