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中的剩余价值范畴再研究
——兼评几种错误观点
王 丰
摘 要： 由于受西方福利社会建设“表面现象”、资本关系全球扩张和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理论观点的影响，学术界出现了修正剩余价值概念的趋向，并以“剩余产品”“经济剩余”，或者“剩余利润”等取而代之，导致当前资本主义研究的主要范式中出现了两种错误倾向，即以国家的作用和以流通领域为中心来阐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由此，从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到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再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最后回到马克思的《资本论》《剩余价值学说史》的历史文本回路中，考据经典文本，为剩余价值正名，是正确理解和深刻把握当今资本主义新变化的关键。
关键词： 剩余价值；“经济剩余”；修正；资本主义社会
剩余价值是马克思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马克思坦言，“我的著作中最精彩的部分”一定有剩余价值论，“所有对事实的理解都建立在此基础上”。① K. Marx and F. Engels，Selected Correspondence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75，p.180. 一方面，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受到包括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在内的学者重视。如罗伯特·萨缪尔森（Robert Samuelson）对此回应到，“剩余价值是在道德上没有理由的超过劳动成本之上的加值”，马克思正是通过剩余价值，“（a）揭露资本家剥削劳动者的性质，以及（b）说明经济发展和垂死的资本主义的运动规律”。②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册，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84页。 如果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成立的话，“是对资本主义的罪行的一个严重判决”。③ [美]萨缪尔森：《经济学》下册，高鸿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第317页。 但另一方面，这一学说从创立以来，一直受到很多人包括自诩马克思主义者的歪曲，甚至是百般抵制。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劳动阶级的物质利益和平等权利在“福利社会建设”中受到资产阶级剩余价值逻辑更加隐蔽地侵蚀，似乎剩余价值的剥削性质已被消除。为了减轻剩余价值学说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撼动，实现资本主义改良，剩余价值概念过时论甚嚣尘上，在学术界出现了用“剩余产品”“剩余利润”“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的趋向，尤其是美国著名经济人类学家梅尔维尔·赫尔科维茨（Melville Herskovitz）提出的，并在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保罗·巴兰（Paul A. Baran）和保罗·斯威齐（Paul M. Sweezy）著作中广泛应用的“经济剩余”概念影响甚大，以至后来许多学者，包括国内学者都避而不谈剩余价值。如果使用其他概念去剖析资本主义，就无法理解资本的“剩余价值逻辑”，也无法把握资本主义的实质，进而会误将资本主义社会当作“永恒范畴”，而非“历史范畴”。因此，为剩余价值正名，回应思想争鸣的关键问题，是关系到如何理解当代资本主义的重大问题。正如有论著所说，以“社会中谁生产剩余价值、谁占有剩余价值”为标准而确定的作为一个经济进程的阶级，是理解这个世界（即所谓的“事实”）的切入点。① [美]斯蒂芬·雷斯尼克，[美]理查德·沃尔夫：《超越经济决定论马克思主义》，刘 腾译，《国外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
一、历史进程中的“剩余产品”生产到剩余价值生产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介绍了摩尔根对史前史的阶段划分，并指出在矇昧时代的中级阶段逐渐形成了性别分工，而群体的经济是共有的，过的是原始共产主义的公社生活。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3页。 当然，性别间的分工是远远不够的，它不足以产生专业化的技艺，专业化的技术需要长期的知识积累。各种发明、发现和知识缓慢的积累，使得有可能增加食物生产，同时节约劳动者的体力耗费。这是劳动生产率提高的最初迹象。弓、箭、倒须标枪的发明，改进了狩猎和捕鱼的技术，从而使人类实现了定时的食物供给。当人们能够经常捕捉到动物，获得其皮、毛、角、骨、牙时，为人们进行原料加工提供了便利。这个时期，石器制造技术不但普遍且经过了第二步加工，③ 由于长期的劳动实践，劳动生产经验的积累日益丰富，到更新世晚期，旧石器文化产生了较明显的变化，劳动工具有了较大的改进。主要劳动工具石器的制作技术也得到相应的提高，主要表现在有了第二步加工，由石核备料制成的片器发展为修饰加工的压制石器。 技术也多样化和复杂化起来。旧石器时代中期，人们利用石器工具和动物原料，制成了骨角工具；到了晚期，又出现了工具的把柄、投矛器、鱼叉、捕鱼的专门设备等等。加之丰富的猎场、渔场的开辟，使游动的人们转变为半定居的、甚至是完全定居的猎人或渔夫。而定居生活反过来又使得劳动生产率进一步增长。这样，除了原始公社生存所必需的产品外，慢慢出现了最初的经常剩余，即最初形式的社会剩余产品。
因原矿中含硫较高，限制了金的富集倍数，将矿石磨至-0.074 mm，再通过初步富集分离出单体金(主要包含自然金和碲金银矿)、黄铁矿(包含磁黄铁矿和黄铜矿)及脉石这三类矿物，经过分析并结合MLA检测结果，得出金在矿石中的赋存状态，见表6。
在当今社会，我国倡导的是环保健康的绿色生活，而水果包装工作在进行时也需要响应国家的这一号召。但是，我区目前对于水果的包装方式还是比较欠缺环保意识的，因为某些厂家在包装时所用的一些泡沫箱或者是纸箱，其中都含有化学物质，对于环境的污染程度都非常大，而且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也有严重危害，不能够做到低碳环保。所以环保意识不强，也是我区水果包装中存在的一大问题，而这也是万万不能忽视的。
时常性的剩余产品的出现，使人类社会迈入了蒙昧时代的高级阶段，它“是以获取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的时期”，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再前进一步便跨入野蛮时代了。“野蛮时代是学会畜牧和农耕的时期，是学会靠人的活动来增加天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⑤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0页。 野蛮时代的低级阶段即考古学上的新石器时代。这一时代社会经济发展有了巨大进步，人口迅速增加，出现了许多长期定居、规模化的氏族部落聚集的村落。其生产力发展主要有四个特征：第一是在生产上使用磨制石器，第二是广泛制造陶器，第三是农业的发明，第四是畜牧业的产生。和农业、畜牧业第一次分工的出现与发展相适应，手工业同样取得了重大的进步。这主要表现为轮制陶器的普遍化，织布机的发展，金属器的制作和使用等。手工业生产的日益专业化，各种生产活动已经不能由同一个人来进行了，“于是发生了第二次大分工：手工业和农业分离了”。⑥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4页。
通过对剩余价值范畴的历史梳理，可知剩余价值的产生以生产力发展和一定的所有制关系为基础，也就是以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运动为前提，其条件还是“剩余产品”（surplusproduct）的出现。“剩余产品”的概念又是从原始社会末期，人们经常性地获得“剩余生活资料”的生活现实中提炼出来的。“剩余产品”的概念对于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分析而言，是很重要的。“剩余产品”的产生就是剩余价值范畴的前史。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六篇“超额利润转化为地租”的导论中指出：
“一切部门——畜牧业、农业、家庭手工业——中生产的增加，使人的劳动力能够生产出超过维持劳动力所必需的产品。”⑦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80页。 剩余产品的出现，一方面，使私有经济开始萌芽，另一方面，社会分工已经侵入生产过程，破坏生产和占有的共同性。在社会生产中，集体劳动逐渐向分散的个体劳动转化了。这种分散的个体劳动所带来的社会影响是划时代的。马克思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指出：
最重要的还是私人占有的源泉——小地块劳动。它是牲畜、货币、有时甚至奴隶或农奴等动产积累的根源。……它把异质的因素带进来，引起公社内部各种利益和私欲的冲突，这种冲突首先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耕地，然后触及作为公共财产的森林、牧场、荒地等等；一旦这些东西变成了私有财产的公社附属物，也就会逐渐变成私有了。⑧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586页。
这个充分发展的定义的第一部分“财产收入、商业过程中的浪费和政府开支”，与上述学者根据“最初定义”衍生的内容是一样。两个定义内容上的差异出现在“充分发展的定义”的第二个部分，即“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的渗透”，以及“由于失业的存在而丧失的产出”。尤其是前者，一方面是力图为分析非生产性劳动的新形式开辟道路，另一方面它确定了“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的根本区别。“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的渗透”是指在不涉及质量和效用根本改变的条件下，同生产的“人为商品③ 这里的商品，不涉及特定商品，而是指商品总体，因此，与此相对应的资本，也就是社会总资本。 更新及产品型式的变化”而付出的费用；④ [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59～361页。 就“人为商品更新”而言，要求消费者能够在短期内（至少在商品使用寿命内）废弃旧商品，购买新的同类商品，这当然和消费者的收入相关，因此，“人为商品更新”是可变资本再生产的一种潜在成分；就“产品型式的变化”而言，它是“销售努力渗透到生产过程”的必要前提，强调样式改变才能给消费者多样化选择，或者使他们意识到旧型式已经过时，以刺激有效需要；巴兰、斯威齐认为，“人为商品更新”所“隐蔽”的“潜在可变资本”，以及“产品型式变化”造成的设计成本、新工程技术研发费、新设备和商业工具购买费用，就应该按照“充分发展的这个定义”，估算到“经济剩余”的总量中去，这就和剩余价值在量上产生了根本区别。巴兰、斯威齐正是从全部资本的角度确定了“经济剩余”定义的这个充分形式。因此，学术界只有立足于“经济剩余”的后一个定义，才能在“量的差别”和宏观视阈内形成的“质的差别”两方面进行批判，而不是错误地从“最简短的定义”出发进行批判，否则就像马克思批评李嘉图的学说犯了“逻辑跳跃”的毛病一样了。
显而易见，货币不能产生新价值。在资本流通中出现的剩余价值并不是在流通中创造出来的。它是资本家购买劳动力，从而占有劳动力创造出来的新价值的结果。无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资本原始积累、商业发展、社会致富、剩余价值生产日增，都不是由于资本家的自愿节约，而是人类社会一部分人占有同一个社会的另一部分人所生产的剩余产品的结果。因此，资本和剩余价值只是在交换和货币得到发展的时候，在使用较高的平均劳动生产率的时候才出现的，同时，使用较高的平均劳动生产率也不是为了使整个社会能够节约劳动时间，而是为了强迫社会一部分人进行更艰苦的劳动，来保证社会另一部分人获得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果实。资本是社会一部分人损害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来占有社会剩余产品的历史结果，而不是人类劳动经济为整个人类社会造福的历史结果。
二、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剩余价值范畴的修正
根据逆键合图的构成方法，需要改变键合图中流变量的探测器Df，改变之后为键合图中的源Se0Sf，因为它是势为零而且没有流流向反键合图模型。因此，改变后的键合图模型传播双向因果关系，但是只在其中的一个方向传输功率，而且传播的双向因果关系由源SS提供，双向键合图在反向键合图中变成探测器。
尽管巴兰在“经济剩余”上的观点与皮尔森完全相反，但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人曾有过交流或论战。《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1954年）一文先于《增长的政治经济学》（1957年）一书正式发表，然而，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序言中，巴兰告知读者，这本著作写于1953～1955年间。可见，巴兰在《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中提出的“经济剩余”概念，应该是他在撰写《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一书的过程中就已经形成；而《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虽然也是1957年出版，同样的，波兰尼在序言中说明，该书的三位作者是在1953～1955期间开展合作的，并在这个时期完成了手稿。加之，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第三篇第十六章“不存在经济剩余：对一个发展理论的批判”一文中，皮尔森将论争的对手锁定在包括赫尔科维茨在内的经济人类学家和“原始”经济学家上，他可能并没有意识到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的观点，甚至可能没想到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继承者们会修正剩余价值概念。可见，“经济剩余”概念及其理论的提出，并不像国内学术界一致判定的那样，是巴兰最先提出的，甚至在经济学领域也是如此。国内学术界认为，巴兰两部影响最大的著作《增长的政治经济学》《垄断资本》都是以“经济剩余理论”为中心进行研究的，是对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的修正。因此，国内学术界尽管认为它们是美国激进政治经济学派、甚或是世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最重要的理论著作之一，但因“修正”问题，都对这两部著作持批判和否定态度。而国外大多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还是接受了巴兰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中所使用的“经济剩余”概念。原因有两点，首先，这里的“经济剩余”还不是对剩余价值的修正，其实质是“积累资金”；其次，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也很难用剩余价值概念分析前资本主义社会和欠发达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用剩余价值分析前一种社会不仅十分困难，而且令人难以接受，就连马克思也不赞同“前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价值”这类说法。然而，当“经济剩余理论”经过一些完善后，被巴兰和斯威齐在他们合著的《垄断资本》一书中直接当作剩余价值来使用，就引起了国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者的批判。学者们认为，用“经济剩余”概念，而不是用剩余价值的概念来分析发达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笔者也赞同国外经济学家“一分为二”的批判态度，即承认《增长的政治经济学》书中的“经济剩余”概念，反对《垄断资本》书中“经济剩余”对剩余价值的修正。
一个逻辑完整的、正确的批判方法，需要我们把注意力放在巴兰、斯威齐从抽象到具体地提出的最后一个、也是“充分发展的定义”，这个定义出现在《垄断资本》文末“约瑟夫·D·菲利普斯的统计附录中”，菲利普斯在估计“经济剩余”的总量时指出：
在《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一书中，皮尔森对史前“剩余产品”，尤其是赫尔科维茨“经济剩余”的概念进行了驳斥，理由有五点：第一，“经济剩余”这个概念是模糊不清的。皮尔森指出，它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即生理学意义上的“绝对剩余”，少于此，人类就不可能生存；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剩余”。第二，生物学上绝对的“经济剩余”是不存在的。确定个人能够生存下去的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平是不可能的；确定整个社会的这个最低水平也是不可能的；实际上，没有任何证据证明过往的人类社会是按这个最低水平生活的。第三，社会意义上的“相对剩余”，不是经济发展的结果，更不是劳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无论何时何地，总有“潜在剩余”，生产或增加资源是由社会决定的，这个决定并不是经济上的原因，而是宗教的、政治的考虑。第四，没有证据表明“私有权、物物交换、贸易、劳动分工、市场、货币、商人和剥削阶级”的出现，是因为人类社会发展转折时期出现了“经济剩余”。第五，“经济剩余”观是建立在粗糙的唯物主义之上。这种唯物主义把人类的“肠胃”作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在任何时期，无论生活水平高低，经济资源都曾用于非经济用途。③ Karl Polanyi，Conrad M. Arensberg，Harry W. Pearson，Trade and Market in the Early Empires ，New York: Free Press，1957，pp.320～341.皮尔森的论证以“绝对剩余”“相对剩余”和“潜在剩余”的区别为出发点。但是，经济学家，特别是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将“维持生存的最低物质基础”视为绝对的、生物学上的概念。当然，这不是说，人们能够随意降低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的最低生存水平，这个“生存水平”具有与劳动生产率相关联的、特定的历史意义。所以，“潜在剩余”的剩余潜力，是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直接相关的。皮尔森强调，任何社会都不曾生活于最低生存水平之下。这个观点就像新古典经济学家根据市场经济去设想一切经济活动一样，皮尔森在考察人类经济活动时，已经默认人类经济活动始于新石器革命后农业与畜牧业生产。而现实是，在这之前，人类社会不得不为生存而进行经常的斗争。皮尔森为了支持相反的论点，又援引了社会制度的决定性作用。如政治、宗教的重要地位和影响，但它们本身也具有明显的经济职能，以解决生产资料缺乏这个中心问题。无疑，任何独立于社会力量之外的经济上的自动现象是没有的。人创造了自己的历史；现存社会总是竭力反对革命力量，而保护自我。例如，原始社会保卫它的平均主义结构，当需要社会革命来瓦解原始社会的平均主义，并生成阶级社会时，就必须使劳动生产率提高到能够将一部分人从物质工作中解放出来，社会革命才有可能发生。只要这个物质条件——潜在的剩余——不存在，那么上述社会革命仍就是不可能的。可见，“剩余产品”、“经济剩余”由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而不断增长，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这个重要作用，得到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巴兰的重视。巴兰在《经济评论》1954年第4期上发表了《经济进步与经济剩余》一文，首次使用了“经济剩余”的概念，不过，“经济剩余”理论分析框架在《增长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中才得到确立。
正是通过严谨的历史与逻辑分析，马克思、恩格斯的“剩余产品”概念不仅得到大部分经济学家的接受，也为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和经济史学家所接受。美国经济人类学家梅赫尔科维茨在其著作《经济人类学》中，将“剩余产品”与非阶级社会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基础上，进一步衍生出阶级社会出现的“经济剩余”（economic surplus）。在赫尔科维茨那里，正如剩余价值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联系一样，“经济剩余”是与原始社会末期、奴隶社会时期的统治阶级、宗教集团对农奴的剥削相联系。“这种多余的财富很明显地归结为两个群体，一个是统治者，另一个是能够掌握和操纵宇宙超自然力量的人。因此，这些群体的成员被认为属于食利阶级。”② M. J. Herskovitz，Economic anthropology ，New York: Alfred A Knopf，1952，p.414. 也就是说，在原始社会，人们共同劳动，共同生产大家所需要的使用价值，此时，并不存在“价值”范畴，因此，生产力发展所形成的“剩余产品”是以“使用价值”的形式存在的；在奴隶社会，存在着不劳动阶级，并且出现了货币，也出现了以货币表现的“价格”范畴，作为实体存在的“剩余产品”，其内涵已不能囊括社会过程中出现的“价格”范畴。这时，“剩余产品”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它不被人们共同占有，而成为了剥削阶级的财富来源，并在价值形态上演变为“经济剩余”；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产品”在价值形态上进一步演变为剩余价值。然而，“经济剩余”概念的使用，在1957年出现了大分野，并引起了极大的争论，其标志是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M. Arensberg)、哈里·皮尔森（Harry W. Pearson）合编的《早期帝国的贸易和市场》与保罗·巴兰《增长的政治经济学》的出版。
很显然，“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产品”，具有一般形式和特殊形式。从一般意义上讲，“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存在于任何人类形态中。从特殊形式上看，在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剩余产品”主要表现为剩余的生活资料；在封建社会，它主要表现为地租；在资本主义社会，“剩余劳动体现为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存在于剩余产品中”，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27页。 追求剩余价值才是资本主义生产的目的。
剩余劳动，也就是剩余产品本身，怎样和地租，即剩余产品的这个至少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基础上量和质的方面已经特别规定的部分相混同。一般剩余劳动的自然基础，即剩余劳动必不可少的自然条件是：只须花费整个工作日的一部分劳动时间，自然就以土地的植物性产品或动物性产品的形式或以渔业产品等形式，提供出必要的生活资料。农业劳动（这里包括单纯采集、狩猎、捕鱼、畜牧等劳动）的这种自然生产率，是一切剩余劳动的基础，而一切劳动首先并且最初是以占有和生产食物为目的的。……最初，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不是分离的；后者同前者是连接在一起的。农业部落、家庭公社或家庭的剩余劳动和剩余产品，既包含农业劳动，也包含工业劳动。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712～713页。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他们用的“经济剩余”概念绝不是一种“修正”，而仅仅是一种术语的更换。因为在他们看来，“经济剩余”的概念直接地是指全部剩余价值，并以“从抽象到具体”的方式，首先提出了“经济剩余”概念的最初定义，① 巴兰和斯威齐认为这是“经济剩余”的“最简短定义”，参见[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4～15页。 即“社会所生产的产品与它的成本之间的差额”，这是“经济剩余这一充分发展的概念的第一个近似值”。学者们正是以这个最初的定义，展开对“经济剩余”批判的。② 学术界过去将批判的重点放在巴兰提出的“实际经济剩余”“潜在经济剩余”和“计划经济剩余”概念上，或放在“经济剩余”最初的“最简短”定义上，对此，国内外形成了较多相关文献，所以，这里不再赘述那些文献的内容，而是从过去忽略了的“经济剩余”的成熟定义入手，剖析“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在质和量上的差别。 以这个简单的定义作为批判对象，我们是无法说明“经济剩余”在质、量方面与“剩余价值”之区别的。首先，根据这个定义，“经济剩余”便是国民收入统计中的利润总额，也就是马克思讲的剩余价值在量上的表现；即使学者们为了将“经济剩余”与剩余价值在量上相区别，在研究“最初定义”时，普遍都根据文中的表述，更进一步地提出这个“差额”形成的“经济剩余”除了包括全部财产收入（利润、利息、地租）外，还包括买卖过程中的浪费、某些其他广告费用、金融与法律部门从业人员报酬，以及政府吸收的剩余。实际上，马克思在《资本论》和《剩余价值学说史》的一些分散各处的段落中，也表明了剩余价值包含了其他的项目，比如国家和教会的收入，商品转变为货币时的支出，非生产性工人的工资，只是马克思将这些当作了类似“外生变量”的“次要因素”罢了。所以，巴兰、斯威齐“希望，术语的更换，将有助于实现理论见解的必要转变”。可见，有学者试图从“简单定义”批判“经济剩余”在量上与剩余价值的不同，恰恰反证了两者在量上的相同。另外，从两者“质”的差异论证上，一些学者逻辑跳跃地分析出了正确的结论。之所以说“逻辑跳跃”是因为：最初定义的这个“经济剩余”是从微观经济的角度，即个别资本的角度下的定义，这里的“经济剩余”正是作为个别资本的“现代巨型公司”① 巴兰、斯威齐把典型的大企业单位，称为“巨型公司”。 正在追求的目标；而巴兰和斯威齐做了这个简单定义后，并没有积极运用这个定义来进行理论分析，其用意在于，从整个宏观经济视阈提出垄断资本主义社会的“剩余增长趋势规律”，并研究这种剩余的分配和吸收；大多数学者已经洞察到巴兰、斯威齐是从流通、分配领域研究“经济剩余”，而完全回避了“经济剩余”的生产及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基本矛盾问题；这时，一些学者就从他研究的逻辑起点“最初定义的经济剩余概念”批判，直接跳跃到了“经济剩余本质”的批判，这是“正确的”逻辑跳跃。这个“逻辑跳跃”也表明了，要从最初定义的“经济剩余”概念出发，分析它与剩余价值在质、量两方面的不同及其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背离，并以此批判巴兰、斯威齐所谓的“只是术语的更换”的观点，是不可能的。
A Survey of TCM Health Tourism Demonstration Base based on the Traversing Method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LI Xintai,MO Yingning 43
很多高校教师只懂本专业知识，对新知识、新技术的学习不够。从一些全国高校英语教师微课大赛作品来看，绝大多数高校教师都是请专业人员来拍摄课堂实录录像，进行剪辑制作，并提交参赛，教学模式仍然是以教师为中心，如何设计能激发学生自主学习潜能的作品还没有列入考虑范围。教师以获奖为目标，校方组织人力帮助他们完成课堂录像的剪辑制作，只是为了比赛中获得名次，教师也没有能力独自将所承担的课程设计成一系列的微课，学生从中获益有限。
把这三大类经济剩余——财产收入，商业过程中的浪费，政府支出——各类的合计数加在一起，得出我们的总数。可是，应当注意，这些合计数仍然不包括剩余的一切因素。……其中之一是销售努力对生产过程的渗透；……另一个可以合理地包括在剩余中，但在此处予以略去的因素是，由于失业的存在以致丧失的产值。② [美]保罗·巴兰，[美]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系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348页。
这些剩余产品不仅为劳动的社会分工，农业与手工业的分离，城市和乡村的分离打下了基础，同时也是阶级社会形成的基础。冶金革命后，人们对矿产的需求迅速增加，而矿藏仅限于某些特定地区。人们为了取得这些矿产，要么通过掠夺，要么通过交换，但只有后者才是可持续的，因此，出现了与特定地区的长距离交换，甚至国际贸易。长距离交换或国际贸易，已经不可能只是作为一种手工业和农业以外的辅助性经济活动了。交换活动作为一种新的分工形式，同其他经济活动分开了，商业从而产生。“文明时代巩固并加强了所有这些已经发生的各次分工，特别是通过加剧城市和乡村的对立……而使之巩固和加强，此外它又加上了一个第三次的、它所特有的、有决定意义的重要分工：它创造了一个不再从事生产而只从事产品交换的阶级——商人。”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07页。 简单商品生产占主导的社会里，进行交换的商品不再是一种或两种产品，也不再是部落的剩余，而是各种各样的商品交换；为了使大量的交换能够在等价的基础上进行，必须有一种商品能够让其他所有商品通过它表现出各自的价值。执行这种职能的就是一般等价物。随着商业的扩展，交换的发展，一般等价物演进为了货币。在简单商品生产之外，职业化商业的社会中，货币所有者为卖而买，买进别人的商品，重新卖出实现更多的货币，预付的货币成了资本。资本，就其定义而言，是能够产生剩余价值的价值。这样，剩余价值首先在货币流通过程中表现出来了。
巴兰、斯威齐对剩余价值在量和质两方面的修正，以及通过“经济剩余”的考察，将马克思主义根植于从生产领域研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矛盾的传统，再次转移到流通和分配领域，又退回到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时代。令人疑惑不解地是，后来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们是“批判”地直接继承① 也就是说，学者们虽然也批判巴兰和斯威齐的研究根本没有深入到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之中，没有揭示经济剩余是如何被生产出来的，根本没有触及到资产阶段剥削无产阶级创造的剩余价值的这个本质问题，而是基于剩余的非历史性存在，研究剩余的数量及其流通、分配问题；但是学者们还是选择“继承”这一思想，甚至广泛地运用到“当代资本主义”的研究中。 了巴兰和斯威齐的观点，而非是“扬弃”式地变革他们的理论。难怪埃内斯特·曼德尔（Ernest Mandel）在《晚期资本主义》一书中曾评判，在资本主义研究方面，至今无人超越马克思。曼德尔的评价是正确的，但是他在分析“晚期资本主义”的跨国垄断资本运动时，却用“剩余利润”一词来代替“超额剩余价值”，在一定程度上模糊了当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这样，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中，就出现了用“经济剩余”取代剩余价值、用“剩余利润”取代“超额剩余价值”的状况。对于前一种修正，上述已给予逻辑性批驳，这种批驳同样适用于后者。这里需要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3卷第七篇“各种收入及其源泉”之第五十章“竞争的假象”中的观点来作补充说明，即，“如果我们把工资和剩余价值，必要劳动和剩余劳动的独特的资本主义性质去掉，——那么，剩下的就不再是这几种形式，而只是它们的为一切社会生产方式所共有的基础”。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992页。 这就是说，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经济范畴，不能离开剩余价值，而使用其他一切社会共有的生产方式来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及其规律。
三、坚持剩余价值分析以规避资本主义研究中的两种错误倾向
西方学者对“剩余利润”“经济剩余”，尤其是“经济剩余”概念的推崇，③ 这种推崇体现于诸如宣称《垄断资本》一书是继马克思的《资本论》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之后的一部杰作。 深刻地影响了“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并形成了两条研究路径：④ 当然，源自马克思《资本论》和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当代资本主义研究，形成了诸多学派、学说和研究理路。这里，我们只说明同样源自这两本著作思想的《垄断资本》一书所直接产生的影响及其所形成的两条研究路径。 一条路径是以时间为主轴展开研究的，即“垄断资本学说”——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学说，这一研究路径的核心概念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这个说法得到了国内外大部分学者的赞同，国内学者以此衍生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学说。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概念与第二条具有空间特征的研究路径有关，即“垄断资本学说”——新帝国主义——全球资本主义。这两条研究路径及其成果，虽然只是“当代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部分，但是产生了很大影响。由于它们直接受到巴兰、斯威齐“垄断资本学说”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学术界基于“剩余价值生产”的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根本矛盾研究的弱化，这是不符合马克思观点的。
第一条路径的核心成果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学说。首先，这一概念源于列宁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并在布尔什维克的纲领文件《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和《为捍卫关于目前形势的决议而发表的演说》中首次出现过，但它从未被列宁用于共产国际的纲领性文件中。其次，列宁的本意是用它来描述1914～1919年间的垄断资本主义，尤其是德意志帝国的战时经济的。既然列宁已经使用它分析、并总结为1914～1919年间垄断资本主义的性质和特征，学者再借用来分析现阶段的资本主义社会，意味着过去的特征也符合当前的情况，表明当今资本主义没有发生重大变化。但是1919年后，包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或者20世纪70年代末，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资本主义都出现了阶梯型的重大变化，这些变化都是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最后，该学说把国家的作用主要定位在“积累”，但它无非是耗费税收来使私人资本增值。将“国家支出”作为资本提供出来（实际上国家支出中的大部分都是再分配的剩余价值，其中很大一部分作为税收而消费掉，这根本说不上是“资本”）是一种错误，这种错误与巴兰、斯威齐在计算“经济剩余”时所犯的错误，是类似的。因此，对现阶段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征应该立足剩余价值或者“资本”的内在逻辑来加以解释，而不是用国家的作用来加以阐释。
正是试图从资本的内在逻辑出发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才形成了第二条研究路径。沿着巴兰、斯威齐的思路，围绕“经济剩余”的增长和吸收问题，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了“新帝国主义论”，从空间视角研究了帝国主义在全球资本主义中发挥的作用，着重强调了帝国主义用“剥夺性积累”的方式吸收剩余资本；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乔万尼·阿瑞吉（Giovanni Arrighi）、威廉·罗宾逊（William I. Robinson）等人，则从跨国资本家阶级、跨国国家的形成为出发点，研究全球资本的流动及其动因与形式，根本没有跳出在流通领域探讨“经济剩余”出路的框架。所以，当代资本主义研究，不仅要立足资本的内在逻辑，还必须回到马克思，在生产领域围绕剩余价值的运动，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变化及其内在矛盾。
1）侧芽都是单芽，即每个叶腋间只形成1个叶芽或花芽，没有桃、李那样的复生芽。因此，结果枝修剪时必须认清叶芽和花芽，短截部位的剪口芽必须留在叶芽上，以保持生长力。若剪口留在花芽上，一方面果实因附近无叶片提供养分而品质差，另一方面枝条结果后会枯死。
从历史的、文本的考证中，窥觊剩余价值范畴的发生史和争论史，可以发现，研究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的正确方式，应以“社会剩余产品”为中心研究原始社会；以“经济剩余”研究前资本主义阶级社会的经济运动；回到马克思那里，在价值形态上，只能以剩余价值为中心，剖析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规律、政治实质、社会运动、生态逻辑和文化霸权，才能正确认识当今资本主义的新变化。
Does Capitalism Produce “Surplus Value”, “Economic Surplus” or Something Else?——Proof of “surplus value” from textual criticism
WANG Feng
Abstract: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uperficial phenomenon of Western construction of welfare society，the global expansion of capital relations and the views of neo-liberal economics，there has been a trend in the academic community towards revising the concept of “surplus value” and replace it with the concepts of “surplus product”，“economic surplus” or “surplus profit”. As a result，there are two erroneous tendencies in the main paradigm of capitalism research, namely，explaining the capitalist mode of production by focusing on the role of the state and the circulation field. In view of this，rectifying the gross distortion of surplus value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the new changes of capitalism. To do that，it is essential to conduct textual research on classical texts on surplus value——from The Origin of the Family，Private Property and the State by Engels to Imperialism is 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 by Lenin to writings of contemporary Western Marxist economics and finally back to Capital and A Theoretical History of Surplus Value by Marx.
Keywords: surplus value，economic surplus，rectify，capitalist society
中图分类号： F0-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778X（2019）05-0112-08
基金项目：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一带一路’倡议视域中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演变研究”阶段性成果（SWU1909308）；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资本主义剩余价值生产与分割的新变化研究”阶段性成果（17CKS028）
作者简介： 王 丰，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重庆，400715）。
（责任编辑 甘霆浩）
标签：剩余价值论文; “经济剩余”论文; 修正论文; 资本主义社会论文; 西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