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
——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为视角
王林兵1，雷 琳1,2
(1.新疆师范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乌鲁木齐 830000； 2.中国国家博物馆 培训部，北京 100006)
摘 要： “出场学”①，是以出场的语境、路径、形态等为理论要件，阐释马克思主义创新发展机制的哲学范式。任何一种新理论的提出和发展，往往是在现有理论的基础上创新后出场，出场后再创新的辩证过程。以此观照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理路，“坚持问题导向”是其创新出场的姿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其创新出场的语境，“面向实践、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是其创新出场的指向，“在顶层设计中深化变革”是其创新出场的路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理路，呈现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与时俱进的理论活力，彰显出其反映现实、作用于现实的实践张力。在未来，要不断推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完善，以“不断出场”秉持“持续在场”，在理论活力和实践张力的平衡中，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关键词：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改革开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学
2018年12月18日，习近平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迎来了从创立、发展到完善的伟大飞跃！中国人民迎来了从温饱不足到小康富裕的伟大飞跃！”[1]这三个“伟大飞跃”，充分展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映现中国发展现实、不断自我革新和完善的理论活力；充分呈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用于中国发展实践、推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实践张力。研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三个“伟大飞跃”的理论内涵，更加自觉、自主、自信地在实践中坚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随孕妇年龄增长，流产的风险也在增加，尤其在40岁之后。首先，不再处于最佳状态的卵子不太可能成长为最理想的健康宝宝，高龄女性的染色体容易发生异常，所以在妊娠早期自然流产的发生率大为增高。其次，子宫长囊肿或肌瘤几率增大，因而增加流产的可能性。常见的妇科疾病如子宫内膜异位症及糖尿病等在年长的女性之中出现的几率也增高，这些都可能导致流产。
基于河道整治的实际要求，项目部需要做好入场前培训教育工作。通过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培训，促使相关人员及时掌握了解河道整治工程的特点、以及工程主要的危险区域、河道整治工程技术要点等。用时，还需要借助安全培训教育工作的开展，强化施工人员的安全意识，合理规范施工人员的操作行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极大的提升了施工人员的专业技术水平。此外，当安全培训教育结束后，项目部需要对入场员工进行专业技能测试，以考试的方式检查入场员工对于相关知识的战功与了解。只有顺利通过考试的人员，方可进入施工现场，从事河道综合整治工作。
乳糖代谢过程中，β-半乳糖苷酶作为关键酶，能水解乳糖生成半乳糖和葡萄糖，故能有效缓解乳糖不耐症。葡萄糖进一步通过糖酵解途径生成乳酸及其他代谢产物，对酸奶的风味口感产生影响。有研究表明，双乙酰和乙醛产生量与乳糖代谢途径密切相关。
一、问题提出与理论预设
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在东方中国日益展现出强大的发展能力，不仅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四个自信”，还推动了中国成为“准世界强国”。与此同时，西方国家也逐渐从“历史的终结”的乐观情绪中冷静下来，开始反思西方理论与实践，并将目光聚焦于中国，试图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寻找可资借鉴的发展经验。社会主义何以在中国展现出如此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又何以在社会主义道路上，从世界弱国快速迈向世界强国？问题的答案，需要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张力中去寻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以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坚守马克思主义信仰，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发展；以科学的实践精神，把脉全局，制定了系统化的治国理政之策，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飞跃。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最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誉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宣言”[2]，展露了中国共产党顺应规律，把握世情、国情、时情的能力，映现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所内蕴的自我革新的理论张力，以及科学指导现实的实践张力。
(1)创客具有创新思维。思维是行动的先导，有了创造性思维的人才能开始实施创客活动，保证创客行动的正常进行，最终才能体现创客的创造性。
目前，关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和机制的研究，大多数学者以本体论视角，探讨不同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方位、精神实质、内在逻辑、哲学底蕴、理论品格、伦理意蕴、逻辑结构、语义架构、思想主线、理论贡献、内涵特征、辩证特质等等；也有一些学者，从认识论视角，分析了理解和把握这些理论成果的思维进路、认知路径，及其时代价值、世界意义等；还有一些学者，从发生学的视角，着重研究了它们的提出背景、形成条件、立论依据、思想渊源、历史向度、生成逻辑、历史逻辑等等。发生学的研究范式，虽然带有出场学的意味，“但发生学重视对历史过程中的本质、必然因素的分析，它更关注的是时间性、历史性”[3]，相较而言，“出场学”追崇现象学的直观式理论表达，建构出一种“未出场——出场——持续在场——退场或自我革新——再出场”的空间化的分析范式。在具体研究中，发生学大多聚焦于“背景”和“过程”，或以“生成”涵盖“出场”的全部意义，这显然不足以帮助我们全面把握和理解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何种姿态、语境、逻辑和路径而出场，也不能充分地、整体性地呈现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逻辑进路。
为更好地揭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创新逻辑，本文以马克思主义出场学为主要理论工具展开分析。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以出场语境、路径、形态等为理论要件，“是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出场过程创新本性的辩证视阈”，以整体性视角“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哲学范式”[4]。为更细致地展开研究，本文立足于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三大理论要件，并将其拓展为“出场姿态”“出场语境”“出场指向”“出场路径”“出场形态”等，以此展开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创新逻辑的分析。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实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历史时空中创新发展，并以中国理论的形态“再出场”，指导中国实践的过程。一种新的理论，肇始于对问题的反思与解决方案的探索。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认为，“只有那些反映一个时代的、整体性的问题群，才能成为研究范式‘格式塔转换’的触发点。”[5]问题反思，或曰问题意识，是研究范式创新、思想理论创新的逻辑起点。以“问题”为导向，是一切新理论、新思想出场的基本姿态，并在具体的历史语境和理论语境中不断深化。“任何理论都不可能从‘无’中产生，而是以其独特的出场语境为‘前理解结构’。”[6]162出场语境，是我们理解一种思想理论的历史前提，也是理解其与业已“在场”的思想主张间理论序列的现实基础。出场语境，主要由历史语境和理论语境构成。出场的历史语境，包括大语境和小语境。小语境，往往是大语境在客观历史进程中的具体呈现。大语境，不仅决定着小语境的呈现时机，也决定着其呈现方式，更决定着与之相适应的新理论的时代内涵。出场的理论语境，包括理论的在场和退场。旧理论的退场，昭示着新理论的生命力；在场且包含诸多新元素的新理论，通过自我革新后“再出场”，体现着该理论的内在活力。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认为，“理论作为问答逻辑存在的同时，也作为解释逻辑存在。在一定意义上讲，理论就是解释。”[6]163解释逻辑，本质上就是新思想理论直面现实的出场逻辑。出场逻辑，不同于理论逻辑。出场逻辑，注重新理论、新思想在出场指向上，能够直面客观世界，破解现实难题；而理论逻辑，则在其指向上强调理论架构内在地具有“同一性”，避免前后矛盾、自我否定。研究新理论、新思想的出场逻辑，就是要保持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平衡，强调新理论的方法论能力，避免陷入“自圆其说”的形态论窠臼。出场路径，是新理论依照出场逻辑，作用于客观世界的具体方式。新理论区别于旧理论，主要在于新理论更能科学有效地指导实践，顺应规律地开展变革性的改造活动。因此，新理论的出场，往往带有深刻的变革色彩，在具体的出场方式上，也表现出对客观现实深度变革的取向。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指认的“场”，并不是一般意义的场地、场所，而特指“人类社会历史舞台”这一历史性的场域。在内涵上，“场域”包含“场”和“位”两个基本向度。“场”指宏观的历史语境，“位”指出场者的具体方位和立场[9]。“场”，规定着“出场者”的历史依赖；“位”，呈现出历史依赖下的主体选择。出场，基于方位，更基于立场。任何一种新的理论，从不同的方位和立场出场，有不同的出场逻辑，如全球化逻辑、本土化逻辑、大众化逻辑、功能化逻辑等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出场的政治理论，是政治方位与人民立场的统一。政治方位和人民立场的统一，在理论创新中表征为价值逻辑，即“必须作出为谁服务的价值选择”。“面向实践、面向人民、面向世界”，表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服务于现实实践需要、服务于人民需要、服务于世界发展需要的价值取向，这也是其出场的基本价值指向。
二、“问题导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姿态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沿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问题导向”的理论品性。在理论上，注重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创新运用，以增强其反思时代、改造世界的能力；注重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诠释，以突出其中国风格、人文底蕴；注重对当代多元政治社会思潮的理性审视，以发挥其科学精神引领社会思想风向。在实践上，注重反思重大时代问题，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国情相结合，如中国共产党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面对国家百业待兴、“左”的错误主张长期主导思想领域等现实问题，从理论和实践上科学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么建设社会主义”，进而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世界社会主义遭遇重大挫折、改革开放面临巨大压力的节点上，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在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经济、政治、社会等领域的矛盾集中凸显出来，我们党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在以人为本基础上，加强党的先进性教育、构建和谐社会，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向了新高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每一次向前迈进和发展，无不是以强烈的问题意识反思时代并达到改造世界的结果。
马克思指出：“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7]人类的社会实践，往往是在“旧问题”与“新问题”的辩证循环中不断推进。与之相适应，问题意识在内容和视域上的不断转换，诱使旧理论退场或自我革新后再“出场”，亦或直接造就新理论的出场。当一种理论，无法解释或解决新问题时，必然遭遇“退场”，而适应新的实践诉求、能够解释和解决新问题的理论，则必然“出场”。如改革开放以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退场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出场。以“问题为导向”，是一切新理论、新思想出场的基本姿态，没有强烈而清晰的问题意识，也就不可能构建出有效的理论范式。就经典马克思主义而言，强烈的问题意识，勾勒出马克思主义始终直面人类社会重大时代问题，并以解决这些时代问题为根本任务的理论形象，对人类实践的反思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是其出场的基本姿态。
改革开放至今，世情、国情和时情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映现客观世界的“问题意识”，在内容和视域上都发生了深刻的转换。在世界方面，西方大国日益保守的政治思维和内卷性的经济思维，导致世界治理呈现出碎片化，多领域、多层次问题难以得到有效解决，但世界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更加紧密，这为提出一种新的全球治理的范式提供了可能。基于此，十八大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提出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提供“中国方案”的主张。在国情方面，改革开放向纵深推进，生产力落后的“旧问题”得到解决，但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生态问题突出、社会治理亟待改善、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日益迫切等“新问题”凸显出来。面对这些集中凸显的矛盾与问题，党中央开创性地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等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在时情方面，“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作为一种目标，其本身并不会自我实现，还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基于此，党中央提出了“四个伟大”，以回应时代诉求。当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并不是碎片化的，而是体系化的理论。在问题导向上，从一开始就聚焦于超越西方资本逻辑下的现代化模式，走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一“总问题”。由此可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传承历史、范导现实、指向未来的新思想、新理论，在不同历史时期，总是以“问题导向”的基本姿态而出场。
三、“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语境
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认为，“在场”的本质是“同一”，而“出场”的本质是“差异”，二者是辩证循环的。“出场”意味着对“在场”的辩证否定，“差异”表征着对“同一”的辩证否定。“出场”与“在场”、“同一”与“差异”两对矛盾的辩证循环，构成了理论反思与超越的哲学图景。马克思主义出场学认为，一种理论的出场，往往是在时间与空间发生深刻变化而造成“差异”的条件下，以新的语境、路径和形态出现，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工具。而新理论出场后的持续在场，都内在地维持着时间与空间的相对稳定，使在场的语境、路径和形态保持一定程度的同一。简而言之，“差异”构成了理论出场的宏观语境，而“同一”则构成理论出场后“持续在场”的直接语境。
马克思曾言：“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决定于理论满足于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13]11在过去，不同历史时期的需要，决定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不同时机和方式。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迫切任务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恢复物质生产和加强文化建设，于是提出了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经济建设与文化建设“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两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六大，经济建设、文化建设已经取得巨大成就，但政治领域的改革略显滞后，于是又提出了“三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七大，社会领域中的矛盾集中凸显出来，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急剧增多，便又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并举的“四位一体”总体布局；党的十八大，生态问题突出地制约着人民美好生活的实现，制约着生产力的平衡充分发展，我们党又提出了“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顶层设计的拓展与演进，既呈现出中国改革开放实践的纵深轨迹，也表征着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不同的出场方式。
“不变”表征着“同一”，“变”表征着“差异”。就“不变”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场，是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理论形态持续出场与在场，所依赖的“同一性”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理论创新后再“出场”，是以该理论“在场”为前提。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理论形态出场，其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身一直在场，且从未退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在场，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能够持续出场的直接语境。就“变”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存在与发展所依赖的客观现实条件，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不断变化着的。不同历史时期客观条件的差异，构成了映现客观世界的理论的自我革新，并以新的理论形态出场的现实依据。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历史条件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相适应的发展，但这种变化反映在理论发展上时，不是要“改旗易帜”，更不是要“重返旧路”，而是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础上，使理论通过创新后再“出场”。如十八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科学运筹、谋篇布局，“以壮士断腕的勇气、凤凰涅
的决心”，攻克了诸多悬而未决的难题，完成了许多历史未竟的大事，形成了全面深化改革与对外开放新格局，加快了中国由富国变成强国的步伐，但改革开放也进入“啃硬骨头”的阶段。在中国所处的历史阶段和历史条件业已发生深刻变化的境遇下，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攻坚克难的改革实践，并在全面改革开放的实践中，旗帜不改、方向不变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需要适应新布局、新战略的新理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便在这样的语境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具体理论形态而出场。由此可见，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理论形态与内容的“变”，包含着对“不变”的坚持，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坚持与发展。正是对“不变”的坚持和对“变”的科学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得以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旗帜不改、方向不变地与时俱进。
四、“面向实践、面向人民、面向世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指向
单个悬挂小车液压回路如图3所示.该液压原理主要回路为平衡、调压回路,双联齿轮泵，适应悬挂系统的不同工况,各液压回路、元件的功能与液压蓄能式悬挂一致.由于单个机械液压式悬挂有2个液压悬挂油缸,区别于单个液压蓄能式悬挂的4个悬挂油缸,其承受的负载发生变化,故需对液压油缸结构重新设计.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特质，即在于它总是以直面现实、解决当下问题为己任”[10]；其不是从概念到概念、从范畴到范畴的抽象理论，而是直面现实、改造现实的科学理论；其出场，不仅是为了“解释世界”，更是为了“改造世界”。要改造世界，就必须直面现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直面国家建设的现实而出场，指导中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开辟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起点；改革开放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直面国家发展现实而出场，引领中国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构筑了社会主义社会发展模式等，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新世纪迈向新阶段；新时代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直面中国改革现实而出场，顺应改革规律，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四梁八柱”的改革框架、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实践模式等，促进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各方面体制机制的深刻变革。因此，面向国家建设和治国理政的现实，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出场的首要逻辑。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要面向实践，要与民众形成一种良性互动，而不是将其完全视为一种‘经院哲学’而束之高阁。”[11]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要面向人民，一方面要为了人民，将人民置于理论的核心位置；另一方面要为人民所掌握，将理论转化为实践的方法论工具。理论要为了人民，就必须坚持以人民利益为逻辑起点，并将其贯穿于指导社会实践的各个环节中。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近100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始终将“人民”置于中国共产党根本宗旨和工作路线的核心位置，把“三个有利于”作为评判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确立为执政理念，把促进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作为发展之根本。十八大以来，又秉持着“以人民为中心”的逻辑，将“以人民为中心”确立为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基本方略，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作为党的历史责任和时代目标，明确要求“人民当家作主必须具体而现实地体现在党的执政和国家的治理上，体现在党和国家的一切工作上，体现在人民各项利益的实现和发展上”[12]。理论要面向人民，还要为人民所掌握。马克思指出：“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13]9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诸多场合，站在人民的角度，以朴实的语言阐释着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新思想、新理论。如以“一枝一叶总关情”“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阐述其“以人民为中心”思想；以“撸起袖子加油干”“一张蓝图绘到底”，激励人民群众发挥“钉钉子精神”，干好本职工作；“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奋斗本身就是幸福”，鼓舞人民群众勇于奋斗、创造幸福。正是基于面向人民的思维和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才会在新时代自觉地、有意识地转化为朴实无华而又实实在在的语言，深入人民群众的内心，为人民所掌握，进而指导人民群众的社会生产实践。
出场学认为，“所谓出场路径，就是出场选择的时机、方式和通道。”[9]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理论语境和历史语境中，党和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面临的现实挑战和变革机遇，是其出场的具体时机。如前所述，理论的出场，往往直面现实、直面需要，并带有深刻的变革色彩。在具体的出场方式上，也表现出对客观现实的深刻变革的取向。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当前社会背景下，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改革开放的‘政治意识’，必须坚定地‘出场’。”[15]这种出场，就是要在改革中坚持中国道路，在坚持中国道路基础上深化改革，并且往往不是通过“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碎片化方式出场，而是通过制度机制的顶层设计的方式出场。事实上，这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出场方式。
五、“在顶层设计中深化变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路径
马克思主义的出场，一开始就立足于无产阶级，进而思索全人类何以解放，或者说，面向世界一开始便是其内在的出场逻辑之一。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虽以解决中国问题为首要目标而出场，但在当今深度相互依赖的世界中，任何一个国家的总体问题，都在一定程度上是世界各国所面临的、同质性的问题。因此，面向世界，也是其出场的内在逻辑。面向世界，就是要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中总结出的实践经验、凝聚而成的智慧结晶中，抽象发展出具有普遍适用性的经验和理论，为世界各国探索更好的社会制度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正是基于面向世界的逻辑，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先后提出“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尊重世界多样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倡导国际关系民主化”“构建和谐世界”等理论主张。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又明确把中国共产党定位为“为人民谋幸福、为人类谋进步”的政党[14]。同样，基于面向世界的逻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总是心怀世界，以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尊重世界多样性、扩大和谐民主来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并立足于中国实践，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提供中国经验、中国智慧，提供全新的路径和选择。同时，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全球治理从传统的“政治单核”治理模式，转向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于一体的复合型全球治理的范式。概而论之，在“人类社会历史舞台”这一历史性场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时俱进的进程中，始终以“面向现实”“面向人民”“面向世界”为理论创新出场的指向，全面彰显其科学性、人民性、时代性和世界性。
“出场语境不仅是文本意义的结构，而且首先是一种‘改变世界’的实践所构成的历史结构，是‘改变世界’的实践造就的出场条件。”[8]在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条件”的研究中，存在三种向度：第一种，宏大的跨历史叙述。在这种历史叙述中，往往将近代以来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变迁作为其出场语境。虽然这种叙述肯定了其出场的必然性，但模糊了其出场的直接语境。第二种，微观的个体化叙述。如“主要创立者说”“创立者履历说”等。这种叙述方式，肯定了理论的主要创立者的个人因素对理论建构和出场的贡献，但无意识地忽略了“每一种思想理论，都是对其所处时代的反映”。第三种，“大境小情”的综合性叙述。如将理论形成期的世情、国情、时情相结合，立体展现其出场所依赖的多元现实条件，这种叙述方式更加客观和全面，也被研究者们普遍采用。但是，“大境小情”的叙述方式，同样不易准确把握直接催生和造就新思想、新理论的最关键、最重要的语境因素，甚至把外部因素与内部因素等视为新理论出场的核心要素。任何一种中国理论，其首要目标都是为了回应中国诉求、解决中国问题而产生的。因此，探寻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不同时期的出场语境，要把握好中国自身所处发展阶段和历史条件的“变”与“不变”。
十八大以来，中国进入“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期，中国社会最根本的需要，就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和改变生产力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状态的需要。要实现和满足这些需要，就必须全面变革政治、社会、经济、文化、生态等领域的制度机制。在这一历史节点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这一顶层设计而出场，尔后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深入实践领域，系统地指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具体实践，又在这些具体的实践中以理论化、文本化、通俗化形态而被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所掌握。因此，“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是在新时代、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整体性路径，并以此为“路径依赖”通过“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不断出场于形形色色的具体实践中，满足人民的需要和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就其出场的通道而言，“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其出场的首要通道，这既是历史的规定，也是现实的需要；“全面深化改革”，是其出场的第二条通道，通过在改革中出场，来增强理论转化为现实的动力；“全面依法治国”，是其出场的第三条通道，通过尊重和运用法律和法规而出场，以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是其出场的第四条通道，通过党的自我净化、完善和革新，以“伟大工程”的建设提高治国理政的能力和水平。在一定程度上，每一条通道在理论上都自成体系，在实践中又紧密联系、相辅相成，共同构筑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出场的整体性路径。
结语
中国学者创立的“出场学”理论，作为一种兼顾历史与现实、理论与实践的哲学研究范式，为对当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审视，提供了方法论工具。在当前学界日益呼吁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研究的背景下，从出场学视角出发，对当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进行整体性审视，是顺应避免“片面的深刻”和“仅及一点而不及其余”的研究趋向，进而把握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张力和实践张力的尝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出场理路，即“坚持以问题导向”为姿态、以“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语境，以“面向现实、面向人民、面向世界”为指向，以“在顶层设计中深化变革”为路径，整体性地呈现出了中国共产党进行理论创新的规律和机制。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场域内，在理论与实践的张力平衡中不断“出场”并保持“在场”，是中国在改革开放40年中，有力打破“历史终结论”魔咒、持续和平崛起，全面呈现东方社会主义力量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不是机械在场、一成不变的形而上学，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亦然不是。在未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要在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语境中，直面现实需要、人民需要和世界需要，通过制度机制的顶层设计，以“不断出场”来秉承“持续在场”，充分发挥出其科学引领作用，不断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
注释：
在音译基础上添加加注来解释。如，IELTS，是雅思的意思，若读者不理解，可以加注：是一种得到广泛承认的深造继续教育和高等教育课程的语言测试系统，全称为国际英语水平测试(International English Language Testing System)。
① “出场学”或曰“马克思主义出场学”，是在本世纪初期，由中国学者任平教授率先提出和倡导的，旨在以不同于传统的教科书范式、原理范式、哲学史范式、反思的问题学范式等理论范式，进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集中阐释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机制的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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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61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2-7408( 2019) 010-0063-07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习近平总书记治国理政思想视域下新疆多民族社区治理研究”(17BKS085)；新疆师范大学博士研究生科研创新基金项目“习近平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研究”(XJ10762180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王林兵(1989-)，男，湖北枣阳人，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亚国家政治制度；雷琳(1964-)，女，重庆人，中国国家博物馆培训部教授，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亚国家政治制度。
【责任编辑：闫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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