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前期敦煌农业开发述略——以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为中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都督论文,农业论文,中心论文,府图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329.424.2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4161(2006)06-0119-04
敦煌自汉代设郡以来，地处丝绸之路要冲，交通地理位置极为重要，是中西文化交流的枢纽，乃“华戎所交一都会也”，尤为历代中央政府所重视。从汉魏到隋唐，敦煌就一直以经济繁荣而著称于世，《太平广记》载，“河州敦煌道，岁屯田，实边食，余粟转输灵州，漕下黄河，入太原仓，备关中凶年。”①敦煌农业发达的盛况由此可见一斑。唐代前期，国力强盛，政局稳定，丝路畅通，政府尤为重视敦煌的开发，如移民、设防、屯垦等措施的实施，都促进了敦煌农业的繁荣。而这一切又都可以从敦煌出土文书中找到论据，敦煌遗书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就较好地反映了唐前期敦煌的农业开发景况。P.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以下简称《图经》）是一篇著名的敦煌地理文书，文书记载了唐代沙州的河流、渠道、堤堰、湖泊、驿站、故迹、祥瑞等内容，对此文书前辈学者进行了较深入的研究②，其写作年代据学者研究为唐天宝以前③。故本文的研究断限为唐代前期。现在将此文书拿出来重新审视，发现从该文书中还能够探察出唐前期敦煌的农业开发情况，而前辈学者从这一角度对此文书却鲜有研究。故本文将对此文书中反映出的唐代前期敦煌的水利开发，麻的种植与利用以及敦煌人民对于自然资源的利用等方面对此文书进行探讨。
一
敦煌位于河西走廊最西端，干旱少雨，年降水量仅三十七毫米，而年蒸发量却高达二千五百毫米④。周围尽是大面积的戈壁沙漠，只余存零星的小块绿洲，绿洲面积仅占敦煌总面积的百分之四点四八⑤。在这仅有的绿洲上，敦煌百姓以农业及少量畜牧业为生⑥。这亦可从敦煌文书中得到印证，如P.4638《献玉状》载：“伏以碛西遐塞，戎境枯荒，地不产珍。”P.5007《诗》言：“敦煌：万顷平田四畔沙，汉朝城垒属蕃家。”S.2593《沙州图经》又言：“右沙州者，古瓜州。其地平川，多沙滷。人以耕稼为业。”由于敦煌自然环境的影响，使其农业的发展特别仰赖水利的开发。这正如S.5894中所言：“本地，水是人血脉”。所以水利事业在敦煌农业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P.2005号文书中则详细记载了唐前期敦煌对于水资源的有效开发，使我们可以对敦煌的农业水利状况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首先，文书中记载了敦煌的主要水源：甘泉水、苦水、独利河、悬泉水等。甘泉水：由于《图经》前残，对于甘泉水并未直接提及，但据文书“加以节气少雨，山谷多雪，立夏之后，山暖雪消，雪水入河，朝减夕涨。”所言（第22～23行）可知此河源于大雪山，并“又西北流六十里至山阙峰，水东即是鸣沙流山。”（第14行）“其水又东北流四十里至沙州城，分派灌溉。”（第24～25行）即绕鸣沙山南麓而进入敦煌，这些记载与S.5448《敦煌录》中“鸣沙山近南有甘泉，自沙山南，其上源出大雪山，于西南寿昌县界入敦煌，以其沃润之功，俗号甘泉”所载一致，故此水为甘泉水。“它是该地区唯一重要的水源。”⑦敦煌的主要灌溉用水大都源于此河。下文将要论述的六所堰中有五所源于甘泉水。苦水：据《图经》所载，源自瓜州东北十五里的鹵涧水：“直西流至瓜州城北十余里，西南流一百廿里至瓜州常乐县南山南者号为苦水”（第34～36行）。独利河水：据文书独利河水条，“雨多即流，无雨竭涸”（第41行）所载，其为敦煌境内的季节河流。悬泉水：据文书所载，“右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第43行），由于“侧出悬崖”（第48行）故曰悬泉。这些河流都是敦煌境内的重要水源。
其次，文书中还记载了六所堰与七所渠。六所堰⑧即马圈口堰、长城堰、都乡斗门、五石斗门、阴安渠斗门、平河斗门。马圈口堰：马圈口堰为甘泉水进入绿洲后的第一道分水堰，因依马圈山而造，故名。长城堰：长城堰是“堰苦水以溉田”（第98行）。都乡斗门：《图经》“都乡渠”条载“州西南一十八里，甘泉水马圈堰下流，造堰壅水七里”，“孟授渠”条亦载“广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灌田”，其应为甘泉水进入绿洲后的第二道分水堰。五石斗门：据《图经》“阳开渠”条载，两凉时，敦煌刺史“右源在州南十里，引甘泉水”“造五石斗门，堰水溉田”，五石斗门为甘泉水进入绿洲后的第三道分水堰。阴安渠斗门：据《图经》“阴安渠”条载，西凉时，敦煌太守阴澹于“都乡斗门上开渠溉田”，据李并成先生考证，“阴安渠是在流经西南六里的都乡渠上开口分水”，而不是在甘泉水干流上开的都乡斗门中分水⑨。平河斗门：据《图经》“北府渠”条“州东三里甘泉水上中（平）河斗门”，其为“甘泉水干流上之第四道，也是最后一道分水门堰”⑩。七所渠即宜秋渠、孟授渠、阳开渠、都乡渠、北府渠、三丈渠、阴安渠。宜秋渠：据《图经》“又从马圈口分一渠于州西北流，名宜秋渠”（第27～28行）载可见，其源自马圈口堰。孟授渠：如前述“孟授渠于州西南十八里于甘泉都乡斗门上开渠灌田”可知，其源自都乡斗门。阳开渠：如前述其源自五石斗门。都乡渠：如前述源自都乡斗门。北府渠：如前述源自平河斗门。三丈渠：据《图经》第73～74行“三丈渠右源在州东三里，甘泉水上，于〔平〕河斗门南，向东修堰，穿渠一十三里，其渠阔三丈，因以为号”，应源自平河斗门。阴安渠：如前述源自都乡渠。此七所渠应为敦煌绿洲之主干渠道，除此之外，在《图经》甘泉水总述中尚有“神农”、“东河”二渠。神农渠流经州东南，在《图经》七所渠一节所述之干渠中没有记入，故应为支渠。“东河”渠则为“三丈”渠的另外一种叫法。
从以上《图经》中敦煌渠堰的记载看，敦煌甘泉水干流上分水堰四道，都乡干渠上一道，苦水上一道，并由此分出七干渠。事实上，敦煌的人工水渠远不止这些。据李正宇先生统计，敦煌干、支渠一百一十六条(11)，推测人工水渠总长约七百里。从此可见，唐前期敦煌的水利开发规模是很庞大的，并构成了敦煌发达的水利灌溉网系，保证了敦煌农业的有效开发。除此之外，为了保证水资源的良好使用，唐代敦煌还专门颁布了用水细则，即P.3560背《沙州敦煌县行用水实施细则》，对敦煌地区所有的河流、主干渠、支渠、子渠的溉田用水进行了严格的规定，如先从主干渠引水至干渠，再至各子、支渠，分流灌溉，并按地域远近、地势高低依次灌水等(12)。同时为了有效地行使这些规条，敦煌还特设人员进行管理，如每乡有“渠头”一名或数名，之上有“渠长”、“斗门长”，而地方州县主管水利的机构设有都水官司，上属于中央都水监(13)。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管水体系。
从上可见，唐前期敦煌能充分利用境内水源，全面建设水利事业，规模体系都达到了较高水平，并具有良好的配套管理制度。敦煌水利事业的有效开发，为敦煌农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正如《图经》所言敦煌“州城四面水渠侧，流觞曲水，花草果园，豪族士流，家家自足。土不生棘，鸟则无鸮；五谷皆饶”，足见敦煌农业的发达，而这一切都是与敦煌水利事业的开发息息相关。
二
《图经》中除了反映出唐前期敦煌的水利开发外，还透露出敦煌地区经济作物种植的广泛性，如麻的种植。《图经》中记载了三所泽，其中“卌里泽”条载，“东西十五里，南北五里，右在州北卌里，中有池水，周回二百步，堪沤麻，众人往还，因里数为号”。“沤麻，即对麻杆浸泡加工以剥麻，经过加工的麻就可以捻线织布了”(14)。唐代计里之步，每步约等于五尺，文书中用一个周回二百步的大泽沤麻，可见，敦煌地区麻的产量及使用范围是较大的。从敦煌文书看，敦煌麻种植的品种大致有黄麻、麻子、油麻、麻四种(15)。其种植规模都较大，如P.3560背《沙州敦煌县行用水细则》载，“宜秋一河，百姓麦粟等麻（麻等）地，前水浇溉，其
粟麻等地，还与伤苗同浇，循环至平河口以下，即名浇伤苗遍……浇粟麻等苗，还以东河为始，当〔行水〕之时，持须捉溺，今遣粟周匝，不得任情……每年更重报浇麻菜水，随渠取便，以浇麻菜，不弃水利，当行水，将为四遍”。文书中麻与麦粟等基本农作物相提并论，并且重申浇麻应注意之事项，可见政府对麻的重视与植麻在农业生产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敦煌遗书大谷2836号《长安三年(703)董文彻牒》载“其桑麻累年劝种，百姓并足自供”，可见唐前期敦煌已是广泛植麻。又Дx.1393+1465《郭令琮土地佃种者簿》载“（前缺）康卷下粟三亩半，
郭令琮贰拾九亩，康实下叁亩，宋奉下粟贰亩，又粟壹安高下叁亩，康璀下粟贰亩，支方下菉豆贰亩又油麻柒亩，又壹亩半。石车鼻之贰拾陆亩半，周秃？下贰亩，康顺下四亩半，又油麻伍亩，又又油麻壹拾叁亩。雷振威壹拾亩，曇天下油麻贰□，又粟□亩，黄高下粟壹亩郭处宾壹拾壹亩半，安高下粟叁亩，又粟叁亩，又粟壹亩半奴由子叁亩半，遐子下油麻壹亩半，又菉豆壹亩，康顺下油□□□（麻壹亩）奴九儿伍亩（后缺）”文书中共涉及四种农作物，即粟、、油麻、菉豆，其中油麻在郭令琮等人所佃种土地中所占比重较大，从中也可反映出敦煌麻种植的广泛性及其重要性。
敦煌麻不仅种植规模大，而且麻的使用亦十分广泛。如麻用于敦煌百姓的衣料。唐五代时期，敦煌地区的布疋主要是麻布，其最大的用途是织布(16)。敦煌文书把麻布称为布，其品种也不少，其名除统称为布外，还有细布(S.6233)白净布(S.2041)□色布(P.3544)生布(P.5003)八综布(P.2583(22))庭子布(S.5973)赀布(S.964(2))土布(S.1398)等称呼，提到最多的是官布，官布可能是通过租庸调而得到的麻布，此外还有赀布、夏布当为萱麻产品(17)。再如P.2567背《癸酉年二月沙州莲台寺诸家散施历状》载“麻履壹量”；S.5899《丙寅年十二月十三日常住什物交割点检历》载“麻靴壹量”，又如，S.6537《放妻书样文》有“女寒绩麻”等。此外，唐代敦煌还用麻来纳税(18)。如S.2214《年代不明纳支黄麻地子历》载“二十六日纳黄麻壹驮，二十七日黄麻壹驮，二十八日纳黄麻壹驮，……官计十一驮半，二十四日黄麻贰斗，十一月十六日外支黄麻壹驮分付长使”。同时，敦煌麻还用于纸张的生产、使用(19)，以及用于榨油。麻被如此广泛的使用，只能反映出有唐一代，敦煌麻种植数量的庞大，以及麻在敦煌百姓生产生活中的不可替代性，它是敦煌农业开发中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
除以上两点之外，从《图经》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敦煌地区对于自然资源的较好利用。如对盐的使用，《图经》“三所盐池水”条载：
东池盐水 右在州东五十里，东西二百步，南北三里。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人就水里漉出曝干，并是颗盐，其味淡于河东盐，东印形相似。
西池盐水 右俗号沙泉盐，在州北一百一十七里，总有四陂，每陂二亩以下。时人于水中漉出，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取者甚众，用之无穷。
北池盐水右在州西北四十五里，东西九里，南北四里。其盐不如西池，与州东盐味同。文书中反映出敦煌具有三所规模较大的盐池，唐代计里之步，每步约等于今市制五尺，唐里为540米，唐尺为30厘米。其中，东池东西长二百步、南北三里，即南北一千六百余米、东西三百多米的大盐池，西池面积为八亩左右（唐制：步二日四十为亩(20)），北池东西四千八百余米、南北二千一百余米，面积都较大，所产盐质量亦较高，“大者有马牙，其味极美，其色如雪”，百姓对其进行广泛使用。
盐池所产盐称为池盐，池盐是从内陆湖池取水以制盐。我国古代的池盐主要产地在今山西境内，其早在秦代就以池盐著名，唐时称为河东，即文书中所言“其味淡于河东盐”之“河东”。据《新唐书·食货志》载“唐有盐池十八”，盐池产地除了河东蒲州、安邑两池，还有灵州七池（温泉、两井、长尾、红桃、回乐、弘静）、盐州四池（乌池、白池、瓦池、细项池）、会州河池、安北都护府一池，以及接近丰州的胡落池。并未提及上述敦煌三所盐池。所以，我们可以利用上述文书以补正史记载之不足。
关于池盐的制造，翻阅其他文献我们发现，唐玄宗时期关于池盐如何制成，当时形成了两种观点。一种认为池盐是天然形成，如阎伯屿撰《盐池赋》载，“以天造灵物资人食为韵”，“生殊播殖，动必和时，……河汾之宝，信同天造”(21)，他认为池盐是不劳人力而白然形成。一种认为池盐是由曝晒而成，如张守节为《史记·货殖传》作《正义》云，“河东池盐是畦盐。作畦，若种韭一畦，天雨下，池中盐淡得均，即畎池中水上畔中，深一尺许坑，日暴之五六日则成，盐若白矾石”。他认为池盐要人工开畦，引盐卤暴晒以成盐。这两种看法都是正确的，并在宋代得到了广泛认同。由于敦煌绿洲为沙漠戈壁包围，日晒强，土地盐碱含量高，正如《图经》“鹹鹵”条所言“右州界辽阔，沙碛至多，鹹鹵盐泽，均余大半”，所以“其盐在水中自为块片”，故而取用更为方便。从《图经》中“人就水里漉出曝干”的记载可知，唐代前期敦煌百姓还以人工曝晒的方法制造池盐。此外，《图经》文书中对于池盐的管理并未述及，但从“时人于水中漉出”，“取者甚众，用之无穷”一言，可以推测此时敦煌对于池盐的管理并不严格，这与唐代前期中央政府沿袭隋代纵民私煮(22)的盐业生产基本政策是一致的。
除了上述对盐的利用外，敦煌的其它自然资源亦被充分利用。如《图经》“野谷”条载，“右唐圣神皇帝垂拱四年，野谷生于武兴川，其苗藜高二尺以上，四散似蓬，具子如葵子，肥而有脂，炒之作麨，甘而不热，收得数百石，以充军粮”，记载武周时期敦煌收武兴川之野谷以充军粮之事。
武周时期西北边防的主要兵员应为兵募(23)，据《唐六典》卷5《兵部郎中》载：“凡天下诸州差兵募，……凡军行器物，皆于当州分给之，如不足则自备，贫富必以均焉”可知，兵募的衣粮来源主要部分由当州政府支给，而不足部分则要自行解决。然而据阿斯塔那第193号墓所出《武周智通拟判为康随风诈病避军役等事》所载：“奉敕伊、西二州占募强兵五百，官赐未期至日，私家借便资装”，可知，武周时期已经出现了兵募官给衣粮失时而借办资装之事。又如《旧唐书》卷84《刘仁轨传》中一兵募称：“发家来日，唯遣作一年装束。自从离家，已经两年，在朝阳瓮津，又遣来去运粮，涉海遭风，多有漂失”此兵募已当兵二年，但是州政府只提供了一年的资装。所以，武周时期边镇军粮恐时常处于不充裕的状态。故而《图经》中会以野谷来补充军粮。以上《图经》中所载盐与野谷两例，都反映出了敦煌人民能够较好地利用自然资源为我所用，服务大众。
以上几点是《沙州都督府图经》所反映出的唐前期敦煌的农业及其经济的开发状况，从中可见唐代敦煌人民在进行经济开发之时，已经十分重视建设水利、种植经济作物与利用自然资源，而这三点对于今天河西地区的农业发展以及整个西部开发均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河西地区水资源缺乏，“地介沙漠，全资水利，播种之多寡恒视灌溉之广狭以为衡，……此本邑所以论水不论地也。”(24)所以，水利设施的建设与水资源的科学使用，是推动河西地区经济发展尤其是农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河西属欠发达地区，要促进农民增收，经济作物的种植不容忽视。此外，河西地区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合理利用自然资源是河西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以史为鉴，《沙州都督府图经》中所涉及的农业及经济开发内容，都是值得我们借鉴的。
［收稿日期］2006-09-15
注释：
①李昉.太平广记[M].卷458《东城老父传》，北京：中华书局，1961,9.
②如罗振玉.敦煌石室遗书.（上虞罗氏排印本，1909）；王重民.敦煌古籍叙录.（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池田温.沙州图经考略.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东京山川出版社，1975）；周绍良.读《沙州图经7卷子.（敦煌研究.1987，2）；王仲荦.敦煌石室地志残卷考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李正字.古本敦煌乡土志八种笺证.（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朱悦梅.〈沙州都督府图经〉纂修年代及其相关问题考.（敦煌研究，2003,5）；李并成.唐代图经蠡测——对〈沙州都督府图经〉的研究.（敦煌学研究，西北师院学报增刊，总第5期，1986）；仓修良，陈仰光.从敦煌图经残卷看隋唐五代图经的发展.（文史，2001,2）等.
③罗振玉认为“此书之作，殆在开元间”；工重民认为“实作于武后之世”；日本池田温认为，图经是根据上元三年(676)以后数十年间成形的《沙州图经》编纂，并于武周证圣元年(695)大幅增补而成，开元初又有部分添插，永泰二年(766)沙州升都督府后改称为《沙州都督府图经》；周绍良认为此书成于武周时代；王仲荦认为图经修成“当在开元四年之后”。另外还有一些相关研究也不外此几种看法，如朱悦梅认为此文书的纂修年代为永徽二年(651)至开元初.
④刘进宝.敦煌学述论[M].甘肃教育出版社，1991,12:26.
⑤甘肃省统计局、甘肃人民出版社.甘肃地县概况（下册）[M].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183.
⑥郑炳林.敦煌地理文书汇辑校注[M].甘肃教育出版社，1989,12:4.
⑦宁欣.唐代敦煌地区农业水利问题初探——从伯3560号文书看唐代敦煌地区的农业水利[G].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第3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6,2:483.
⑧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J].中国史研究.1986,1:159.
⑨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J].中国史研究.1986,1:160.
(10)李并成.唐代敦煌绿洲水系考[J].中国史研究.1986,1:160.
(11)李正宇.唐宋时代敦煌县河渠泉泽简志（一）（二）[J].敦煌研究.1988,4:89-97;1989,1:54-63.
(12)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J].敦煌学辑刊.1997,2:71.
(13)冯培红.唐五代敦煌的河渠水利与水司管理机构初探[J].敦煌学辑刊.1997,2:74.
(14)刘进宝.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C].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8:417.
(15)徐晓卉.唐五代宋初敦煌地区麻的种植品种试析[J].敦煌研究.2004,2:87.
(16)刘进宝.从敦煌文书谈晚唐五代的“布”[G].段文杰敦煌研究五十年纪念文集.世界图书出版公司，1996,8:419.
(17)王进玉，赵丰.敦煌文物中的纺织技艺[J].敦煌研究.1989,4:102.
(18)金滢坤.从敦煌文书看晚唐五代敦煌地区布纺织业[J].敦煌研究1998,2:134.
(19)潘吉星.敦煌石室写经纸的研究[J].文物，1966.3:39-47.
(20)刘昫.旧唐书[M].卷48《食货志》，北京：中华书局，1975.5:2088.
(21)李昉.文苑英华[M].卷83.北京：中华书局，1966,5:376.
(22)魏征.隋书[M].卷24《食货志》载：“通盐池盐井与百姓共之”（681页）；旧唐书[M].卷48《食货志》载：“开元以前，未置盐铁使”，（2104页）.
(23)孙继民.敦煌吐鲁番所出唐代军事文书初探[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11:65页中言：“实际上，在大规模的边防军形成以后的相当长时间内，兵募还一直是边防军的主要兵员，这一地位直到唐玄宗后期才被健儿取代”.
(24)（清）许协.镇番县志.卷4.《水利考》，道光五年刊本影印本.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