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子文的人际关系与战时重庆官场异动，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战时论文,重庆论文,官场论文,人际关系论文,异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65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7—1873（2009）06—0150—15
引言
1940年6月，宋子文突然以蒋介石特别代表的身份前往美国寻求援助，并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正式出任外交部长，长驻美国进行外交活动。在美国的这段时间（1940－1943）中，宋子文除了周旋于美国政府与财团，还与国内各方频繁往来，留下了众多文件。1971年宋子文去世后，他的家人将这些文件（共60余箱）陆续交给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保管，其中有不少正是宋子文这段时间与国内来往的电报，内容十分珍贵。
这些电报除了涉及当时中美两国的外交事务之外，还有相当部分是他在留美期间与国内各界人士往来的中文电报。这些文件相当零散，字数亦不长，有些甚至没有注明日期，内容亦与抗战及美援没有多大关系。然而正是因为这些电报不曾出现于正式出版的档案数据中，其价值或许更为重要。这些电报的收受人中既有宋子文的好友和部属，亦包括不少“党国元老”，甚至还有打入蒋介石身边的“卧底”。电报内容虽然不够完整，但还是透露出宋子文鲜为人知的人际关系，以及他对外围人物的不同态度，从中可以了解蒋、孔、宋之间的恩恩怨怨，战时重庆官场上复杂的派系争斗。或许也能理解此时宋子文虽然身在美国，却时刻关心国内政治变动的那种迫切心情。
一 关于借款交涉
在宋子文长期驻美的时间里，重庆方面与他来往电报最多、看得出也是关系最为密切的人是资源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钱昌照。① 据钱昌照回忆，抗战初期有一段时间他几乎每天都在宋子文重庆的怡园公馆吃早餐，二人之间有甚么事都相互商量，即使以后宋出国，彼此之间也还经常有电报来往。② 钱昌照的回忆中未曾透露电报中的任何内容，但宋子文却将这些电报保留了下来，让我们得以了解他们之间的一些秘密。
宋子文到美国最重要的任务就是洽谈新的借款，但他的活动却遭到孔祥熙等人的攻击和抵制。1940年8月3日，钱昌照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报告孔祥熙、陈光甫攻击宋在美国借款的事：
孔谓先生气量狭小，又谓在外接洽碎屑零星。光甫谓上两次桐、锡借款成功，全靠彼与摩根索私人关系。此次先生在外接洽，希望极小云云。（42－6）③
9月21日，钱昌照刚刚回到重庆，即将他所了解的情况向宋子文报告：
观察孔及光甫对先生借款仍在破坏，即如任洽购钨砂，亦其手段之一。甚盼借款能从速解决，则一切可无问题也。再，孔还款，将来钨砂贸易由世界公司作中间人。弟认为贸易由资委会直接负责，将货款存入中美共同商定之银行，关方当可满意，又何如以贸易权奉送他人，并多出佣金耶？（46－1）
抗战初期与美方洽商借款主要是在孔祥熙的主导下，通过陈光甫与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Jr.）之间的谈判进行的，承担此项事务的是财政部属下的贸易委员会以及专门为借款而成立的复兴商业公司和世界贸易公司。陈光甫既是贸易委员会的主任委员，又身兼复兴商业公司和世界贸易公司的董事长，具体业务则由世界贸易公司总经理任嗣达负责。此时借款改由宋子文出面进行，孔、陈肯定不满。另一方面，钨砂易货借款的活动其实早在抗战以前就已由资源委员会负责秘密进行，如今孔祥熙要将其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作为资源委员会创办人的钱昌照自然也会竭力反对。
9月23日，宋子文完成了抵美后与美方签定的第一笔钨砂借款，蒋介石对此结果虽然不甚满意，认为“五千万美金实不能济急，然却之不恭，且不无补益，自当承受”，然而他又明确表示，以后所有借款“请兄全权办理”，④ 说明此时蒋对宋还是相当放心的，相反对驻美大使胡适却流露出不满。宋子文刚到美国时就曾对胡适说：“你莫怪我直言，国内很有人说你讲演太多，太不管事了。你还是多管管正事吧！”⑤ 很显然，这也是蒋介石等人的看法。
钨砂借款完成之后，宋子文继续与美国和英国政府商谈，希望英美双方向中国提供借款，成立中美和中英平准基金，目的就是为了稳定中国的货币。孔祥熙对宋子文的活动不但不予支持，反倒四处进行攻击。1940年12月17日，宋子文的部下、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亚民致电宋子文：
孔在小组会报告，钧座借款谈判困难甚多，因英、美当局要求严格管理，免敌套取。又对中英平衡会及杨格极有烦言。当时外界有人主张不维持上海市场，故孔谓将来外汇保全，请先以重庆为中心。对钧座来电建议四点，多数赞同，故孔勉允。
宋子文接电后立即回电指示：“此后孔及渝各方对借款等事如有意见，请即密告。”（42－6）
1941年3月12日，宋子文在致孔祥熙的电报中称：
华昌洽购纸墨，承允另筹款项，并节省整批交款，深以为慰。查此问题之症结，本不在借款款项之旎否由我自由支配，而在（美方对我利用借款洽购货物，希望能集中采购。盖经手购货机关稍涉散漫，即易发生谣诼，于美财部之地位不无影响。毛财长屦次向弟表示，我政府购料应集中世界公司，其理由实于此）毛财长对中国购买货物，希望能集中世界公司。特此奉闻。（42－7）
原电括号内的文字后虽被划去，但其内容却能说明许多问题，因此仍将其录下。
除了钱昌照之外，宋子文在重庆还有一个重要的眼线叫古达程。此人30年代初曾在宋领导的全国经济委员会驻沪办事处工作，后来全国经济委员会缩并，宋子文曾亲自向行政院开列名单，要求安排驻沪办事处人员的工作，古就是其中之一。抗战期间古达程曾任委员长侍从室秘书（侍从室少将组长唐纵在日记中曾提到过他的名字），相对于钱昌照来说，他能接触到蒋氏夫妇的往来函电（一说他是宋美龄的秘书），因此对于宋子文来讲，古达程的作用可能更为重要。1941年4月11日，古达程在致宋的一封电报中透露：
孔趁开会时机轮流宴请参政员及中委，席间每以钧座为攻击对象，诬蔑棉麦借款及平准基金之办理不善，又谓钧座未尽量利用国际局势，致美方援我不能彻底云云。（42－5）
4月25日，平准基金借款合同正式签字，宋子文致电蒋介石，一半是表功，一半是告状：
文奉命来美，经十月之苦干，赖钧座督促，于今得告一段落。关于平准基金事，闻有人于八中全会及参政会向各委员对文相当施攻讦，幸钧座明察，勿以为罪。本日起对维持法币问题，悉听财部措置，文未便再参末议矣。（42－5）
孔祥熙虽然对宋子文在美国的活动极为不满，但他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表面上还是不得不对宋加以赞扬。5月2日他致电宋子文：
数月贤劳，公私同感，抗战前途，实深利赖。顷由委座转示俭电，军械贷借进行顺利，尤深欣慰，已电知胡大使正式通知美方，特派吾弟为国民政府与美洽商决定及接受贷借之全权代表，诸盼共同努力，期早告成，毋任企幸。（42－5）
但宋子文对此并不领情，他即在抄电上草拟覆电，要求蒋和孔说明，到底借款应该由谁负责，如此方可“决定责任”。因为棉麦借款是30年代初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为了寻求西方的援助，向美举借的最大一笔借款，而平准基金则是中国政府为了稳定美元、英镑与法币之间的汇率，刚与美英两国政府签订的一个重要协议。这两笔借款都出自宋子文之努力，而孔祥熙却暗中对此大加攻击，可见双方之间积怨已久，矛盾亦日益明显。
二 重庆官场的异动
此刻宋子文虽身处大洋彼岸，却时刻关心国内的局势，特别是重庆官场上的变化。1940年8月23日，多年一直出任财政部政务次长的邹琳奉令调任广东省政府委员兼财政厅厅长，这一重要职务的出缺，立即引起重庆官场各方人士的极大关注，并在私下里积极进行活动。宋子文当然也不例外，当他听说这一职务有可能由顾翊群（字季高）接替时，即于9月6日致电三弟宋子安，向他打探消息，并让他在重庆活动，宋子文的希望是，这一要职“最好望由良弟就任”，并让他将其意向各方转达。（46－2）9日，宋子安回电说：
鱼电悉，已转二哥。据大姊云，邹缺内定顾，惟尚未发表。又云，（徐）堪亦有更动消息，拟调派军委会某职，继者不知。友谓借款事以后有望。（46－1）
9月25日，一个化名为“七号”的人向宋子文发去一电，报告财政部长官人事上变动的最新消息：
孔电镕浦来渝，传拟接替可亭，二人间关系甚欠圆满。财政困难达极点。日昨进攻越，又有与华合作意。（46－1）
也不知是宋霭龄没有说真话，还是后来情况发生变化，邹琳财政部政务次长的职务一直到11月2日方正式免去，接替者为原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而徐堪的职务则于次年3月24日由顾翊群继任。然而不管怎么说，宋子文想让其弟子良出任的希望根本没戏。
12月9日，钱昌照的一封电报虽然很短，但却透露出最近重庆官场的近况：
最近公权等因岳军外放而畏惧，孔因先生借款成功而恐慌，中央政局颇露不安之象。先生大约何时返国？（42－2）
张群（字岳军）是政学系的领军人物，1940年11月由原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改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成都行辕主任，兼理四川省政府主席及保安司令。从电报上看，他的外放在官场上引起不小的震动，同是政学系成员的交通部长张嘉璈（字公权）心里就感到有些不自在，而孔祥熙对于宋子文在美国借款活动中所取得的成绩却心存嫉妒。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大后方的贪腐现象开始蔓延，政府设立若干平价机关的目的原本就是为了压抑物价，保障供应，没想到此一举措非但未能达到目的，反倒引起重庆官场激烈的争斗，蒋介石为此大为恼怒。1940年12月23日，钱昌照在电中透露，“介公对物价极灼急，孔一味敷衍，毫无办法。弟认为整个政治如不刷新，前途可虑，严重当不至物价一端也”。（42－6）12月31日，钱昌照再次报告：
介公大不满于平价机关，前日扣留农本局、燃料管理处、平价购销处三机关高级职员多人。该三机关均属经济部，翁部长或将因此辞职。（42－6）
这封电报说的是经济部商业司司长兼平价购销处处长章元善、重庆日用品批发所所长寿墨卿，以及农本局、国货联营公司众多工作人员1940年12月底突遭被捕之事，蒋介石的目的，就是想“借人头，平物价”。然而此案的背后，则牵扯到孔祥熙、徐堪等财政部门高官与经济部负责人翁文灏、何廉之间的斗争。
1941年1月23日经济部部长兼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致电宋子文，向他报告国内情形：
目前国内经济殆于崩溃，本年度国库不敷六十万万以上，各省物价较战前涨五倍，川、滇两省已过十倍，四川粮价涨至十五倍。公路运费，缅甸至渝，每吨万元，衡阳至渝八千元，倘日加紧封锁，必续涨。政府举棋不定，物资或更缺乏。美虽决心抗日，我自力不支，内变纷起，殊可虑。兄何时返，介公颇望美财政经济专家来华协助，最好能改变行政机构。如未能及早实行，则设战时经济组织，延中外专家筹划，改善金融、运输等事，迟恐更难挽救。中、美、日一战线，我如崩溃，美亦不利，请妥筹补救，幸甚。（42－5）
宋子文在美国除了多方寻求援助之外，还积极在各界宣传中国的抗战情形，并动员美国有影响力的人士亲自前往中国进行考察。宋子文接到翁文灏的电报后即于25日回电，告诉他居里（Lauchlin B.Currie，宋电报中有时又将其名译成卡雷）即将访华，同时也透露出他的不满：
现遵委座意旨，特聘卡雷君来华，对我国经济、金融情形作短期考察。此君于行政机构亦甚明晰，盼兄多与接谈，谅解借助他。弟在外稍能效力，回国恐于事无补耳。（42－7）
2月，在宋子文的多方努力之下，中国政府终以蒋介石的名义正式邀请居里到重庆进行短期访问，重点是考察战时中国的经济与币制情形。因为居里身为美国总统府经济主任，他的言行对于罗斯福总统的决策将会发生重要的影响，宋子文更希望日后居里在蒋与罗之间“作一私人联络线”。⑥ 2月13日，财政部次长徐堪向宋子文报告居里来华的情形：
居里到渝后，关于财政金融事项，遵委座面谕，概以实情详告，毫无隐饰。居里态度极佳，惟现尚在研究资料期间，尚未讨论办法。（42－6）
宋子文接到电报后即在抄件上亲笔草拟覆电，但这封电报上又划上交叉号，因此不知是否发出，仍照抄如下：
○电敬悉。国内金融财政内容情形熟悉莫如兄者，今能予居里充分材料，再加之以详细研究讨论，此后必能决定大计方针，减少我兄痛苦。（42－6）
2月26日，宋子文又致电古达程，希望能从他那里了解蒋介石的态度，并询问近期是否可以回国。（42－7）因为国民党将于3月下旬召开五届八中全会，宋子文作为中央执行委员及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理应出席会议。原来蒋对他回国参加会议的态度是，“能于三月杪回最好，如届时交涉未完，则缓行亦可”。⑦ 宋子文也想观察一下动静再作决定，但其后蒋又多次来电让他回国，这就让他多心了。3月6日，宋子文在致驻英大使郭泰祺（字复初）的电报中也透露了他此刻的心情：
委座屡电促弟返国出席大会，对行政机构有调整之意。惟弟以此间各事纷繁，一时殊难离美。现弟密电渝方亲信探询底细，在弟未有覆电前，请兄暂缓电覆介公。（42－7）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钱昌照：
委座电复初，谓大会后各部将加以调整，嘱其返国供职中枢。究竟政府是否将有彻底改组，请密探详示为感。（42－7）
钱昌照收到来电后即于8日回电：
介公对亮畴不满，雪艇等在介公前为复初吹嘘。以弟观察，大会后即有变动，或仅更换一二部长，无补大局。倘介公真的准备彻底改组，定有急电邀请先生回国也。（42－2）
钱昌照的分析没有错，八中全会之后行政机构进行了局部调整。王宠惠（字亮畴）既是国民党的元老，也是老资格的外交家，抗战爆发前即担任外交部长，然而蒋对其主管的战时外交工作却一直不满，1941年4月五届八中全会之后就将其调出外交部，后改任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而此时担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的王世杰（字雪艇）又出任中央设计局秘书长，他与蒋的关系甚为亲近。4月10日，郭泰祺果然接替王宠惠的职务，出任外交部长。
6月初，国民政府内部酝酿，调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俞鸿钧到财政部任职。消息传到宋子文耳中，他即于6月3日向古达程询问其中原由：“兄前电称孔夫人反对俞鸿钧任外次，今俞忽任财次，究竟内幕如何？”6月5日，俞鸿钧正式接替徐堪的职务，出任财政部政务次长。在这前一天古达程向宋子文报告说：
俞鸿钧在信托局极得孔夫人赏识，反对俞任外次，恐他人夺其干部，故力荐为财次，以便充分利用。该项命令于孔夫人抵渝之翌日即行发表，并以奉闻。（42－4）
宋霭龄在政府中没有任何职务，但从俞鸿钧的任命一事上即可看出她的势力有多大，她不想让俞任外次，俞就不能当；她要俞出任财次，则没有人能够阻挡得了。宋蔼龄虽然是宋家大姊，但在事关家族利益的重大问题上，夫妇之间的关系终究还是超过了姐弟之间的情谊。
三 争夺中国银行
宋子文自从1935年出任增资改组后的中国银行董事长之后，便将中行视为禁脔，绝不允许他人染指；而孔祥熙则是国家财政金融的最高负责人，屡屡插手中行事务，目的就是要完全控制中国银行，因此孔宋二人之间发生的许多争拗就是因此而产生。按照孔祥熙之子孔令侃的报告，抗战初期宋之所以不肯出任广东省主席或经济部部长，是因为此时孔祥熙当上了行政院长，“财政当局觊觎中国银行”⑧。他对国民政府刚刚进行的机构改组极为不满，“宋未出山，认为系委座及钧座未加赞助所致”⑨。
抗战爆发后，中央决定中、中、交、农四行在上海成立四行联合办事处（简称四联总处），因财政部长孔祥熙当时正在国外访问，四联总处即由宋子文主持全面工作。然而孔祥熙一旦回国，即将四联总处牢牢地掌握在自己手中。特别是1939年四联总处改组之后，孔即以副主席的身份（主席是蒋介石）全面操控国家的金融大权，秘书长徐堪更是大权独揽，导致副秘书长徐柏园意欲辞职。1940年12月12日，中国银行副总稽核霍亚民向宋子文报告：“近来可亭处理四联事多不报手续，柏园拟向委座辞职。如柏园去，四联将更妄为，故劝缓提辞呈。为国为行计，敬乞钧座密电挽留。”（46－2）宋子文接到信后即致电徐柏园，对他竭力加以挽留，表面上是嘱其“为党国计，此时无论如何困难，我人应继续奋斗，望勿消极”，（42－7）而真正的目的自然是抵制孔祥熙的进攻。
此时宋子文的另一亲信、中国银行副总经理贝祖诒（字淞荪）刚从重庆返回香港，亦于1941年1月9日致电宋子文，除了报告蒋介石彻查平价机关之事外，更重要的则是汇报孔祥熙欲插手中国银行一事。电报曰：
诒离渝时孔嘱将本行去年账目及盈余款、外汇存款等开列细账寄阅，并称委座极注意此事，中央已先办等语。应否照办，乞示。委座对政府平价无效深致不满，因此澈查经济部所属平价处、农本局等账目，并将重要职员拘询，不免引起物议。现闻平价事已由孔负责主办。
宋子文接电后即于14日回电，命其“可根据以前致委座报告酌报孔，惟可稍缓送阅”。（42－6）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但并没有放弃中国银行董事长的职务，对此孔祥熙自是极不满意。1942年3月16日，宋子文致电宋汉章和贝祖诒，公开挑明他与孔之间的矛盾：
孔对行及本人蓄意摧残，已非一朝一夕之故。其人虎头蛇尾，两兄不必过虑。但我行内部，如有侵害社会、自私自利之徒，亟当不待外间指摘，随时自行察办。所谓西北助长囤积，本行在该区共放款若干？西北货栈案，油饼厂及豫丰等事，内容如何？希即详细电告，交光华加码密转，以便检讨，决定今后方针。请告外间，本行港沪损失奇大，决非意欲以零星剥削抵偿也。至于总处统筹管理，严加督导，乃我辈寻常应办之事，即请特别注意。（46－6）
6月29日，宋汉章、贝祖诒联名致电宋子文，报告了孔祥熙欲以增资加股的名义，达到他控制中国银行的企图：
俭日可亭、健奄奉庸公命，召集中、交、农三行重员会谈，正式提出：（甲）三行加股问题。略谓统一发行实施期近，政府为加强三行实力起见，决定中国增资二千万，改定股本总数六千万；交通、农民各增资三千万，均改定股额各为五千万。当以中、交增资，照章须由股东会通过，现在股东会无法召集，应如何使两行得法律上之保障，请研究。商议再三，主张：（一）由政府训令三行将来各行开股东会时，如商股股东通过增加商股，政府当予考虑；（二）商股董监事名额暂不更动，商股董事仍为十二人。（乙）修改三行条例问题。（一）应注重专业化，力避业务上之重复冲突。当以就世界大势而论，固属紧要，但抗战期间四行经四联总处之指导，通力合作，尚感难于应付，此时若严格注（？）以专业，深恐力量分散，利少害多。遂决定三行条例应依照专业意旨规定，但在抗战期间，得另定过渡调整办法，由四联总处审察情形，逐步予以调整。（二）组织。拟三行董事名额一律增为廿五人，本行方面由政府再加派官股董事四人，常务董事名额拟不加，惟总经理可不必兼任常董，其常董缺额，拟将由新派官股董事中补充之；监察人由七人增至九人。以上各点系择要奉陈，庸公拟于星期二行政院例会提出，但本日商讨后，以为万来不及，拟请展缓二星期再提。惟无论如何，财政部预定三行将加派董监事在所难免，叶莱缺额亦必补派。加派董事之后，在公出国期间，庸公或以常董资格召集董事会，亦未可知。汉等应付艰局，益感痛苦。公有何指示，敬请电覆为叩。（46－5）
对于孔祥熙欲抢占中国银行的企图，宋子文早有防范，他于8月4日致贝祖诒的电报说出了他的计划：
最好办法，官商股常董各加一人，或原任商股常董五人中，以一人为官股常董。若不可行，弟可退让。汉章兄为本行砥柱，数十年劳苦功高，不可不维系。请代告庸兄。（46－6）
8月8日，贝祖诒回电报告最新的情形：
昨四联会议，四川丝业公司有董事长兼经理之组织，孔谓董事会为立法机关，董事长未便兼任经理。此次修正本行条例，常董官五商四，恐已无法更动，将来谈到人选时，仍照尊豪电指示，坚持汉老仍兼常董。但所虑者，在公出国期间，若汉老仍不能代公为董事会召集人，则必引起其他纠纷。请公先予研究，并将钧意电示为荷。（46－5）
9月5日，贝祖诒再次致电宋：“柏园来云，庸公昨询本行外汇究竟暗藏若干，嘱其特别注意。渠劝诒将本行外汇清单报送庸公。如公以为然，拟照办。”宋子文即在该电文上手批：“外汇单如本行已向政府具报告，不必另例单交孔。”（46－5）宋子文对孔祥熙控制中国银行的企图虽然百般防范，竭力阻挠，但孔最终还是接替了宋，于1944年2月出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四 与蒋、孔之间的关系
宋子文自幼便出国留学，接受的是西方文化，且生性清高自傲，在人际关系方面远不如许多政客那样圆滑。他年纪轻轻就担任高职，少年得志，不把别人看在眼中，也缺乏传统中国官场那种文化的修养，往往在不自觉中便得罪了人。他在处理人际关系中最明显、也是最重要的就是与妹夫蒋介石、姐夫孔祥熙之间的关系，几大家族原本可以精诚团结、荣辱与共，但实际上他们之间却存在着诸多矛盾。
抗战爆发时蒋介石作为国民政府的元首，地位已经无人可以取代，因此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态度同以往相比也发生了改变，虽不能说是百依百顺，但肯定是不敢公开反对，为了重新登上政治高位，他还时常暗中了解蒋介石对他的态度。然而宋子文与孔祥熙之间的矛盾却日益激烈，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从中斡旋。
1940年6月，宋子文赴美公干，其间与孔的矛盾更加严重。1941年1月3日宋子文致钱昌照一电，一方面继续攻击孔祥熙，同时也对他日后的行动表示担心：
此间各项借款十日内可办妥，飞机事亦有相当成功，此后是否留美继续工作，或赴英办理借款，抑回国，正须考虑。以弟观察，介公仍被孔等愚弄，回国亦无意义，即平衡委员会弟亦不拟参加，一切听委座及孔等决定。弟或仍在美努力，惟胡大使非但不能为助，且恐暗中冷淡，诸事均唱独角戏。俟告一段落后，拟在此稍事休养，惟此后行止究应如何，请兄与孟余兄详商指示为盼。（42－7）
1月6日，钱昌照回电：
弟与孟余先生均认为最近国际政治中心在华盛顿，有暂时留美的必要。中、英、美远东合作及派遣专家等事，在华盛顿接洽较为方便。国内政局尚未至明朗化，除非介公电催速回，届时加以考虑外，似不应遽作归计。（42－6）
正在此时，皖南事变爆发，国内政治局势十分紧张，国民党内有人希望由宋子文出面斡旋国共两党之间的关系。2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曾代表国民党与中共秘密谈判的张冲曾给宋子文发去一电，向他报告苏联方面很关心皖南事变的影响，并问他是否回国参加五届八中全会。而3月23日张冲给宋子文的电报中希望宋回国主政的意愿说得就更加明显了：
中共以中央未采纳共党十二条办法，暂不出席中央所召集一切会议，但周恩来与委座间仍直接商洽调整，大体安静，八中全会或提付讨论。钧座如出面赞襄委座，则此事易得一解决之道，党内国内对钧座属望皆甚殷。⑩
然而4月6日古达程在密电中却报告说，他亲眼所见宋霭龄给宋美龄的信中“坚决反对俞鸿钧调任外次”，并计划让蒋介石任命宋子文出任驻美大使。（42－7）宋子文收到电报后即于4月7日回复古达程，电文虽很短，却对其大姊的行为极为不满：
孔夫人又拟支配政治，甚为明显。委座对弟究竟如何，应否回国，以免被迫为大使。再，光甫有何新活动，均盼密告。（42－7）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询问钱昌照：“各方对孔不满，孔有无放弃财部、交光甫代理意？”（42－7）
宋子文此时陷于两难，原打算留在美国静观其变，待到时机成熟时再回国重出江湖，没想到孔祥熙竟计划让他出任驻美大使，长驻海外，这绝非宋的初衷。
抗战爆发后，国民党为表明开放政治，开放党禁，特别邀请各党各派以及无党派的贤达人士，成立国民参政会，1941年3月1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大会在重庆召开。曾任外交部两广特派员的甘介侯也是连任两届的参政员，他与桂系的渊源很深。4月7日他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报告了会议期间的动态：
参政会时有抬孔抑政学系计划，但大会时内定世杰长外交，铁城赴欧关，政系得势，孔及他系遂反攻。结果杰改郭，孔推维炽(11) 代吴，惟杰、郭与汪一片，各方认为和平准备。余函详。（42－5）
4月10日，钱昌照来电报告：
就弟所知，孔无放弃财部之意，各方对孔不满由来已久，但介公迄无决心根本改组政府耳。孔夫人建议任先生为美大使，显有作用，其目的当在巩固孔之地位也。（42－5）
同日，古达程亦覆电说：
委座对钧座现极信赖，惟孔在参政员及全会各中委前竭力攻击钧座，幸各人咸知孔之为人，多不直其所为。八中全会钧座未回国，在美任务若未终了，此时似不宜回。是否有当，尚祈钧裁。光甫尚未闻有何新活动。（42－5）
宋子文接到此电后并不罢休，仍去电古达程，要他继续报告“孔在参政会及大会攻击之言词”。（42－7）宋子文此时仅仅是以政府代表的身份在美国寻求借款，在他看来实在是名不正、言不顺，因此屡次要求中央委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头衔。蒋介石对此却另有想法，但他又不便直接拒绝，只好予以敷衍。他在致宋的电报中说：
副院长事屡想提出而未果者，总以官制不能常变，犹恐为他人所讥评。且此案必须经过立法手续，决非如普通提议或一纸手令所能发表也。故中于此尚不敢断行，必须待其他官制亦有改革时提出，乃不着痕迹，其事较易。此时惟有经济会议主席为中自兼，拟推兄屈就，或恢复经济委员会，推兄为委员长。此皆不必经立法程序，故其事较顺耳，未知兄意如何？(12)
宋子文还时常向贝祖诒打探消息。5月9日，贝向他报告说：“数星期前有人传述共党方面主张公出任行政院，国共方有调解希望，现已无人谈及。未知重庆有无其他宣传。”（42－5）
5月21日，钱昌照又覆电告知近况：
寒（十四）电悉。弟亦认由介公手令为妥，倘介公表示赞同，弟自当分劳，但介公如询及孔，渠以先生在美接洽，对弟最近与国内军政各方联络均极注意，或将反对。（42－5）
因未见宋的来电，这封回电的意思还不是很清楚。5月28日，钱再致电宋：
关于代表接洽事，蒋商孔，孔不但反对，且中伤，弟早已料及。重庆乌烟瘴气，前途可虑。孟余先生等均极悲观。（42－5）
6月24日，甘介侯从重庆发来一封密电：
（一）福克斯返港，谓在渝所得印象颇满意，惟孔财政办法理论殊奇特，并称中央已准将排除罗杰士；（二）美财部驻港代表告侯谓，美财部及福均对罗印象不佳，公向关财部提出罗后，美财部态度冷淡，英大使及李滋罗斯向中央推荐罗，中央答以罗非中国之友，此系孔作梗；（三）委员会将全受孔控制。（46－3）
听到这么多不利的消息，特别是原中英平准基金会主席罗杰士（Cyril Rogers）曾与宋共事多年，眼下平准基金借款刚刚签定，罗即被赶出局，宋子文的心情自然十分低落，6月11日他在覆贝祖诒的电报中抱怨说：“兄、罗及弟三人努力基金事四年，此次借款幸而告成，罗竟得如此结果，未免不平，可为太息。嗣后对于平衡基金事只可奉令遵行。”（42－7）7月6日，宋子文在致林维英的电报中亦告诫他“处此环境之中，不宜有所主张，罗杰士可为前车之鉴，慎之为要”。（42－7）
宋子文欲倒孔，但有些事又不便亲自出马，因此想通过国民党元老李石曾向蒋介石进言。1941年6月15日，钱昌照将李石曾到重庆的消息告诉宋子文，称“已将一年来政治内幕详告，并共同斟酌晤蒋时应持之态度”。19日，李石曾两次面见蒋介石之后立即致电宋子文：“介公两次晤谈，函件已交，尚无机会及于具体问题，惟曾一再约弟往住黄山，俾利静谈，彼时或为较好之机会。”（42－7）
然而这时宋子文却等不及了。6月23日，他致电李石曾：
最近孔在重庆，爪牙密布，几有清一色之势。今春大会，有人建议改组政府，介公谓君等以某某贪婪，故有此举，然代之者其为争夺政权，亦可想而知云云，意似指弟而言。领袖之不谅如此，益增悚愧；但我辈一本赤忱，为民族、为国家，只有不顾一切，努力尽我个人之职责。介公处兹环境，先生前电黄山谈话，恐难有彻底之效果耳。（42－7）
“今春大会”指的就是国民党于1941年3月下旬在重庆召开的五届八中全会，当时在会上确实有一部分中央委员建议改组政府。然而由于蒋介石的袒护，倒孔未能成功，仅仅是郭泰祺接替王宠惠出任外交部长。所以王世杰在4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此次全会，外间切望财政部长人选有更动，会毕，竟无更动征象，外间不免失望。”(13) 毫无疑问，这里所说失望的人一定包括宋子文在内。
钱昌照7月3日自重庆来电报告说，李石曾与蒋介石见面时曾多次提到宋，但“介公总不接嘴，对适之更不提起”。因此他认为“此事介公当在与孔等商榷中”。7月8日钱昌照再来电，建议宋子文联合部分友好，共同“建立新秩序”。（46－3）
7月26日，李石曾给宋子文发去一封长电，主要内容有以下6项：
（子）两周前弟告介公，一、二星期返渝后由滇来港，因滇、港均有研究院工作。在川、滇时染肠胃病迄未愈，前重渐减，港医嘱稍留治，均告介公。（丑）兄与介公及家庭关系，抵渝时乙藜谓此来颇被传为兄运动，必须多方戒备，因此引起弟对介公及两夫人态度言论之注意。以弟观察，介公、孔夫人皆避谈兄事，介公且避谈适之，故拟缓言。嗣迭接尊电促进，事关大政，不敢再延，而来函介公未可否，对兄态度冷淡无可讳言。介公用人行政，自有权衡之见甚深，虽常命兄作事，但绝不愿由兄使其被动。（寅）幸介公大方针不错，抗战前途颇可乐观，虽对兄不起，然兄为国必可谅而笑置之。弟常请兄作哲学工夫，此其时也。兄赤忱为国，当不计一时艰苦，介公外态且淡，实际倚重性未减，兄只有尽忠，终有良果。（卯）蒋夫人对兄尚好，极宜维持兄妹好感。若夫人对兄如何如何，最好置之不问，见怪不怪，亦有效哲学。蒋夫人好学勤工，法文上亦有进步，与谈学识，亦极注意，弟亲见病中仍为介公服务，兄不可视为无识小妹。（辰）介公领袖自雄，对庸公亦非尽信，且已有小裂痕。庸近因病，裂痕或又无形消灭，否则一旦忽而舍孔用宋，亦在意中，此稚老言不为无见。介公对兄虽表面不好，亦或正欲用兄，世事往往不宜皆看正面。非孔病，弟愿兄回国一行，必可接近情感，便利工作，但万不可于孔病时返渝！（巳）此次弟与介公友谊上虽亲善，但无法有裨兄之工作，至歉。弟拟暂不西行，在港、滇就近致力研究工作，偶一赴渝，俟孔病愈，兄回国后面详，再定行止。尊意如何？（46－3）
宋子文认真地研究了李石曾的来电，7月29日回电曰：“弟素性激直，不能与俗俯仰，处兹环境，艰难阻挠，亦意料中事，此后惟有谨守时势许可之范围而已。”并表示他目前不打算回国。（42－7）
8月8日，宋子文致电古达程，急欲打听蒋介石对孔祥熙的态度，并要他立即电覆。（46－2）15日，古达程回电曰：“闻各方攻击孔院长，委座对之亦不满。现孔在南温泉养病。”（46－1）
8月15日，宋子文致电告诉宋子安，蒋介石曾来电，说行政院准备进行改组整顿，希望他能早日回国，嘱其打听“友人意何如”。同日，宋子文又将这个消息告诉钱昌照，并说“同时接渝电，各方攻击孔甚烈，委座应对其不满。弟在美进行借款，至少须一个月。兄意何如？”（46－2）向他们征求是否回国的意见。
钱昌照8月25日来电称：“李惟果来谈，谓孔方常在介公前攻击先生与弟及辞修等，希望我等注意。弟答以我辈为抗战关系，惟有尽心力为之耳。”（46－3）
此时贝祖诒原想通过宋子文的关系前往美国，但宋却以为这恐怕更为不利，8月28日宋回电曰：“孔对弟嫉视有增无减，是以兄来美之议，以另筹善策，托他人提出较妥。”（42－7）
10月2日，宋子文又致电戴笠，想通过他打探消息：“推测委座意，仍欲弟留美续借款购机及国际间其他工作，一时恐不能回国。兄意内政方面是否有急回之必要？”（46－2）
钱昌照10月7日来电说：“顷与孟余先生详商，介公如不电催回国，则似可在美多留二月，惟盼对日美变化特别注意，如发生问题，归途或将感到不便也。”（46－1）
古达程10月27日报告孔氏夫妇身体不适，可能最近要出国治疗的消息：
孔数月前曾患小便不痛（通）症，孔夫人、蒋夫人亦以暂疾未愈，本拟同往香港就医，若港方无法，有径行赴美一说。后孔病经诺尔治愈，而夫人以时局关系亦不果（？）行，赴美说恐已作罢。昨蒋夫人回渝，职亲闻其与孔夫人通话，孔夫人现患心脏病，立即往视，深夜始回。故蒋、孔两夫人仍有赴港就医可能。（46－3）
然而不久之后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的重大变化，使得国内外的政治架构出现转变。
五 出任外长之后的宋子文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随即向日本和德国、意大利三国宣战，并与英国和美国结为同盟。因此宋子文的地位迅速提升，12月27日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但他仍然留在国外，继续向英、美洽商借款。此时宋子文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一心想干出番大事业。钱昌照接到他的来信后也为之兴奋不已，他在1942年1月4日致宋的电报中说：“艳电奉悉。介公对真有干才者可用之一时，绝对服从者可久用之。复初非此两者，故不能安于位。至外间所传儿女问题等，以弟推测，尚非主因也。”（46－4）
然而他们并不知道的是，蒋介石此时虽然任命宋担任外交部长，但其实对他并不完全信任。特别是宋自以为是，自作主张，对于美国意图通过借款来控制中国军队的要求也予以应承，引起蒋介石的极大不满。他曾在日记中写道：“子文对财政无自立方针，始终受英人之迷惑，不能脱离之羁绊，而且执迷不悟，殊可叹也。应善导之，使之觉悟。”(14) 他还在日记中说：“子文私心与野心不能改变，徒图私利，而置国家于不顾，奈何？”“英美以借我军饷，且每月分拨，尽用心之鄙吝与侮辱中国已极。而子文赞成，尤为痛之至。……子文赞成美国提案，尽失国体与人格不顾，痛愤无已。本拟电稿痛斥其非，后乃克制缓和，重拟复电，免致怀恨抱怨也。”(15)
当时大后方各地正掀起一股倒孔风潮，对此蒋介石认为：“昆明联大学生游行反对庸之，此事已成为普遍之风气，不能不令辞去，但此时因有人反对而去则甚不宜也。国人与青年皆无辨别之智能，故任人煽惑蒙混，以致是非不彰，黑白颠倒，自古皆然。”(16) 他在第二天的日记接着写道：“政客又想借《大公报》〈整顿政治〉一文，在各处运动风潮推倒庸之，应以澹定处之。”(17) 其后不久，蒋介石又致电宋子文，强调“以后关于借款事，凡与中各电，请另发庸兄一份，并照手续对财政部电商办理”。(18)这就非常清楚地看出，蒋对孔和宋二人的态度有多大的区别。
1942年3月21日，经过宋子文的多方游说，美国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借款协议终于签字，这也是抗战爆发后中国从西方获得数额最大的一笔借款。但孔祥熙对此不但不高兴，反而还加以攻击。宋的亲信贝祖诒将其所了解的情形向他报告，3月25日宋子文在回电中称，有关孔祥熙暗中破坏之事“抗战后已屡见不鲜。今大借款案告成功，更是孔发动机会，希照以前方针，妥慎应付为要。如有内幕，希即密告，交光华加码译发”。（46－6）
4月23日，宋子文以退为进，主动向蒋提出辞职的要求。蒋介石此刻需要宋子文在美国进行外交工作，因此立即覆电，一方面对他的工作予以奖励，更重要的则是对其辞职力加劝阻，让他“为公为私，任劳任怨，勉为其难，不再言辞，以免外间猜测也”。(19) 其后，蒋介石又致电宋子文，称他身旁苦无亲信人士与美国军事代表切实联系，经与宋美龄商议，“只有子安弟可胜任此工作，靖即嘱其回国服务”。(20) 看来这也是拉拢宋子文的一种手段。
1940年宋子文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赴美洽谈借款，他的这种特别身份以及为人处世的方式与驻美大使胡适格格不入，因为胡适认为宋子文“毫无耐心，又有立功的野心，来了若无大功可立，必大怨望”。(21)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子文出任外交部长，但却不回部主持工作而长驻美国，这就更与中国驻美使馆的工作发生冲突，宋子文甚至连国内发来的电报都不给胡适看，因此胡适的卸任也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了。然而驻美大使由谁接任，这在重庆的官场上又掀起一阵不小的风浪。最后，蒋介石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由原任行政院秘书长、现任驻法大使魏道明接任。8月11日，魏道明致蒋介石电：“顷承宋部长转示钧座尊电，拟调职使美等因，仰见眷注，感铭五中，而任重才辁，深惧弗胜。惟在钧座指导之下，不敢畏难，谨惟命是从。”(22) 其后蒋介石正式通知外交部政务次长傅秉常和常务次长钱泰，称“驻美胡大使积年辛劳，闻其心脏衰弱，兹拟在国内另畀任务。其驻美大使拟以魏大使道明调充，希由部依手续，电由大使馆征求美方同意为盼”。(23)
胡适接到离任的电报立即回电曰：“适奉命使美，四年以来常感任大力薄，深负国家重寄。兹蒙中枢垂念病躯，解除职务，十分感谢。此后当理旧业，专心教学著述，以报国家。”(24) 胡适话虽这么说，心中还是甚为不满的。8月20日，宋子文在华盛顿邀请即将卸任的胡适共进午餐，只有他们两人在场。其间宋竭力推卸责任，说他这个外交部长徒有虚名，其实甚么事也不知道。然而一年多之后胡适在日记中谈到这次聚会时却这样写道：“当时我以为子文是爱面子的人，他说的话也许可信。……近来几个月之中，我得着两个可靠消息，才知道魏道明确是宋子文保荐的。其实他何必对我自辩？他的‘撇清’，只足使他成为一个说谎的人而已。”(25)
胡适被撤换的消息公布后，在大后方立即引起一片不满的声音，矛头直指宋子文。(26) 9月15日，财政部次长徐堪自重庆来电：
最近此间对公有两种议论，（一）外长长住外国，有损国家体面；（二）魏继驻美大使，中外失望，有害中关国交。堪固知我公用魏别具苦心，但言者甚众，无法普遍解释。（46－5）
同一天贝祖诒也来电，对徐堪的讲法加以解释：“可亭电第二点确有传述，但是一时现象；第一点或因第二点引起，但尚无普遍攻击。”（46－5）
16日宋子文又致电钱昌照，向他了解重庆政界的反应。第二天钱就回电曰：
政学各界均对魏不满，即庸之、亮畴等，为恐牵累，亦向人表示魏非适当人选。弟竭力冲淡此种空气，但仍难全消。以弟观察，此次似非有组织的攻击，其原因在各界对魏绝无好感耳。斯事影响先生至巨，但望不久空气可以好转。（46－5）
关于美使易人之事，戴笠也替宋表示担忧，9月30日他致电宋子文说：“吾驻美大使易胡为魏，国内各方感想不佳，美国旅华人士，闻亦有不满表示，乞公注意之。”（43－4）
此时距宋子文出访美国已两年有余，虽然他从来不曾中断与国内的联系，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还是隔了一层。在这种情形之下，宋子文有意回国一趟，希望以此疏通关系，并减轻国内官场对他的压力。他在致蒋介石的电报中称，鉴于“美方接济日形困难及竭蹶，为打破难关，极有向钧座面陈详情及请示办法之必要”，因而要求回国述职，“往返不过一、二月”。(27) 由于此时美国正与中国谈判有关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具体问题，宋向蒋报告说“原则上美方当无问题”，但“最好俟文回国面陈后再进行”。(28)
9月23日，宋子文将准备回国的计划通知钱昌照，对此钱竭力表示支持，他在两天后的电报中说：“先生回国一行，极好，离国日久，实有回国与各方面接洽之必要。先生回国事此间知者甚少。”（46－5）
10月2日，宋子文又向戴笠打听此刻有无必要回国一行，他在电报中说：“推测委座意，仍欲弟留美续借款购飞机及国际间其他工作，一时恐不能回国。兄意内政方面是否有急回之必要？”（46－2）
10月5日，钱昌照又发去一电：
先生不日回国，以下各点请即准备：（一）对全会的外交报告；（二）物价问题，介公定与先生讨论；（三）和平会议的准备；（四）战后建设问题，此点介公或将请先生负责接洽。再，最近介公在国家总动员会议表示，从前军事第一，此后经济第一，足见介公对经济抱有隐忧。（46－5）
但此刻蒋介石似乎并不希望宋立即回国，他在10月7日宋子文发来的电报上亲自草拟覆电：“如美政府能提前讨论取消不平等条约，则我方应即与之交涉，不必待兄回国也。”(29) 然而宋回国的计划已定，10月13日，他再次致电蒋介石，说明与美国谈判签订新约的内容和范围必须回国面谈，如此方能妥善解决，而且美方业已准备了专机送他回国。在此情形下，蒋介石才在回电中批示：“请兄先回国可也。”(30)
宋子文于10月25日乘专机经印度抵达重庆，这时他才正式宣誓就职，主持外交部的工作。在重庆期间他曾出席国民参政会会议，并报告外交问题。当时“政府长官及中委到会参加，极为踊跃，旁听席上亦座无虚席”，而当宋子文报告外交形势时，与会参政员“极为动容，全场报以最热烈掌声”。(31) 此次回国，宋子文主要是负责与英、美两国洽谈废除不平等条约之事。1943年2月，宋子文又奉命出国，继续奔走于与欧美各国的外交谈判之中，但他与孔祥熙之间的争斗仍明里暗里一直在进行。
钱昌照1943年3月25日致电宋子文：“粮食会议无特别重要性。孔荐郭任首席，似可不与之争，惟以后如有重要会议，则必须力争。为国家前途着想，即伤介公及孔感情亦所不顾。”在他们看来，出席世界粮食会议还算不得是件大事，因此孔祥熙推荐郭秉文出席似可不必与之相争，但若是其他事务，特别是关于人事任免方面的事，即使伤及蒋介石的面子也必须力争。这就说明宋与孔之间的争斗此时已经箭在弦上了。
果然，到了召开世界货币会议的时候，宋子文就不予退让了。4月10日他在致钱昌照的电报中说：
魏伯聪言，据闻孔对币制会议颇为冲动，有派陈光甫、冀朝鼎出席之说。此两人既不恰当，与弟亦不能合作，弟是否应向介公力争？此事关系我国战后复兴异常重大，自愿不辞劳瘁，负责参加；抑以消极处之，听其自然，以免烦琐。尚祈代酌。（46－6）
在宋子文与孔祥熙的争斗中，戴笠明显是站在宋一边的，他虽然是蒋介石的心腹，但与宋美龄的关系却相当紧张，这很可能就是因为戴笠与孔氏家族之间的矛盾而引起的。1943年9月10日，贝祖诒在致宋子文的电报中透露了这一情形：
孔夫人与雨兄情感日恶，此为缉私处更动之原因。蒋夫人返国时，对雨益不兼容，闻至今尚未与雨兄谈话，甚至对外宾谓政府将令雨兄出国。委座对雨兄信心似未摇动，惟下兄应付环境痛苦情形，不言而喻，委座亦深感左右为难乎。（47－1）
宋子文接到电报立即回电，要贝对戴笠的生活予以关心，说戴笠经济上出现困难，让他“即照数接济，毋须先期电告”。（44－1）
1943年10月11日，宋子文陪同盟军东南亚战区总司令蒙巴顿将军（Louis Mountbatten）回到重庆，然而没有多久，宋子文却在罢免史迪威（Joseph W.Stilwell）的问题上与蒋介石发生冲突，蒋大怒之下，竟将宋完全冷落。尽管宋子文事后不得不委屈求全，请人代笔写了一份“认错书”，算是取得了蒋的谅解，(32) 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毕竟出现了重大隔阂。这种情绪从宋子文1944年6月17日致李石曾的电报中即可看出端倪：
蒋夫人最近告美国女记者霍明威夫人，谓我财部人员办事不力，大都为文任内之残余，该记者以之转告总统夫人。介公左右对我嫉视太甚，不惜以种种方法，必欲摧残而后快（文与介公往来电报与资互证之处，先生可以一阅）。如此情形，文何能得总统之信心，更何能对外发展？处境之难，可以想见矣。此电及其他来往电，请随时交乙黎兄一阅。（58－1）
然而就在这时，国内舆论对孔祥熙的贪腐行径日益不满，国民党各派系也都群起而发难，特别是关于孔祥熙等涉嫌美金储蓄公债一案曝光后，蒋介石也无法再坚持了。1944年11月，蒋以孔祥熙赴美开会及治病之名，免去了他的财政部长一职。其后蒋介石又致电孔祥熙，一方面说，有关财政金融等交涉事务仍由其全权处理，但同时又告之，在他未回国之前，派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院长。(33)到了1945年6月，蒋、孔双双辞去行政院正副院长的职务，而由宋子文、翁文灏继任，对此事蒋介石曾在日记中发出感叹：“庸人不可与之再共国事矣，撤孔之举犹嫌太晚矣！”(34) 孔、宋在这场争斗中，宋子文占了上风，终于登上政坛的最高峰。然而好景不长，仅仅一年多之后，宋子文也被舆论指责为贪污误国，1947年3月，宋子文同孔祥熙一样，黯然走下了政治舞台。
注释：
① 钱昌照虽然与宋子文的关系非常密切，但他在与政学系大佬熊式辉等人品评官场人物时，却又认为宋子文“功利心重”。参见熊式辉：《海桑集：熊式辉回忆录》，香港明镜出版社2008年版，第263页。
② 钱昌照著《钱昌照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8页。
③ 本文所引用的文件如无说明，均系笔者摘抄自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珍藏的宋子文档案，括号内前后两个数字分别表示箱号和卷号。
④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0年9月26日，吴景平、郭岱君编《宋子文驻美时期电报选（1940－1943）》，复旦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4页。以下简称《电报选》。
⑤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版，第57页。
⑥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1年1月20日），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3编《战时外交》，台北中国文物供应社1981年版，第1册，第533页。以下简称《战时外交》。
⑦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2月6日，《电报选》，第68页。
⑧⑨ 《孔令侃致孔祥熙电》，1938年1月5日、14日，《民国档案》1998年第2期。
⑩ 引自杨天石：《海外访史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558页。
(11) 刘维炽（1892－1955），字季生，广东台山人，曾任实业部常务次长、广东省建设厅厅长，1941年4月取代吴铁城出任国民党海外部部长，是国民党派系中孙科系的重要人物。
(12)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1年5月7日，《电报选》，第78－79页。
(13) 王世杰著《王世杰日记》（手稿本），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0年版，第3册，第51页。
(14)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4日。蒋介石日记手稿目前暂存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本文所引蒋之日记，均为笔者2007年12月访问该所时所抄录，特予说明。
(15)(16)(17) 《蒋介石日记》，1942年1月15日、9日、10日。
(18)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2月3日，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21/18，台北国史馆藏。
(19)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4月25日，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47/55，台北国史馆藏。
(20) 《蒋介石致宋子文电》，1942年6月25日，蒋中正档案：筹笔，2010.3,49/21，台北国史馆藏。
(21)(20) 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集》第8册，第61、183页。
(22) 《魏道明致蒋介石电》，1942年8月11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2020.3,29/30，台北国史馆藏。
(23) 《蒋介石致傅秉常、钱泰电》，1942年8月15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2020.3,29/11，台北国史馆藏。
(24) 《胡适致蒋介石电》，1942年8月15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2020.3,29/12，台北国史馆藏。
(26) 宋子文10月下旬回国后曾解释他与胡适去职无关，但王世杰却在日记中写道：“宋氏此言颇为教育界人士所轻，盖胡使之去职实由于宋之排斥，久为外间所知也。”见《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3册，第381页。
(27)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9月18日，《战时外交》第1册，第723页。
(28)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0月7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711－712页。
(29) 《蒋介石手拟覆电稿》，1942年10月7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712页。
(30) 《宋子文致蒋介石电》，1942年10月13日，《战时外交》第3册，第714－715页。
(31) 《新华日报》1942年10月30日，第2版。
(32) 有关宋子文与蒋介石的这次冲突经过，笔者曾撰有一篇短文《宋子文的“认错书”》，刊于《南方都市报》2008年10月9日，有兴趣的读者可参阅。
(33) 《蒋介石致孔祥熙电》，1944年12月5日，蒋中正档案：革命文献，002020.3,29/55，台北国史馆藏。
(34) 《蒋介石日记》，1945年7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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