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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号〕K246.1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3-5281(1999)05-0045-06
一、契丹社会的阶级等级婚姻
契丹作为中国古代北方地区的一个重要的后起民族，早在其前身乌桓和鲜卑时代，就已产生阶级分化，并由此经历了长期的国家社会的历史发展。十六国之际，当契丹民族从鲜卑社会中进一步分化出来，并且与其他北族成分重新整合，形成新的社会共同体的时候，其社会内部久已存在的社会阶级分化现象依然保留，所以，契丹社会一开始就处于阶级社会状态。因此，契丹社会的阶级等级婚姻，应该追溯到古八部时期。
大贺氏时期，李姓契丹和孙姓契丹都属部落中的上层阶级，这两大家族之间的通婚关系属于一种阶级内婚，通过这种联姻关系，大贺氏的上层分子有效地维持了自己在联盟中的地位。
遥辇时期，乙室已氏与拔里氏世与“三耶律”家族通婚，且“世任其国事”[1]，毫无疑问，这自然是契丹上层阶级之间的内婚。遥辇晚期，“仕遥辇氏为阿札割只”的婆姑，娶夷离堇匀德实之女为妻，而匀德实的孙子耶律阿保机又娶婆姑之女为妻。[2]《辽史·国语解》释“阿札割只”为“墩官”，这是可以与当时的契丹最高统治者共同坐而议政的社会上层分子，这也是契丹上层阶级内婚的例证。
契丹建辽后，所谓的王族和后族之间的互为婚姻，实质上是大贺、遥辇以来契丹社会上层内婚制的延续和发展。为了进一步强化宗室与外戚“相为唇齿，以翰邦家”的联合专政格局，辽朝曾几次通过国家法令的形式，来强化这种阶级等级婚姻制度，特别是皇族与后族之间的内婚制度。史言：“至阿保机，稍并服旁诸小国，……又制婚嫁，置官号。”[3]圣宗开泰八年(1019)，“诏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族帐为婚。凡嫁娶，必奏而后行”。[4]又《契丹国志·族姓原始》：“番法：王族唯与后族通婚，更不限以尊卑。其王族、后族二部落之家，若不奉北主之命，皆不得与诸部族之人通婚。或诸部族彼此相婚嫁，不拘此限。”综合上述材料，可以清楚地看出：（一）辽朝政府对于社会婚姻问题至为重视，早在立国之初，就已正式纳入国家法令议程。（二）辽朝国家明令规定，皇族仅限于与后族通婚，二者之间的通婚，只要是政治需要，不受辈份尊卑的限制，这里的目的，自然在于巩固其统治基础。而皇族中的地位最尊者，即横帐三房必须与后族中最有权势的家族通婚，目的在于巩固辽朝的统治核心。（三）契丹社会的阶级等级婚姻，受辽朝国家法令保护。
二、辽代的民族等级婚姻
辽朝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多民族国家，建国前期，由于南北两地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不平衡和民族间较大差异的存在，辽朝统治者因宜施制，制定了南北面官制，在南北两地推行不同的社会管理制度。在这样一个大社会背景之下，契丹的等级婚制，还表现为民族间的不平等。
余靖《武溪集·契丹官仪》：“胡人东有渤海、西有奚、南据燕、北据其窟穴，四姓杂居，旧不通婚。谋臣韩绍芳（兴宗朝为相）献议，乃许婚焉。”余靖所说的“四姓”，其中的“渤海”指女真人，“燕”指汉人。四姓中，契丹是统治民族，奚族、女真和汉人都属被征服民族，其政治地位不可与契丹同日而语。即使在奚族、女真和汉人之间，也存在着明显的高下之别，其中，奚族与契丹本属同类，语言与习俗相同，彼此之间早就建立了通婚关系。契丹建国之际，奚族部众有相当数量被编入辽太祖二十部之中，[5]并且取得了姓耶律姓的资格。其余者，分为六部，置奚王府以统之，与契丹五院部、六院部和乙室王府并称四大强部，其地位，仅次于皇族和后族。终辽一代，奚人与契丹通婚者，史不绝书。契丹灭亡渤海后，改称其遗民为女真，即其地置东丹国，留皇太子耶律倍率契丹军队以守之，这是一种毫不含糊的武装殖民行为，渤海遗民的反抗情绪自然存在。唐末五代以来由于战争的掠夺和幽云一带汉族人口的北向逃亡，契丹本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汉人，辽置汉儿司以统之。后来从石晋政权手中取得燕云地区后，遂升幽州为南京，设南面官专门管理燕云、渤海事务。为了防止汉人与渤海遗民的串连勾通，辽朝遂禁止二者之间的通婚，同时，作为统治民族的契丹，一方面是出于对新征服民族的疑忌，另一方面出于维护统治民族尊严，故也不与渤海和汉人通婚。
民族间的不平等，实质上仍然是阶级不平等的问题。辽朝所以要推行民族之间的等级婚姻政策，完全是出于维护政权统治的目的。事实上，契丹统治者与汉族和渤海人上层阶级之间的通婚，从来就没有间断过。
契丹人与汉人通婚的事例，可以上溯到唐开元之际。《旧唐书》卷199《契丹传》载有唐玄宗为了笼络契丹，曾于开元四年封宗室外甥女杨氏为永乐公主以妻契丹首领失活；开元十年，以率更令慕容嘉宾之女为燕郡公主以妻郁于；开元十三年，复以皇从外甥女陈氏为东华公主下嫁邵固。及至辽朝初年，随着契丹境内汉族人众的日益增多，加强对汉人上层的笼络，强化对汉人事务的管理相应地显得日益重要，于是，辽太宗于会同三年(904)十二月，“诏契丹人授汉官表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6]及兴宗即位，产汉女甄氏为皇后，“宠遇甚厚”，甄皇后因得在辽宫中“与参帷幄，密赞大谋”。[7]从此，契丹人与汉人上层之间的通婚，不再以南面官为限，入辽的汉族贵族，也可以娶契丹高级贵族女为妻。如著名的承天后幼时曾许嫁汉官韩德让，后景宗即位，夺韩氏妇以纳之，是为景宗皇后，景宗死后，韩德让与承天后重谐旧好，因得辟阳之幸。[8]至圣宗朝，汉官与契丹人通婚者日见增多，结果是直接扩大了辽朝的统治基础，强化了番汉联合政权。
至于契丹统治者与渤海上层分子的联姻，则更属经常，如东丹王耶律倍娶大氏女生平王隆先，圣宗纳大氏为妃，生临海公主，并以临海公主下嫁大力秋。
圣宗朝以后，由于辽朝全境封建化改革的推行和多民族国家统治的强化和发展，客观上产生了消除统一政权下各民族之间此疆彼界的历史需求。于是，兴宗朝权臣韩绍芳献策，解除了诸族之间的婚禁，时有流入辽朝的中原汉女《寄夫谣》流传：“垂杨传语山丹，你到江南艰难，你那里讨个南婆，我这里嫁个契丹”。[9]此诗是否一定出自沦亡汉女无关宏旨，重要的是其中反映出了辽朝晚期民族之间婚禁析除的可靠信息。这种情况在辽末的汉人墓志中也有所反映，如西京富户张世卿，以道宗大安中入粟赈灾，捐得右班殿直；其孙张伸，娶耶律氏为妻，[10]这是民间汉人与契丹通婚的可靠例证。
辽亡以后，契丹失去了统治民族的地位，与金朝治下的各民族之间的通婚更属平常。由于金代南北民族之间的关系已远不同于辽初，故金朝统治者并不限制诸族之间的通婚。《金史·兵制》：“猛安谋克杂厕汉地，听与契丹、汉人婚姻以相团结。”大定十七年(1177)，金世宗为了安置起义的契丹人，下诏“遣使徙之，俾与女真人杂居，男婚女聘，渐化成俗”。[11]在金元正史中，契丹人与汉人、女真人、蒙古人之间的通婚极为普遍，这种情况，是导致契丹在元以后的历史中消失的基本原因。
三、契丹的门第等级婚姻
辽代契丹等级婚姻的最突出表现，应属辽朝统治集团内部的门第婚姻，这是契丹统治者人为地推行阶级内婚的结果。
终辽一代，最为显赫的家族有三支，一曰皇族，二曰后族，三曰韩氏家族，这三者之间的联姻，是辽代契丹社会最高层次的门第等级婚姻。
皇族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皇族即所谓的“三耶律”，即大贺、遥辇、世里三氏，包括了辽代的耶律姓契丹。狭义上的皇族指的是阿保机家族，这个家族又分四个系统，即横帐、孟父房、仲父房和季父房。其中，称为横帐的阿保机直系后裔地位最尊，辽设大横帐常 司，专门管理横帐皇族事务，又设孟父、仲父、季父族帐常衮词，掌三房族帐事务。
后族初为二帐，即审密氏的乙室已和拔里家族。至阿保机，娶回鹘述律氏，并于建国后立为皇后。述律氏家族在遥辇晚期已经是契丹社会中迅速崛起的一个强大家族，述律后本人及其家族在辽朝的创建和巩固过程中，曾经起到过一系列重大作用。述律后本人在辽太祖统一诸部、取代遥辇、西并奚族、东灭渤海、平灭诸弟之乱、扶立太宗德光等一系列重大军国事务中，一直起着参预决策的作用。述律后诸昆弟如萧欲稳、萧敌鲁、萧室鲁、萧阿古只等，都属辽初重要军政人物，并为开国功臣。辽太祖四年，述律后兄萧敌鲁拜为北府宰相，从此，这个家族取得了世预北府宰相之选的特权。契丹建国之初，述律家族功业卓著，地位显赫，仅次于阿保机家族，因与乙室已、拔里家族并列，且大有后来居上的势头。太宗曾感慨曰：“太后族大如古柏根，不可移也。”[12]乙室已、拔里、述律三族就是所谓的契丹后族，太宗朝以后，并为萧姓，辽朝设立大国舅司，以管理后族事务。
“王族唯与后族通婚”，这是辽朝的基本国策。这种政策的推行，实质上是通过国家政权的力量来制造和发展高门豪族内婚，圣宗朝“横帐三房不得与卑小帐族为婚”法令的颁行，更是对这种等级婚姻的发展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辽初，横帐皇族与后族的通婚，主要是与述律氏家族的联姻。述律平为太祖应天皇后，后兄萧敌鲁之女为太宗靖安皇后，后弟阿古只之女为世宗怀节皇后，而辽太祖之女质古又下嫁述律后之弟萧敌鲁为妻。这种情况，已经超出了普通意义上的阶级内婚，表明契丹社会打从建国之初，便形成了豪门高第的等级内婚。
大体上说，辽太祖以后的横帐皇族，可以分为两系，其一为让国皇帝耶律倍系统，其二为太宗耶律德光系统。太宗娶妻述律家族，所谓“国舅别部”。[13]太祖死后，由于述律后的支持，德光取代其兄皇太子耶律倍而立为太宗。太宗死后，耶律倍子兀欲即军中以武力为后盾强立为帝，是为世宗，因与述律后及其季叔皇太弟大元帅李胡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皇位争夺冲突，结果李胡兵败，太后被废，同被囚禁于祖州，从此，述律氏家族一度失势而归于沉寂。
景宗立后，纳出身于审密氏拔里家族的萧绰为后，[14]是为承天后。承天后是继应天后之后又一位杰出的契丹女性，一生建树卓越，功业显著。承天后父思温，尚太宗长女燕国大长公主吕不古，[15]思温过继子萧继远尚承天后女儿秦晋大长公主。萧继远本作萧继先，其子绍宗封魏王，尚泰国公主，有女二人，长适皇太弟耶律隆庆，册为秦国妃，次适齐国王耶律隆裕，册为齐国妃，[16]承天后从弟隗因之女，为圣宗齐天后。[17]审密氏拔里家族在辽代中叶发展成为又一个极其显赫的家族。
承天后死后，契丹后族势力的消长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初，圣宗齐天后无子，“宫人耨斤生兴宗，后养为子”，[18]视若己出。耨斤为应天后之弟阿古只五世孙女，为述律氏。圣宗死后，耨斤以元妃身份发动政变，废齐天后，自立为皇太后摄军国政，《辽史·兴宗纪》说：“皇太后听政，常不亲庶务”，在圣宗和兴宗两朝递嬗之间，“钦哀皇后始得志，昆弟专权”。[19]“南北面藩汉公事率其兄弟掌握之。凡所呈秦，弟兄聚议，各个弄权，朝臣朋党，每事必知”。[20]一度失势的述律氏家族再次变得炙手可热起来。
钦哀专权后，首先要做的即是废除拔里氏出身的兴宗皇后萧氏，以弟孝穆之女挞里为妃代替之，次年，挞里生子洪基，即后来的辽道宗，挞里因立后，述律家族从此再度取得后位。后，钦哀后之弟萧孝忠之女萧观音为道宗皇后，其侄孙萧德温之二女并为道宗皇妃。[21]而述律家族中的萧孝先、萧孝忠、萧排押、萧恒德、萧阿剌、萧顺、萧德良、萧德让等八人并尚辽朝公主，[22]萧孝穆、萧阿剌并赠大丞相，所谓“一门生于三后，四世出于十五”，“宠灵即坡，贵盛斯极”，述律氏家族成员“或遥持节钺之权，或内守图籍之务”，[23]盘根错节，控制了辽朝政权。
在皇族横帐和后族述律氏、拔里氏之外，辽代社会还出现过一个特殊的高第豪门，这就是契丹化了的汉官韩德让家族。
韩氏家族的始祖是韩知古，《辽史》本传说他是“蓟州玉田人，善谋有识量。太祖平蓟时，……为淳钦皇后欲稳所得。后来嫔，知古从焉”。其身份为应天后的从嫁仆奴。“神册初，授彰武军节度使。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后以功拜左仆射，迁中书令，为辽太宗佐命功臣之一。据陈述先生作《韩氏（玉田）世系表》，知韩知古有三子，长曰匡嗣、次曰匡美、季曰匡胤。匡嗣通医药，“直长乐宫（应天）太后视之犹子”。[24]后累迁西南面招讨使、晋昌军节度使，加尚父，晋位秦王。[25]匡美累迁燕京统军使、天雄军节度管内处置等使、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太师兼政事令，晋封邺王，娶妻兰陵夫人萧氏。[26]匡胤为镇安边节度使，赠太傅。[27]由于韩氏父子两代都在初辽政权中担任要职，掌握军政实权，加之与阿保机家族的特殊关系，因此从韩匡美开始，这个家族就已经取得了与后族萧氏通婚的不同寻常的地位。
韩德让为匡嗣次子，《辽史》本传说他“重厚有智略，明治体，喜建功立事”。初，德让曾与后来的承天后有过一段婚史，后来承天后被选入宫，纳为景宗皇后。景宗死后，德让以顾命大臣的身分与耶律斜轸共同“集番汉臣僚，立（时年十二的）梁王隆绪为皇帝”，并倾心臣事，“孜孜奉国，知无不为”。[28]耶律斜轸死后，德让独任南北两院枢密使，晋位大丞相，封齐王，并赐国姓耶律，赐名隆运，“出宫籍，隶横帐季父房后”，“位亲王上”。[29]圣宗皇帝“以隆运勋大，思数优渥，见则尽敬，至父事之。（圣宗弟）泰国王每日一问起居，至隆运所居帐二里外，已去盖下车，徒步而进，暨其回也，列辑入帐外，隆运坐而受之。帝或至其帐，亦五十余步下车，隆运出迎尽礼，帝亦先为之揖。及入，内同家人礼”。“及薨，帝与后、诸王、公主以下并内外臣僚制服行丧，葬礼一依承天太后故事，灵柩待发，帝自挽轜车哭送，群臣泣谏，百余步乃止。葬乾陵侧，诏影常制度一同乾陵”。“隆运兄弟九人，缘翼戴恩，超授官爵，皆封王。诸侄三十余人，封王者五人，余皆任节度使、部署等官”。[30]
据墓誌材料，韩氏家族从韩德让这一代起，已普遍与后族萧氏联姻。如德让弟德冲，“娶宋国夫人萧氏”[31]，从弟韩瑜，先后两娶，并为萧氏[32]。韩瑜子韩槆，先夫人萧氏，所生次女，适左领军将军萧乞得，继室萧氏，所生长女适护卫将军萧朱。[33]德让另一从弟韩琬，娶妻兰陵夫人萧氏，琬子韩相，妻为兰陵萧氏。[34]这种情况，与韩德让家族被赐姓耶律，并正式列为横帐皇族有关。
目前可知者，与韩氏家族联姻的除了后族外，还有“累代簪缨，传门侯伯”[35]的耿崇美家族。耿崇美祖籍上谷，入辽后，深受应天后器重，累赠太师假相印、太师仲子、左武卫上将军、涿州刺史。其子耿绍威，赠太尉，左羽林统军，娶妻韩匡嗣之女耶律氏，赠陈国太夫人。孙耿延毅，授西南面招讨使，检校太尉兼御史大夫，赐爵上柱国，娶韩德让之弟韩德冲之女为妻，封漆水郡夫人。[36]
韩氏之外，另一个与契丹豪门通婚的汉族大姓是刘景家族。刘景四世祖刘怦，为唐朝右仆射，庐龙军节度使，是唐末割据河北的大姓。景父守敬，仕辽为南京副留守。景曾为户部使，历武定、开远二军节度使。[37]景子慎行，官至北府宰相、监修国史。慎行有子六人：“一德、二玄、三嘏、四端、五常、六符。德早逝，玄终上京留守，常历三司使、武定军节度使，嘏、端、符皆第进士，嘏、端且俱尚辽朝公主，为驸马都尉。”[38]《辽史》卷65《公主表》说：圣宗第九女八哥，“进封公主，下嫁刘三嘏”，第十一女擘失，“进封公主，下嫁刘四端”。
契丹社会自从圣宗朝起，南北息兵，崇尚文教，汉化趋势日益显著。刘景家族，本为中原巨姓，入辽以后，成为儒学世家，刘三嘏、刘四端所以能够并尚契丹公主，一是由于其门第显要，二是由于圣宗朝以来，契丹最高统治集团对中原传统文化的欣慕和崇尚。
如果说，契丹社会的阶级等级婚姻是社会发展的必然结果的话，其门第等级婚姻则是建辽后统治阶级集团盲目地接受中原地区魏晋以来门阀等级的影响，推行特权统治政策的产物。这种门第等级婚姻虽然正面上有利于契丹政权班底的稳定与团结，但却有两大根本性弊端：其一是这种高门等级婚姻直接造成了少数几个家族长期把持政权的局面，一方面使得这个高门集团以外大量有为之士被阻断、排斥在政权核心之外，从而使辽朝统治集团处于相对孤立状态；另一方面，高门集团内婚制必不可免地要导致最高统治阶层内部权力之争的加剧。终辽一代，宫廷政变，后妃之案接连不断，从而直接削弱了辽朝的统治基础。其二，高门等级婚姻使几个把持军政实权的家族子弟，不必积极进取即可坐致使相公卿，从而使辽朝统治集团由当初的生机勃勃走何僵化、腐败和衰亡。所以，史家评曰：“辽史耶律、萧氏，十居八九，宗室、外戚，势分力敌，相为唇齿，以翰邦家，是或一道。然以是而兴，亦以是而亡，又其法之弊也。”[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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