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程、朱熹对中国儒学的发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朱熹论文,儒学论文,中国论文,二程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北宋时理学兴起，以程颢、程颐为代表的新儒学者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和儒学式微的局面，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佛、道精致的思辨哲学，创建理学思想体系。如果以天理论作为体现宋代理学思潮最本质特征的理论的话，那么，从严格意义上讲，程颢、程颐提出天理论思想体系，才意味着宋代理学的创立。朱熹作为宋代理学的集大成者，是中国文化史上继孔子之后最著名的思想家。尽管朱熹及其闽学对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产生了极为广泛、深远的影响，但朱熹思想的直接来源却是二程洛学，是在继承二程思想的基础上，对二程洛学的发展。所以在思想史上，人们往往以程朱之学来并称二者。程朱在相互联系又各具特色的四个方面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集宋代理学之大成，构筑起了逻辑严密、内涵丰富、博大精深的新儒学思想体系。
一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
朱熹对二程思想的继承是多方面的，这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对天理论的继承
程颢、程颐创立的天理论哲学深刻地反映了时代思潮的本质。朱熹对此加以继承，以服膺天理为己任。这是程朱之间最大的一致，也是双方共同影响中国文化最主要的方面。众所周知，宋明理学以理名学，理是宋明理学的核心范畴。二程在佛老盛行，儒学式微，儒家伦理扫地，社会大动荡之后思想失向的时代背景下，以儒家伦理为本位，批判地吸取借鉴佛老之学，以图改变旧儒学思辨哲学水平不高的状况，把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理”，创天理论哲学。这是对宋明理学和中国文化最大的理论贡献，大大提高了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以抗衡佛道宗教文化对世俗儒家文化的冲击。朱熹在建构自己思想体系的过程中，虽早期曾出入佛老，但自从问学于二程的三传弟子延平先生李侗后，便选择接受了二程的天理思想，以天理论作为自己理学体系的主要构成，并在此基础上加以创新发展。正因为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继承，才使得中国思想史上程朱理学一派得以形成，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2、对道统思想的继承
道统论作为中国儒学的重要理论，在程朱理学思想体系里占有重要地位。理学道统论始由二程而确立，但二程本人在道统中的地位则由后世朱熹所肯定。由于二程生前遭排斥，其学被禁，其道统思想未能广泛传播。以致在百余年之后，至朱熹时，其所传之道又晦而不明。朱熹指出，因二程的弘扬，“道乃抗而不坠。然微言之辍响，今未及乎百岁，士各私其所闻，已不胜其乖异”（《朱文公文集》卷八十七，《又祭张敬夫殿撰文》）。面对二程所传之道未能得到广泛认同的情况，朱熹起而继承二程的道统思想，充分肯定二程在道统中的重要地位。朱熹在引述程颐为其兄程颢所作《墓表》之后，指出程氏“以兴起斯文为己任。辨异端，辟邪说，使圣人之道涣然复明于世。盖自孟子之后，一人而已。”（《四书章句集注》，《孟子集注·尽心下》）认为圣人之道经程氏兄弟之手，得以复明于世，自己又继承了二程所传道统。他说：“吾少读程氏书，则已知先生之道学德行，实继孔孟不传之统。顾学之虽不能至，而心向往之。”（《朱文公文集》卷七十八，《建康府学明道先生祠记》）由此可见朱熹对二程道统思想的继承。
3、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在经学史上，重义理，还是重考据，是宋学区别于汉学的一般特征。二程提出“由经穷理”（《遗书》卷十五）、“经所以载道”（《遗书》卷六）的思想，强调道存在于儒家经典之中，而不存在于注疏之中，治经学的目的是为了明理，由此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这是对前代传注经学的革新。朱熹继承了二程的这一思想，强调通经的目的是为了求理。尽管朱熹对二程轻视训诂的义理经学有所扬弃，但以阐发义理为治经之最高目标，仍是朱熹对二程经学的继承。
朱熹吸取二程的“四书”学，是他继承二程经学的重要体现。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以理学思潮为主体的宋学取代汉唐经学，与“四书”取代“六经”而成为经学的主体分不开。在这个过程中，二程开风气之先，重视和推崇“四书”，认为“四书”集中体现了圣人作经之意，圣人之道载于“四书”。要求学者以治“四书”为主、为先，从中阐发义理，“四书”既治，则“六经”可不治而明。从而奠定了“四书”及“四书”学在经学发展史上重要地位。朱熹继承二程倡导的“四书”学，以毕生精力著《四书章句集注》，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取代“六经”及“六经”考据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以义理解释儒家经典，这对中国经学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朱熹在他的《四书章句集注》里，每每祖述二程的观点，以二程的言论来揭示全书的宗旨和要义，并加以发挥。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对二程“四书”学的继承和认同，同时表明二程的“四书”学对朱熹思想产生了客观的影响。
除以上所提到的外，朱熹还继承了二程的“性即理”思想、格物致知论、公私义利观、理欲之辨，以及对佛道的批评与吸取等思想。在涉及中国文化的诸多方面，朱熹较为全面地继承了二程的学术思想，并加以发展，使程朱之学在思想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
二 朱熹对二程洛学的发展
朱熹闽学对二程洛学既有继承吸取的一面，亦有创新发展的一面。因其发展创新，故闽学与洛学存在着一定的区别，同时反映了程朱之学由洛学向闽学不断发展、日益完善的趋势。
1、对天理论和道统论的发展
以理为宇宙本体，将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统一于天理，这是程朱之学共同的本质特征。然而，朱熹又从思想主题上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把天理至上的原则贯彻到其思想体系的各个方面，构筑起中国哲学史上最完备、最缜密的理本论哲学。朱熹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发展表现在他吸取并改造了张载哲学的气论，否定其气本论，而吸收了其气化论。在二程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以理气关系为框架，对气及理与气的关系展开了全面的论述，提出以理为宇宙本体，以气为构成万物的材料的理本气末的思想。强调理气不离，理本气末，理气虽不分离，但理为本，气为末，二者是本质与从属的关系，而不是互相独立、平行的关系。因而朱熹的理气论不是所谓的理气二元论哲学，而是理一元论的理本论哲学。这是对二程天理论哲学的丰富和发展。此外，在理与太极的关系上，朱熹提出太极即理的思想。这既是对周敦颐濂学的吸取与改造，亦是对二程天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不仅继承了二程的道统论，而且加以发展。这主要表现在他推崇周敦颐，把周敦颐抬高为道学的创始人，认为他上继孔颜圣贤之道，下启二程兄弟，其传道之功为孟子以来所仅有。经朱熹宣扬，周敦颐在道统中的地位得以确立。朱熹继承二程道统论中关于超越时代的心传思想，并受到二程以天理人欲区分道心人心思想的影响，于《古文尚书·大禹谟》中，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十六个字详加阐发，以发明圣人传心之旨，把传心与传道结合起来。这为理学家所看重，被称之为“十六字心传”，经朱熹阐发而流行于世，并在道统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
朱熹既在理论内涵上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又在形式上首创“道统”二字，把道与统二字连用。并推广道的传授谱系，将道统上溯至上古伏羲、神农、黄帝等中华文明的发祥者，经尧舜、孔孟等圣贤的相传授受，至汉唐中绝，而由北宋周敦颐、二程接千年不传之绪，将圣人之道弘扬开来。而朱熹又自称继二程之后而得其传，逐步形成完整系统的传道谱系。这是对二程道统论的系统化、体系化，密切了道统与道学的联系，从而发展了二程的道统思想。
2、对二程心性论的发展
心性论是程朱之学乃至整个宋明理学的重要理论。在二程的心性论中，心是主体与本体合一的范畴，而提倡“心即性”（《遗书》卷十八）的心性一元说。朱熹则明确把心与性、主体与本体加以区分，认为心是认识论范畴，兼有伦理学的意义，而不是超越的宇宙本体。把二程的心性一元说向心性二元说方向发展，这充分体现了朱熹心性论的特点。在理本论的前提下，朱熹突出心的主观能动性和心对于性情的主宰，通过发挥人心的主观自觉，来强调平时的道德修养与临事按道德原则行事的一致性，把人的道德本性和情感情欲置于理智之心的把握和统御之下，既看到心性的密切联系，又强调心性的区别。朱熹先接受后放弃程颐心为已发的观点，提出性为未发，情为已发，而心兼未发已发，即心兼性情的思想。这一思想成为朱熹“心统性情”说的重要内容，亦是对程颐思想的改造和发展。
3、对二程经学的发展
朱熹不仅是经学史上宋学的集大成者，而且是中国最著名的经学家之一，为中国经学的发展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朱熹对二程经学的发展主要表现在，除继承二程重视对经书义理的阐发外，又吸取了汉学训诂考据之长，把阐发义理建立在弄清经文本义的基础上。由此朱熹重考据训诂，以义理为标准从事经书辨伪工作，其目的在于通经以求理。朱熹以阐发义理作为治经学的最高目标，这与为考据而考据的汉学家划清了界限；朱熹又重视训诂辨伪工作，这不仅开后世考据辨伪学之先声，而且是在宋学内部扬弃宋学讲义理而忽视经文本义的流弊，从而发展了宋学。
朱熹在组成其经学的各个领域，如易学、“四书”学、诗经学、尚书学、春秋学等都程度不同地发展了二程经学。由于朱熹在重视“四书”，以“四书”为主、为先的前提下，仍对“六经”等经典作了大量深入的研究，在不少方面发展了二程经学。即使在易学这一程颐重点研究的领域，朱熹也在吸取其义理易学的基础上，重视对《周易》本义的探讨，并把易学之义理、图书、象数、卜筮结合起来，分别吸取了邵雍的象数易学和程颐的义理易学，亦综合创新加以发展，从而集宋代易学之成。这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对程氏易学的丰富和发展。
朱熹对洛学的发展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由此把二程洛学发扬光大，确立了程朱之学。可以说，由洛学到闽学的发展过程，正是朱熹集宋代理学及宋学之大成，程朱理学思想体系日益丰富、成熟、完善，更为精致，更富于哲学思辨性的过程，亦是对中国儒学的发展，从而达到了中国儒学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高峰。
三 程朱对中国儒学的发展
通过以上分析，可进一步从以下四个方面加以概括：
1、把儒家思想哲理化
黑格尔等西方学者用近代西方哲学的眼光来衡量，认为孔子思想没有多少哲学，《论语》所讲的只是一些常识道德。排除西方学者的偏见因素外，传统儒学在哲学思辨性上尚有欠缺，这也是一个客观的事实，因而难以抵挡外来宗教文化的冲击。隋唐时期，佛教盛行，宗教冲击人文，一度动摇了儒家文化的主导地位，并造成社会危机和理论危机。
二程创天理论思想体系，朱熹加以发展，大大提高了中国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程朱在对理、气、道、器、物、心、性、阴阳、体用、本末、动静、已发未发、情、欲、知行、形神、变化、天、命、仁、诚、德等众多中国哲学范畴的内涵及范畴之间的相互关系的论述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命题、理论和独到的见解，发前人所未发，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思辨水平，体现了中国哲学鲜明的特点，而与西方哲学形成对照，并超过了同时代西方哲学发展的水平。
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进一步丰富发展了二程的天理论哲学，不仅在理论的完备性、精致性上有了新的提高，而且以太极论发展了天理论哲学。二程少有论太极，且对图书易学不予重视，朱熹则借鉴吸取道教以图解《易》的治学方法，将其与儒家经典《周易·系辞》之太极说相结合，对周敦颐借鉴道教之图所作的《太极图说》高度重视，作了深入的注解，以阐发自己的太极论哲学。朱熹把太极等同于天理，认为总天地万物之理即是太极；无极则是形容太极的无形状而言，“无极而太极”即指无形而有理，把宇宙本体之理提高到天下“极至”的高度。并由太极之“理一”，“自一而二，自二而五，即推至于万物”（《朱子语类》卷九十四）。即由太极而阴阳，阴阳而五行，五行而万物，推导出宇宙生成，万物演化的模式。将其与邵雍所继承的“《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的《易传》之太极说统一起来，认为太极之理为一，发见万物则有详略，最终是以太极作为宇宙万物的本体。这是在哲学本体论上，朱熹对儒家思想哲理化所作出的努力。
在哲学认识论上，程颐提出格物致知说，朱熹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以吾心之知去认识事物之理的“主宾之辨”。在吸取佛教临济宗“宾主颂”思想的基础上，提出内外结合，以己知彼，通过格物以致其知。这是对中国哲学认识论的发展。朱熹等明确提出主客体对立的心物范畴，强调并重视主体对客体、心对于事物及事物之理的认识。因此，那种贬低中国哲学，认为中国哲学缺乏认识论，缺乏主客体对立的范畴的观点是缺乏根据的。在认识论这个领域，程朱对提高儒家思想的哲学思辨水平作出了贡献。
此外，程朱在其哲学的道论、心性论等各个方面，都代表了当时哲学发展的水平。其深刻的理论、严密的逻辑，给后人提供了有益的借鉴。这些方面体现了程朱对儒家思想哲理化的贡献，从而大大提高了传统儒学的哲学思辨水平和理论思维能力。
2、把儒家经学义理化
儒家经学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自汉代以来，中国传统文化以儒学为主体，而儒学离不开经学的形式。经学演变至唐代，士人往往在前代注疏的基础上来疏释经书和原有的旧注，普遍采取“疏不破注”和繁琐训诂释经的方法。这种汉唐经学的传统缺乏活力，表明旧的儒家经学已经僵化，已不适应社会和思想文化发展的需要。
于是，宋学学者对笺注经学提出非难，他们抛开传注疏释，直接从经书中发挥新儒学的义理，蔚然形成一代学术新风。学风的转变，标志着宋学的兴起，义理之学逐渐取代训诂之学，成为儒家经学发展史上的重大变革。
程颢、程颐在庆历以来疑经惑传思潮的基础上，把经学理学化，以义理说经，以天理论道，明确提出“经所以载道”的思想，把儒家经典置于服从于道即天理的位置；批评汉学考据，反对滞心于训诂章句之末而无所用；又在经学的形式和方法上加以革新，以“四书”及“四书”义理之学作为经学的主体，取代以“六经”为标志的汉唐训诂注疏之学。二程对经学的变革，把儒家经典与理学之义理结合起来，开创了新儒学的思想体系，促进了宋学的崛起和确立。朱熹作为宋学的集大成者，在把儒家经学义理化的过程中，亦起到了突出的作用。朱熹在二程“四书”学的基础上，以毕生精力集注“四书”，把“四书”结集，集四十年之功，反复修改，逐字推敲，从中阐发义理，撰成著名的《四书章句集注》，把经学与理学相结合，使儒家经学义理化，从内容和形式上改变了经学发展的方向。《四书章句集注》的问世，使“四书”的影响超过“六经”，不仅确立了程朱“四书”学在中国经学史上的主导地位，而且标志着宋学的最终确立。此书亦成为宋以后流传最广、影响最大的一部经书。
此外，程朱亦通过注释其他儒家经典，来阐发他们的义理思想。尽管朱熹在治经学的过程中，亦重训诂考释，但其目的是为了明经文之本义，以发明义理，其治经学的最高目标仍在于阐发义理，这是程朱经学的一致处。由此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改变了汉学重考据，轻义理的治经路数，从而发展了儒家经学。
3、把儒家道统体系化
儒家道统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极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道统思想的发展，体现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儒家道统说发端于孔子，孔子提出仁礼之道，并重视“中”的原则。《论语·尧曰》追叙尧舜相传以“允执其中”，舜亦以“允执其中”传之于禹，即尧、舜、禹传之以中道。孟子则明确提出仁义之道，把仁义二字连用，并初步提出了圣人之道相传授的谱系。董仲舒认为尧、舜、禹相传共守的是同一圣人之道。韩愈面对佛老思想的挑战，以弘扬儒家圣人之道为己任，著《原道》，明确提出儒家圣人之道传授的谱系，认为自孟子以后，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等一脉相传的儒家圣人之道失传，而以自己为孟子继承人自居。这对宋代理学道统论的确立，产生了重要影响。但韩愈着重从形式上提出了道统说，而对道统哲学理论上的论述尚不足，也未把道统说体系化、系统化。这为后世发展儒学道统论，以对抗佛教的传法世系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二程吸取韩愈的道统思想，以继孟子之后，得不传之绝学自居。其对道统之道的理解，比韩愈更深刻，道不仅是道统传授的内容，而且成为与天理等同的宇宙本体。并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理论和命题，变韩愈单纯伦理型的道统为理学哲理型的道统，从而确立了理学道统论。
朱熹继承二程，进一步把儒学道统体系化。从形式上讲，朱熹系统梳理了道的传授统绪，指出道统始于伏羲、神农、黄帝，而尧、舜、禹相传，其后成汤、文、武作为君王，皋陶、伊、傅、周、召作为大臣接续了道统之传。至孔子有德无位，而继往圣，开来学，有功于尧舜之道的传授。孔门弟子颜、曾亲得其传，又由曾氏传之子思。子思作《中庸》，体现了孔门传授心法，使道得以载之于此书而不泯。子思传孟子，孟子没而道统中断而失传。尽管在孟子死后一千多年时间里，汉唐诸儒未能接续圣人之道，但朱熹认为，由于道载之于《中庸》等儒家经典之中，二程兄弟以此为据，才使圣人之道复明于世。有时朱熹在二程之前加进周敦颐，将周作为道统的传人。朱熹本人也自命继承道统。自此，道统的传授，经朱熹详尽阐述，而成一完整的系统。朱熹并首创“道统”二字，从形式上完善了儒学道统说。
从内容上讲，朱熹亦丰富完善了道统的思想理论体系。他建构精致的道的哲学，以道为形上之天理，提出道兼体用的思想，由此提高了道统之道的哲学思辨性，这是从内容上对儒学道统论的发展。朱熹明确提出“十六字心传”的思想，以超越时代的心传体现道统的传授。在朱熹看来，《尚书·大禹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这十六字传心诀与《中庸》体现的“孔门传授心法”是相通的，是以义理之心即道心为标准，随时而为中，通过心心相传、领悟，把圣人之道传授下来。朱熹并把道学与道统相结合，赋予道统论以时代精神的新义，这使道统思想广泛影响思想界和整个社会，得到广泛的流传。
二程朱熹在把儒学道统体系化的过程中，把帝王统道转变为儒者统道，其道统中没有周公以后历代帝王的地位，因而具有对抗君权的意义，发展了荀子“从道不从君”（《荀子·臣道》）的思想。
4、把儒家学说大众化
二程朱熹从事学术研究的目的不在于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从时代需要出发，把儒学作为活的、流动的现实人生的体现，通过研究，以发掘、发挥和利用儒学的价值和功能，推陈出新，使之在整个社会得到推广，满足时代发展的需要。也就是说，程朱对儒学的继承、创新和发展，不是把儒学作为书斋里的死的经典，而是把儒学当作活的现实人生的指导，其“道在日用中”，不离政事和百姓的日常生活实践，通过致用，发挥儒学经时济世的社会功能和作用。在这个问题上，考据学家与程朱的区别就在于：考据学家从事训诂注疏，其目的是为了考释经书；程朱通经以求义理，目的在于把求得的义理落实到日用践履中去，并向大众推广儒家文化。由此二程把经学实学化，反对空言无实之弊。程颐说：“治经，实学也。”（《遗书》卷一）“读书将以穷理，将以致用也。今或滞心于章句之末，则无所用也。此学者之大患。”（《粹言》卷一）强调治经是一种实学，它要求通经以致用，达于政事。如果多学而不能运用于实际，授之政事而不能通达，出使四方而不能独对，那么即使记诵再多，也没有益处。以此反对滞心于章句之末而无所用，并将汉学学风视为学者之大患。这表明二程的实学是作为单纯追求训诂章句的汉学的对立面而产生的，以实学取代空言无实的汉学，是经学发展的必然，实开明清之际实学思潮之先河。
要把儒学落实到日用和社会生活的实处，在推广普及儒家文化的过程中，取得好的社会效果，就须改造传统儒学，使儒学摆脱经学家繁琐释经的束缚，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向民间和整个社会普及，尽可能地提高传播效果，使儒学成为社会生活的指导思想。
为达到此目的，二程朱熹既在理论上发展儒学，又从形式上简化儒学，使其走出书斋，向大众民间普及。在这方面，程朱把儒家学说大众化，便于民众接受，做的较为成功。
首先，程朱一改治经学的重心，把以“六经”为主，转变为以“四书”为主。“六经”文字艰深，诘屈聱牙，晦涩难读，使初学者却步，尤其难以向民间普及。汉学学者为了弄懂“六经”原义，不得不下大功夫从事考据训诂，以致产生流弊，繁琐释经，白头到老，陷于文字训诂之末而失其本，这遭到了宋学学者的批评。而“四书”则文字易懂，说理明白，便于阐发义理，向民间普及。于是程朱推崇“四书”，把“四书”的重要性和地位置于“六经”之上，不仅从形式上改变了汉唐经学唯“六经”是尊的格局，而且在经典的内容上为发明义理提供了依据，这便于把“四书”之义理推向民间。汉唐经学之所以难以抗衡佛教哲学的冲击，而宋明理学之所以能够有效地回应佛学的挑战，把佛教这种外来文化吸收改造为中国文化的一部分，除理论建构的重心不同外，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汉唐经学所依据的经典难以普及大众，深入人心，佛教则乘虚而入，占领市场；而程朱理学所依据的经书则以“四书”为主，便于发挥传播效果，以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产生普遍的社会效应，这正是程朱把儒家学说大众化所产生的社会效果。
其次，除推行通俗的“四书”教育外，朱熹进而在教育领域注意推行普及儒学的小学教育。他在“四书”之《大学》之前，即“四书”教育之前，开设小学教育。朱熹与刘子澄合编了《小学》一书，作为小学教育的教材，进一步把儒学义理通俗化。其内容分为立教、明伦、敬身、稽古、嘉言、善行等篇目，以浅近易懂的文字向学生推广儒家伦理的教育。朱熹又自编《童蒙须知》，增损《吕氏乡约》，注释《孝经》，作《孝经刊误》。这些都成为当时和后世学校教育的内容及教材，与其《四书集注》一起，为普及和推广儒学，使之大众化，发挥了卓有成效的重要作用。
如上所论，二程朱熹站在时代的高度，在建构新儒学即理学思想体系的过程中，把儒家思想哲理化，把儒家经学义理化，把儒学道统体系化，把儒家学说大众化，在继承孔孟，把握儒学真精神，又不拘泥于原始古义和个别思想文字的前提下，结合社会和理论发展的需要，克服传统儒学之不足，吸取其他文化的长处，全面总结、创新、发展了中国儒学，使新儒学不仅成为学术思想发展的主流，而且广泛流传民间，影响大众，成为中华民族全民的文化，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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