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旧约文学中的妇女形象，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旧约论文,试论论文,妇女论文,形象论文,文学中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旧约》是一部人们早已熟稔的宗教经典，它的文学价值，也已有定论。然而，关于《旧约》的妇女形象及其意义，人们的认识似乎还有待于深入。
在《创世纪》中，上帝创造了众生之母——夏娃。此后，旧约文学中的妇女形象就频频出现，如传说中的撒拉、罗得的妻子、利百加、拉结、罗得的妻子（《创世纪》），摩西史诗中法老的女儿、米利暗（《出埃及记》），史传文学中的喇合（《约书亚记》），隐多珥女巫、米甲、亚比该（《撒母耳记》），示巴女王、耶洗别（《列王纪》），小说中的路得（《路得记》）和以斯贴（《以斯贴记》）等等，这众多的女性形象，性情迥异，但都隐含着宗教和文学双重因素的影响。在宗教上，她们成为阐释犹太教教义的象征符号；在文学上，她们是旧约文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形象。我们认为，《旧约》中的女性是当时希伯来社会宗教传统的产物，体现着希伯来民族的传统妇女观；同时，她们又书写着希伯来民族的历史和文学，为后代文学留下了许多创作原型。
作为传统宗教象征的妇女
在传统宗教社会里，父权统治的现实需要使文学中出现了女性形象两极化的塑造模式。“女人或者被拔高为女神、贞女、母亲，成为纯洁、仁慈和爱的象征；或者被谴责为娼妓、巫婆、诱惑者，成为变节、恶毒和淫荡的象征。”①这种模式将妇女塑造为善与恶、贞与淫两种基本类型，把妇女变成为宗教服务的特有语言符号。
在《旧约》中，也是如此。当《旧约》作者看到妇女在帮助人们树立宗教化的世界观方面和确立对上帝的信仰方面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时，他们便将妇女的形象及其个性特征转化为各种宗教象征并固定下来，藉以向人们显示一定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当上帝或先知对希伯来子民有所训诫时，她们就可以被当作一种说教工具或道德标准来使用。
罗得的妻子就是被当作宗教象征的人物之一。关于她的记载，《旧约》中只有短短一句：
罗得的妻子在后边回头一看，就变成了一根盐柱。
《创世纪》19：26
这可称得上是文学史上最短的人物传记了。②但这短短的一句话，就将罗得的妻子置于著名女人的行列中了。
罗得的妻子生活在罪恶渊薮——所多玛城。这里土地富饶肥沃，气候温暖宜人。对于那些从游牧生活进入农耕定居生活的希伯来人来说，这十分具有吸引力。然而，这些希伯来人过上了富足、舒适的生活，却放弃了对耶和华上帝的信仰。为了使她们有所警醒，作者在上帝毁灭所多玛城的记载中，提到了罗得的妻子这样一个注重物质享受而轻视道德信仰的人。在这里，作者既没有提及她本人的名字，也没有对她的形象做任何描绘，只是意味深长地把她的命运与所多玛城的毁灭联系在一起，暗示罗得的妻子因为贪念富足舒适的生活，没有理会天使的命令——“不要向后看”，在奔逃中停了下来，留恋地回望自己的家，于是变成了一根蕴含着许多教训和寓意的盐柱。
从那一天起，罗得的妻子一直是蒙受精神拯救却又贪恋物质利益的人物的象征。这个象征甚至在所多玛城毁灭几千年后，还被耶稣引用过。耶稣曾警告他的门徒，耶路撒冷即将遭到毁灭，他说：“当那日，人在房上，器具在屋里，不要下来拿。人在田里，也不要回家。你们要回想罗得的妻子。”③
圣徒保罗曾经说过，《旧约》中有几个故事，除了其精神意义之外，其他都是虚构的。这就是说，它们从未真正存在过，但却被当作阐释真理的最好、最有力的形式而进入旧约文学的特别叙事模式。罗得的妻子就是这种叙述方式中的典型形象之一。
妓女喇合常被当作有罪的人因信仰而获救的象征。她的故事是《约书亚记》中一个重要而生动的故事。约书亚为了攻打耶利哥城，派出两名探子前去侦察该城，住在妓女喇合家里。城里的人们察觉出这两个可疑的陌生人，要喇合将他们交出来。这时，喇合不仅没有出卖他们，而且还向他们发出了信仰的宣言：“耶和华你们的神，本是上天入地的神。”故事作者一再强调喇合对希伯来人上帝的信仰十分坚定，并为她安排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局：当耶利哥全城被希伯来人焚毁时，喇合和她的全家安然无恙地保存下来了。为了加强这个故事的道德意义，喇合的职业经常受到特别强调。直到《新约》时代，人们还用她的故事进行说教。《新约·希伯来书》写道：
妓女喇合因着信，曾和和平平的接待探子，就不与那些不顺从的人一同灭亡。
《新约·希伯来书》11:31
《新约·马太福音》1:5甚至把喇合列入大卫家族的族谱中，说“撒门从喇合氏生波阿斯”。
此外，《士师记》中陷害参孙的大利拉，《列王纪》中膜拜异教的王后耶洗别，都成了邪恶女人的象征，而路得是高尚情操的象征，《雅歌》中的书拉密女则是高雅情爱的象征。
当《旧约》作者是把众多妇女形象当作传统宗教象征来塑造时，他们根据希伯来社会现实的需要和宗教道德的要求选择描写对象，并采用静态型的人物塑造方式，只着意表现女性身上占主导地位的单一性格特征。这种方式通过特定的人物形象把现实生活中的各种道德观念表现出来，使人物普遍带有抽象化和理想化的特征。从《旧约》中我们可以发现，作者并不关注女主人公的生平、外貌和经历等方面，而是在写作需要时，以最简洁的方式把她们介绍给读者。因此，这些作为传统宗教象征的妇女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不是由于她们自身拥有某种突出的事迹或丰富的个性，而是由于作者在她们身上寄寓了自己的道德理想和说教意图。实际上，以女性为传统宗教象征，将她们归为神圣和邪恶两极，以表达一定的宗教道德理想，是旧约文学的鲜明特点之一。这一特点在《旧约》时代为宣传犹太教教义起过一定作用。
然而，这种对女性极端而抽象的理解，制约了作者对女性做更符合历史真实及生活真实的描写和更富有人情味的赞颂，使《旧约》中的许多妇女形象被涂上单调而浓厚的宗教色彩，成为犹太教教义的传声筒。实际上，从人的本质意义上讲，女性拥有与男人一样丰富的内心世界，拥有比男人更细腻的感情体验，她们历来为文学家所心仪、为艺术家所关注。人们透过女性的蹙眉颦首，体态行止，可以感受到极富魅力的人性光辉和无法解读透彻的心灵搏动。尽管女性的魅力永远难以穷尽，但在宗教中，她们却遭到不合理的拒绝。宗教拒绝展示女性的全部世界，只是将她们作为服务于宗教的工具进行偏颇处理，把她们或奉为神圣、贞洁的楷模，或贬为邪恶、淫荡的妖妇。这种过分简单的处理方式使女性的内心世界受到了遮掩和扭曲。因此，作为传统宗教象征的妇女更多地反映出女性自我形象的不完满性和社会形象的低下性。宗教对女性所采取的这种态度不能使女子的人情人性得以健全，却成为后世男女不平等现实的宗教依据。
作为文学典型形象的妇女
拭去笼罩在《旧约》妇女身上的宗教色彩，我们可以发现，妇女也构成了一个多彩的文学世界。《旧约》不仅记录了她们的喜怒哀乐、人世浮沉，而且还创造出个性鲜明的妇女形象。她们在希伯来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在表现希伯来民族的生活理想和美学追求上，建立了不容抹杀的功绩。
步入《旧约》的妇女形象画廊，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是“众生之母”夏娃的形象。起初，受宗教教义的影响，这个女人一直背负着使人类陷于罪恶与劳作之中的责任，是与《新约》中的圣母玛利亚相对立的原型人物，成为西方文化中所有恶与淫的女性形象的象征。随着近代工业文明的崛起，以及人文主义，特别是启蒙运动的发展，西方文化中“玛利亚－夏娃”女性形象模式被打破，夏娃一改过去面目，成为一个美丽而勇敢，具有母亲特征的形象。
《创世纪》向我们描述了夏娃犯罪的过程。故事中的蛇为了把人类引入歧途，狡猾地诱骗夏娃，让她对上帝的禁令滋生疑问。它问夏娃：“上帝岂是真说，不许你们吃所有树上的果子么？”夏娃天真地回答：“园中树上的果子我们可以吃；惟有园当中那棵树上的果子不可以吃。”蛇又说：“人吃了智慧树上的果子眼睛就明亮了，能象上帝一样辨别善恶。”于是，夏娃以极大的勇气第一次违背了上帝的命令。在这里，夏娃被蛇征服的原因极富启发性。她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好作食物，也悦人的眼目”，她的感官欲望受到了诱惑；她又看见“那棵树上的果子能使人有智慧”，这才是最有力的诱惑。这一精神诱惑导致夏娃受到上帝严厉的诅咒，然而，人类历史的帷幕却从此拉开。可见，夏娃是一位向往智慧和美的女性。
夏娃还是一位富有母爱的女性形象。《创世纪》4:1写道，她有一个备受宠爱的儿子，特意取名为“该隐”，意思是“得到”、“拥有”。这个生动的细节让人感受到初为人母的夏娃的那番欣喜，那般情深。
夏娃是旧约文学中最早出现的女性形象，她显示出与男人相同的天性，而且还以美丽、勇敢、智慧和母爱启发后人。她摆脱了宗教力量的束缚，成为世界文学中最迷人的典型形象之一。
到旧约传说时代，女人失去了与男人平等的地位，如亚伯拉罕传说中的撒拉，以撒传说中的拉结和雅各传说中的利百加，她们的形象往往被她们丈夫的身影所淹没。不过即使这样，我们仍然可以从她们身上解读出《旧约》作者对人性、爱情和美的赞颂。
《创世纪》第12-23章记载了亚伯拉罕传说。其中撒拉的形象乍看起来几乎消失在她丈夫的高大形象和伟大事迹之中。但是，只要把传说中撒拉的叙述文字连贯起来，我们就会看到一位用简洁而具有深远涵义的文字刻画出来的真正女性。
撒拉是个“容貌俊美的妇人”，她性情温顺，从未违背过自己的丈夫。当她知道自己要离开故乡迁徙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帮助丈夫完成上帝赋予的使命时，她温顺地跟随丈夫开始几乎持续他们一生的徒步旅行，从未表现对劳苦而动荡生活的不满。
在《旧约》中，顺从是撒拉可贵的品格。撒拉因顺从丈夫而备受上帝爱护。这一点通过亚伯拉罕的性格弱点表现出来。亚伯拉罕因对上帝缺乏信心，两次向寄居地的国王谎称撒拉是自己的妹妹，以求保全自己。当法老把撒拉带进寝宫后，上帝便把灾难降到法老的王宫中。这个事件表示上帝保护了撒拉的婚姻，是上帝爱护撒拉的明证。
撒拉象每一个平凡女子一样，是一个渴望拥有自己孩子的人。当她步入老年而没有生育子女时，她的性格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她把自己的使女夏甲送给亚伯拉罕做妾，希望“因她得孩子”。而夏甲怀了孕便开始“小看她的主母”。撒拉在愤怒与嫉妒中将夏甲赶出家门。这些生动逼真的描写，展现了撒拉形象的另一侧面——专横的主母形象。然而这时故事情节发生了戏剧性的转折：上帝的使者对亚伯拉罕的访问改变了撒拉的命运，她年老得子，终于成为以撒骄傲的母亲。这再次显示了上帝对撒拉的极大偏爱。与此同时，故事中又出现了酷似现实生活的一幕：撒拉再次向夏甲发泄自己的愤怒，并成为一个为自己孩子争求产业的母亲。她对亚伯拉罕说：“你把使女和她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
传说的作者一方面无法掩饰对撒拉的偏爱，另一方面又不能不如实记录作为妻子和母亲的撒拉狭隘的性格。在这种矛盾心理的作用下，一个顺从而专横、自我牺牲而毫不宽容、充满现实主义精神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终于完成了。这就是具有丰富的心理世界和细腻的情感体验、性格丰富而非观念化的撒拉。
妇女同样也进入了《旧约》的史传文学。她们展示了希伯来民族历史的生动画面，表达了作者对历史的态度和对英雄主题的赞颂。
《旧约》史传文学一般指《约书亚记》、《士师记》、《撒母耳记》上下、《列王经》上下、《历代志》上下等十卷历史书。它们记载了希伯来民族从公元前十三世纪到公元前五世纪之间的史实。这期间有许多著名的女性出现，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女先知底波拉。
学者们认为，底波拉生活在公元前十二世纪左右。当时以色列人已进入迦南，从游牧生活逐渐转为农耕定居生活。他们不断遭到当地民族的侵袭和掠夺。在这种情形下，以色列人中兴起了士师，即拯救民族危亡的英雄。女先知底波拉成了一位士师，率领以色列民众抗击异族侵略。在《旧约》的众多妇女形象中，她代表了那些当男人缺乏信心和勇气时，担当起领袖的重任，将民族引向胜利的妇女典范，堪称圣女贞德式的优秀女人。
底波拉住在以法莲山地他玛和伯特利中间的棕榈树下。“以色列人都上她那里去听判断。”她被人民推举出来，并凭着自己杰出的个性和对上帝的信念而成为以色列人的无冕女王。在《士师记》中，底波拉的形象主要通过一场战争树立起来。当时，底波拉为以色列义军任命了一位统帅。这位统帅率领军队打败了欺压他们达二十年之久的敌人，给以色列人带来了四十年的和平生活。故事没有直接描绘底波拉的勇敢或智慧，而是通过她任命义军统帅的行动展现其坚毅果断的性格。战争之后，她创作的《底波拉之歌》进一步烘托出她的形象。这是一首迸发着激情的胜利之歌，它仿佛使我们看到了一位极度蔑视软弱、穿起盔甲英勇作战的妇女形象。
底波拉是旧约文学中妇女形象和英雄主题相结合的完美结晶。她既是一个生动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个富有魅力的文学形象。从她身上，旧约文学的历史性和文学性等特色都得到了具体的体现。
形成于公元前五世纪至公元前二世纪之间的《旧约》小说，与旧约文学其他体裁的作品相比，叙事结构、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等方面的写作技巧都日臻成熟。《旧约》小说对妇女形象的刻画也达到了较高艺术水平。《路得记》和《以斯帖记》都是以女性为主人公的小说。小说通过两个女主人公叙述希伯来民族与异族交往的故事，表达信仰和爱国等高尚主题，为《旧约》的女性世界增添了异彩。
《路得记》因叙述摩押族女子路得的经历而得名。故事开始时，寄居在摩押地的犹太人拿俄米的丈夫和儿子都死了，她决定返回犹大的伯利恒。身为拿俄米儿媳的路得，面临跟随婆婆到伯利恒去还是留在摩押地的选择。路得形象的塑造就是从她的选择开始的。从小说中可以看到，路得首先是一位选择了坚定信仰的女性。《路得记》1：16-17记述路得表示要坚定地跟随婆婆的话，早已成为西方文化中的著名佳句：“不要催促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上帝就是我的上帝。”这段话表明，路得不仅选择了家庭生活，而且选择了宗教信仰，这在《旧约》中意义十分重大。信仰使一个异族女子得以进入以色列人的世界，并成为《旧约》妇女的高尚典范。
小说很少正面描写路得形象及其内心的复杂感受，总是着眼于对路得与拿俄米、波阿斯等人关系的处理，展开一系列的情节，含蓄而巧妙地烘托出路得的美好形象和高尚品格，最后水到渠成地以路得与波阿斯成婚的结局完成对形象的塑造。
小说没有对路得的容貌做任何暗示，却以纯朴的语言和完美的构思揭示了她的卓越品质：一颗美丽的心灵、一个慷慨的灵魂、一种对上帝的坚定信仰和一种温顺谦和的个性。小说通过路得形象向人们展示了旧约文学朴实而优美的特色，也表明了希伯来民族对女性理想生活的向往。正因为如此，路得一直被当作女性的榜样，受到西方诗人，画家和音乐家的钟爱，不断成为他们艺术创作的主题。
和路得一样，以斯帖也是一个深受人们喜爱的妇女形象。《以斯帖记》以宫廷中的贵族生活为背景，描写了被放逐后的犹太人与异族统治者进行斗争的生动过程。
小说一直采用正面描写的方式塑造女主人公形象。以斯帖最初以理想化的方式出场。她“容貌俊美”、“凡看见以斯帖的都喜悦她”。波斯王亚哈随鲁选立她为王后。虽然她的犹太人身份没有让国王知道，但作者却向读者介绍了两次，为情节发展埋下伏笔。接着，小说在宰相哈曼与犹太人的矛盾冲突中开始逐渐揭示以斯帖的性格。哈曼怨恨犹太人，向国王屡进谗言，蛊惑国王签署了一道处死国中所有犹太人的敕令。对以斯帖有养育之恩的犹太老人末底改请求以斯帖拯求民族的命运。以斯帖最初有些犹豫，后来毅然违背定例，以巧妙的方式接近国王并博得他的同情，使情势发生转折。最后以斯帖以委婉而诚恳的话语向国王表达了她对犹太人的深情，从而使故事出现了令人满意的结局。小说以紧凑洗练的高超技巧刻画形象，不仅突出了以斯帖的勇敢性格，而且通过她那迂回曲折的斗争方式赞扬了她的机智和深情。
以斯帖是《旧约》中最动人的女性之一。她集容貌姣美和智慧超群于一身，坚强泼辣，挚爱民族，代表了希伯来人的群体风貌。现在看来，作为一个历史人物，以斯帖是解救民族危难的伟大英雄；作为一个妇女形象，她是在富有和权势中依然保持高洁个性的优秀女子。作者甚至把以斯帖当作犹太民族的象征来描写，表达了他们对《旧约》妇女的美好感情。
《旧约》作者在塑造上述妇女形象时，采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相融合的创作原则，既忠实地记录不同历史时代妇女生活的特色，又保留了妇女形象的个性特征，使她们不再是被纳入“玛利亚－夏娃”模式中非天使即妖女的两极形象，而成为有血有肉、贴近现实生活、寄托作者美好感情和生活理想的女性形象。正是这些女性形象的成功塑造，使得旧约文学毫无愧色地矗立于世界文学之林。
纵观《旧约》的妇女群像，这些女子们最初在宗教传统的压力下，被异化成各种宗教观念和象征，成为犹太教统治者进行道德说教的工具。这一事实为我们认识希伯来人的妇女观，考察现实生活中男女不平等的宗教根源提供了重要依据。而从另一角度看，《旧约》妇女一直在努力摆脱社会、宗教、习俗对其形象的歪曲反映，以鲜明的人性、出色的能力、优秀的品格和坚定的信仰，成为希伯来民族性格的杰出代表。因此，她们的形象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内容，也对后世作家的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旧约》妇女成了作家钟爱的人物，如十七世纪英国大诗人弥尔顿以夏娃的故事写成史诗《失乐园》，又以参孙被大利拉陷害的故事创作了悲剧诗《斗士参孙》；法国古典主义剧作家拉辛以《旧约》妇女为主人公创作了两部悲剧《以斯帖记》和《雅他利娅记》。此外，拜伦的《耶弗他的女儿》，劳伦斯的《参孙和大利拉》都是依据《旧约》与妇女形象有关的内容写成的。而在各类作品中，以《旧约》妇女的形象或故事为典故的例子更是举不胜举。我们完全可以说，《旧约》妇女并非最完美的女性，却是生动感人的形象。在人类文明史上，她们对希伯来乃至世界文明做出过重大贡献，是我们辩证地认识妇女在世界文明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重新评价妇女社会形象的可靠依据。
注释：
①见《妇女与世界宗教》第9页，D·L·卡莫迪著，徐钧尧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年。
②见《Women of the Bible》H·V·Morton,Dodd,Mead ＆ Co-mpany,New rork,1943。
③见《新约·路加福音》17: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