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新民主主义论文,文化论文,毛泽东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41.67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3926(2002)10-0220-04
1949年9月16日，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对于美国国务院白皮书和艾奇逊信件的评论《唯心历史观的破产》一文中宣告：“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从这时起，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1](p.1509-1516)毛泽东在此向全世界表明了两层意思：一是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中国文化也站起来了；二是中国共产党在马列主义的指导下，承担了并继续承担着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在这一承担和完成复兴中国文化的历史使命进程中，毛泽东作出了尤为突出的贡献。他在领导中国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实践中，逐渐形成了他的文化观，这就是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提出和界定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萌芽于他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时，而第一次明确地界定和完整地论述这一思想是在抗日战争时期。1940年1月，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首次提出了“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的概念，对他历来所倡导和表述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思想进行了详尽地阐述。在这篇文章中，毛泽东对新民主主义文化的范畴、领导阶级和领导思想、性质、定义、内涵等方面都作了明确的界定和表述，是他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最集中体现。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归属范畴。毛泽东首先对文化的归属范畴作出了界定。他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很显然，毛泽东在此将文化归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而新民主主义文化，毛泽东称之为新文化，他也明确指出：“至于新文化，则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新政治和新经济的东西，是替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2](p.384)这即是说，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自然也不例外，属于上层建筑的范畴。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领导阶级和领导思想。既然新民主主义文化属于上层建筑，毛泽东在考察时就始终将其与中国民主革命的发展、尤其是五四运动以后的变化联系在一起。他分析了五四运动后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使得中国民主革命的领导阶级已由资产阶级变为无产阶级、性质也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成为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的历史巨变，由此得出结论：“由于现实中国革命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因而现实的中国新文化也不能离开中国无产阶级文化思想的领导，即不能离开共产主义思想的领导。”[2](p.396)在此，毛泽东将其新民主主义文化明确地纳入到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和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阵营。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毛泽东客观地分析评价了当时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状况，批评了简单地以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领导权已属于无产阶级，因而新民主主义文化也就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错误观点，指出：“就整个社会来说，我们现在还没有形成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和经济，所以还不能有这种整个的社会主义的国民文化。”[2](p.396)“就整个政治情况、整个经济情况和整个文化情况说来，却还不是社会主义的，而是新民主主义的。”[2](p.395)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明确界定为新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定义。毛泽东如是表述：“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2](p.388)这一表述与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完全一致，进一步体现了新民主主义文化为新政治、新经济服务的上层建筑属性。
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毛泽东在文章中明确地指出：“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2](p.400)这一思想成为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最核心的内容和特征。
毛泽东的上述论述和界定表明他已形成了完整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这成为了毛泽东、乃至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完成复兴中国文化历史使命的指导纲领。
二、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强调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2](p.398)其中包含了三层意思：
1.应有民族尊严和独立性。毛泽东深恶1840年以来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不仅是政治的、经济的，而且还有文化的。他讴歌五四以来向帝国主义文化展开的英勇进攻，尤其赞扬鲁迅的斗争精神：“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宝贵的性格。”“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2](p.388)因此，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反帝应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重要内容；民族性应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根本形式。这种民族性体现在“它是反对帝国主义压迫，主张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独立的。”[2](p.397)
2.应有民族的特性和历史的继承性。毛泽东始终强调中国文化一定要有中华民族自己的特色，要有自己的形式，也就是民族的形式，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民族的。”[2](p.397)毛泽东主张中国文化应有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但他并不是简单地“喜新厌旧”，而特别强调中国文化应有历史的继承性，因为他推崇的民族特色文化的源和根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纵观毛泽东的一生，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喜爱、尊重和继承是他毕生未变的文化信仰和实践。
3.应有与世界先进文化的联系和融和性。毛泽东主张中国文化应具有民族性，他反对、甚至厌恶崇洋媚外，但并不排外。他在《反对党八股》中批评那种“把国际主义的内容和民族形式分离起来，是一点也不懂国际主义的人们的做法。”[3](p.522)认为中国文化应“同一切别的民族的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相联合，建立互相吸收和互相发展的关系，共同形成世界的新文化。”[2](p.397)他主张“要多多吸收外国的新鲜东西，不但要吸收他们的进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们的新鲜用语。”“要从外国语言中吸收我们所需要的成份。”[3](p.514)“毛泽东这种将中国文化与世界先进文化联系、融合的思想，在他的讲话、文章中无处不见。他最善于用中国民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形式来阐述马列主义的科学理论，其中，最伟大的成就就是将马列主义中国化，并产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毛泽东为此作出了最杰出的贡献。
三、科学的、辩证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认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是科学的、辩证的文化，“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2](p.398)
毛泽东的科学文化观中包含有四层含义：
1.指导思想上应坚持唯物论。作为一个共产党人，毛泽东的世界观是唯物主义的，他的文化观和指导思想也是唯物主义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共产党员可以和某些唯心论者甚至宗教徒建立在政治行动上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但是决不能赞同他们的唯心论和宗教教义。[2](p.398)毛泽东坚持、并始终执行这一文化指导思想。
2.认识上应坚持辩证法。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处处体现着“自由是必然的认识和世界的改造”的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思想。在对待中国历史文化和外国文化上，他主张要继承中国的历史文化和吸收外国的文化，但反对不加区别、全盘接受的作法。反对好即全好、坏即全坏的形而上学的认识论。他认为：“我们必须尊重自己的历史，决不能割断历史，但是这种尊重，是给历史以一定的科学的地位，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的发展，而不是颂古非今，不是颂扬任何封建的毒素。”而对于“一切外国的东西，如同我们对于食物一样，必须经过自己的口腔咀嚼和胃肠运动，送进唾液胃液肠液，把它分解为精华和糟粕两部分，然后排泄其糟粕，吸收其精华，才能对我们身体有益，决不能生吞活剥地毫无批判地吸收。”[2](p.399、397-398)如对孔子的哲学思想，他指出：“孔子在认识论上与社会论上的基本的形而上学之外，有它的辩证法的许多因素。”“孔子的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在对待其它中外文化遗产、历史与现代人物及其论著、思想中，这种一分为二的辩证思想也始终存在。
在对待理论与实践的关系和作用上，毛泽东同样坚持辩证法的认识论。他强调“实践的观点是辩证唯物论的认识论之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2](p.122)在他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倡导和坚持实践是一切结论的先导，主张“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2](p.48)毛泽东重视实践，但并不否认理论的重要和作用。他在1941年3月17日写成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之《序》中十分推崇斯大林的观点：“实践若不以革命理论为指南，就会变成盲目的实践。”[3](p.467-468)
3.方法上应坚持实践论。用什么方法去创造、宣传、运用先进的文化理论呢？毛泽东认为只有一个方法，这就是实践，这是他唯物辩证法思想的又一体现。他在1936年12月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读书是学习，使用也是学习，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2](p.100)表明了予学于用的方法论。在《整顿党的作风》中，他向全党发出号召，要全党“学会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地研究中国的历史，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因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3](p.491)毛泽东对此身体力行，在实践中传播、创造、运用中外先进的文化理论，既创立了指导中国革命的理论毛泽东思想，同时也形成了科学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4.效果上应坚持先进性。毛泽东认为，文化效果的先进性体现在文化应代表社会发展的方向，应代表先进阶级的利益，应对社会的发展和进步起到推动作用。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鲜明地表明：“要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就是我们在文化领域中的目的。”[2](p.349)正因如此，他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意义，因为它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任务相一致，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序幕。
四、大众的、民主的新民主主义文化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这种新民主主义的文化是大众的，因而即是民主的。”[2](p.399)毛泽东的这一文化观包含有三层含义：
1.服务对象应是90%以上的工农民众。毛泽东认为文化为什么人服务是一个根本的、重要的原则问题，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指出：新民主主义文化“应为全民族中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工农劳苦民众服务，并逐渐成为他们的文化。”[2](p.399)他由此提出文艺工作者应深入群众生活，了解和熟悉群众的感情和语言，以做好服务工作。并进而解释了什么是“大众化”：“就是我们的文艺工作者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3](p.532、526、527)
2.应坚持两个互相区别和联结。在毛泽东的文化观中，大众的、民主的文化并不意味着对所有对象不加区别，用一样的模式、一样的方法、一样的内容进行文化教育。他认为应注意两个区别与联结：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毛泽东这种思想在他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有明确的论述。他认为普及和提高的前提与基础都应是工农大众，因为“我们的文艺，既然基本上是为工农兵，那末所谓普及，也就是向工农兵普及，所谓提高，也就是从工农兵提高。”他指出普及是基础、提高是发展。“提高是应该强调的，但是片面地孤立地强调提高，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那就错了。”[3](p.536)错在忽略了中国工农大众的实际思想文化状况，错在没有认清普及与提高所面临的任务。由于“普及的东西比较简单浅显，因此也就比较容易为目前广大人民群众所迅速接受。”“所以在目前条件下，普及工作的任务更为迫切。”[3](p.539)毛泽东强调普及的更为重要和迫切，并不意味着对提高的忽视，他认为二者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为普及需要发展，普及也会使工农大众的思想文化不断提高，并因此不满足于简单的普及而要求提高。正因为这样，“普及工作不但不是妨碍提高，而且是给目前的范围有限的提高工作以基础，也是给将来的范围大为广阔的提高工作准备必要的条件。”[3](p.540)毛泽东将提高分为两种，一种是对群众的提高；一种是对干部的提高。两种提高的联结在于都是为人民大众的，区别则在于教育的程度上，因此他提出文学艺术应该“既有从初级的文艺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为被提高了的群众所需要、或首先为群众中的干部所需要的高级的文艺，又有反转来在这种高级的文艺指导之下的、往往为今日最广大群众所最先需要的初级的文艺。”[3](p.540-541)毛泽东的上述观点不仅适用于文学艺术，也贯穿于他的整个文化观，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文化观念。
3.革命文化应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有力武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战线中的一条必要和重要的战线。”[2](p.399)毛泽东将革命文化喻为武器，意即文化应为政治斗争服务，应发挥传播革命理论和思想，启发、教育、提高人民大众的革命觉悟的作用，应发挥在文化战线上为配合革命的政治和军事斗争开辟文化战场、冲锋陷阵、克敌制胜的作用。
五、毛泽东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特点
纵观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可以看出四个十分明显的特点：
1.民族性与科学性的统一。毛泽东强调文化的民族性，但他并不是盲目地、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而表现出宽阔的包容胸怀和科学的取舍态度。他厚今但不薄古、扬中但不抑外。对于所有历史的、外国的东西，他都不是简单的舍弃或接受，而是用科学的唯物辩证法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观察、分析、鉴别，只要于社会发展进步有利；只要符合人民大众的利益；只要能推动人民革命的前进，他都给以肯定，并能虚心学习和应用，反之则坚决抛弃。正是这种民族性与科学性的高度统一，使毛泽东的文化观始终处于代表社会发展方向的进步行列，具有无限的生命力。这一思想的发展，也为新中国成立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提出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双百方针的制定奠定了基础。
2.人民性与阶级性的统一。毛泽东的文化观具有人民性，是人民的文化观。他历来认为人民大众是文化创造最深厚的源泉，主张文化应源于人民，并服务于人民。毛泽东人民性的文化观中又具有鲜明的阶级性，他认为：“在现在世界上，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3](p.541、543)他公开宣称，他所指的人民，是占人口90%以上的工农民众；他所指的阶级，就是无产阶级。
3.创造性与现实性的统一。毛泽东主张文学艺术应在学习中外精品的基础上有所发展、有所创造，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哪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但创造不是闭门造车，应深入人民大众的现实生活，创造出具有革命性和现实意义的文化作品。“应当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帮助群众推动历史的前进。”[3](p.537、538)这种创造性与现实性的统一，就是毛泽东要求文化必须为现实服务、为革命服务、为人民大众服务的直接体现。
4.革命性与艺术性的统一。毛泽东要求文化应是革命的文化，因为文化属于上层建筑，应为无产阶级的政治服务。但他反对空洞的政治文化，反对无艺术形式的政治说教，主张“声情并茂”，主张用完美的艺术形式来表现革命的政治内容。如他《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所说：“我们的要求则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缺乏艺术性的艺术品，无论政治上怎样进步，也是没有力量的。”[3](p.547)
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文化观产生并形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因而带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他的文化观，是毛泽东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中国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为后来中国社会主义文化的建设莫定了坚实的基础，作出了重要的贡献，至今仍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收稿日期：2002-08-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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