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评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财政政策论文,收入分配论文,效应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导言
缓解收入不平等和拉动内需一直是我国理论界和实务界关注的重要问题，也是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两项重要任务。自凯恩斯学派以来，政府对收入分配的影响和干预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凯恩斯本人认为政府应该通过税收来调节收入分配不平等，并且提出两条方案：一是改变税收结构，从间接税为主转为直接税为主；二是变固定税率和比例税率为累进税率。这一研究在后来又相继被新凯恩斯学派、新古典综合派、新剑桥学派等发展和推进。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居民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不断加深，而且内需不足一直是困扰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在此背景下，改善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通过财政政策影响私人收入分配决策、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二、财政政策对私人收入分配决策影响研究新进展
1.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非线性效应的研究。Giavazzi & Pagano（1990）研究了20世纪80年代最大的两个财政调整：丹麦1983～1986年和爱尔兰1987～1989年。在这两个时期，结构赤字分别下降了9.5％和7.2％，而私人消费却分别上升了17.7％和14.5％。这说明了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效应出现了非线性，由此拉开了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实证研究的序幕。近年来，国外研究财政政策对私人消费的非线性效应的文献渐渐增多，包括理论和实证两方面。理论文献侧重于分析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产生原因（主要是需求方面的原因）。综观这些理论文献，财政政策产生非线性效应的第一个渠道是标准的宏观经济财富效应。由于赤字降低（挤进效应）和政府债券风险溢价减少直接降低利率，提高个人财富，刺激了私人消费。除此以外，还有两个渠道可能解释财政政策的非线性效应：预期通货膨胀的降低和私人消费对前期政府消费的替代。然而Giavazzi & Pagano（1990）的实证研究表明，这些渠道并不足以解释过去几次财政调整中私人消费的剧烈变化。于是，学界将影响主体预期变化的因素作为对财政政策非线性效应的解释，弥补了标准财富效应渠道的不足。该方面代表性文献有：Blanchard（1990）、Feldstein（1982）、Sutherland（1997）、Bertola & Drazen（1993）等。继Giavazzi & Pagano（1990）的研究后，该领域的实证文献不断涌现。如Giavazzi & Pagano（1995,1996）、Alesina & Ardagna（1998）、Van Aarle & Garretsen（2002）、Cour & Dubois（1996）、Perotti（1999）、Hoeppner & Katrin（2001）、Hjelm（2002）、Nakazato（2002）、Toshihiro（2005）等。
2.财政政策对私人劳动供给和投资非线性效应的研究。（1）政府购买支出的非线性效应研究。Hall（1980） & Barro（1981）研究了政府购买和跨期替代效应在收入分配决策中作用。其研究发现，政府购买的短暂变化引起了实际利率的调整，并比政府购买的永久变化引起更大劳动供给和产出反应。与此相反的是，Aiyagari,Christiano & Eichenbaum（1992）强调了政府购买提高的财富效应，并说明政府购买持久的升高能比短暂的升高产生更大的劳动供给和产出反应。Baxter & King（1993）强调了政府购买变化引致的扭曲性税收的变化产生了跨期替代效应，这影响了劳动供给。Lump－sum税收产生了财富效应，财富变化把劳动供给推向了与跨期替代效应相反的方向。而Hermes & Lensink（2001）利用LDCs国家面板数据研究发现，不同的财政支出和收入成分对投资的影响也是不同的；特定财政支出或收入与投资之间的关系是非线性的。（2）税收变化的非线性效应研究。部分学者研究了税收变化的非线性效应，如Dotsey（1994）在一个无弹性劳动供给模型中表明，赤字融资税收削减引起了投资水平的立即下降，因为人们预期到将来的资本税率会更高。税率遵循一个两状态的马尔柯夫链，其转移概率依赖于国债比率。向低税区制转移导致国债上升，从而提高了转回高税率区制的可能性，使得投资降低。Dotsey（1990）强调，当以扭曲性税收作为赤字融资的方式时，政策变化的预期持久性在决定投资如何对税率变化做出反应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被预期成持久变化的暂时性税收削减提高了投资水平。在他们的研究中，劳动供给是无弹性的。Davig（2004）用区制转移模型研究美国数据发现，存在两个区制：一个是低国债区制，另一个是高国债区制。对国债比率的一个大的冲击或持续的小的冲击将改变主体关于当前区制的推断，并将出现与固定区制模型不同的决策。一个从低国债比率区制向高国债比率区制的转变将使主体预期到在将来时间里，国债将上升，税率将下降，且处于相对较低的水平。另外，随着税率的些微上升（这不改变主体对区制的推断），区制转移模型中的主体决策就和固定区制模型中的相似。已有研究的不同主要在于：①影响劳动供给弹性的参数值；②政策变化的预期持久性；③税收方法：lump－sum还是扭曲性税收。尽管存在此般不同，我们认为所得税率的下降提高了劳动供给，从而提高了产出。然而，税收削减后确实出现了收入在消费和投资方面分配的不同。关于政府将来将如何提高收入的预期是引导收入分配决策的主要因素。
三、国外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研究综述
近年来，国外学者纷纷展开财政政策对收入不平等影响的研究，梳理已有文献发现，关于转移支付的作用争论较少，学者们普遍认为转移支付能有效降低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如Cashin & Sahay（1996）等。只有一篇论文认为转移支付对收入分配的影响较小，或者只有在中长期才有效（Bulir,2001）。
除了转移支付外，有文献研究了整个政府支出变量，以及不同支出变量的影响，发现政府支出能够减少收入差距，但某些支出却有相反效果。Ramos & Roca－Sagales（2008）运用向量自回归模型，以1970～2005年数据为样本，研究英国财政政策对经济总量与收入分配的长期影响。在收入分配方面，他们发现，增加政府公共支出能明显降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增加税收（间接税、直接税与收入分配不均衡的关系不显著）则会加剧收入分配不平等的现状。Abel（1994）使用时间序列数据，分析美国在越战后，政府的国防支出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在实证分析过程中还选取了税收、经济增长率、利率、通胀率和非军事开支等宏观经济变量，其结论是高军事开支对收入分配不平衡有着很明显的加剧作用。而Wolff & Zacharias（2007）以家户为单位，使用政府净支出（转移支付＋公共消费－税收）来衡量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公平的影响。在使用美国1989和2000年的数据基础上，分别计算了用于净支出的数额和几种不同基尼系数（财政政策对收入调整前与调整后）。计算结果表明，在政府净支出调整后的家户收入均值小于调整前的均值，但是中位数的情况却与此相反，这说明虽然1989年和2000年的政府净支出都是负值，但是在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却是明显的—它对收入十等分方法下较低收入的6组有正影响，对较高收入的4组则有负影响；通过不同财政政策工具调整前后计算得出的基尼系数说明，在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上，政府支出的作用要大于税收；政府转移支付（尤其是社会保险和医疗）在降低收入分配不均的作用上是积极的；政府公共消费对降低收入分配不均衡的作用也是积极的，但不如前者作用大；税收的作用则是中性的，甚至是负的。
已有文献关于税收政策的影响效果存在较大分歧，主要代表性文献包括：
认为税收和转移支付能明显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文献包括：Harding（1993）指出“税收—转移支付系统”在短期内能有效地对收入分配进行调节，使一部分收入由富人手中转移到穷人手中；从长期而言，这种效果没有短期明显，但还是存在的。他在1997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后续研究。
另有学者专门研究税收对收入不平等的影响，认为税收能有效降低不平等程度的有Hassan et al（1996）、Lambert（2001）、Clark & Leicester（2004）等。认为税收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不显著的代表性文献是JPillarisetti（2003）。
最后，部分学者研究财政政策（税收和政府支出）对减贫的作用，如Robalino & Wart（2006）从税收与公共支出角度研究财政政策对泰国减贫的影响，他们认为，保持税收总量不变，但是通过改变税收结构，就会对贫困率带来影响，例如增加10％的个人所得税，同时削减其他税收以保持税收总量不变，就会使贫困率从16.3％下降到15.4％；另外，政府通过增加健康和农业等方面的公共支出，也会对减少贫困有积极作用。Dollar & Kraay（2002）的实证研究说明，没有证据说明政府在健康和教育方面的公共财政支出对穷人的收入有系统影响。
四、国内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综述
1.税收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几乎不存在，如郝如玉（2004）认为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控功能上存在局限性，从而指出税收并非调节收入分配差距的万能之匙。张文春（2005）分析了发展中国家利用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再分配的情况，发现发展中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对于改善收入分配不公几乎不起作用，累进的个人所得税制的成本高昂，由于个人所得税的低效率，如果政府想利用税制来消除贫困和不公平现象，最好考虑其他的方法；在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收入分配的效果不明显，应该采取以低收入者为目标的财政支出计划和其他政策措施。
另有学者认为，个人所得税对收入分配调节作用明显，如王亚芬、肖晓飞、高铁梅（2007）通过计算我国城镇居民税前收入、税后收入、税收收入的基尼系数和各个收入阶层的平均税率，并建立计量经济模型，从多个角度分析了个人所得税对城镇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最后得出结论：目前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仍呈扩大趋势，但没达到两极分化的程度，2002年以来个人所得税逐渐发挥对收入分配差距的调节作用；减少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增加中、低阶层的可支配收入，可以降低基尼系数；而对高收入阶层课以重税，降低高收入阶层可支配收入，也可调节分配不公，减少收入差距。周亚等（2006）通过模型建立税前、税后基尼系数与税赋、总收入、税赋基尼系数之间的数量关系，提供了一个对个人所得税的收入分配效应的规范分析框架。通过规范分析得出，累进的个人所得税有助于促进收入分配的公平，但是，如果个人所得税的税负总量占的比重较小，那么它的收入分配效应就会很有限，而且税赋基尼系数大于税前基尼系数时，个人所得税才能有效缩小收入差距。张世伟等（2006）设计了一个静态微观模拟模型，该模型应用长春市的微观数据，对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进行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虽然个人所得税制度改革使得区域经济税收收入明显降低且没有明显降低社会总体收入差距，但是税制改革达到了扩大中等收入阶层比例和促进税负公平的政策目标。
2.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研究。部分学者认为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作用明显，如寇铁军、金双华（2002）采用一元线性回归模型，分析基尼系数与财政福利支出、教育和医疗保健的支出的关系，认为上述财政支出对减少收入分配差距有积极作用。胡日东和王卓（2002）对我国1983至1999年的政府转移支付、城镇基尼系数和消费率进行研究，表明政府转移支付能缩小城镇基尼系数从而促进消费。王德文和蔡昉（2005）利用14个城市的调查资料证明转移支付对减缓城市贫困和收入不平等具有显著作用。孙文祥、张志超（2004）的实证结果表明：地方财政支出具有显著促进经济增长的作用，而中央财政支出则可以明显改善社会公平程度；不同的财政支出项目对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贡献具有显著差异，大多数支出项目往往很难同时顾及两个目标；通常只有文教、科学、卫生事业费支出既能推动经济增长，也能促进社会公平。林伯强（2005）利用省级数据建立了一个联立方程组模型，对中国各类农村公共支出在增长、地区不均等和贫困减少方面的效应进行了估计。结果表明，农村教育、农业研发和包括水利、公路、电力和通讯在内的农村基础设施等方面的生产增进型公共投资都促进了农村生产率增长，减少了地区不均等和贫困，但不同类型的公共支出的边际效应在不同阶段和不同地区存在很大差异。
认为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几乎不存在影响的有：朱国才（2007）的研究表明，根据国外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OECD国家转移支付规模变动与基尼系数变化有较强相关性，中央财政加大转移支付力度，鼓励地方财政增加福利性支出，有助于缩小因市场机制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但是通过实证分析，1995年以来中国的转移支付对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效果却不明显。张明喜（2006）使用1995～2004年我国28个省的面板数据，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1994年分税制改革以后转移支付与地区经济收敛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收入的收敛模式在全国范围内没有绝对收敛，也没有条件收敛，转移支付总体上没有达到缩小地区收入差距的效果。类似研究还有叶燕斐（2002）等。
认为财政支出（主要是转移支付）加剧了收入分配不平等的文献包括：黄祖辉、王敏、万广华（2003）首先运用GE区域分解方法，比较各省级行政区包含转移性收入和不包含转移性收入条件下的两组收入不平等值的差异，以分析转移性收入对各区域收入不平等的影响；接着运用GE收入来源法，通过转移性收入和其他分项收入对总区域收入不平等的贡献率的比较，分析转移性收入对收入不平等问题的影响。研究结论表明：我国现阶段的转移性收入并没有缩小收入不平等，相反是加剧了收入的不平等，尤其是加剧了城乡之间的收入不平等。王小鲁、樊纲（2005）使用1996～2002年我国30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的年度数据，首先通过面板数据模型证明我国的收入差距还有继续上升的明显趋势，但其下降阶段不能确证；接着通过模型分析经济增长方面的因素、收入再分配和社会保障、公共产品和基础设施以及制度方面的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目前的基本养老和医疗保险给中高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好处大于给低收入阶层居民带来的好处，反而扩大了收入差距；在农村社会保障方面，我国目前还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给广大农村居民提供与城市同等的保障，一个低水平、广覆盖的农村合作医疗体系亟待建立；我国的财政转移支付对减少城镇收入差距和地区差距的作用极其微小，而且对接受地区的农村内和城乡间收入差距反而有扩大的作用。
另有部分学者专门研究了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收入分配效应。如张世伟、李学（2008）提供了一个用于分析我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财政效应和收入分配效应的动态微观模拟模型，并依据长春市的微观数据进行了新旧养老保险制度的模拟实验。实验结果认为，尽管实施新的养老保险制度会带来收入差距的轻微扩大，但能够使养老金收支尽快趋于平衡，财政补贴明显降低，养老金替代率比较平稳，养老保险收益率明显提高。何立新（2007，2008）从不同角度（不同收入阶层间、代际间、终生收入为基础的长期收入分配效应）分析了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在收入再分配方面发挥的作用。发现总体上中国城镇社会保障制度缩小了个人收入差距，降低了相对贫困率，具有正的再分配效应。但社会保障对劳动年龄人群和老年人群的收入再分配作用非常不同，社会保障的再分配主要不是通过收入阶层间的再分配，而是通过代际间的收入再分配实现的——社会保障再分配的收入转移主要不是从高收入人群向低收入人群转移，而是从劳动年龄人群向老年人群转移。高收入人群通过社会保障体系转移出去的收入很少，中国社会保障费用负担的累进性很低。
五、简评及进一步研究方向
在财政政策对私人收入分配决策影响研究方面，出现不一致的主要原因包括：（1）在定义和划分非线性效应潜在阶段方面存在不同，有外生方法和内生方法之别，而且在外生定义和识别潜在阶段方面，所选指标和期间长度存在差别；（2）在检验非线性效应时所采用的计量方法也存在很大区别；（3）研究样本及样本区间的差异，这也是造成结果差异的主要原因。在财政政策对收入分配不平等影响研究方面，已有成果不一致的原因也与以上相似。
纵览已有文献发现，国内已有研究在许多方面还存在一定改进空间：（1）应区分不同财政支出项目和税种的收入分配效应，增强研究结论的政策启示；（2）重视财政政策对家庭收入层级带来的动态变化，并研究财政政策对代际之间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影响；（3）区分财政政策影响的长期情况和短期情况；（4）考虑财政政策对私人收入分配决策和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非线性效应；（5）在公平和效率兼顾框架下，确定财政政策发展方向与合理区间，如边际税率的合理区间；（6）在借助不同阶层税收负担分析税收调节作用时，没有考虑税收归宿问题，导致研究结论缺乏精确性；（7）构造省际面板数据，以及国别面板数据对以上所列问题进行研究和比较。
财政政策的收入分配效应研究，对于完善我国宏观调控体系，改善财政政策调控效率和效果，解决我国收入分配差距不断拉大，以及内需不足问题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基于此，今后应更加重视本领域研究工作，并从研究角度、研究方法、研究数据等方面加以改进，增强研究结论的精确性和政策启示的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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